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龄文化”说

——献给宋庆龄先生诞辰130周年

 

作者：丘树宏 郭昉凌

 

　　宋庆龄先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这是毫无疑义的。

　　然而，对于庆龄先生的伟大性，人们一直都是主要从政治上去考量，包括先生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去考量；或者主要从先生的壮丽人生去评价，包括她与国家、民族和人类命运的不凡关系、永远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去评价。

　　是的，所有这些，都是认识先生、评价先生最关键、最核心的要素。

　　但是我们觉得仅仅这样还不够，甚至还可以说远远不够。在我们看来，随着时间的变迁、历史的沉淀，庆龄先生走过的人生道路，先生所倡导的思想和主张，先生留下来的精神和品质，已经凝炼提升成一种文化——庆龄文化。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乃至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此，本文拟就“庆龄文化”的内涵、现实意义进行探讨。

 

一、“庆龄文化”的核心要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1893-1981)是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纵观庆龄先生一生，社会革命实践活动丰富多彩，其在民族独立、儿童福利、妇女解放、妇幼保健、医疗服务、慈善救济、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外交关系和世界和平等领域所建立的辉煌业绩,做出的卓越贡献，成为近现代中国史、NGO（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英文缩写）、妇女研究、社会史、社会政策、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外交活动和世界和平等研究领域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可见，贯穿宋庆龄光辉革命生涯的主题和主线只有一个，就是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中国的繁荣富强,中国人民健康文明和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成为其终身的奋斗目标。

　　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本文所指的文化是狭义概念上的文化，即是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相对应的精神文化，是人们在精神领城的创造物、包括思想、政治、道德等价值体系和教育、科学、文化等知识体系。

　　何谓庆龄文化？庆龄文化，大概包括以下几个核心要素：

　　——伟大的爱国主义。庆龄先生自小就到了美国留学，主要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她很早就看到了中国的落后并且感到焦虑和愤慨，但她没有丝毫的民族自卑。她十分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但她决不赞同要接受外国的领导和监督。庆龄先生刚刚进入青年时期在就读的美国大学发表的文章中，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爱国主义。这一点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她所写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此后的岁月中，无论国家和民族是处于一时状态平和，或者是处于艰难困苦以至危亡险境中，庆龄先生浸透着血浓的民族情感的爱国主义，一直态度鲜明、坚贞不渝。

　　——伟大的正义品质。法国著名作家曾经这样评价庆龄先生：她从外表看来是一朵柔美的花，在内心则是一头无畏的狮子。先生的美丽儒雅、淡定自若，让每一个见过她的人都如沐春风。然而在她平和静美的内心深处，先生却是一个原则坚定、坚持自我，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的人。先生领导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及其运作与贡献，高高矗起了先生强大的身影。无论对于政治，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亲友之间，庆龄先生都将正义作为旗帜和标杆，坚持人民至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正因为如此，先生才从内心深处放射出一种百折不挠的强大力量。

　　——伟大的博爱襟怀。博爱，是庆龄先生最显著的文化品质。这一种品质，高度集中体现在先生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和后来更名为“中国福利会”的巨大贡献和影响力中。以正义的名义，先生将毕生的爱交付给了追求国家和民族解放事业的政党和革命；以生命的名义，先生将毕生的爱献给了全民族的妇女和儿童发展事业；以和平的名义，先生将毕生的爱献给了国际友谊和全人类的和平事业。

　　——伟大的现代意识。这是体现在庆龄先生身上十分珍贵的文化特质，这一点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至为难得，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一百多年前的当时，庆龄先生和中山先生都属于最现代化的中国人和亚洲人，同时又是现代爱国者，因此他们才成为永远不变的革命情侣。如何使积贫积弱的国家和人民富强起来，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这种现代意识才产生“振兴中华”的梦想并在这个伟大的目标中紧紧站在一起。

　　作为一种定义的庆龄文化，它包含了庆龄先生的人生历程、苦难辉煌，包含了庆龄先生的思想主张、性格品质，也包含了庆龄先生自身的文化成就和文化贡献。随着时空的变化，当以上各个相对独立、更彼此联系的方面高度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沉淀和提升成了一种文化，并以遗存和生发的方式，成为庆龄先生生命的最高形态和最高意义，它将永远地浸润和影响着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进而延伸和演绎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人文遗产。

