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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荒漠,我的绿洲


你的荒漠,我的绿洲
 
丁燕/文
                                                     

 
这是一片最干旱的土地,也是一片最甜蜜的土地;这是一片最混沌的土地,也是一片最清明的土地;这里曾收留过绝望的流亡者,也滋养过屯垦的拓荒人;这里的古老,因地理偏狭,路途遥远而获得神奇保护;这里的崭新,随季节变化而经久不衰;我们的眼前一无所有,我们的眼前无所不有;我们径直奔向荒漠,同时,也奔向另一个绿洲;我们颠簸了十几个小时,打开地图,发现车轮不过刚刚深入这片区域的边缘地带;这里的广袤,足以让任何人抛弃自大;这里的神秘,如果你没有亲历,永远无法体味。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都只能用“最”来形容;当我们离去,心中刀刻般的伤痕,同样,也要冠之以“最”。
新疆就在那里,静静的,在它该在的西北角。
 
2013年8月,我再次回到新疆——迁居岭南三年后。从广州白云机场到乌鲁木齐地窝铺机场。单从这两个地名,便感觉从天空坠入地下——而且,是深挖好几尺的洞穴。我要先到达乌鲁木齐,再转机至喀什,至图木舒克。然而,飞机刚一降落在乌鲁木齐,我便被强烈错位感所折磨,脚步恍然,神思涣散,好像这个正在走下飞机的我,是由一团特殊气体构成的物质,一旦暴露在亚洲中心的阳光下,便会自动生成某种特殊反应。
 
从表面看,我的身份是名外来者。这是多么惊骇的变化——当一个出生于东疆哈密,在乌鲁木齐生活过十七年的笃定新疆人,变成了挂相机、蹬运动鞋的旅行者时,某种脱轨的虚脱感,将我和周围人群分离开。我知道,中亚大地的气息对我,不会以缓慢的方式渗透,而会像闪电,或刷地打开扇面,将突如其来的改变,瞬间启动。
 
走下舷梯,与阳光赤裸相触的一瞬,潜藏在血管中的微型鱼雷,噗噗爆炸。一切都在发生改变:视觉、嗅觉、触觉;一切,都像蝴蝶经过多次蜕变,其内部所经历的浩大挣扎,并不为外人所知。
 
我看见了她——三年前从这个舷梯走入机舱,飞离新疆大地的自己。她的刘海被风吹起,掠过眉心,努力向天空竖起。当她用手抚平刘海时,并没有回头,对身后这个风雪之城说一声再见。她的去意如中天山的博格达峰那般坚定。她要逃,逃开这个遏制她的牢笼。她的此次远行,是决意不再归来的:像1993年8月,她从哈密至乌鲁木齐那般。她总是如此不计后果。这种行为,并非公主为完成某个罗曼蒂克梦想而实施的计划,不,她可没那么好命,能奢侈摆弄人生,她只是感觉生存空间被可怕地剥夺了,连呼吸都变得困难,梦想的翅膀被铁链束缚,只能选择逃。逃到另一处。
 
我走下悬梯时,正和她擦肩而过。她渴望获得我的激赏,渴望我向她致敬,然而,我却看到她皮肤下的神经网,因紧张,不再暗红色,而是胡杨树根扎入大地后的浓黑。在她用手抚平刘海的那瞬,她所能带走的,只是一些记忆碎片。
 
她起飞的那瞬,我降落了下来。
 
此刻,我的面貌含混不清,身份暧昧不明,行为矛盾纠结,但同时,我又坚定地确信,我并不后悔自己下意识地决定:无论是1993年,或2010年。
 

 
如果认为乌鲁木齐可以代表新疆,那是对新疆最大的误读。乌鲁木齐所体现的,是现代都市的全部特征,并不能代表整个欧亚大陆的精髓。从乌鲁木齐起飞,跨越天山,在喀什机场降落后,整个新疆——在我看来,南部新疆最具人文特色——才算真正敞开大门。
 
