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贵坊酒业
文/张瑞箫
第一次见戴老师，是十多年前跟着大学恩师，班主任曹惠民老师去戴老师家拜访。其时我已被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录取，师从王文英所长和戴翊老师。因为曹老师和戴老师是华师大研究生同学，同为钱谷融先生弟子，所以我也得以有幸忝列钱门，成为再传弟子。
戴老师非常温和，第一次见面就问我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章，从前的一些工作经历，谈话基本围绕工作学习，很少家长里短。印象深的是，戴老师家的书籍从客厅一直铺到卧室，书柜顶天立地。老师身体不太好，可是行动坐卧，手不释卷。另外就是，戴老师父亲，爷爷年事虽高，却写得一手漂亮书法，是书法家协会的老会员，多年修炼，家里挂满了老人的笔墨。书，书法，书香和墨香，老师宽厚的微笑，师母的和蔼，是我这个学生对老师和老师生活的第一印象。
读研以后，跟老师接触多了。老师对工作非常认真，每次上课，都是极其认真仔细备课，将一部当代文学史，讲得头头是道，而我总是马马虎虎，心不在焉，心下只喜诗，一直不喜理论和小说。另外，无论对17年还是对文革那段历史，既隔膜又不感兴趣。那时代的小说，即使作为时代的见证，历史的烙印，也不想再去重读和深究，可是既然自己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那么当代史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必须去了解和研究。只是由于自己偷懒和麻木，就一直回避思考。仁厚的老师似乎没看出学生缺乏兴趣，仍不厌其烦，希望能还原真实的历史，分析各个作家创作给我们听，呕心沥血，依然孜孜不倦讲课和批改我们敷衍潦草的论文作业。
等讲到80年代以后的小说，审美经验越来越丰富驳杂，新时期以后，尤其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已日臻成熟。我的眼睛也终于睁开了，终于能认真仔细听老师的课。老师是中国小说学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上海中长篇小说的评委，长期从事长篇小说研究，对当代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可谓了如指掌。而我这个喜爱诗歌的人，一看到长篇小说就头大，因为读完一部长篇，实在太耗时费力，还要通读几遍，查寻资料，然后详细笔记，最后加以思考，才能形成一篇几千字的论文，实在是入不敷出，劳民伤财。所以，当老师要求我们读长篇，写评论练笔时，我们就非常躲避和害怕，在上海，大家都太忙了。到了研二，很多同学忙着去找工作考公务员，实在没时间细读长篇。
90年代中，一次偶尔机会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小说家李洱的一个短篇《缝隙》，觉得很对口味，一直记忆犹新。后来读研二时，我在复旦图书馆、华师大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找到、复印并通读了李洱所有的作品（其时这位小说家还没正式出版小说集，还没获得大奖，爆得大名），经过努力，我写成了一篇小小论文，交给老师，得到了戴老师大大的夸赞。戴老师是长篇小说的评委和专家，对小说艺术深有研究。老师认为李洱是位非常出色的小说家，而我的小论文，对李洱的点评也十分到位。老师认为我凭借自己的眼光，发现了一位优秀的作家，对我大加赞赏。他希望我扩充论文，继续追踪这位小说家的创作。而老师自己，虽然体弱多病，却从来没有因此耽误过工作，他的成果常常超过健康人。师母说他经常带着大部头小说进医院的血透病室，在很多病人难受难忍时，我的老师边血透边读书，即使在病中，也绝对不拖欠约稿和评审稿，更有多次带病坚持工作，直到完成稿件大病一场的时候。师母每次心疼得掉泪，可也无法阻拦他，只好一边照顾病中老师的饮食起居，一边按照老师开出的书单，忙着把需要的资料从家里和单位图书馆中一一搬运去医院病房。直到老师退休，他还是坚持这样拼命的工作态度，我和师母多次劝阻，甚至威胁他，他每次都笑眯眯地答应不干了不干了，可一转身，又看到他在读书写稿了。有次我以健康为理由阻止他再读长篇写论文，太累人了，可他郑重地对我说，男人，就是要以事业为重。因此，直到他病重后不得已长时间住院，才终于放下了手中的笔和书。
而我不知道，进入新世纪后，老师病情已渐渐加重。他从来微笑面对困难，天性特别乐观坚强，从来总是把最光明最健康的一面显露给我们。他早年从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后，在特殊的年代被分配去了江西农村教书，在特别艰苦的条件下，教书之余，仍挑灯夜读，文革后凭自己努力，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人到中年的他重回校园，刻苦攻读，据说老师为学习外语，每日凌晨起床用功，可他的身体也在长期劳累中透支了。他年轻时因操劳过度，得过慢性肾炎，后来竟发展成了肾衰竭，也就是尿毒症。而我们根本不知他的病情，只知他经常去医院，每年都会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而天性悲观的我，见面每常要跟老师唠叨自己的痛苦烦恼，怨声载道，慈悲的老师每次都是认真倾听，帮我分析排解，好心的师母也常会劝慰我。自私如我，根本不知老师的大病痛。