 

二、庆龄文化的具体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宋庆龄是一个伟大的中国女性，是一个世界名人。提起宋庆龄，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正义、和平、妇女、儿童，这正是庆龄文化的闪光点，她坚韧不拔，自强不息、不懈追求自己的选择，继承和弘扬孙中山精神和文化，在其人生历程和文化场景中形成的文化论理思想、价值准则和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曾经引导中国近现代文化活动的道德精神与价值取向，对当代社会、对妇女和青少年儿童文化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即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一个民族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理想、心理诉求和价值观念的综合体。在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 、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一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命肌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宋庆龄无愧为炽烈的爱国者的楷模。翻开1913年至1981年的69年中国历史，几乎每一页都镌刻着这位伟大女性的名字。她对民族前途有强烈的责任感，她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文化精神，积极探索民族精神的活动方式和培养途径。融合时代内容，随着时代发展是宋庆龄的爱国主义文化特色。

　　1、以拯救中华民族为己任。

　　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是最早和孙中山一起投身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她从小就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立志为振兴中华而奋斗。20世纪初，摇摇欲坠清政府在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压力下逐步推行“新政”。1907年，在教育部门为选拔赴美留学生而举行的考试中，首次出现了女学生的身影，宋庆龄就是4名女生当中的一个。此乃中国“官费女生留学西洋之始”。到美国后，宋庆龄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使她接受了民主主义的洗礼。她对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着浓厚的兴趣。从父亲寄给她的信和剪报中，她了解到孙中山博士革命的艰难历程。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大洋彼岸。4月，宋庆龄收到父亲宋嘉树寄来的一面共和国的五色旗，知亚洲的第一个民主政体——中华民国成立。她兴奋异常马上跳上椅子，把清朝的龙旗扯下，扔到地上，用脚去踩。然后挂上新国旗，呼喊着：“把龙拽下来！把共和五色旗挂起来！”宋庆龄激烈的情绪，使同宿舍的同学直到耄耋之年依然印象深刻。她还撰写了政论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在校刊上发表，热情洋溢地赞颂辛亥革命，指出：“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一业绩也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这个王朝所进行的残酷的剥削和自私自利，使得一度兴盛的国家沦于极度贫困。”并预言“指出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身上。” 1913年夏起，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助手，成为伟大革命家的学生和战友，继而结成生死不渝的伴侣。此后十年，宋庆龄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和磨练，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并积极地迎接新的时代和新的斗争。

　　2、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

　　宋庆龄毕生致力于追求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为促成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孙中山、宋庆龄不愧为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为了振兴中华而奋斗终生。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新旧交替的转换期，他们自觉地进行深刻的总结和反思，检验过去的理论与实践。通过探索和扬弃，孙中山的把旧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北伐战争。而此时，孙中山却因积劳成疾，非时逝世。极度悲痛的宋庆龄更为优虑的，是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宋庆龄坚毅地继续前行，勇敢地挑起了独立领导国民党民主派继续革命的重任，在与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革命路线斗争中，继承并发展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高举三大政策旗帜，以民生主义为桥梁，并由此前进发展到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孙中山忠实的助手、学生、战友和伴侣，宋庆龄始终高举孙中山的旗帜，捍卫孙中山的事业，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未竞事业，使孙中山的精神和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仍然起着作用。

　　3、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宋庆龄的文化观和文化理想体现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爱国主义表现于其一生的言论和实践中。宋庆龄的爱国主义精神始终融合着时代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当面对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时，她矢志为拯救祖国出力；当人们的爱国思想和行动遭到迫害时，她正气凛然声明“不能因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晚年的宋庆龄仍然关心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完善，关心人民文化生活的改善。她一再告诫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要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应计较个人的安危得失。爱国主义是她进步的强大力量,推动着她的思想不断的提炼和升华。正是由于宋庆龄有着极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祖国和人民的强烈的义务感，使她始终站在历史潮流的前面，起着启蒙者和先驱者的作用。

