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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棣号·诗歌船”惊现黄浦江

“臧棣号·诗歌船”惊现黄浦江
 
 
2014年8月18日晚6:18分,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诗人臧棣从外滩艺术计划出品人刘颖彤手中接过一面红色的“臧棣号•诗歌船”旗帜,插在停靠在金陵路轮渡码头的一艘轮渡的船头,随着一声汽笛鸣响,这艘被命名为“臧棣号”的诗歌船开始了它的首航。世界各大媒体驻沪机构和上海的媒体记者们一起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幕。著名诗人陈东东、徐慢、海岸、陈陌、茱萸等,“先知鸭”作者、著名艺术家韩北石,比利时原创音乐组合SweeT,上海资深原创音乐人白羽等众多文艺界名人参加了活动。

据悉,“诗歌船”项目是“外滩艺术计划”的子项目,是由贝思诺在去年成功举办“2013外滩艺术计划”基础上,隆重推出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贝思诺总经理、外滩艺术计划出品人刘颖彤表示:“诗歌船”是近百年新诗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上海开埠以来的第一次,目的就是意欲将诗歌纯净的能量重新注入疲惫的日常,实现诗歌行为对公共生活的深度介入,让公众在外滩这个典型且有着象征意义的当代场景里遭遇当代诗歌,与之对视、对话,交流乃至交融。

据悉,“诗歌船”项目的内容是将上海外滩金陵路码头的一首轮渡命名为“诗歌船”,并将码头、船体内的写真灯箱作为“当代诗”的发表载体,陆续发表国内外极具影响力和文本创造力的当代诗力作。“诗歌船”首次面世即“臧棣号”,推出了当代诗源头性的人物、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诗人和批评家臧棣。“诗歌船•臧棣号”首航的举办地点设置在见证了外滩、上海和中国近现代史沧桑的金陵码头及轮渡。主办方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承续“外滩艺术计划”的“渡·爱”精神内涵,并借助外滩轮渡的特有性质,探究“从物质的此岸到精神的彼岸”、“从生活的此岸到诗意的彼岸”、“从陌生的此岸到爱的彼岸”等诗意内涵。

针对这一历史性事件,坚持绝对边缘化写作的上海诗人徐慢表示:这样的活动是一种具有颠覆性意义的文学和文化形式,此前,只有譬如美国的好莱坞才具备这样的文学向文化转化的能量。上海能够办成这样的事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徐慢认为:“像中国当代的图像、美术等艺术行为通过各种双年展和美术馆,甚至蔡国强等艺术家最近在外滩创作的《白日烟火》作品,正在实现着对公众文化的介入,而目前就世界范围来看,还没有诗歌这种纯粹的依靠文字的力量来对公众文化的深度介入行为。”徐慢觉得这是一次伟大的历史事件。

该项目的总策划、著名诗人、批评家丁成表示:“诗歌船”项目将会通过每周推出一个在中国当下语境里产生的卓越诗人和文本,努力在文学本身意义上,甚至文化上为当代诗在新世纪以来所取得的重要成就进行检阅和巡礼,努力将当代诗拉回到汉语本身的进展之中。活动以“介入公众生活的方式”,与公众充分互动,让公众感受、体验到当代诗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关怀。丁成说:“诗歌船”项目将秉承“外滩艺术计划”的宗旨,继续作为链接小众精英艺术与大众之间的精神桥梁,通过外滩和黄浦江这个世界性和国际性的平台,获得更多的关注,促进诗人和公众的互动和理解,推进当代诗创作向时代生活的纵深掘进。它将为当代诗构筑一个积极健康、视野开阔的国际性新平台,促成良好的传播和互动,为现时代的公众生活提供精神维生素。

 
附件1:

诗歌船:从必要的开端到奇异的航行
(臧棣/文)
—— 臧棣在“臧棣号•诗歌船”上的演讲

 
今天发生在这里的一切,对中国当代诗而言,无不彰显出一种存在的奇异。对我本人而言,尽管已到知天命的年龄,并且也自忖经历过大大小小的文学场合,但面对诗歌船这样新异的构想和实施,以及受邀成为它的首航诗人,我既感到幸运,也多少感到有点癫狂,甚至是惊异。这种癫狂源于一种诗的自省;比如,这样的公共活动,它的意义何在?同时,它也源自一种诗人的自我审视;作为一个当代诗人,这些天来,我不断在私底下掂量,我是否有足够的资格参与这充满冒险的事业?但是最终,不论如何惶恐,我毕竟来到了今日的现场,并和诸位一起,亲历并见证着这艘“诗歌船”启程的历史性时刻。某种程度上,从内心深处,我非常感念丁成和他的朋友们对我的信任。我甚至不惮于过度揣测,这份信任实际上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也指向对当代汉语诗歌的自信。

“诗歌船”启航带给我“奇异”感受,还来自诗与航行的丰富关联。航行的隐喻,在人类的生活中,既古老又神秘。可以说,从一开始,它就代表了人的生存中最原始的生命欲求,以及最独特的审美洞察。甚至可以说,人类的生活中,每一次航行,都是诗的航行。每一次航行,都和我们生命中最深邃的好奇和勇气联系在一起。从小小的码头出发,面对茫茫水域,这种行动本身,不仅融汇了人的探索和人的追寻;也在克尔凯郭尔意义上的“恐惧和颤栗”中,重塑了我们的生命记忆。我这样想,某种意义上,“诗歌船”的启航,以及在可见的未来,它的不断的重新出发,多多少少是人类的航行史上一种新的变奏,一种新的缩影。

对诗歌而言,航行包含了一种最根本的戏剧隐喻:从此地发出,从此岸出发,永不满足于既有的领地,而我们所抵达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是一种“彼岸”。没有出发,没有航行,我们就无法涉足对彼岸的体验。对某些人来说,彼岸,也许是一种想象。一种虚构。多多少少有点不切实际。但正如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申明的,诗不就是人类所能面对的“最高的虚构”吗?或者也可以低调一点。在我看来,彼岸,其实也意味着一种眼界,一种迂回的乐趣。此时此刻,环顾今日的生存状态,我们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次航行。哪怕它仅仅是最短暂的航行,它也会在我们的生存中制造出一种剥离,并通过这剥离,制作一次出发——离开喧嚣而匆忙的此岸,悠然漂游在温柔的波浪之上。尽可能坦然地面对一种境遇的纯粹:让距离生成的美感,重新复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另一方面,我也深深意识到,就目前诗与时代,诗人与公众的关系而言,就目前的诗歌生态而言,针对“诗歌船”的首航,针对这一诗歌事件而言,使用“奇异”一词,也许会有很大的争议,甚至是蜚语纷纷。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的贫困和物质的专横,造就了一种普遍的麻木。人的生活,人的形象,人的自我探寻,人的生命渴求,都深陷在这麻木之中,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偏见:从漠视诗歌,陌生诗歌,发展到冷嘲诗歌,甚至是敌意诗歌。在我们的日常景观中,时不时嘲弄一下诗歌,已成为一种小小的文化乐趣。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诗成了时代的堕落的替罪羊。公众和诗歌这种紧张的对峙,在我看来,很多时候是由于我们自身的愚蠢造成的。这种紧张的对峙,也让诗的文化形象在公共空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一,在公众的文化潜意识中,诗是变成了人生的对立面。通过多年妖魔化,诗,仿佛变成生活的一种例外。种种关于诗歌的闲话层出不穷,从诗歌无用到诗歌已死。更频繁的牢骚则充斥于诸如此类的怨恨:诗离今日的日常生活太远——它的最经典的前台词是,那是疯子才干的事。二,由于历史和风俗的合力打造,作为一种文化景观,诗的世俗空间日益缩小,以至于它越来越像是人的生存中一种秘密的源泉。由于诗的存在,诗的介入——这种介入从两个方面展开,既对人的现实处境进行审视,又对人的生命意识进行不断的提示,诗,在我们今天的生存处境中,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生命机遇:亦即通过强化诗和自我之间的关联,诗促进了内在的觉悟。通过诗的秘密,通过秘密的诗的生活,通过个人和诗的语言之间的隐秘的交流,诗在我们面前开启一种生命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上述两种情形,都让今天的“诗歌船”这一事件,显得十分奇异。首先针对公众的诗歌偏见,“诗歌船”的启航,既是一次果敢的宣示,又是一种果决的提醒。在我们的日常言谈里,人生是船,地球也是船,每个人的生命也曾被隐喻为船,祖国也常常是船。所以,在我看来,“诗歌船”的命名本身,在我们遭遇的普遍的麻木和遗忘面前,突出并复活了一种生命本身固有的浪漫追寻。它意味着,诗人想通过一种诗的行动,通过焊接诗与公共空间的新的关联,宣示诗在物质的冷漠中所独有的生命主权。诗歌船的启航,通过在公共空间里锉开一道风景,提醒我们每个人,无论面对怎么的生存困顿,都不该遗忘属于生命本身的秘密的诗的追寻。

