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发现“皇后之玺”是半世纪前的故事，您为什么现在把它写出来，并做为《藏家》开篇之作？
 
　　许海涛：文学的秘密往往与故乡和童年有关。1968年，13岁小孩儿捡到国宝“皇后之玺”的传奇，生于1969年的我，打小就听进了肚子里。我家就在五陵原上，距皇后之玺发现地十多公里。半个世纪的发酵，这则传奇依然浓烈而又新鲜，要“溢”出来了。2018年，坐在夏夜长陵顶的凉爽里，我跟孔忠良——皇后之玺的发现者，13岁的小孩儿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聊了三个晚上，聊得很透，像透过密实的封土，看见长陵埋藏的所有秘密。陪伴我俩的，除了满天的星斗，更多的，是五陵原的风，两千多年幽幽的风……七天后，在孔忠良家不怎么明亮的电灯泡下，我用尽浑身本事，声情并茂，用秦腔把《皇后之玺》朗诵了一遍。孔忠良叫道：“没麻达，就是这！”介绍我认识孔忠良的唐顺陵文管所副所长李小勇跟着叫道：“许哥，写得美！”那一刻，没有词语形容我内心的波澜。就像五陵原上的黄土，我一直找不出词语来表达我的敬仰。
 
　　记者：《皇后之玺》最大的特点是非虚构性，故事中的人和物都有迹可寻。孔忠良作为事中人，他对《皇后之玺》是怎样评价的？
 
　　许海涛：在12月15日举行的《藏家》新书发布会上，孔忠良说：“这几年，采访我的记者多，包括中央电视台。说实话，那么些记者，就数许海涛问得细，细得不能再细，把我都给问箍住了。我负责任地给大家说，捡到皇后之玺上交国家的全过程，今后就再别问我了，以许海涛写下的书为准。”
 
　　记者：您三年时间接连出了三本书：《跑家》、《残缺的成全》、《藏家》，每一部作品都与民间收藏有关，为什么？
 
　　许海涛：写你手触的东西。我是跑家里的写作者，写作者里的跑家。作为跑家，走村入巷、挨门进户收古董，发现、搜集、保护历史的遗存；作为写作者，透过时间镌刻的包浆，挖掘一件件古董老物背后的人情冷暖、喜怒哀乐，并记录下来。《跑家》，写了一群民间寻宝人的故事。《残缺的成全》，展现了一位民间收藏家的精神追求。《藏家》通过13个“老古董”的故事，穿过历史的沧桑，领悟生命真正的意义和生活的本真。我愿意是跑家，发现更多的历史遗存，挖掘更多的传奇故事。我更愿意是写作者，用地道的乡土语言，讲述每一件“老古董”的前世今生，看见根脉的执着，唤醒人们心底的乡愁。
 
　　记者：采访中，我们发现一种现象，有些中小学生也是您的粉丝。他们特别喜欢《跑家》和《藏家》，说看您的书像是上历史文化课，生动有趣。请问：在通过文学作品讲好中国历史故事这方面，您有怎样的考量？
 
　　许海涛：您发现的这个现象，让我惊喜。对历史过往的好奇，萦绕于心的乡愁，不光是大人的专利，孩子们一样拥有。孩子们更愿意看到“形象”的历史。历史教科书上的一句概括，在我的小说里，可能是一枚印，一幅画，一片瓦当，一尊石刻。这些印、画、瓦当、石刻正是历史的细微，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综合信息。也可以说，历史光影的回照，正好镌刻在细微的遗存上。孩子们喜欢，大约是在我的小说里看到了历史的某一个侧面，活生生的侧面。正像我在《藏家》自序里所写：一幅画、一枚印、一件家当，像根须，传到如今，还活着，意味着根还活着啊！

　　通过文学作品讲好中国历史故事方面，我觉得，语言一定是中国的，纯正地道的中国语言；情感一定是中国的，含蓄而又浓烈的中国情感；故事一定的中国的，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大江南北“长”出来的中国故事。
 
　　记者：写作是一件孤独而艰辛的事情。请问您从事写作的初衷是什么？其中遇到过怎样的困惑？又是如何自我突破的？您从中得到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许海涛：我不觉得孤独和艰辛，就像攀登珠峰的人，激情舞蹈的人，沉醉画画儿的人，得到更多的，一定是乐趣。作为跑家，我看见太多的“物质”湮灭、残损在历史的长河里，一点呻吟都没有。唯有文字流传，照亮历史的长夜，让我们看见先人的精彩和磨难。我想，我的文字也会发光的，哪怕只是萤火虫那样微微的光，也会让后人看见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程。这就是我写作的初衷。困惑时时有，天天有，不但写作人有，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正常的。我的困惑是怎样精准地、艺术地表达——明明画面就在眼前，就是写不出画面里的精髓，写不出那一股子味儿。这个时候，我不企图突破，唯有等待，离开电脑，喝茶，远望，听音乐……等待，等待，似乎有一个看不见的我，某一刻贴在我的耳边说：“这样写！”于是，键盘停止沉默，显示屏亮了，一河水开了……写作让急躁的我变得安宁，让我的眼睛看的更深、更远，陶醉活着的真实和美好。
 
　　记者：您未来有什么写作计划？
 
　　许海涛：一辈子一件事。作为跑家，跑更多的路，见到民间更多的奇珍异宝，经历或者听到更多的传奇。作为写作者，讲述更多更好、更有影响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