　　（二）执着于人民至上的正义品质。

　　“正义”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荀子》：“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正义观念萌于原始人的平等观，形成于私有财产出现后的社会。正义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最基本的价值理想和价值目标。正义理念是法学的重要思想内容，传统儒学天人合一、和谐至上思想与法学的正义理念具有相融性。“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这是孔子于2500多年前描述的理想世界。对“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解上，孙中山和宋庆龄在对穷人的关注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把实现中华民族“大同社会”的理想，作为共同的奋斗目标。孙中山多次亲笔书写《礼运•大同》篇的内容。宋庆龄则一直到去世时，还在床头柜上摆放着孙中山题写的“共进大同”。特殊的家庭出身的和青少年时期具有中西文化交融的生活、教育环境，奠定了宋庆龄独特的思想品格和人生态度。宋庆龄的文化伦理思想中，以民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使其重要原则。她一生坚持践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关心民众的疾苦和文化权益。少女时代的宋庆龄就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正义体现，人民、民族、国家平等，权利同当，为真理进化之必经之路，她同孙中山的结合使其在践行理想道路上迅速成熟。尔后，为完成亡夫未竟事业，宋庆龄对理想、对生活、对自由和幸福的执著追求，在理想的道路上坚韧独行。她坚持思想独立，同情劳苦人民，敬爱他们的好品质，想方设法给他们找到出路，勇敢坚强地投身于争取民主自由及世界和平的事业中。

　　首先，宋庆龄是妇女解放的杰出领袖。在漫长的革命历程中，宋庆龄始终高举妇女解放旗帜，以争取妇女的解放和振兴中华为已任，成为我国妇女运动史上历时最长,成望最高和卓有成就的著名妇女运动领袖之一。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赞颂宋庆龄“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 宋庆龄的一生与妇女解放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1.近代中国妇女向西方学习、探索妇女解放道路的先驱。1907年，年仅15岁的少女宋庆龄负笈美国求学时，受到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在校刊《威斯理安》上发表政论文章《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文中提到：由于留学生的倡导，中国青年“拒绝和裹脚的姑娘结婚，他们甚至还解除了童年定亲的婚约，这在中国可是件重大的事情”。“剪割辫子是席卷全国的另一项社会改革，这也是在留学生的鼓动下广泛掀起的运动。” 反映了她当时的看法。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统治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宋庆龄收到父亲宋耀如寄来的共和国新国旗后不久，就在校刊上发表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文称：“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以为“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 。此时的中国新女性们不再满足于“兴女学”，“戒值足"、”男女平等”的一般要求，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相号召，积极投身革命斗争，开展女子从军，救护、助饷等活动，形成近代妇女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宋庆龄对日益高涨的中国妇女运动十分关注.1913年4月，宋庆龄先后在校刊上发表(现代中国妇女)和《阿妈》两篇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前者是一篇论文，文章提及自己亲身经历的，1907年清政府首次选派女生留学事情，以论证了妇女的智力并不比男子差，并充满自信地预测“既然人类一半人口的提高不可能不同时提高另一半人口，既然中国正在鼓励办好女子高等教育，我们深信，用不着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妇女也将成为同男人们地位相等、平起平坐的伙伴。” 争取婚姻自由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宋庆龄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女性，身体力行，执着地追求自主婚姻。宋庆龄是位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女子，与贫困、颠沛流离的革命者孙中山结合,这是在共同理想和志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纯洁而高尚的爱情。然而在当时，孙宋的结合几乎遭到了孙中山身边的革命同志的全面反对。为了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实现真正的婚姻自由,宋庆龄勇敢地起来抗争。她曾对斯诺说:“我父母说什么也不同意，想把我锁在屋里。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来” 。宋庆龄和孙中山的自由结合是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为近代妇女争取婚姻自由树立了榜样。与孙中山结婚后的宋庆龄，始终高举妇女解放旗帜，以争取妇女的解放和振兴中华为已任，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坚持和实践妇女解放与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道路，是一面不倒的中国妇女解放的光辉旗帜。2.坚持和实践妇女解放与民族民主革命相结合道路的典范。宋庆龄的自我成长历程不仅诠释了20世纪中国女性自我解放的路径，也成为20世纪中国女性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典范。她坚持思想独立和热爱生活，投身于争取民主自由及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诠释了一个中西文化交融下的“现代”女子对理想与生活的态度。在社会主义时期，她以独特的身份，优秀的品格，坚强的信念和大无畏的精神，汇成强大的感召力，团结千千万万妇女为实现自身的解放而斗争，成为指导妇女争取彻底解放的良师和妇女和儿童利益的维护者。

