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记（115-  ）
 
安琪/文
 
115
 
《南阳两汉画像石》，王建中，闪修山，著，文物出版社1991年。
 
每到一地，时间允许的话我一般是会打个车到当地博物馆逛逛。这么多年看了这么多博物馆，感觉大体相同，古陶器、古农械、青铜器、玉石、战车、陶俑，等等，但是汉画像石却不是每处博物馆都有的。2010年10月，到南阳参加第六届西峡诗会之机，一干诗人参观了南阳汉画像石博物馆，在导游的讲解和大家的啧啧赞叹声中走了一圈，于今回想，也记不起什么。2016年8月，我和妹妹和外甥女黄璐到北戴河度假，看到奥林匹克公园街对面就是北戴河博物馆，我们赶紧匆匆游了公园立即购票进北戴河博物馆，这次留给我的记忆就深刻了。北戴河博物馆是我到过的博物馆里最萧条、惨淡的，园区原先的购物一条街（依稀记得名为“秦汉一条街”）早已停止经营，那些个货摊在风吹日晒中残破废弃于荒草中。博物馆2009年开馆，仿秦宫建筑，颇具古风，展品也是不少，只是展馆内空无一人。我们三个女生提心吊胆地在展馆走着，看着满目坟墓里挖出的文物，说不出的恐惧。按照展馆线路我们来到一座建筑物前，赫然看到门楣上题写着“汉画像石”，那就进去看看？一进去更是吓得屏声静气，这汉画像石展馆灯光幽微，条石堆叠，阴森恐怖，我们仨都不敢说出“怕”字，也不敢深入，就在入口厅里往里间张望了几下，连忙退出。来到了光天化日之下黄璐说，姨妈我看到你很怕的样子。我说你不怕吗？她说，怕。我和妹妹说起了所有的博物馆其实都是看的死者的东西，有意思的是，日常生活中大家都很忌讳死者物品，但一回到古人身上，好像一沾上“文物”二字就很稀罕了，就不可怕了。这也真是奇怪的逻辑。两次参观汉画像石展馆都不及此番阅读《南阳两汉画像石》一书来得清楚明白。本书序言介绍了南阳古代的地理特征及经济状况，说明了南阳成为两汉画像石重要出产地的原因。正文则是汉画像石的拓片及注解，文字比导游讲解还详细，图片比现场观摩还具体，很好地弥补了我两次参观汉画像石却不知究竟的遗憾。
                                               
201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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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全集》，柯宝成，编注，崇文书局2013年。
 
全集，并不厚，这让我有点惊讶，原来李清照的作品并不多。书分三卷，甲卷“全词新编”，收有李清照词64首；乙卷“全诗新编”，收有李清照诗19首；丙卷“全文新编”，收有李清照文9篇。这就是全部的李清照？附录有李清照年表、民国期间李清照研究主要论著表等。每一首李清照诗词后有“题解”、“注释”、“汇评”，很是详尽。
 
我读注释部分最大的收获是了解了李清照在用典上真是繁密，有时是化用前人诗句，有时是指代历史人物。关于用典，我想到了在“西川《唐诗的读法》研讨会”（2016年12月27日。北京，十月文学院，十月杂志社主办）上诗人、批评家西渡的发言，大意是古人用典一方面可以显示自己的才学，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寻求同道的很好的方式——那些清楚他所用之典的读者自然就是他的同道。
 
汇评部分是宋以来关于李清照诗词的评述摘编，其中也不尽然都是誉美之辞，像明朝的叶盛在点评李清照《武陵春》“春晚”一诗时就说，“文叔不幸有此女，德夫不幸有此妇。其语言文字，诚所谓不祥之具，遗讥千古者欤”，话真是说得很重，明摆就是“女人是祸水”的意思。其实无论文叔还是德夫，他们不幸的命运都是当朝皇帝带来的，懦弱无能的宋朝天子被金兵掳去了两个，靖康之耻，徽、钦二帝也以极其狼狈痛苦的死法自食其果。但无辜的跟随徽、钦二帝被掳往冰天雪地五国城（现黑龙江境内）的三千多北宋官兵、宫廷中人，和北方失陷后逃往南方的老百姓，白白地为一个昏庸的朝代作了殉葬。李清照的悲剧命运就是从北宋灭亡后开始的。此前她是太学之女、当朝宰相之子赵明诚的夫人，此后便是到处流离失所的寡妇。
 