其次,“诗歌船”启航的地点——上海的外滩,在我看来,也富有“奇异”的色彩。位居太平洋西岸的上海,它的城市文化,在今日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可以说是最具活力的。上海所显露的都市文明,上海所流露的物质主义气象,上海的神话,每每令人爱恨交加。某种意义上,在公众的感觉里,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历史上融合中西文明最迅速的地方。相对而言,诗歌则显得边缘,与时代关系越来越暧昧。诗歌高傲地沉溺于它自身伟大的秘密之中。按世俗的理解,上海和诗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矛盾,一种诡异的不协调。两者之间,简直就是中心和边缘之间的生动写照。而此次“诗歌船”的启航,全然无视这种意味深长的差异,它似乎就是要在这样一种看似诡异的矛盾中,将上海的中心位置与决然从诗的角度开辟出一条诗的航线,诗的道路。

最后,就诗在这个时代的秘密处境而言,“诗歌船”的启航,也显示了一种诗的勇敢。这种勇敢,按我的理解,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它试图在今日普遍的文明的麻木中,将诗的秘密,诗的高贵,诗的自尊,诗的骄傲,诗的道德,诗的固执,诗的疯狂,重现在公众的目光之下,并接受来自公众的评判和议论。二,它充分预计到这是一次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明的尝试。我和我的诗人同行并不幻想,通过几次诗的行动,诗歌和公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能得到彻底的缓解。所以,很显然,“诗歌船”作为一个当代的文学事件,它的核心并不是次数多少的问题。它的成就并不取决于它是否能以少胜多,也不取决于它能否以自身微弱的诗歌之光,照彻物质的黑暗和麻木。我确实这么想过,“诗歌船”的启航,无非是通过展示并公开诗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秘密,提供了一种文明的机遇:即,每个人通过观看诗的行动,有可能重新接触到诗与自我的根本关联——正如法国诗人兰波确信过的,诗促进了一种绝对的觉醒,它从根本上刷新了生命的自我改造。只有诗,在我们的生命想象中如此固执地描绘“人的灵魂”,并如此明确地将这一固执的追寻,称之为“我是另一个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诗歌船”也是我们全体的那个“他者”。或许不仅如此,“诗歌船”还是这个时代的那个“他者”。

2014年8月18日

 
创造历史
——刘颖彤在“臧棣号•诗歌船”首航仪式上的讲话

外滩艺术计划出品人  刘颖彤

各位来宾、朋友们:
今天有幸能够和大家相聚外滩,共同见证“2014外滩艺术计划”之“臧棣号•诗歌船”的首航仪式。这是一个创造历史的时刻。无论对海内外的媒体界朋友来说,还是对社会公众来说,这个时刻都显得非常重要。因为此次活动无论在近一百年的新诗史上,还是在一百七十多年的外滩史上,我们都毋庸置疑地创造了多个第一:1、开创了当代诗与户外媒体、社会公众、自媒体的跨界互动的先河;2、开创了小众精英文化、当代诗与公众深度接触的先河;3、开创了以“诗歌船”来命名一条轮渡,并把这条轮渡以诗人个人来命名的先河。