　　其次，宋庆龄是中国现代社会公益事业的创始人。她最早提出了系统的社会公益思想，并亲自参与社会公益实践，在中国公益、福利事业事业的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创建并领导中国福利会，对推动中国的社会福利与救济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周恩来曾把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称为“孙夫人的事业”。宋庆龄社会公益思想涵盖面非常宽。她认为，公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救济，一是福利。她的救济福利事业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不同的时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在战争时期，宋庆龄的从事的救济福利事业与反法西斯和争取人民民主密切相关。抗日战争期间的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创建了“保卫中国同盟”，这个救济团体主要从事支持抗战、救济难民的工作，是一个以援助是相互的、援助不是施舍、接受援助是为了自救自助等新的救济思想为指导的救济团体，其宗旨是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服务。该组织在宋庆龄的领导下，通过各种渠道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宣传抗战真实情况，向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募集资金、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支援抗战。不少物资就是宋庆龄安排运往抗日根据地的。她还团结和组织国际友人和国际医疗队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考察和工作。如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都是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的。同一时期，宋庆龄还与艾黎、斯诺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工业合作社”，也是采取这种办法。他们将失业工人组织起来，中国工业合作社通过捐款帮助解决必需的资金和设备，然后让该组织成员通过劳动发展生产，自己养活自己。抗战胜利“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但主要的任务仍然是救济。从1945年年底至1950年8月, 离开重庆回到上海的宋庆龄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以不足5年的时间，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她说“就救济工作的意义来说，就是我们要创办和维持一些可以自给自足的工作计划，这就是我们的指导方针。”援助国际和平医院、作为义养会中国代表资助战灾儿童开办各类培训机构，倡导、小先生制、组织儿童剧团、设立救助文化人基金等项目，使募集到的有限资源发挥最大能效。1946年湖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宋庆龄为救助该省孤儿组织京剧义演。宋庆龄的特有身份,使她拥有广泛的人脉资源，而以孙中山夫人的身份及其本人的人格魅力，更使得她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与凝聚力。当时，在国民党统治的自色恐怖下，只有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敢于坚持正义，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和救援导向，坚持一视同仁和给急需者援助。特别是为遭受国民党经济物资严密封锁的解放区争取援助。宋庆龄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教济工作是建立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并主张中国各地区应该享受救济待遇的同等权利。” 由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支持、解放区的医疗生事业得到不断发展。到1948年，得到援助的国际和平医院，已从抗日战争时期的4所发展为八所中心医院、42所分院共11800张床，还有几十个巡回医疗队为1.4亿人口的放区军民服务。在1950年4月底于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上，宋庆龄全力援助解故区、为新中国的建立卓越成绩与贡献获得一致公认。

　　解放后，在宋庆龄主持下、中国福利基金会进行了改组，易名为“中国福利会”，秉承“永远和党在一起”的信念和“全心全意为妇女儿童服务”的办会宗旨，以妇女、儿童为对象，进行文化、教育、卫生等福利工作。她认为，新中国的救济福利工作不应再有“施舍”的涵义，是国家职能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工作计划的新重点，是给人民以生活和建设的机会。”应该走群众路线。宋庆龄开创了新中国救济福利事业的先河。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把获得的“加强世界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奖金全部捐给不久前刚刚成立的中国妇女儿童福利会，作为其社会保障医疗之用。中国福利会先后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家儿童艺术剧院、第一个儿童艺术剧场、第一家少年宫、第一本少儿读物、第一家寄宿制托儿所和第一座妇幼保健院等。这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教育、文化和医疗设施在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进程中起到典范作用。在宋庆龄的精神财富和人格魅力的吸引下，先是大批的记者、医生、社会活动家、政治家、艺术家、作家等加入了这一行列，接着，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也聚集起来，共同为中国福利会事业服务。如今，宋庆龄开创的社会公益事业已深入民心，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之一。

