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的一个文学研讨会上，我认识了王忆——当然，必须先认识王忆的父亲。坐在轮椅上的王忆，是由父亲推着来的。是来旁听。王忆的父亲，年龄与我相仿，但没有像我这样已经大腹便便，他个头不高，显得十分精悍。王忆的父亲送了我两本王忆的诗集。从作者简介中得知，王忆生于1989年，先天小脑瘫痪，几乎没有说话和行动的能力。但大脑不但正常而且很优秀，热爱文学创作，已经有不少诗歌、散文作品问世。当时便啧啧称奇。江苏作家协会十分重视培养青年作家，常举办读书班、讲习班一类活动，我也常常去讲课。每一次，王忆父女都来旁听。有时候，活动在那种很老旧的地方举行，根本没有特意为轮椅建造的通道，也不知王忆父亲是如何把自己和女儿同时运送到课堂的。反正是，每一次，老王推着女儿进来，找个合适的地方安顿好，才站直身子，擦擦脑门上的汗——即便是大冬天，也是满头大汗——显得很轻松似的。
 
　　这几年，王忆的创作进入一种颇为良好的状态。诗歌集、散文集出版了多种，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奖，短篇小说也颇颇在刊物上出现。现在，又出版了长篇小说处女作《冬日焰火》。 　　王忆天生小脑瘫痪，父母为了让她的病情能够尽可能好转一点，为了她能够多多少少具备一点生活自理能力，曾经经年累月地带着她求医问药，跑过许多地方。在她成长过程中，父母和她自己经受过的磨难、饱尝过的凄怆，是我们可以想象又难以想象的。说可以想象，是我们可以依据社会常识和一般的生活经验，去设身处地地体会他们的遭遇。说难以想象，乃因为我们不可能通过想象进入这样那样的具体情境。三十出头的王忆，试图通过长篇小说《冬日焰火》，表现出生以来体验过的苦痛与欢欣，表现自己作为一个轮椅生存者对社会和人生的感悟。所以，《冬日焰火》确实如王忆在后记中所说，是一部自传性的小说。王忆用洁净的语言，叙述了主人公小冬从出生到10岁的成长过程。其实，说小冬是主人公，毋宁说小冬的父母才是小说的主角。在孩子未懂事前，焦虑、恐惧和绝望，都只能由父母来承受。有了这样一个孩子，父母本来可以有多种选择。遗弃是并不罕见的处理方式。在王忆的小说中，也确实有人一再建议小冬的父母采取这种最“爽快”的方式，但小冬的父母从未考虑过以这种方式解除烦恼，相反，视此种建议为对自己人格的侮辱。虽不遗弃，但却仅仅是生物性地养着，不饿死冻死便好，随其自生自灭。选择这种处理方式的父母，也不能说没有。这至少可以说是精神遗弃。父母对孩子，养固不易，育则更难。而如果有一个先天脑瘫的孩子，育就是难得超乎想象的事了。而小冬的父母，非但没有对小冬有任何方式、任何程度的遗弃，相反，是尽最大努力对女儿尽着“育”的责任。小冬的父母，并不敢奢望女儿能够被育成“正常人”，只祈求女儿能够尽可能地与“正常人”接近一点。只要女儿与“正常人”的差距能够缩短一丁点，付出再大的牺牲都是心甘情愿的。所以，读王忆的《冬日焰火》，我们感受到从小冬父母身上放射出的强烈的人性光辉。  
　　有这样一个女儿，父母的内心一定有许多微妙的情思。王忆在《冬日焰火》中，对此种情思做了一定程度的表现，这是非常重要的。当小冬的病在省城确诊，父亲为了缓和一下夫妇二人心中的悲伤，提议一家三口游一次湖，毕竟，好不容易从乡下到了省城。在游船上，小冬的母亲李萍突然抱着孩子站立起来。这是像要跳湖的动作。这动作是下意识的，但内涵是丰富的。这样的人物表现，十分真实，也十分感人。在苏北当地的医院都看过了，省城的医院也去过了，小冬的父亲艾志刚决定到京城的医院去试试运气。本来就是贫寒的底层工薪阶层，为女儿治病已经经济十分困窘，一家三口要到北京，那要筹措一笔大钱。能变卖的都变卖了，当然还远远不够，东挪西借，加上亲友的资助，勉强凑齐了似乎够用了的一笔钱。这时，小说写道：“不到一周的时间，原本那个还有新房味道的家，变得空荡荡的。整个家里，只剩下那台十八吋的红梅牌彩电了。想到一家三口要去北京，再看看空荡荡的家，艾志刚心里突然有一种背水一战的神圣感，虽然他并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结果。”对父亲此时此刻出现的此种微妙心理的捕捉，是非常准确的，而这样的艺术表现，也是非常精彩的。还有，小说写了母亲每天带小冬爬楼梯，强迫小冬自己穿衣、吃饭和上厕所。每一个动作的完成，小冬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都要忍受剧烈的疼痛。作为母亲，李萍何尝不为女儿此刻的痛苦而痛苦，然而，她必须狠着心肠让女儿经受此刻的痛苦。我们会同情孩子此刻的遭罪，但我们却无由责备母亲此时的狠心。
 
　　王忆长篇小说《冬日焰火》，其实有着丰富的伦理意蕴。
 
　　王忆是第一次写长篇，当然也有着明显的稚嫩之处。我相信，她一定会越写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