进入在这座被尊称为“喀什噶尔”的城市后,燥热空气扑面而来,像海浪对着岩石砰訇作响,我嗅得出,那是黄土裹挟着沙枣花和红柳的味道,簇新浓烈。在这个中国版图最西端的城市,始终弥漫着一股浓郁的中亚味;在这里形成的风俗和礼仪,不仅迥异于水草丰茂的北疆草原,甚至和我的出生地东疆吐哈盆地也大不相同。然而,我独爱南疆。唯这里,才能真正代表新疆;唯这里酷烈的沙漠、灼眼的玫瑰、激越的刀郎,才能将新疆大地灵魂深处的孤绝与神秘,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从卫星图上看,53万公里的塔里木盆地的形状并不像一个盆,而更像一个短柄朝向东方的饭勺。按逆时针方向,这个“饭勺”高高翘起的边缘是天山、昆仑山、喀拉昆仑山、帕米尔高原、阿尔金山。夏季,高山冰雪消融后,箭簇般射向盆地中心,汩汩流淌,融入河流。在流域四周,发育出了上百块绿洲。喀什等城,便是以这些绿洲为地基建造起来的。
 
车子奔驰了起来,喀什的街道变得柔软。喀什人像生活在一张明信片中,所有的景象,都一览无余。我看到各种各样的黄色和绿色,错落交叠地出现在这座城市中。在这座外表阔气的城市内里,能处处感受到传统。街面上,既有穿梭的汽车,也有拉着一家人赶巴扎(集市)的毛驴车;既有穿西装或牛仔裤的时尚潮人,也有穿袷袢(长坎肩)和艾德莱斯绸(手工制作的彩色绸子)裙子的普通市民。
 
街头处处可见广告牌——
 
加大援疆扶贫力度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只有努力才能改变
只要努力就能改变
 
“喀什国际汽车城二手车交易市场”的牌子,并非立在很“国际”的地方,而是从一片灰草滩中耸立,其内容与环境的不协调,正预示着这个城市的“ing状态”(现在进行时)。
 
我第一次发现,喀什是个多么匮乏绿色的城市!
 
这是迁居岭南后,我的眼睛长久浸泡在绿色浓汁中后,做出的尖锐反应。
 
在岭南,我是崭新的外来人;而返回新疆,我又丧失了笃定的拥有权,这种复杂纠结的心态,让每一处我所看到的景象,都像被放大镜扩容开很多倍,变得硕大异常。当我在盯视街景时,同时看到的,是一个丧失故乡保护后的游子,正经受着痛楚与眷恋的煎熬。另一双眼睛,重叠在现在的瞳孔之上,让我看任何东西,都携带着双重痕迹。
 
街道上树距异常稀疏。在某些路段,一棵树和另一棵之间,相距近十米。最常见的是馒头柳:远看像个绿馒头,走近才发现,根根枝条刚硬,直愣愣从中心射出。街心草坪,有几丛被人工修剪过的矮树。偶尔的一段街道,树木又欢欣地密集起来,树下还有花池,野菊咧出黄牙齿。但倏忽一眨眼,林带又变成荒滩。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我多次到达南疆。我曾深入到沙漠南缘,走到柏油路尽头的小村庄,拜访从田间归来的老艺人、贫困户,然而那时,我从未如此强烈地意识到——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南疆更特殊;在这里,人们和别处一样,要上演人和人的纠缠与角斗,更要腾出很大精力,来和自然抗争。大自然在中原、华北、华南等地,可以被空调、别墅、立交桥阻隔开,然而在南疆,大自然是一头巨兽,就蹲伏在人类为自己修建的袖珍房屋旁,气喘吁吁,随时发出吼叫,奔袭过来。
 
从古至今,风灾、冰雹、沙尘暴,不分季节,说来就来。风沙来了,“要往高处跑,不能往沟里趴”。这里的人们,生活在一个金色沙尘的监狱中;没有一刻,能逃离沙漠的束缚——空气中是沙尘,手指尖是沙尘,交换的钞票上是沙尘,馕的表面落着是的沙尘,炕头的枕巾上是沙尘,甚至连孩子的睫毛上,也沾着金色颗粒。整个环塔克拉玛干的绿洲城市,都在上演着一场黄绿之争:死亡与生存之争;莽荒与鲜活之争。
 