　　（三）崇尚和平的博爱文化。

　　众所周知，孙中山和宋庆龄都喜爱鸽子，他们的上海寓所很早就饲养了鸽群。鸽子象征和平。她渴望和平、自由和圣洁。晚年的宋庆龄仍保持着养鸽子的习惯。她牢记孙中山“和平、奋斗、救中国”遗属，为民族复兴奉献毕生。孙中山最爱书“博爱”二字赠与友人，宋庆龄以行动去诠释这种“博爱”精神。宋庆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爱和平、爱真理、爱正义。她有一颗永恒的中国心。她热爱中国，也热爱世界，为争取一个美好的人类社会而努力奋斗。她倾注全力推动祖国和世界实现和平的伟大事业，为维护世界和平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1、宋庆龄是著名的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前驱。在长期的斗争中，她始终坚持和平共处的信念，认为这是在世界上避免战争、取得和平的有效途径。宋庆龄积极参与国际的保卫和平的运动，曾两次被选为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名誉主席，而后又成为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冬，宋庆龄与世界著名人士爱因斯坦(德国)、高尔基(苏联)罗曼▪罗兰(法国),巴比塞(法商辛克菜(美国)和尼赫鲁(印度)等共同发起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及殖民压迫斗争大网盟”，并被推选为名誉主席。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后,大肆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并竭力扩军备战，对内进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宋庆龄对德国法西斯的暴行无比愤怒，于1933年5月13日,发表了由她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起草的《对德国迫害进步人士与犹太人民的抗议书》,并于是日上午与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了这份抗议书，申明“中国民权保障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国的民权和人权,并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不可。”

　　2、宋庆龄是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她遵循孙中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嘱托，竭力主张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31年秋，目本军队策划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悍然侵占了我国东北全境。次年1月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宋庆龄曾以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的名义向世界进步人土发出呼吁，请求他们声援中国的反侵略斗争。这个呼吁得到热烈反响，反帝大同盟总部还发表了一个宜言，痛斥日本的侵略罪行，号召各国反帝组织以各种方式声援中国人民。国际反战委员会还专门召开大会讨论如何组织起来为反对迫在眉睫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大会结束后，许多国家都接连举行了反对侵略斗争大会。在中华民族危难关头,她高举孙中山三大政策旗帜，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忙。1933年9月30日，宋庆龄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筹备的远东反战大会，会上，宋庆龄提出联合全世界一切愿意积极参加反战斗争的人们,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对推动全国抗战高潮和促进远东反战工作的开展起到重要作用。1937年12月，宋庆龄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和在八路军、新四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协助下筹建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她香港的寓所宜布保卫中国同盟并公开发表《成立宣言》。保卫中国同盟的任务是: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土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同时开展国际宜传。公开宣称:它的救济只是“反法西斯的救济”、“争取民主的救济”。 宋庆龄以其特殊的身份和政治远见邀请国共两党政要、中外著名人士为这个组织的发起人,成担任重要职务。宋庆龄任保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宋子文任会长，廖承志、廖梦醒、港英政府医务总监司徒水觉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香港大学教授诺曼▪法朗土、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等任中央委员会委员。为了扩大影响，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她还邀请了一批中外知名人士为名誉会员。国内方面有孙科何香凝、冯玉祥和茅盾；国际方面有美国女权运动领导人爱德华▪C▪卡特,美籍华人作家路易斯，美国著名歌唱家、黑人领袖罗▪罗伯进，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和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被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等。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旗帜，向全世界人民传播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实况向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介绍中国抗战的真相和困难，呼吁并指导他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援助工作；动员世界人民从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中国抗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提供援助。如在抗日民生根据地建立了以国际和平医院为核心的医疗教济体系；支持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织战争灾民与失业工人开办小型工厂、作坊、合作社等,开展生产自数,支援前方抗战等。可见，宋庆龄是竭力主张联合全世界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建立国际反对日本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值导者。

　　3、宋庆龄是当代中国和平共处思想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在1951年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论和平共处》一文，发出和平共处的倡议，指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应遵循的基本外交原则。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宋庆龄对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确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她认为新中国的建立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实现世界和平创造了良好条件，以充沛的精力投身于世界和平运动，于1949年担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执行主席，并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上世纪50年代，宋庆龄屡次代表中国政府登上国际舞台，卓有成效地为反对侵略战争，为争取和平和人类幸福，进行艰难的外交工作。她成功地访问了苏联、印度、锅兰、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1952年，宋庆龄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世界和平大会执行局会议等几个国际会议，当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城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这一年，她先后领衔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任会议执行主席）和平会议和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在维也纳世界和平大会，与约奥里•居里同被椎选为大会执行主席，她的题为《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著名演讲，得到了与会各国代表的高度赞扬。

