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延安来》

延大 梦想开启的地方

 

忽培元，祖籍陕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1981毕业于延安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第四届、第五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2016年5月被国务院聘为国务院参事。

 

主要作品有：文学传记“苍生三部曲”《群山》《长河》《浩海》，《耕耘者——修军评传》《百年糊涂——郑板桥传》《难忘的历程——延安岁月回访》《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阎红彦将军传》等；长篇小说《雪祭》《神湖》《老腔》《乡村第一书记》；中篇小说集《青春纪事》《家风》，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散文集《延安记忆》《人生感悟》《毛头柳记》《大庆赋·铁人铭》《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秦柏风骨》《山秀珍》《义耕堂笔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和诗集《北斗》《开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别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反映当代生活的长篇小说力作《乡村第一书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改编成电视剧《花开山乡》，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

 

1977年，中断了十余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年冬天，570万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怀揣着奋发的意气、满腔的抱负，以及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无限向往，走进了高考考场。时年二十三岁的忽培元正是他们中的一员。在经历了被称为“史上最激烈的一次高考”的竞争后，忽培元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延安大学的校门。

 

延河水、土窑洞

给予我朴素而深刻的人生启蒙

 

1955年，忽培元出生于延安的市场沟口，这里是延安时期的新建商业街，属于城乡结合地带。他的父亲忽聚田是一名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陕北水利事业的知识分子。在百废待兴的年代，为让自己所学应用于实际、支援革命老区建设，毕业于西北农学院的父亲，主动申请从西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下到当时现代水利设施几为空白的延安地区，参与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灌溉生产。自此举家迁徙，扎根陕北。

那时候，延安没有一亩灌溉田，农民靠天吃饭，广种薄收。忽培元的父亲和他的同事们是第一批在黄土高原上建坝修水渠的人。作为高级水利工程师，父亲测量设计、参与施工直到工程通水，把一亩亩旱地变成水田，让农民从效益很低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也为贫瘠的陕北大地增添着绿色。

忽培元的父亲勤奋、俭朴，对待工作严谨、认真，几乎年年都被评为劳动模范，《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曾对他的事迹进行过长篇报道。父亲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没有功利得失的私欲，只有奋不顾身的热情，他们用坚毅、辛劳、心血和汗水诠释了新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理想，也在年幼的忽培元心中树立起一个无私奉献的榜样。而母亲的勤劳和善良，更像一面镜子，照得忽培元的心中亮堂堂的。从父母身上，忽培元得到了很好的家风传承，拥有了一生恪守的品质涵养。“踏实劳动、踏实做人、踏实做事，这是父母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忽培元说。

上世纪50年代，陕北的经济水平还很落后，物资相对匮乏，忽培元一家的生活十分艰苦，经常忍饥挨饿。三四岁时，在回乡政策的号召下，忽培元随母亲回到物资相对宽裕的关中老家——大荔县安仁镇下鲁坡村生活过一段时间。虽然时间不长，但老家给年幼的忽培元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童年记忆里，天气晴朗时，站在老屋后院那棵老枣树下，可以望得见南边的华山和东边的黄河水。在这个黄河畔上的古老村庄，忽培元曾用儿童那充满好奇的目光和心灵，感受故乡新鲜而神秘的一切，感知传统农民勤劳、质朴的本色……

小时候，忽培元的父亲常年驻工地，住帐篷。回到延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的工地在哪，家就搬在哪。在忽培元的记忆中，随着父亲工作的每一次调令，全家就带着为数不多的家当，拉着简陋的架子车，在陕北四处迁移。城郊的窝棚、教堂、废弃窑洞……都曾是他们的家。就这样，在一次次的举家搬迁中，忽培元经历了从儿童到少年的学习与成长，更面对了困难时期的饥饿与艰辛。但在知识分子父亲和勤劳贤淑的母亲的培养和熏陶下，在那个不注重文化知识的年代，忽培元各项学业和活动都走在了前面，他的心中也有了一个上大学的梦想。

然而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澎湃浪潮中，高中毕业后的忽培元被分配到延安郊区的川口公社插队落户，他也只能把大学梦深深埋藏在心底。他还记得那是1973年的一个寒冷的冬日，父亲用自行车把他和不多的行李送到了川口，从此他的生活开启了新的一页。

陕北农村历来苦焦，但对于吃惯了苦的忽培元来说，在川口，他并没有感到丝毫的陌生困顿，而是仿佛回到了曾经生活过的关中老家一样，充满了归属感。在这片干旱贫瘠的土地上，他和乡亲们一起上山下地，春天播种，夏天除草耕耘，秋天弓着身子把沉甸甸的庄稼由山里背到庄里的场上碾打……很快，他就成长为日工分十分的庄稼把式。