原本只知李清照在越州、台州、明州、温州、金华、临安呆过，这次读《李清照全集》，竟然发现她流沛的足迹还到过我们福建的福州和泉州，不知这两地可有关于李清照的记录。《全集》里没有读到李清照与这两地有关的诗文。
 
因为没读过李清照传记，想象不出一个丧偶妇人是怎样四处漂泊，倒是日前在微信读到一篇文章，说臭名昭著的秦桧的夫人王氏的姐姐嫁的就是李清照父亲李格非。巧合的是，李清照的生母姓王，继母也姓王，二王都是名门之后，不知与秦桧夫人本家姐妹的是“生母王”还是“继母王”，《李清照全集》里自然没有提到这事。我暗暗地想，李清照一定不是我所想象的孤苦无依一个人东奔西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怎么着也会有人提供逃难的线路和方便吧，这里面会不会有秦桧夫人也就是她的姨妈的帮助呢？存疑，瞎想。
 
从繁华、到衰败、到凄凉地死去，我们所知道的曹雪芹走的也是这样一条路，因为写作，他们都写出不朽巨著，都成为伟大的作家。而更多从繁华、到衰败、到凄凉地死去的人什么也没留下，只是凄凉地死去。因此我们应该告诉叶盛，“文叔幸有此女，德夫幸有此妇。”
                                 
20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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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荫梦痕》，钱中文，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正月初六，和子林倒地铁到长春桥附近的钱宅拜访钱中文先生，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钱门弟子春节聚会，也因此荣幸见到诸位学有所成的钱门中人：陈燕谷、靳大成、陈晓明、张首映、金元浦、曹卫东、刘方喜，等等。
 
钱先生江苏无锡人，1932 年11月出生。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和莫斯科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研究生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导、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荣誉委员、《文学评论》主编。无锡钱氏非常厉害，钱穆、钱锺书、钱伟长、钱中文，四钱为什么恰好都出自无锡，四钱之间是否有亲缘关系？真是值得研究一番。
 
《桐荫梦痕》有一文《“我们这些人实际上生活在两种现实里面”——忆钱锺书先生》，是钱中文先生回忆钱锺书先生的文章，两人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是同事关系，也是同乡关系（钱锺书先生喜欢和钱中文先生讲无锡话）。此前已知钱中文先生是巴赫金研究专家（家中有钱中文先生主编、翻译的七卷本《巴赫金全集》），但也是经由钱先生此文我才知道，正是因为钱锺书先生1983年约稿钱中文先生撰写巴赫金的理论问题，作为当年“第一届中美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的学术论文，这才让巴赫金走进了钱中文，并进而走进中国文学理论界。
《桐荫梦痕》是钱中文先生的随笔集，书分三编，上编写人记事，主要收入钱先生回忆与前辈或同辈交往的文章，计有：季羡林、钱锺书、何其芳、蔡仪、蒋孔阳、徐中玉、胡经之、童庆炳、樊骏、高晓声。这部分特别珍贵，它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从学人眼中出来的学人，有别于被娱乐化的学人。譬如季羡林，在钱先生笔下，有见地、有思想、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季老认为，西方人轻视东方文化，出自民族偏见，为时已久；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则是一种短视”。文中记录了作者与季老的几次交往，娓娓道来季老的文学观念，其中关于“评定文学作品首要标准是艺术性，有艺术性，斯有文学作品。否则，思想性再高，如缺乏艺术性，则仍非文学作品”，季老的文学史写作观也持的是艺术性大于思想性的立场。文中也对季老去世后各路媒体把季老当成炒作对象从而把季老低俗化，表达了不满。
《7月，这潮湿而闷热的7月——怀念何其芳同志》选取1977年7月何其芳同志生病住院直至去世的时间段，采用回忆的手法，夹叙夹议写出了何其芳同志对工作、对同事、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态度，其中对何其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遭受的非人迫害尤其令人心痛。我一直记得这么一个细节，快60岁的何其芳同志被下放到干校养猪，那个倾盆大雨的黄昏，小猪们闯出猪圈，跑向田野。何其芳同志披上塑料雨衣、拄着根竹竿，一脚深一脚浅地到野地里追猪去了，野地里传来他“啰啰啰，啰啰啰”的苍凉的呼唤声。
 