　　（四）科学发展的现代意识

　　从学术的角度说，现代意识是指现代人所具有的意识,它是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现代人对现代社会生活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迈向现代化，振兴中华，这是孙中山宋庆龄毕生所梦想、追求并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作为孙中山的学生、战友和伴侣，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宋庆龄无愧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伟大探索者和实践者。

　　1、关注儿童，“缔造未来”。正如宋庆龄所说“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受到孙中山的“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就为了这个理想，他献出了他40年的生命。”影响，宋庆龄着眼未来，关注青少年儿童教育事业，把儿童教育事业视为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兴旺，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认为“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儿童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提出了著名的“缔造未来”思想。 为了祖国的未来，她一生奋斗着，实践着，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她的儿童教育思想闪耀着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光芒。出身于中西文化交融的家庭文化背景和留学的经历使她深谐中国传统文化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道理和民主平等观念，是她儿童教育思想的重要来源。宋庆龄儿童教育思想可分为三大部分：儿童教育权益观、儿童教育主体观、儿童教育发展观。①保护广大儿童的生存权利，给予儿童受教育权利。她遵循孙中山的教诲，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了“援助无量数的失却了父母的儿童”号召，强调:“我们绝不能让战士们子女成为迷失的代必须把他们从由于饥饿而濒临于死亡和由于无人照管而使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摧残的恶果中抚救....收救我们的战灾儿童。” 在战争年代，宋庆龄为了广大受饥受难儿童募集粮食、药品、衣被，使他们获得最基本的生存、生活的权利。她还争取到海内外进步人士的支持，建立一批儿童保育院、幼儿园和学校，给予孩子们学习的权利。无论在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她都为给予儿童教育权利尽其所能。新中国诞生后，她积极参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1950年，宋庆龄在为新中国第一个六一儿童节的题词就说道“我们要使他们得到温暖的保育，俾养成系健全的体格，使成为革命的生力军，肩负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任务。”“保护儿童的权利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必要条件。” 她亲力亲为推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和校外教育事业的发展，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校外教育机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建立了中国福利会幼儿园的教育机构，筹建了一批儿童图书馆、阅览室等，为新中国校外教育发展打下了基础。②“儿童本位，缔造未来”的儿童教育观。早在20世纪30年代，宋庆龄就提出“儿童是主人”，1946年进一步强调:“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新中国诞生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宋庆龄的儿童教育思想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她感觉到教育既要尊重儿童主人地位，又要明确改造社会的目标，前瞻性地指出“儿童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未来的世界是属于儿童的。老一辈人们不仅在于争取战争时代的进步，而且还在于培养接班人，让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科学知识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 宋庆龄尊重儿童的主体地位,发挥儿童主体创造努力的思想，她重视儿童剧、儿童读物等文化载体对儿童教育的作用，一再强调要尊重儿童，理解儿童，以儿童为本位，要注重教育内容的选择，要根据他们的特点开展教育活动。③“学做文化主人、做自然人，做宇宙人”的教育发展观。宋庆龄的儿童教育思想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源于她把儿童工作视为“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关系着人类命运的问题。”要“把最宝贵的东西给孩子”的未来理想。对儿童的世界观教育方面，是宋庆龄最为重视的。她一再强调：“在树立了正确的建议观点，明确了把还在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后，还需要正确的建议方法。”“孩子的认识和学习，首先是模仿的过程”，因此，“对孩子要坚持正面教育，运用启发、说服、鼓励等方法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教育工作。”告诫人们“要善于用革命领袖和英雄模范的形象鼓舞孩子”，“树立榜样，帮助他们分清是非，找到行为标准。”她认为“缔造未来”是一项社会综合工程，儿童校外教育是教育工程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根据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状况提出正确处理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之间的关系的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她就开始着手开辟校外儿童教育园地，创造经验向全国推广，促进了我国儿童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她还鲜明提出学习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为孩子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早在1946年，她就指出：“通过戏剧培养下一代，提高他们的素质，给予他们娱乐，点燃他们的想象力，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1950年，她亲手创办了全国第一份少儿综合期刊——《儿童时代》并题写刊名和撰写创刊词。