1月15日，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梁志学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再次勾起了我对先生的深切怀念！  
　　我和先生的交往，是从我给他写信开始的。时间是1981年。那时，我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四年级学生，正在做毕业论文，准备写写谢林哲学。弗里德里希·谢林（1775—1854年）是德国古典哲学史上康德、费希特之后，黑格尔、费尔巴哈之前的一个重要哲学家。谢林在德国古典哲学史上那么重要，但国内关于他的研究少得可怜，根据当时的查找条件，我了解到解放前有2—3篇研究文章，解放后也大致如此。而由谢林之子于1856—1861年编辑出版的《谢林全集》就有整整14卷，而译成中文的只有一本，即梁志学和薛华合译的《先验唯心论体系》，197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国学术界对谢林的冷落与对康德、黑格尔的热情显出巨大的反差。当时在我看来，哲学史研究可以作出成绩的有两条路径：一是开拓，别人没有涉猎的你来研究，可以填补空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二是深化，别人已有研究的，你可以从新的角度、新的方法、新的高度，根据新的材料去掘进。我决意作第一类研究，立志成为未来国内谢林研究的专家。
　　
　　这种研究有没有价值，怎么研究，到哪里去查找资料？我写信向《先验唯心论体系》的译者梁志学先生求教。当时写什么都是手写，不像现在用电脑写信可以留存，信的原件寄给梁老师了，手头就没有了信的底稿。所以，我现在无法回忆起信的确切内容。根据逻辑推理，应该是先作自我介绍，再谈研究打算，最后请教一些问题，请求先生指导帮助，云云。
　　
　　在此之前，我和先生没有任何接触，我给他写信也没有经过任何人牵线搭桥。信寄出以后，我忐忑不安、翘首以待，那是自然的心理状态。
　　
　　很快，先生回信了！这既让我喜出望外，又在我期待之中。回信写道：“如果你想在德国哲学方面从事教研工作，我认为现在开始学习德语也为时不晚。如果想写毕业论文，我觉得似乎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第一，把题目选在能看到必要资料的程度或范围，譬如选‘谢林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思想的比较’（《先验唯心论体系》第二章有足够的材料，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也有中译本），如果选‘谢林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的比较’（《先验唯心论体系》第四章有足够的材料，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也有中译本）；……第三，发挥我们所长，不以占有资料取胜，而以理论分析取胜。”  
　　根据这些很有价值的意见，我开始了读书、搜集资料和研究。论文指导教师为本系黑格尔哲学专家朱亮教授。论文初稿《谢林辩证法思想初探》于1981年11月24日完成，整整3万字。
　　
　　我把厚厚一沓文稿寄给梁老师。那时写论文，都是用笔写，不是用键盘敲，写成再修改，改后要誊清，一般都是一张稿纸下垫上一张蓝色复写纸，一次用三到四张稿纸，形成一式三到四份的正式文稿。稿纸都是印了方格的，一页300到500字不等。3万字的论文，在60—100页之间，跑到邮局挂号寄出。从南京到北京，约要一周左右到达收件人手中。哪儿像现在通过电脑发电子邮件，或通过手机发微信，即发即到！
　　
　　先生阅后来信，肯定我“所作的述评基本上是正确的”，要求我改动一遍，“突出自己的看法，并在文字表达方面多下功夫”。朱亮老师要求我以论文中的“矛盾学说”部分为主体，适当扩充深化成12000字左右的文章，作为毕业论文，余待日后再论。
　　
　　根据两位先生的指导，论文于1982年1月10日最后改定，题目是《谢林矛盾学说初探》，11500字。我以此获得哲学学士学位，从而结束了大学学习生活。此文后经梁志学先生进一步指导，我又修改两次，最后由他推荐，发表在《外国哲学》第4辑，商务印务馆1983年9月出版。
　　
　　写到这里，我再次感慨万千！从我1981年上半年第一次给先生写信，到他把我的论文推荐给《外国哲学》集刊并确定发表，在这两年多时间内，先生不知道我是什么模样，我也不知道先生是什么样子。就凭我给他的一封信，他就热情并认真地履行起一个学者、老师的职责，一丝不苟地指导我如何研究，一字一句地审阅我的文稿，一次又一次指导我如何修改完善，而且不厌其烦，三番五次，直到推荐发表。这是什么品格与境界？感动我并让我难忘的原委就在这里！
　　
　　在一个人的学术生涯中，学士论文恐怕是最纠结、最感到困难、最需要帮助的第一个坎儿。因为我遇上了梁志学先生——一个这么权威又这么好的老师，这个坎儿我顺利地通过了！
　　
　　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发表论文，是最要紧、最渴望而又难度最大的事情。因为我遇上了梁志学先生——一个如此理解青年又如此给力扶持青年的老师，我的学士论文发表了，而且还是发在学术分量很重的集刊！
　　
　　先生对我的帮助多么重要，显然又是不说自明！
　　真是让我“铭记终身的提携”！
 