这“啰啰啰，啰啰啰”的苍凉的呼唤声我们未必能在何其芳同志本人的笔下听到，何其芳同志本人也未必会记得住，但今天，当我们在钱中文先生的文字中还原出那个场景时，我们想到的是那个非人时代对一群选择了这个时代并有功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非人折磨，每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是有义务记录下那个时代以警醒后人——我们不希望那个时代重临。
对童庆炳先生，钱先生给出的这个结论很有概括性，“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好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的特征，大概在童庆炳教授身上表现得最为完整的了。”因此本文既是对童庆炳先生学术思想的回顾，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过程的梳理，读之大长见识。
《桐荫梦痕》中编收入钱中文先生艺术随笔21篇，有读书笔记，有音乐感想，有壮游所得，都是钱先生思想轨迹的辐射。下编可谓钱先生的成长史，收入回忆童年、少年、青年文章10篇。钱先生出生于民国时期，念过私塾，但其小学、中学课程的完成主要在民国学校。2013年我第一次读《桐荫梦痕》时曾把《“仿佛有人唤我醒”——少年心灵在审美中觉醒》一文中所回忆到的民国校园歌曲一一摘取放到博客，当天就被新浪博文推荐。那些歌我们自然听不到，但单纯那些歌词就足以动人心魄。
 
2014年1月我应《教师月刊》主编林茶居之约对钱中文先生作了一次访谈，该访谈以《只有不断选择，才能不断获得自由》为题刊登于该刊当年第四期。在回答“您如何看待这样两种知识分子，一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案上书’，一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您自己倾向于哪种？”这个问题时，钱先生如此答道，“你所说的两种知识分子，历代都有。有条件一心只读案上书，固然很好，但读书是为什么呢？自然可会营造一个自得其乐的天地，但恐怕难以成为一种生活的常态与目的吧，那么就要追问读书的目的与价值了。知识分子不应以为自己的目的与责任就是只读案上书，获取信息，授人知识，做个知道分子。现在大家看到，一些失去目的与价值取向的知道分子，他们毫不怜惜地以技术破坏自然、文物，为了集团私利，到处投药放毒，致使毒水横流，雾霾弥漫，实在野蛮。其实，知识分子即使是技术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人文知识、人文关怀，何况那些研究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呢！当然，当今在资本推土机面前，任何人文总是输家。不过我以为人文知识分子应是那种自觉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虽然有的人对他们的关心与努力不屑一顾，但他们自己应该是不失那种与时代共呼吸的人，我倾向于这类人。”
                                          
20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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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造抵御平庸——艺术现象学演讲录》，孙周兴，著，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4年。
 
要感谢第五届美丽岛中国桂冠诗歌奖建立起了孙周兴教授和我的关系。这个由同济大学诗学研究中心、云南大学中国当代文艺研究所、世界诗人大会（中国）苏州诗院等多方组织的奖项，每一届由主办方邀请一位评委会主席，再由评委会主席组织评选班子进行评奖。第五届评委会主席为同济大学孙周兴教授，我很幸运地获得了本届桂冠诗集奖。颁奖仪式在锦溪“苏州诗院”举办，我特意带上孙周兴教授翻译的海德格尔专著《林中路》并如愿以偿得到孙教授的签名。
 
想不到孙教授这么年轻。1980年代末的高校学子正赶上哲学热大潮，谁不言必尼采、萨特、海德格尔？也因此孙周兴三个字很早就进入读书人视野，他的名字几乎是和海德格尔捆绑在一起，就如周国平和尼采、钱中文和巴赫金。孙周兴作为海德格尔的翻译者和研究者，相信在当年莘莘学子心中一定一幅老教授模样。我就以为孙周兴应该年纪很大了（你想，1980年代末我刚大学毕业就知道孙周兴，现在我已近50，孙周兴可不得七老八十了吗），见面一看，身材高大、体格匀称、步履潇洒、脸无赘肉、头戴鸭舌帽的孙周兴教授居然生于1963，和我同为60后。这真令我吃惊，原先预备好的“高山仰止、如雷贯耳”等大词都不好意思吐出来了。
 