《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儿童杂志《儿童时代》。而后，她支持建立了一大批儿童阳书室、阅览室、活动室，为孩子们提供了在课余玩耍的空间。宋庆龄的用辩证法处理儿童德育与智育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教育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世界教育史上灿烂的一页。值得现代人借鉴。如今，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是集科技、教育、文化、展示、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大型青少年儿童综合科技艺术文化活动场所，是国家“十二五”期间重点大型青少年儿童公共科学文化服务设施。作为宋庆龄事业的追随者和践行者“宋庆龄的移动剧院”创作的戏剧“同根文化，点燃童心”数度踏上台湾岛，向宝岛的孩子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2、致力推动进步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宋庆龄具有坚韧不拔勇敢自强的精神品格，坚定地追求自己所选择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目标，为争取各国朋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了解、与支持，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她本人更成为了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对世界进步文化推动的一颗耀眼之星。文化的开放性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条件。20世纪正是中国传统文面临世界近代化浪潮猛烈撞击而发生历史性转变时期，宋庆龄以开放的心态和广阔的世界视野审视中国文化和未来文化，力求兼容并蓄，择善而从之。她认为文化交流利于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人类社会进步，曾多次指出：各国间除进行经贸往来外，还需要加强文化交流，加深理解，增进友谊，促进共同发展。一是不遗余力推动进步文化。宋庆龄堪称是杰出的国际宣传家，她身体力行，从30年代创办保卫中国同盟的《新闻通讯》，到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倾注了大量心血。新中国成立伊始，迫切需要多种渠道传播中国的真实情况，以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与友谊。1950年，宋庆龄接受了周总理由她创办一个对外宣传刊物的建议，筹办了面对国外广大中间读者，以增强各国人民对中国了解与友谊的英文版杂志《中国建设》。该杂志于1952年10月面世，虽然是以人民团体——中国福利会为出版者出面，但实际上却是一份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刊物。宋庆龄与许多外国作家、记者、出版商等建立密切的联系，其中有的成为她的好友，有的记者、作家在其支持和帮助下在中国出版外文刊物或书籍。如上世纪20年代，宋庆龄就和鲍罗廷一起在武汉主持、创办了《人民论坛报》和《国民新闻》两份英文报刊；于30年代热情地支持英文进步刊物《中国论坛》（伊罗生创办）和《中国呼声》（格兰尼奇夫妇主编）。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和马海德一起到了陕北参观访问，撰写出震动世界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该著作成为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是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首要的通俗读物。她支持加拿大作家西德尼•戈登和泰德•阿兰编写和出版《手术刀就是剑》一书，并为该书作序。二是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好往来而努力。宋庆龄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国家副主席期间，多次代表国家出国进行友好访问。1952年12月，宋庆龄率中国代表团赴维也纳出席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回国途中顺道访问了匈牙利和苏联；1955年底至1962年，先后访问了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苏联、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都取得了成功，为中国人民架设通往世界各国的友谊桥梁奠定了基础。她经常会见来访的各国代表团，保持与国际友好人士的联系。据《宋庆龄年谱》所载，她在国内接待外宾约300次。在她接待过的外国来宾几乎遍及全球，其中有国家元首和军政要员，有世界和平组织、妇女团体及各类进步机构或民间访华团体的负责人，也有国际友好人士、老朋友。她同各国的和平民主人士也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常以私人名义在北京、上海的寓所宴请贵宾。如1956年，她在上海寓所举行茶话会，20多个国家的妇女代表应邀出席了活动。每年的国庆节，宋庆龄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接见并宴请来京参加国庆典礼的各国观礼团、访问团。宋庆龄也常应邀出席各国驻华使节举办的招待会。可见，宋庆龄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和平友好使者，是和平外交的先驱。她为保卫世界和平和民族解放，为推动进步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为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往来作出了杰出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更为我国今天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五）永远和党在一起的政治信仰

　　宋庆龄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秉持“永远和党在一起”的信念，坚定不移与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出了重大而卓越的贡献，她自己也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1、坚决维护孙中山的革命遗志。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宋庆龄坚定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公开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一文，表明立场，并且与蒋介石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她更以自己的影响力，保护和拯救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同时