研究生毕业后，我去了报社工作，跟老师的交流接触渐渐稀少了。老师时不时会来电话问候，我总是云山雾罩一番，因为我的老师比我还老实，从来不会怀疑我的话。他最关心的不外乎我的事业，这是他最看重的。虽然我懒惰晕乎，但老师一直坚信：瑞燕是有才华的，一定要发挥出来，这是他最着急的。他看着我每天在报社忙忙碌碌，虽然听到我打开局面，建立平台，接触了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创作的许多大家，增长了见识和知识，替我高兴的同时也替我担忧，担心我一直忙于琐务，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和事业。所以，无论我怎么飞来飞去，他总不忘了提醒我，要停下来，多读书，多思考，要多写好东西，这个才是根本。老师提醒我要多出成果。
而我除了几篇论文，读研以来，也没好好给老师看过我的作品。曹惠民老师早在我读大学时就读过我的多篇散文，他说不懂诗歌，可一直夸赞我的散文，他跟戴老师讲过好多次，大意是这是个好苗子，要好好栽培。后来，不知哪天我突然鼓起勇气，打印了一些诗歌散文给戴老师读，老师读罢激动万分，马上电话说你写得非常好！很有才华，千万不能浪费！过后师母给我说，老师高兴极了，读我的作品读了好多遍。从此，老师逢人便说学生有才华，虽然很多人并不相信，老师还是坚信不疑。
就在老师肯定我，希望我早日成材之时，我却遭遇了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整整7-8年时间，我几乎一直在黑暗的隧道里摸索，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塌陷下来，无力去承担。这个时候，是我亲爱的老师和最好的师母在我身边，给我最大的鼓励和安慰。当我受尽委屈和痛苦，就会跑去老师家里哭诉，我诉说求子的不易，大家庭的矛盾，事业的迷茫，父母的重病，一切的一切，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而在我最困难时，是我重病的老师和宽容的师母给了我最大的温暖和安慰。他们常把自己年轻时经历的种种艰难和辛酸告诉我，告诉我人生无不如此——人，必须坚强，才能挺过难关，绝不能垮下！若干年后，当我终于度过难过，云开雾散之时，师母悄悄告诉我，其实那时老师非常着急，着急我的事业迟迟没有起色，而师母对他说，瑞燕家事太多了，她能挺下来，不生病，没垮掉，就不错了，千万不要再去催她写文章。温厚善良善解人意的师母，曾对我说，“瑞燕，人家看你，羡慕你，觉得你幸福、光鲜。只有我最知你的苦。像你这样年龄的女孩子，没几个吃过你这样多苦，一个女人家该吃的能吃的苦，你都吃了。所以我常对你老师说，不要再去逼她，让她好好度过难关吧。”
而当我终于度过难关时，我的老师，身体已大不如前。频繁住院，他几乎每年都会大病一两场，有时甚至生命垂危。师母十几年如一日，无微不至关爱和照顾老师。当我父母双亲去世后，老师和师母看我并没一味沉浸在痛苦中不可自拔，而是勇敢走出伤痛，走出了狭隘天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老师非常高兴，他和师母说我现在的状态越来越好，几年前他们非常为我担忧，现在，终于可以放心了。老师告诉我不仅要打开局面，多创作，还要继续从事评论研究工作，这才是立足根本。当我有一天告诉老师，我要出一本诗集，完成创作诗歌20多年的心愿，我要在上海北京开两场朗诵会时，老师简直喜笑颜开。虽然那时，他已因为一场大病，心脏装了支架，九死一生，已行走不便，他坐在轮椅里还是喜笑颜开，只记得他连声说——好好好！并要求我尽快把诗集送给他。
可无知如我并不知道，其时老师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我只知道，他还是每周按时去透析。师母跟我说，血透的极限是10年，而老师在师母的精心照顾下，透析了整整13年，血管已脆弱不堪，心肺常因积液过多而诱发炎症，还因心衰被抢救过，身体的机能已渐渐衰竭，回天无力了，但老师和师母总对我隐瞒病情，我只知道，他经常住院，在我忙忙碌碌时，老师又住院了，这次一住几个月简直就不出来了，非同小可，病危通知都下了。住院中间我去看了一次，在医院，他时而清晰时而糊涂，但他还是认出了我。夏天，房间开着空调，老师盖着毯子，骨瘦如柴，我这样拉着他的手，跟他絮叨什么全忘了，只记得他看到我就是高兴，就是笑，尤其听我吹牛时，笑得更欢。想起来，那是我们师生此生最后一面了吧。我带去了无锡的水蜜桃，但他吃不下，也不舍得吃，嘱咐他弟弟带给他的小外孙吃。坐了不到半小时，我匆匆走了。而我的诗集一拖再拖，直到六月底才交稿给北京，然后又忙着去欧洲旅行，旅行回来后再修改，拖到8月底9月初，等样书出来时，老师已病入膏肓。当师母跟他说，瑞燕的书出来了，老师已不会说话，但他努力挥了挥手，表示高兴。
其时，我和师妹本来还想再去看望老师，但是师母说，他已完全不认得人，希望我们等老师好转能认人后再去。而我忙着筹备朗诵会，照顾孩子，也无暇他顾。忙碌之余，心里残存着一丝希望，希望老师能再次闯过难关，因为他一生坚强，多次死里逃生，我相信吉人天相。但噩耗终于还是传来了——2013年9月26日上午9点多，我亲爱的老师在仁济医院与世长辞，师母说他走时非常从容平静。
2013年10月，我将拖欠已久的我的诗集，放到了父母的墓地和老师的灵台前——久久跪拜，深深愧疚。在上海，我将一场迟到已久的朗诵会，献给了我远在天国的父母双亲和我最深爱的老师。
2014-2015 上海
戴翊先生
戴翊先生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