依稀听到孙周兴教授说起当年如何与海德格尔著作结缘、如何选定海德格尔为研究对象的往事，印象比较深的一段话：那是一个百废俱兴的时代，国门封锁了那么多年，突然打开，每一个西哲对中国人都是陌生的，你抓住了谁，你引进了谁，谁就成为你的了。我不禁想起了朦胧诗那一拨人，他们也是在一片废墟里盖的房子，不拘多高，只要有房就行。
 
话虽如此，这房也得盖得好，方才立得起来。能在第一时间认准某个西哲并翻译之、引介之、研究之，没有扎实的功底是不行的。孙周兴真是少年早慧，1992年浙江大学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时也才29岁，所研究的对象海德格尔又是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绝非等闲之辈。我唯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存在主义都这么艰深、晦涩，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在我的书架放了20多年了，我还一直不敢碰它们。就是看起来厚度不那么惊人的《林中路》我也没法读下去，暂且先放着。每逢遇到“天书”一样的译著我就暗暗地想，译者自己看得懂译著吗？
 
孙周兴教授自然是懂的，因为在《以创造抵御平庸——艺术现象学演讲录》中，凡涉及海德格尔、涉及现象学的，我也一概如“读海德格尔不懂”一样“读孙周兴不懂”。本书如副标题所示，是一本演讲录，收入作者关于艺术现象学演讲12篇，其中有多篇谈及海德格尔，按作者自述，“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海德格尔‘掌握’了，无论在思路还是表达上，大约都被海德格尔‘结构化’了。”扣除与海德格尔有关的几篇演讲，单纯就艺术论艺术，孙周兴教授的演讲就不会那么拒人千里，我也因此得到很大的收获，时时能在孙教授别开生面的说法中开悟、会心。
 
孙周兴教授是一个勇于表达自己观点的学者，譬如在2011年杭州的“艺术现象学与当代艺术问题”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他就直言，“不少同志还在纠缠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如何如何的老旧问题，差不多是一个起点性的问题”。也只有这样真性格的孙周兴，才能在2013年《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致辞中阐明心声，“大学学报不能为学术添乱”，姑引致辞如下，“为了提高刊物的‘影响因子’，眼下一些地方的一些学报居然串通起来相互引用，或者干脆要求作者本人安排引用，实在无耻至极。当时我的说法是：拜托了！我们的学术已经够乱的了，作为学术阵地的大学学报就不要乱中添乱了。”
 
2017年1月16日，《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果然因为“影响因子”问题，从CSSCI来源期刊变成了CSSCI扩展版，成为微信朋友圈重大新闻。2017年1月19日，孙周兴教授在博客发表主编申明，决定从此重视“影响因子”，力争让《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重回核心期刊。似反讽、也似妥协，令人不胜唏嘘。
                                       
20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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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美]爱德华·B·格梅恩，编著，柔刚，译。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
 
大概是1990年我在漳州晓风书屋门口的地摊上找到了一本《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可见它的销量在当时是不如意的），柔刚翻译，定价5.10元，在地摊上它以2.5元出售，这本书至今依然在我的书桌上，是我从福建带到北京的两本诗集之一，另一本也是外国诗，是庞德的《比萨诗章》，我以后会写到。但我桌上的这本并不是我从家里带上京的那本，在漂泊不定的迁居生活中，那本早已不知去向。翻开扉页，签着，“安琪雅正。柔刚，2008再赠”，也就是，柔刚确实先后赠送过我两本。
 