　　渐渐地，到了别人在学术上需要我帮助和提携、我也有能力帮助和提携别人的时候，我基本做到了尽力而为，既是对像先生这样许许多多老师的效仿，也是对像先生这样许许多多老师的回报。 　　1983年春，在南京建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的我，得知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10月将在呼和浩特召开年会。闻此消息我“如获至宝”，随即写信向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树人研究员提出申请，并附《论巴门尼德的“存在”》一文作参会的基本资格。5月，负责会务的冒从虎教授从南开大学复信：基本同意，待正式通知。
 
　　金秋10月，秋高气爽。我登上北上的列车，仿佛小鸟溜出鸟笼飞向蓝天、融入广阔世界一般惬意。这是我首次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也是首次跨越淮河。
　　
　　此行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去拜访与我通信已达3年之久、3次亲笔修改我那篇谢林论文的梁志学先生。梁先生专程从家中赶到办公室接待我这个未曾谋面的学生。先生豁达开朗，声音洪亮，十分健谈。当然，更没有架子，即使在我这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小青年面前，这位已经硕果累累、声名日盛的专家，平易近人，如同兄长，让我无拘无束。
　　
　　我准备了很多问题向他讨教，也向他汇报了我下一步研究谢林哲学的计划。他一一解答，热情鼓励，并给以指点。他特别强调，要想深入研究谢林，一定要学好德语，达到能够阅读谢林原著的程度。
　　
　　和先生见面以后，我对谢林的研究更钟情、更投入了。发表的论文有：《谢林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青年恩格斯对谢林的批判》；发表的译文有：《谢林的自然哲学》《青年谢林和康德》。198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朱德生教授主编《西方古典哲学名著菁华》，知悉我研究谢林，约我撰写《先验唯心论体系》提要，就是梁志学先生翻译的那本。我按约完成，《西方古典哲学名著菁华》后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那时，我差不多已成为国内发表谢林研究论文篇数较多的人了，但写作过程十分艰辛。对我来说，谢林哲学之晦涩难啃，超过康德、黑格尔，因为那时国内还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它，没有更多的研究资料可供参考。
　　
　　本来，我想一直研究谢林，但不会德语是我的短板；学习英语的过程让我体验到，要想从零开始去掌握德语是多么不容易。正好一个偶然的机会，推动我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1985年9月，我成了著名哲学家萧前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此后，我没有再写过关于谢林的文章，但对谢林的研究给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我于1989年5月调到了海南从事经济特区研究工作。我便想请先生来海南考察和讲学。但先生总说忙，一直没有成行。直到2007年12月，应海南大学邀请，先生和夫人沈真一起，来到了海口，让我十分高兴。
　　
　　那天晚上，我早早来到海南大学，和学校领导一起，陪先生走进报告厅。报告厅座无虚席。在热烈的掌声中，先生走上讲台。他特意穿了一套整洁的西装，系了领带，以饱满的精神、敏捷的智慧、洪亮的声音，作了题为《大学的理念——费希特的教育思想》的精彩报告。报告充分显示了他作为著名哲学家、翻译家和费希特研究专家的深厚功底，引起强烈反响。
　　
　　梁志学先生就这样以他那特有的气质和形象，永远地留在了海南、留在了我的心里！
 
　　（来源：《学习时报》2020年1月17日）
 
　　作者：周文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