其实,自乌鲁木齐起飞,机翼下那枯黄的天山,便是一个预告。虽然,层层积雪让山体皱褶如裙摆,变得灵动,然而,一旦丧失了银白粉末的修饰,整个天山,便被冷兵器时代黯淡的青灰包裹,是一条干枯了血肉的龙的骨架,延伸着,直至湮没于塔里木盆地阗寂灿动的金沙中。然而这就是南疆——或者,整个新疆——无法选择的命运:人们不得不接受盆地中央那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的黄沙侵袭,日久年深,无力自拔。
 
然而,这并非全部。就在我惊诧地发现喀什如此缺水少绿时,作为生命标志性色彩的“绿”,似隐秘黄金,总在不经意间,灼灼发光。在岭南,大片大片的绿,整日整年地铺展开,人像漫游在绿色泳池里,四周都是绿,于是,那绿便开始褪色,变成透明。人们看见绿,没有欣喜,没有惊叹,只是平淡与木然。只有在黄沙的逼迫下,绿才显得稀有、珍贵。眼神一旦黏住,便舍不得放弃。当车身呼啦啦向前,瞳孔里的翡翠,凝成火苗,依旧在燃烧。
 
当高山融雪化成塔里木河、阿克苏河、叶尔羌河、若羌河、车尔臣河时,那些河道铺展开的地方,便成为人们栖居的家园。河流可以让人们在这里生存,却无法改变这里的荒漠气候,让空气凉爽湿润。这时,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人不甘心眼睁睁看着黄沙扩展到院墙,渗入到窗台,吞噬整个菜园,整个农田、村庄、城镇,人们被逼迫着,不得不想法子生存:在地下挖暗渠,通过坎儿井引来雪融水,浇灌农田,栽树种棉,将绿色扩展开。
 
我一直深爱着这样一幅画面:沙漠边缘的农家,院子里搭起个葡萄廊架,爬满葡萄藤,人们在葡萄叶片的阴凉下品尝美食,舞蹈歌唱。光柱透过叶片,从空中跌落,在地上形成光斑,像豹子身上的圆点。而那些墨绿叶片间的葡萄,闪动着红黄交融的珍珠光芒。走进喀什高台民居中的小院,觉得葡萄藤、无花果树、夹竹桃、扶桑,样样都格外生动。这些绿,若挪移到岭南,算不得什么,然而,若周围是濯濯童山,茫茫荒原,这些庭院被植物簇拥,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微气候”,即便无法和周边荒漠抗衡,依旧让主人拥有强烈幸福感。
 
我是在葡萄廊架下长大的孩子。我曾写过一百多首以葡萄为题的诗歌(出版过诗集《午夜葡萄园》)。在乌鲁木齐居住时,每年总有几次返回哈密,住在老屋,从梯架爬到房顶摘葡萄;迁居岭南后,这种机会变少了。我曾询问过父亲,何以从甘肃迁居新疆,会在院子里种葡萄?他说,从邻居维吾尔人家学来的。随着父母的离世,我将再也不会轻易返回老屋,享受葡萄架下的阴凉了。
 
环塔里木盆的绿洲人家,很早就掌握了园艺技术,拥有种植葡萄、杏、枣、梨、甜瓜、桃子、李子、桑椹、苹果、柿子、核桃的成熟技艺,而将葡萄树和人的居所融为一体,不啻为绿洲人的奇思妙想——用木头搭起廊架,爬满葡萄藤,是维吾尔庭院最常见的事物;也是已知的最古老的将植物和建筑结合在一起的园林设计要素。
 

 
离开喀什,前往图木舒克(维吾尔语:突出的鹰脸),馒头柳倏忽不见,间或有几棵白杨,像是被一场飓风遗漏下来的,树杆纤细,叶片稀疏。黄色在这里,被供奉为神袛:像一个巨大冰冷的金属盘,向四周辐射出原始而单纯的光芒——死亡的光芒。它所聚拢的沙粒,皆为海洋的尸体。它一直在扩散,试图将整个人类,都纳入它的死亡档案中。目睹此景,令我像罹患了某种疾病,浑身疲惫。我惊诧地发现,当我和新疆相处了那么久,认为自己能够将姜黄、焦黄、枯黄、鹅黄等一切黄都包容进眼眸时,每每看到黄色突增,我的心情还是止不住低落下去,感觉那荒凉残破的废墟,已侵入到我的心脏。
 