　　2、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为中国争取国际援助。宋庆龄说：“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事业，为祖国统一、保卫世界和平以及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宋庆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受到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的敬仰和爱戴，也赢得了国际友人的赞誉和热爱，享有崇高的威望。

　　3、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宋庆龄亲自参与了新中国的建立，并担任了国家重要职务，配合中国共产党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的妇女儿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实现祖国统一和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殚精竭虑，赢得了中国人民、海外华人华侨和国际友人的高度赞誉和衷心热爱。

　　宋庆龄的一生，是无数中国先进分子最集中的写照。从价值认同到政治认同，从理论认同到道路认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刻，宋庆龄都始终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永远和党在一起”，是宋庆龄一生最忠实的写照，

 

三、庆龄文化的交流合作大有可为

 

　　2022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成立4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秉承宋庆龄先生“永远和党在一起”的信念，践行“和平•统一•未来”宗旨，把握时代主题，发挥特色优势，深化对外民间友好合作，致力于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发展公益慈善事业，为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一重要指示，除了对宋庆龄先生的精神、品质给予了更高的评价，也给庆龄文化的交流合作提出了明确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的阐述：“热爱祖国、献身祖国的崇高风范，天下为公、心系民众的博大情怀，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我认为，这就是孙中山文化的内涵。而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学生、战友和伴侣，庆龄先生毕生的探索和实践，其思想、主张、精神和品质，也已凝练提升为一种文化——庆龄文化。孙中山文化与庆龄文化内涵的核心是完全一致的，外延也大多数高度重合，但又各有特点，各成体系。党中央提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孙中山文化和庆龄文化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无论是过去、现在，以至未来，孙中山文化和庆龄文化都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因此，发掘、弘扬和利用孙中山文化和庆龄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和使命。

　　2007年，丘树宏首倡孙中山文化理念，并于2008年成为孙中山家乡中山市的第一城市品牌，目的是为了方便与海内外的交流合作。经过十年的努力探索和践行，尤其是通过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和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孙中山文化已经成功上升为广东省的命题和国家命题，取得了极好的成效。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由此，孙中山文化正式上升为国家命题、国家战略。这为庆龄文化的运作提供了借鉴。

　　同样，庆龄文化的工作重点除了政治纪念和学术研究外，更重在交流合作。为此，提出“五个一”建议：

　　1、制订一个报告，向中共中央建议将庆龄文化列入中央和国家命题，并向全社会颁布执行。

　　2、建立一个机构。在宋庆龄基金会设立庆龄文化专委会，专责庆龄文化的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同时协调在与宋庆龄关系密切的地方和城市设立庆龄文化交流合作机构。

　　3、制定一个规划。制订庆龄文化交流合作战略规划，包括指导思想、战略目标、实施意见和保障措施等。

　　4、成立一个专项资金。在宋庆龄基金会中设立庆龄文化专项资金，并列入常年预算。

　　5、生产一系列文化产品。包括庆龄文化文学艺术作品、各类纪念品等；同时做好庆龄文化的物化和活化工作，适度向产业化、市场化发展。

　　庆龄文化的交流合作，必须要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密结合起来，与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结合起来。要融入纪念活动、学术研究、文化活动、实体性建设和民生实事之中，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样才能让庆龄文化落到实处，永葆强大的生命力、软实力、影响力和美誉度。

 

2019年1月28日初稿

2022年12月17日二稿

 

　　注释:

　　[i]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

　　[ii] 《礼记•礼运》。

　　[iii] 钱俊瑞《痛悼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同志》，《人民日报》1981年6月1日。

　　[iv]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v]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vi]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vii] 盛永华主编《宋庆龄故居》，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viii] 《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89页。

　　[ix]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20页。

　　[x]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378页。

　　[xi] 《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中国福利会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77页

　　[xii] 《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中国福利会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xiii] 《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中国福利会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6、37页。

　　[xiv] 《宋庆龄论儿童教育和儿童工作》，中国福利会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7页。

 

　　丘树宏：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广东省政府文史馆馆员、中山市政协原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电话：13822703618。

 

　　郭昉凌：广东省中山市原党史办主任、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原秘书长。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