一年后忽培元不仅入了党，还被乡亲们推举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成为了全县最年轻的基层干部。那时他刚刚十九岁。“全村一千多口人，把你当成‘党派来的亲人’看待，你的一举一动，都代表党组织，担子有多重，只有挑担人自己知道。那时白天苦干一天，夜晚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让老百姓竖大拇指。”忽培元说。为了让川口的百姓脱贫致富，他将大队的一千多口人、两千多亩地划分成四个作业组，定地块，定劳力，定生产资料，定产量，到年底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奖罚。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很不错，群众也满意。此后，这位年轻的大队一把手，还带领大家搞起了多种经营，在两千多亩川地中间修了个百头猪场。这样一来，使得村里没有粪臭味、干净卫生的同时，也为田地积攒了肥料。“这样的田是高产田，那时延安县的种子都是由我们生产大队供应的。”忽培元自豪地说道。

 

延大

梦想开启的地方

 

插队五年后，忽培元被招工到了西安铁路局安康分局。可就在他准备向着那条在别人看来稳定平坦的道路行进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一个“考”字，犹如一声号令，荡涤了“读书无用论”的污流，为正待复苏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同时也唤醒了忽培元心中沉睡了多年的大学梦。

 

积聚十三届的考生、荒废十年的学业、一个多月的备考时间，使许多报考者犹豫、徘徊。由于信息闭塞，忽培元对高考的政策并不十分清楚。有人告诉忽培元，只要报名考试，无论考上考不上，都得放弃工作。可即便是这样，命运不再取决于他人，不再由出身和关系决定，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离开校园多年的忽培元，毅然报了名，并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复习备考。

 

1977年冬天，关闭了十一年的高考考场重新敞开大门，570多万年龄悬殊、身份不同的考生涌进考场。几乎所有考点门口都拉起了这样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祖国，请您挑选吧！

 

1978年春天，忽培元被第一志愿延安大学中文系录取。延安大学，这所坐落于杨家岭下、延河岸边的高等学府，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对于忽培元来说，有着神秘的色彩，令他充满了向往。“延大是光荣的大学，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时期亲自创办的培养革命战士的大熔炉，当时的名气和地位可想而知。”忽培元说。

 

迈入大学校门的忽培元无疑是激动与振奋的。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77届学生中的多数人和忽培元一样有着上山下乡或招工入伍的经历。饱受知识断层和精神困惑的这一批学生，经历了百里挑一的选拔，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因而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那时候我们每个人对待学习都非常刻苦，几乎人人都会抓住一切时间看书，经常是十一二点才离开教室。”忽培元回忆着大学的时光，他还记得同窗好友魏久尧经常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那时候延大是在全省范围内招生，全班五十三名同学分别来自陕北、关中、陕南，大家虽然生活习惯不同，年龄跨度也很大，但也许是因为有着相同的经历，也有着共同的目标，所有同学关系都相处得很好，很多同学即使毕业几十年也没断了联系。”

 

当时的延安大学办学条件还十分艰苦，整个校园里只有一栋楼，既是教学楼，同时又是图书馆；学生宿舍安置在校园内的两排窑洞里；学生食堂也是学校的大礼堂，没有桌椅，大家就在地上蹲着就餐。最常见的伙食是白菜土豆烩菜，偶尔能看见豆腐，大家都会争相传告。“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同学们都能很快适应环境，加上大家也都一门心思想着读书与学习，大部分时间是在教室度过的，所以生活条件就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忽培元回忆道。也是从那时起，延安大学艰苦朴素的作风，就深深地镌刻在了每一名延大学子心上。

 

更令忽培元感到欣喜和自豪的是，延安大学虽然坐落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陕北，条件较为艰苦，但当年的师资力量却相当雄厚。中文系的教师中，除了有毕业于复旦大学的包永新教授，从西北大学调来的宋靖宗教授等，还有多位毕业于或曾任教于著名高校的教师。恢复高考前，这批优秀的教师多年无法正常教学；恢复高考后，他们总是尽可能地将己所学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

 

“人们总是很难忘怀影响了你的精神世界与人生方向的好老师，且随着岁月流淌而日愈清晰。延大中文系学习四年，最大的偏得就是遇到他们这些饱学敬业的先生。”忽培元曾多次在文章中回忆过这些令人敬重的老师，其中就包括教古典文学的高振忠先生、教古汉语语法修辞的赵步杰先生、教写作课的冯力平先生、教古典戏曲的宋靖宗先生和赵云天先生，以及教文艺理论的包永新先生等。“他们的思想活动和创造力或许难免受到某种时代影响或局限，但是他们的克己奉公与刻苦钻研的品格却成就了精神的高尚与灵魂的干净。他们身上体现出的貌似讷言敏行，其实更是‘我将无我’的更高境界与新君子风度。这种为人师表的‘身教’，对我们的影响，应当说远远超越了知识的‘言传’。”忽培元在文章中写道。