向前延伸的柏油路两旁,无法看到绿树,只是戈壁滩。这种滩涂,以沙土为底色,堆积着青灰白黑大小石子,铺天盖地。太阳将戈壁滩晒出一溜火光,旷野空荡,地平线上晃动着地气,旱得透明的蓝空中蒸飘着红色粉末。环顾四周,哪里都是无人的荒滩,荒滩上的黄沙和石子。道路穿针引线地从茫茫大漠间通过,两头都不知道通往何处。远山低矮,山体棕黑,皱褶似裙摆。山上唯一的装点,便是电线杆,枯槁凝立。偶尔,在山体的凹陷处,窜出蓬绿茸茸的粗草,或一片疹子般的骆驼刺,乱七八糟。甚而连这样的山,也很快不见。
 
这样的路走得久了,感觉世界由各类黄的变体构成——姜黄戈壁、棕黄土坡、褐黄城墙、鹅黄天空、金黄阳光。这些黄,一律和干枯相连——大片大片枯死的胡杨林,改道后枯涸了的季节河床,从沙丘中探出的古代废墟中的木头。
 
黄啊黄——黄统治了整个南疆。
 
三辆卡车驶来,红色车头一律沾满泥浆,车厢内堆着新翻出来的红胶土。路旁偶尔能看到个衰败的土坯房,门前用木杆撑起个凉棚,堆着一个圈套一个圈的废旧轮胎。木板侧旁,是个蓝色大水罐,写着汉维两种文字:加水洗车。
 
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的道路边,只有两类店铺可以生存:汽车修理店和小饭馆。这两类店铺常拥挤混杂在一起:
 
西克尔野生鱼+昆仑轮胎
川香鱼府+水库招待所
顺路维吾尔快餐店+苏比百货店
 
长途司机利用修车时间在旁边饭馆大吃一顿后,接着开始漫长旅途。那种是真正的漫长:从和田到喀什,一整天;从喀什到阿克苏,一整天;从阿克苏到库尔勒,一整天;从库尔勒到乌鲁木齐,还需一整天。一整天坐在车里,即便座位再舒适,身体也会因疲倦而日趋干燥。这样的道路除了黄沙灰尘,别无它物。看到路口壅塞着十几家小店时,脑海会炸开一个词:繁华。窗外的景象变成累赘,让人的知觉,越来越迟钝。
 
这样的道路上,头号主角是拌面(拉面配一碟肉炒菜)。为了杀菌,我学着司机的模样,吞一口面,啃一点生蒜。饭闭,满嘴辛辣,根本不敢张口说话。到达下一个城市的旅店,即刻开始刷牙。直到深夜,还能从鼻孔中闻到蒜味。但是不敢不吃(整个南疆,曾乙肝肆虐)。配角是轮胎:一个套一个的轮胎。啊,干瘪的或鼓胀的轮胎,是汽车的蹄子,鸟的翅膀。孩子们在轮胎间出生,在轮胎间玩耍。女孩身上的红衣甚为可爱,脚趾一片黄红,是将海纳花瓣捣碎,放上明矾,用葡萄叶片包住,一夜变的色(我小时也染过)。这样的一双小脚,出现在荒天荒地间,美得让人揪心。
 
这样的道路,和中原、华北、华南、岭南完全不同。在那些地方,两个城市之间,总会夹杂着些乡村和小镇。但在新疆南部,只有黄沙戈壁,什么都没有。没有绿色,没有人家,没有村落,道路格外孤独脆弱,遇到一场沙尘暴后,很容易——人、车、物,全然不见。
 
除了这几样,还是这几样:黄土包、青石滩、加油站、修理店。有时,在紧挨着大漠,远避着人眼的地方,能看到些鲜红土壤。这种土壤极不适合种植庄稼,是酸性的。目光从未如此单调。这样的景象重复、重复、再重复,让人止不住要皱眉。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眼病:只要朝那晒得起烟的沙地里瞪上一阵,眼珠珠就针扎般疼。原本黄灿灿的沙丘,看久了,居然变得银白。那不是戈壁,不是沙漠,而是海,是洋,那沙子的浪头没边边际,没春没秋。
陡然闪出片粗粗楞楞的苞米,像片树林子迎着风。一阵沙扑过来,肥大的叶子哗哗地抖擞一阵,风静了,又是碧绿绿的,绿得像墨;凸起团红柳,灰白叶片,粉白碎花,野天野地间,孟浪妖娆。人看到这绿,这红,心肺立刻觉得滋润了,火胀的眼泡子也舒坦了一些,没留神,那尖叫便从齿缝泄出——不为植物,而为自己!
 