《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198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1-4710本后就再无加印，更无重版，成为我的不解之谜。我多次劝柔刚要再版此书，他总是谦和地笑而不答。2016年4月20日柔刚在转朋友圈发布的我的一篇题为《外国诗歌之于我》的文章时终于“顺答安琪：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该书没有再版？为何我这厦大科班出生的没有从事翻译工作？28年前我翻译完几十万字的《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我跟好友说该书的思维模式要50年以后才会走入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国当下最需要的不是这类东西，需要的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之后有个‘过度型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再进入社会主义，我们要鼓励几亿的中国人成为中产阶级，让几百上千万知识分子都成为商人，这个国家才有希望——大家去查下，我这些‘过激的言论’当时意外地发表在湖南株洲的《新闻图片报》上。”
 
我不太清楚柔刚有何实体企业在做，我知道的是柔刚确实按照他的想法在走知识经济路子，他尤其认为，诗人不能是贫穷的代名词，诗人要有能力养活自己，我曾看到柔刚在微信里大力点赞厦门诗人群体大都从事商业经营的行为。我在北京每次遇到困顿柔刚就会安慰我，放心，北京呆不下了回到福建到我这里，不会让你饿肚子。1995年我获得第四届柔刚诗歌奖主奖是我步入诗坛的第一级台阶，当年我26岁，诗歌刚起步就得到这么大的鼓励使我一直把柔刚和柔刚诗歌奖视为我的恩人，内心对柔刚和柔刚诗歌奖有极大的认同，乐意从事与柔刚诗歌奖有关的事务。创办于1992年的柔刚诗歌奖，迄今已颁发了24届，成为诗歌界最具影响力的民间诗歌奖项。中国的民间诗歌奖此起彼伏，但能坚持到今天的也就柔刚诗歌奖，这已不单是柔刚的荣誉，而是所有获奖者的荣誉。
 
柔刚，1963年生于福州。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外文系，后在福州海关工作，退休后居厦门，创办有柔刚艺术学苑。早在大学期间柔刚就从事英美现代诗歌的翻译，译有《意象派诗选》等。《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是柔刚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译作。柔刚翻译这部诗集时年龄不超过25岁，正是青春激情勃发的时候，译作也因此充满生猛的力量。柔刚和《比萨诗章》译者黄运特是对我的诗歌创作有过重大影响的翻译家，他们的译文直接形塑了我福建时期诗歌创作的语言风格。内心对他们一直念念不忘。
 
《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本译著，棒在哪里？我认为棒在译者自己也不懂被译者到底写些什么说些什么，他就把自己理解不了的诗直通通地译了出来，而这，恰好是超现实主义诗人的特色，什么是超现实主义？在百度中我们看到如下定义——
 
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探究此派别的理论根据是受到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影响，致力于发现人类的潜意识心理。因此主张放弃逻辑、有序的经验记忆为基础的现实形象，而呈现人的深层心理中的形象世界，尝试将现实观念与本能、潜意识与梦的经验相融合。
 
于是我们看到的超现实主义诗作，都像是梦呓，梦是没有道理的，梦是反常规的，梦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可的。《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编选者格梅恩在编选前言中写到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问一个清洁工“扫帚有什么用？”，他会挥舞扫帚清扫地板，或给你看工资单，但你要问一个超现实主义诗人，他会说，我看到扫帚在挥动着头发，那圆柱似的肌肉在颤抖着。你瞧，这就是超现实主义的思维和表达。
 
超现实主义对诗歌乃至对整个文化艺术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打破了艺术家惯常的逻辑条理，它告诉诗人，每个词都可以重新赋予它的词性，词与词的组合也不必按照语法规定，一句话，超现实主义提倡的就是陌生化而且是最大限度的陌生化，因为太过陌生化而变成了自说自话，因为没人能懂得超现实主义者到底要表达什么。所以对超现实主义运动我记得有一个外国批评家（我忘了这个批评家的名字）这么说过，大意是，超现实主义群体最后只留下“超现实主义”这个概念，但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文本。确实的，整整一本《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没有一首诗能被记住，你记住了布勒东这个超现实主义诗人，但你记不住他写了什么。这就是超现实主义。
 
因为柔刚一直没有再版此书的行动，2015年我曾打算把《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全部敲打出来然后发给柔刚以激励他，但在敲打了几首诗以后自觉工作量大，就放弃了。今天我想说的还是，《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真的应该再版了。
                              
2017-2-7
 
来源：诗人安琪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