 

包永新教授是上世纪50年代由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自愿报名来大西北支援祖国建设的，教文学理论。在忽培元的记忆里，无论冬夏包永新先生来上课，总是穿着可体整洁的浅色中式衣衫，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他走路的姿势和面部表情永远严肃而温和谦恭。给人的印象，格外的庄严凝重、热忱谨慎。忽培元课余时间喜欢与好友结伴到包先生窑洞里请教。那孔小小的石窑洞既是先生的家也是他的办公室，里面除办公桌书橱和简单家具外，几无余物。他还记得先生每次都要用糖果清茶招待他们这些学生。谈话多数围绕教学内容，也包括当时的文艺创作、文学现象和文学新人新作。

 

“包永新先生的认真严谨、言之有据、一丝不苟、洁身自好的治学态度与自我修为，至今清晰铭刻在记忆里，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使我在任何环境、任何世风之下，都保持和把握住读书人的是非底线，与为人处事及治学的定力。”忽培元在纪念包永新先生的文章中写道。

 

“当时我们身处陕北，信息闭塞，思想也较为保守。是老师们的教导和培养让我们这些本是地上跑的人可以‘飞起来’。”忽培元说，“多年来，无论走到哪里，面对谁，我都会自豪地说我的母校是延安大学，是母校塑就了我们人生奋斗的底色，是母校赋予了我们前行的力量。延大，是我梦想开启的地方！”

 

文学

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责任与义务

 

恢复高考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观和社会风尚重新在社会上形成。当校园内学子们如饥似渴地求知时，校园外同样掀起了读书热，一时间文学青年找到了心灵的港湾，沉浸在文学世界中，文学热潮就此兴起。而对于忽培元来说，文学梦的萌发更是在此之前。

之所以爱上文学，忽培元说可能是从陕北那漫长的冬夜里，听母亲所讲的那些琐碎但无比吸引人的故事开始。故事里的喜怒哀乐、人际关系、人物命运，总是牵引着他的思绪，让童年的忽培元在还不知道文学是什么的时候，就埋下了文学种子；而知识分子父亲对待知识、对待文字的执著，也深深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也让他懂得知识的力量能够让人受益终身，无论何时，都要多阅读、多思考、多动笔；后来上了小学正值“文革”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忽培元发现了学校存放“禁书”的地方，那一时期看了很多名著，又碰到一位很好的启蒙老师，教他怎么观察生活，怎么真正读懂书；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有忽培元从小生活在革命圣地延安，从小他的周围就有好多当过兵、参加过早期红军赤卫军的老党员、老红军，他们口中的红色故事，也深深地吸引着忽培元……总之，忽培元就这样爱上了阅读，爱上了写作，开始认真观察生活并记录下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学生时代的忽培元就打下了很好的文字基础。在农村插队时，他就已经开始写一些与乡村有关的文章。进入延大之后，忽培元全面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文学理论、现代汉语、写作等课程，更是有了海量的阅读积累，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厚重的基础，也使得他少年时就埋藏在心中的文学梦也渐渐清晰了起来。延大时期，忽培元曾多次在《延河》《延安文学》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并且和爱好文学的同学一起创办了中文系的文学刊物《原草》。这本薄薄的文字刊物，从征稿、编辑、刻板、油印到发放，都由学生自己完成。忽培元主要负责文字编辑工作，这本杂志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起到了影响。

1981年忽培元从延大毕业后，先后在中学语文教师、杂志社编辑的岗位上工作过，还担任过县、市级重要领导岗位，后调国务院研究室工作，担任国务院参事。无论他身在何方，身居什么岗位，他始终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一步一个脚印。无论日常工作多么繁忙，他对文学的追求与热爱，从来没有改变。

忽培元认为社会工作和文学创作就像是他的“两亩地”，而他则像一个真正的农民一样，多年来一直辛勤地耕耘着这“两亩地”。在忽培元四十多年的从政生涯中，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每当有新作品问世，大都与他此前或眼下的任职有关，因而他的作品，大多能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并做出深刻的思考。除了诸多的文学作品，他还写了大量经济社会调查研究报告。“文学，是我对这个世界的责任与义务。”忽培元说。