遥远、孤绝、静谧,是这片大地的状态;然而,每日目睹无边无际的黄巨兽,人必要从混混沌沌中觉醒,时刻提醒自己:活着,真好。这就是南疆腹地被沙漠侵蚀的道路——它能够轻易地、毫不浪漫地解释宗教中最巨大而复杂的命题。
 
城市的边缘地带,交叠地出现着黄和绿。从凸显在地表的现象看,两者的关系极为粗糙,但在地层之下,又血肉相连,有着极为复杂的循环。最初的变化,从路面开始:不仅有油罐车、中巴车、小汽车,还多了三轮车和毛驴车。总能见到毛驴车:一头驴,一个车板。赶车的,未必都是男人,也有妇女。坐着两个小孩,或一个;或者,毛驴车上装满长长的芦苇杆,被麻绳捆扎住。出现了一个小型清真寺:黄砖垒砌,大门上顶着两个小门楼;两个新月,遥遥相望。
 
路边竖立着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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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户农家的院墙外,摊着堆玉米,黄灿灿的。墙是红砖垒砌的,抹了水泥,没有刷白石灰。大门是原木色的。这里到底是更偏僻的乡野农户,和喀什高台民居中的木门不能比:那里的住户,多是皇族之后,将木门刷得蓝、粉、黄,异常绚丽;而东疆吐鲁番农家,则喜在门板上画大团花卉。路两旁的戈壁滩上,人们堆起西瓜,搭起凉棚;或将卡车车厢敞开,裸出西瓜。有的路段堆着破旧门窗、某种大型机械被拆解后的废料、红砖块、垒砌成一摞摞的木板(立着个广告牌:老付木匠店);人们骑着摩托车,肆意地向前或向后。
 
虽然有了人迹,但沙漠的力量无处不在。在那个乡村的十字路口,虽然建起四层楼,但楼房和街道间的空档,还是黄土滩。黄沙被人踩来踩去,几乎模糊了柏油路面,只在路中心,能模模糊糊看到稀疏的黄线。
 
路边有颗胡杨树,异常遒劲,树腰庞大,要十几个人手拉手才能抱住。粗糙树杆上分开七八个叉,延伸出多根枝条。这棵树实在硕大,从一片枯黄焦炭中,腾出绿色火焰,持续燃烧。这棵树突破了黄沙的最后界限,变成了几何学图案,刺目地留存在人的眼眸中。人不必去考察这树的种子从哪里来,何以勾连起庞大的汲水网络,击破细沙尘土的狡猾伎俩,最终将巨大身躯缓慢挺起,和地面形成九十度直角,只觉得,这棵胡杨,是自然用神力,在荒蛮大地上建起的纪念碑。
 
这棵胡杨树和岭南的榕树、芒果树、荔枝树、棕榈树有何不同?树的差别不大,但泥土却完全不同。岭南的红土潮润,新疆的沙土干旱。岭南的树无需将根须扩展太广,便能撑起硕大躯干;而新疆的树,要在地底下牵扯起千丝万缕的根须,一点点、一滴滴,四处搜索水分,才能供应给枝干。
 
一个五六岁男孩,白肤黄发,大眼薄唇,赤裸的胳膊和腿上沾满灰尘,脸颊上一道道黑,坐在树下,用英吉沙小刀(英吉沙是一个县,以制作手工小刀出名)切开哈密瓜,兀自吃着。他动作熟练,边吃边削,全然不知有一粒瓜子缀在下巴。他的短衫短裤上沾满灰土,他简直像个小野人。眼睫一抬,蝴蝶飞起,停留片刻,继续啃瓜。他如此脏污,如此壮硕,如此心理素质强大……像棵小胡杨。
 