我身后这艘“臧棣号•诗歌船”的主人臧棣先生是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北京大学的教授,更是当代诗的源头性人物,是成绩斐然的诗人和批评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关注汉语的可能性,主张从实践的角度,激活个人写作与传统的关联,也注重加强诗的见识和日常生活体验的关系。面对日益凶猛的全球化趋势,及其对差异的放逐,臧棣强调“诗是一种慢”。面对现代以来对诗意存在的理性规训,臧棣更是明确地声言“诗歌就是不祛魅”。此外,针对人们对当代诗的误解,臧棣在他长达九万字的访谈《北岛,不是我批评你》时指出:从汉诗的漫长传统看,“朦胧诗”其实是新诗的一个误会,自1990年代以来,当代诗已彻底更新了新诗的历史成就。

各位来宾,朋友们,今年正好也是贝思诺的十周年,我们用十年时间铸就了“中国最大水上媒体运营商”这个金字招牌,作为这样一家企业的掌舵人,作为黄浦江十七条黄金航线的运营者和服务者,贝思诺有责任,有义务来为社会公众、为最纯粹的当代诗,做一些事情,也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当代诗,历史性的掀起一场对公众的“介入”运动。因此,“臧棣号•诗歌船”既可以说是2014外滩艺术计划的子项目,也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开篇。这是一个超越物质、超越世俗、超越现实、超越日常的伟大开篇。这个新的开篇里包含了太多的东西。简单来说有如下两点:

1、灵魂的唤醒。“诗歌船”项目,体现了深刻地灵魂关怀。臧棣先生敏锐洞悉的“诗是一种慢”,在某种意义上,切中了我们这个“快”时代的脉搏,每一个人都在忙忙碌碌的“快”中,不自觉地深陷于追求感官刺激和物质崇拜的浮躁泥沼,难以自拔,当我们有朝一日在这种“快”中暮然回首,才发现自己的灵魂越来越陌生了,越来越远了。“臧棣号•诗歌船”就是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通过贝思诺人和诗人、媒体、公众一起参与,群策群力,通过当代诗对公众的“介入”来努力做到一种对自我灵魂的唤醒。

2、人性的回归。无论是从繁华回归到质朴,从物质回归到精神,从复杂回归到简单,从表象回归到内心……,都是当代人,迫切需要的一种状态,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极度纯粹的当代诗来,给这个社会,来给公众,甚至给我们自己来一个深切地提示。

当然,作为一家扎根上海的国内水上传媒领军企业,探索中国的传媒业如何通过资源整合而突破自身的局限,如何打破品牌和文化之间的隔膜,也一直是我们孜孜不倦地研究课题。通过“臧棣号•诗歌船”的成功起航,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私人订制和个性化的诊断包装,必定能够实现品牌的腾飞。毫无疑问,外滩,是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窗口,也是国外品牌登陆中国的桥头堡。外滩艺术计划的核心主旨是“渡•爱”,因为贝思诺人相信,渡爱,是品牌从优秀到卓越的一次创造性的实践。在筹备“臧棣号•诗歌船”的过程中,我们也无时无刻不深深地铭记着,我们作为企业人的行业使命必须要和社会使命达成一致或者平衡。因此,我们一直试图在物质收获和精神收获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可以说既是外滩开埠170多年来,现实性和诗性的平衡点,商业性和社会性的平衡点,艺术性和日常性的平衡点,更是我们每一个人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平衡点。
 
各位来宾,朋友们,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会的焦点和标志,外滩需要文化,需要诗歌,正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拥有灵魂一样,贝思诺,愿意为外滩的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心力,愿大家都能在外滩感受到当代诗的纯粹和美好!

谢谢臧棣先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