青年时期，他写自己插队时的所历所感，集结成乡村叙事系列作品《土炕情话》《青春纪事》；延安工作期间，他写延安的革命传统，写自己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中的切身体验，收录于散文集《延安记忆》；在担任马文瑞同志秘书期间及在陕、甘、北京等地采访了许多西北老同志，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抢救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之后，他写就长篇传记《群山》《长河》《浩海》，还著有《刘志丹将军》《谢子长评传》《难忘的历程——习仲勋在陕北》《阎红彦将军传》，和反映陕北将军贺晋年、吴岱峰等大量的革命历史人物的特写；在潼关工作期间，他写了反映农村社会问题的长篇小说《雪祭》；到大庆工作后，他创作了6000多行的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此外，他还组织编写了至今是研究延安历史和文化重要资料的《新延安文艺丛书》，以及获得大庆开发和建市以来文化发展特别贡献奖的《大庆文艺精品丛书》（18卷）；在担任国务院参事期间，他更是广泛调研、深入采访，写下了反映乡村发展的长篇小说《乡村第一书记》，由其改编成的电视剧《花开山乡》也被搬上了央视荧屏……丰厚的生活经验和长期担任县、市地方官员的历练，无疑为忽培元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忽培元的好友、著名作家陈忠实曾评价忽培元的文学创作时说：“忽培元的文学作品，总是从生活出发，从现实出发，即使写历史生活，也有当下生活体验的融入，给人以厚实、亲近之感。”

党政工作和生活角色、社会角色，让忽培元成为一个真正的生活者。“那段时间的积淀太重要了，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作家下去体验生活、深入生活这种概念。你要是一个真实的生活者，而不是去观察、去体验，你要真实地泡在生活中。”忽培元说，“在生活的过程中，我接触各种矛盾，解决各种矛盾，扮演各种角色，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不同的人和事物，这些可以让我的生活经历不断丰富。但你还得是个有心人，需要从艺术的角度上来看待生活，把生活中的琐碎讲述出来，重新提炼生活再升华成文学艺术作品。所以有人说，我白天的工作时间像是在体验生活，晚上的个人时间又变成了一个作家。”忽培元至今都有一个习惯，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他都会在早晨五点多起床，坚持晨起写作。

忽培元曾在一篇自序中写道：“苦恋文学，如同挚爱哺育过我的陕北土炕和米酒，那情分真正是与日俱增。”自上世纪70年代忽培元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始终以饱满的创作激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笔耕不辍，在小说、诗歌、传记文学和散文等领域均有建树，现已先后出版书籍三十余部，发表文字千万字以上。其中，《群山》《耕耘者——修军评传》分别获第一届、第四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奖（长篇）；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获中华铁人文学奖。多部作品被译成英文、俄文在国外出版。

 

故乡

是浸润生命的情感源泉

 

多年来，忽培元在文学的土壤里勤奋耕耘着，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有一部厚重的作品问世。2018年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乡村第一书记》，就是这样一部沉淀深厚之作。

《乡村第一书记》讲述了乡村第一书记白朗带领干部群众脚踏实地破解一个又一个难题，保卫绿水青山，因地制宜发展新农村经济，建设美好家园的生动故事。其中，主人公白朗的形象，不仅综合了忽培元的众多采访对象，更有取材于他在延安川口插队的经历以及此后参与对口帮扶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的体会……虽然小说的写作历时三年，但素材的积累与构思跨越了近半个世纪。

小说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反响，被认为写出了第一书记驻村工作的酸甜苦辣，是一部贴近现实、深接地气的现实主义佳作。同时，被评论家誉为“是一部多侧面塑造新时代共产党员新人形象的具有教科书意义的优秀文学作品”，“在当前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实践的深入研究探索和某些方面具有‘破题性’意义的思考和艺术再现”。小说出版至今，已发行十几万册，在宁夏和河南的一些地方，乡镇干部和第一书记更是人手一册。就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由《乡村第一书记》改编的电视剧《花开山乡》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热播，该剧在让人们看到新时代中国农村变化发展的同时，再一次引发了人们对乡土情怀的思考。

实际上，忽培元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着重写乡土情怀。目前，他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同舟》，就是继《乡村第一书记》后的又一部书写乡村的力作。全书56万字，通过讲述一个特殊的民族融合村——同舟的故事，反映了当代陕西秦岭脚下黄河之滨一带的农村变迁。

无论是在延安成长、生活、工作，还是后来到省城，到京城，再到大庆……忽培元的生命之根、情感之根、思想之根、文学之根都始终深扎在延安，深扎在陕北这块红色土地上。土窑洞、毛头柳、老黄牛，犁地、拦羊、背庄稼，吹唢呐的老汉、放牛的孩童，陕北民歌的真挚纯美苍凉，陕北传统农民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始终是他敬重与歌咏的最初音符和基调。