我不断地看他,再看他——那吃瓜的脏孩子,感觉心尖上的某根琴弦,被重重拨响。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目睹的行为,像急匆匆写下的初稿,其所袒露的外表,多么粗糙,根本没有经过删除、变动、嵌插、挪移;然而,一旦长久盯视,深入阅读,便能在混乱不堪的表面下,探测到清澈的底层世界。
 
眼前的这一幕,显示出超乎寻常的和谐:光秃秃黄土山包、硕大胡杨、正在吞噬水果的男孩、指尖上甜蜜的汁液……似乎,所有关于沙漠地带的全部隐喻,都蕴藏在这幅图中:死亡与生命;苦涩与甜美;孤绝与希望。
 

 
事实上,六年前,我曾拜访过图木舒克。然而,记忆中的那个被土黄色覆盖大部区域的衰败之地,早已不见。现在,虽然这里的人流量比喀什少,楼房比喀什矮,但其所展现的,却是一个崭新城市的完整雏形:楼房、街道、路灯、商店、市场、宾馆。路灯上悬挂着红彤彤的中国结、国旗。
街边林立着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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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道路两边,楼房或平房的空隙,依旧能感觉黄色时隐时现,但沙漠边的人们似乎格外顽强,以树的形式,不断进行抗争。且不说笔直的钻天杨,黑铁丝般遒劲的榆树,也不说扑簌簌挂着铜钱叶片的白杨树,底部鼓着大土包的红柳,单说那一棵沙枣树,便让我魂牵梦绕。沙枣树的幼枝上有银白色鳞片,老枝则鳞片脱落,栗褐色,极为光滑。叶片铁灰掺杂银白,果实如指头肚大小。未成熟时,是绿色;成熟时,皮变得姜黄绛红,可生吃。我母亲常将沙枣合在面中,蒸沙枣馒头。
 
最令我难忘的,不是果实,而是花香。沙枣花呈钟状或漏斗状,米粒大小,花蕊外部为银白色,内部则明黄,一个挨一个,串成一嘟噜,从枝桠垂挂而下,散发着一种浓度甚高,几乎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香味,可飘散至十里之外。这种香味热情、感性、狂野,像个吉普赛女郎,茁壮激越,无拘无束,浓而不腻,久闻不厌。枣花香真是自然界的神奇:枣树长在沙漠边,根须要格外努力,才能吮到水滴,一点点积蓄起来,输送给枝叶花朵。如此艰涩的环境,却孕育出富丽的香味,一旦绽开,整个大地为之迷醉。傍晚出门约会的青年男子,折一束路边采摘的沙枣花,送给可爱的姑娘,几乎是南疆生活的经典画面。
 
我们来到了市区旁的唐王城。据说,这里是唐代尉头州城遗址,距今有两千多年,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必经要道,维吾尔族人称这里为“托库孜萨热依”(意为:九座宫殿),然而现在,这里并没有传说中蓝琉璃嵌碧玉的座座宫殿,只在一片荒石滩上,树起一堵高耸的泥石墙。城墙分内城、外城、大外城,因风吹日晒,墙体已斑驳倾斜。绕过墙角下的骆驼刺,顺着侧坡攀登,不到十分钟,已达顶部。墙顶上并不陡峭逼仄,反而有近十米宽,甚为平坦。从墙头俯瞰下去,图木舒克是一座被绿色掩映的城市:间间四方形黄泥土屋,排排红白相间的小楼,农田旁林立着白杨树,和脚下的枯干城墙,正相反。
 
我在城墙上遇到五位维吾尔族男子,年龄都是二十几岁,穿着短袖T恤和牛仔裤,黑发黑眼珠。他们是附近县城的农民,这日无事,便相约着骑摩托车来此登高望远,还准备等一下进城,吃烤肉喝啤酒。他们非常憨直,虽然汉语不甚流利,但交流起来,并无障碍。他们有地,有老婆和孩子,喜欢约朋友一起出门玩耍。他们并不知道唐王城的历史。只是说,“到城墙那里去玩”。于是,就到达了城墙。
 
唐王城不仅存在于那个废墟,还延展于当下。那条铺着柏油,种着绿树的街道,被命名为“唐王城街”。街道两侧,有馕坑、西瓜摊、修理部、蔬菜摊、蜂蜜店、三轮车(拉着活羊)、男人(带花帽)、女人(在渠边清洗地毯)。
 
进入博物馆后,那幅被历史迷雾淹没的图景慢慢浮现:从汉代起,此地的人们就已开始用书简传递信息。神奇的是,那些竖长条的木头,居然能保存至今,能看到其上的文字墨黑,一笔一划(若在岭南,这样的东西早已腐朽溃烂)。至唐,此地异常繁华:出土了很多泥塑佛头、丝绢、陶器、钱币。我端详画着迦叶头像的壁画残片:颜色艳丽、表情生动,甚而能看出迦叶的头发茂密,耳垂硕大。唐代的粟特文字很古怪,由很多撇,形成某种粘黏状态。观清朝文人用毛笔写的情诗:“寸心难禁意如煎”、“休使愚目望西穿”,感情炽烈真挚。
 
我陡然一惊:从汉往来木简,唐建城墙,至清人用毛笔写情诗,事实上,这里的气候一直没有太大改观。对生活在沙漠边缘的人们来说,气候是这里恒久的帝王,一直掌控着此地的生灵。人们虽然不断抗争,然而,发生在这里的改变,其实是局部和微弱的。
 
从图木舒克去五十团的路上,途经四十九团八连,陡然出现一截路,几乎堪称奢侈——高耸的白杨树前,夹杂着一排低矮的沙枣树,错落有致。倏忽一闪,即刻置换成铁锈秃山,一辆拖拉机(车斗内装着几根粗木),突突驶来。很快,山峦消逝,四面围拢起一片荒漠,地面是结了碱的虚土包,野生着胡杨,散漫成片。因尚未到深秋,灰绿叶片上落满黄土,软塌塌地耷拉着。
 
这片野生胡杨林和那棵突兀大胡杨不同:这些树不足两米,生长的方向完全没有章法,东一棵西一棵;它们不是五棵十颗,而是几百棵上千棵。我们行驶的是插入这片野林的逼仄小道,车一驰过,尾部便腾起硕大白雾,像一道伤疤,慢慢地,慢慢地,又自动愈合。随着尘埃落定,那些树,那片天,又恢复成原初模样。没有村庄;没有溪流。这些树活到现在,一定是靠着坚定意志,等春夏之交,雪山融水灌入河流后涨潮,漫溢至此时,积蓄下能量。这片林子是灰绿色的,但它的本质,是另一种黄色:它依旧是大自然野生的那部分,不属人力管辖。
穿行在这样一片野林,感觉这里就是天边地角:没有别的人,别的车,好像驶入的不是真实场景,而是好莱坞西部片的某个镜头。车子直直插入,像锨刃剁在一丛野草根上,锐利,干脆,有种义不容辞的果决,并携带着久违的杀气。那是人的杀气。人自己是闻不到的;只在特殊的场合,才砰然释放。车窗外的灰绿胡杨变得阴森可怖,车变成浮游体,晃动在无边无际的死海中。如果此刻,野林中突然窜出头动物,或车抛锚,轮胎爆裂,那我们和车一切,将成为自然案板上的鱼肉。
 
这是一段旋风式的旅程。从这样的道路中驶出,简直像胜利大逃亡。让我无比惊诧的是,这么干涩、惊悚的道路之后,居然,有一个盛大的绿城在等待着我们:五十团。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街道、居民楼、广场、花园、市场,样样,都闪着手工艺术品的光芒。只要看到它们,人便找到了自己的同类,找回了自信。
 
这个团场像个袖珍小镇,各处都拾掇得妥帖得当,朴素顺畅,和泥腥味十足的团场完全不同。我在野胡杨林里所遭遇的焦虑、恼怒和恍恍惚惚的心态,陡然不见,像好不容易从黑夜捱到破晓,浑身振奋敞亮。走进一处花园小区,整齐的四层楼安稳坐落,楼间距甚宽,楼下花池中丛生着朵朵黄菊,像温暖的小手,正迎风摇摆。乘凉的老人们坐在小凳上,四人一组,打着扑克。旁边的围观者,嘻嘻笑笑,好不热闹。这样的房子在岭南,算不得什么,但对绿洲小城,实属不易。
 