对故乡的眷恋之情不仅体现在忽培元的文学作品上，还体现在他的绘画作品上。他的绘画多朴拙，在朴拙中渗透着苍茫之气。黄土山峦、窑洞村落、童子牧牛、山里的五花羊和拦羊老汉、村道上犁地归来的黄牛和陕北汉，都是他绘画作品中常见的意象。他曾在文章中写道：“故乡黄河滩涂和陕北的黄土沟壑，是我的生命源头和艺术根脉所在。我就像一只风中不安分的风筝，无论升降起落，身后总有一条看不见的线牵扯着，难分难舍。一闭上眼晴，就看得见那么一架山或一条河，一座小院儿或是几孔窑洞。记忆深处的童年之梦，故乡与亲朋记忆，这是浸润我们生命的情感源泉，是永远都叫不醒的人生梦境……这就是乡愁，是关于故乡的亲密话题，是我们一生都没完没了的思念与牵挂，是随时都想回归其间的精神家园，更是我们灵魂的歇息之所，足以让你心绪沉静下来的一种抚慰与规劝。”

从插队知青到大队书记，再从县市公务员到国务院参事，忽培元的视野在不断拓展，思考也在不断深入。但无论走到哪里，走出多远，他心中总是装着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并且随着时间的沉淀与深刻冷静思考后，这些关于家乡的记忆与思考总是召唤出他更多创作的灵感，而在创作的字里行间他也把对故乡的感情回馈给了那里的土地和乡亲父老。

无论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纪实文学，忽培元的创作一直根植于生活和人民的厚土，延续着传统文脉，带着陕北家乡的泥土气息，律动着诗性、情趣、火花与骨气。忽培元所敬重的著名诗人贺敬之曾这样评价忽培元：“他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对革命前辈及其业绩的崇尚，以及刻苦努力学习写作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热情勤奋、思想坚定、很有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党员作家。在他的人品和作品中，洋溢着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的力量。”

 

母校

是每一位延大学子的底气

 

距离1981年忽培元从延安大学毕业，已经四十年之久。四十年来，忽培元却从未和母校真正分开过。多年来，他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何处任职，始终时刻关注着母校的发展，常常惦念着母校的恩师和同学。和故乡一样，母校同样是他笔下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之基和力量之源。

“回想起全国恢复高考后荣幸考入具有光荣历史的延安大学，当时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记忆犹新。”忽培元说，“在延大中文系四年学习，如羔羊之承哺，似小树之沐阳，影响奠定了我一生的思想倾向、知识基础和投身文学事业与为社会精诚服务奉献的坚定理想志趣。如今回顾，羔羊已老，小树既壮，可当年的各位恩师或早已作古，或垂垂老矣。好在代代皆有才人出，名校名师多后贤。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母校之恩，难报万一。”

几乎每次回延，忽培元都会抽时间与同窗好友相约去母校走走看看。谈起母校的变化，忽培元感受最大的就是硬件设施的不断改善和院系建设的不断突破。他说以前延大虽然名气大，但校园狭窄，基础设施简陋，在很多人眼中甚至有点“凑合”。而今延大在几届领导班子的接力奋斗下，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下，校域范围不断扩大，校园建设和教学设施得到不断改善，校园环境也得到了大力的提升。同时延大的院系建设得到不断突破，使得延大已由一个以师资培养为主的师范院校，变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而且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多年来，延安大学也时刻关心关注着忽培元的发展，每次遇到校庆等重大活动都会向他发出邀请，并且还聘任忽培元为文学院的客座教授。忽培元时常回母校开展讲座，与小校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他的讲座内容有关于写作的心得，也有关于就业形势的思考，更有红色党史故事。他为校友们讲自己的文学历程和人生感悟，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首先要意识到，能够在延安大学这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高校上学，这是自己人生的一次机遇和荣耀，不管走到哪里，母校就是我们的底气。”

2022年的一个秋日的午后，在延安市宝塔区川口镇冯坪村“培元书院”，我们又见到了忽培元。此次回延，他带着历经近半个世纪的作品与跨越大半个中国的乡愁，自筹资金为曾插队落户五年的第二故乡建起了书屋。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里的村民可以随时享用文化大餐，为这里的孩子心中埋下文学的种子，并且希望能够带动和影响更多的人热爱文学、热爱故乡。“作家与乡村，亦即作家与时代，永远同呼吸、共命运。”忽培元说。

 

来源：延安大学校友总会

https://mp.weixin.qq.com/s/jaYSPph-NYGtxdhugiYmMw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