且不说汉、唐、清的人们居住环境险恶(清官林则徐抵达图木舒克市时,在日记中记载:“黄尘迷目,几不见人”、“枯苇尤高于人,沿途皆野兽出没之所”),甚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到达这里的拓荒者,住的还是地窝子(一种半地穴式小屋),喝的是涝坝水(一个大土坑中沉淀着融化的雪水)。因气候条件极险恶(一年中有一百多天的浮尘天气),很多人慢慢搬离了此地。
 
目睹这些红砖小楼,绿树黄花,让我误以为自己闯进了岭南的某个花园小区。我对这里的感觉发生了改变——变得充满柔情,充满关爱。这个温馨的住宅区,将一路上叠加在我心尖的荒凉感,一并扫去,同时扫去的还有几乎要窒息的绝望感,像伤口一样纠缠的疼痛感。
五十团的建设者们,紧紧围绕“绿”字做文章:即便是拆除了旧居,还要把原来的树木移到新的绿化带中,又栽种了花草树木,让安居房成为花园中的房子。这样的房子,已有一千多套交付使用,另有近两千套,正在建设中;还在街道边栽种了近8000棵国槐、法国梧桐,新增了近800亩绿地面积;在街道边树立起景观雕塑,设置了人行道长椅、六角围树椅、大理石桌椅;建起一座音乐喷泉;还准备再建个植物园。
 
绿啊绿……
 
只有从焦干枯黄的死亡地带煎熬过来的人才知道,绿不是一个字,而是一滴水,一条命,一个村庄,一座城镇,一种文明。
 

 
驻足赛格子里克村的农家小院,听女主人阿依吐逊汗·沙木沙克唱起“母亲刀郎”(刀郎的一种,与麦盖提、阿瓦提的刀郎皆不同):
 
啊,那是久远的图木舒克
啊,风沙滚动的图木舒克
啊,驮队消逝在远方的图木舒克
啊,风中的石头敲门的图木舒克
 
天渐渐暗下来了
四周听不见你的喘息了
当我逃回在苦难的路上时
是谁能带来生命的希望
我的爱人啊
我的妈妈啊
我的儿子们啊
你们在何方……
 
我的孩子们呀
你们快快归来吧
我的孩子们呀
你们不要流落他乡
我的孩子们呀
你们受尽了凄苦
我的孩子们呀
图木舒克才是你安身的地方……
 
热瓦普弹起来,手鼓敲起来,卡龙琴拨起来。在新疆,几乎每个人都会舞蹈。新疆人的舞蹈,混合着中亚某种特有的狂热。人们陷入属于自己的狂喜境界。好像舞蹈不是舞蹈,而是一种清洁运动,可以洗掉灵魂中的罪孽。一百个人,一千个人汇聚起来,让这舞蹈从葡萄架下扩展到田间地头、巷陌屋后、街市广场……突然,舞蹈变成了大众的庆典。每一个人都在舞蹈,多么原始,多么有趣。所有的人,像未经排练的剧团演员,跟着节奏,晃动身体,开始旋转。
歌声一直在我耳边回旋飘荡,好像我就是那流落他乡、受尽凄苦的孩子;好像我的家,就是这座图木舒克的黄泥小屋。
 
我的孩子们呀
图木舒克才是你安身的地方……
   
我几乎潸然泪下。
 
在岭南,我时常感到刻骨孤独:没有亲人,没有熟悉的人,没有可说话的人,我是个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坠入一池绿水,苦苦挣扎,反复劝说自己,千万不要松懈沉坠,堕入庸常。我一直过得小心翼翼,殚精竭力,全然丧失了在新疆的松弛。夜深人静,我曾反复追问自己: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离开;如果现在,我还是笃定的新疆人?直到此刻,我才醒悟:我从未离开过新疆,我的精神从未和这片西北大地分开过,即便我的肉身和它有了空间距离;直到此刻,我才明了:我并不贫穷,相反,异常阔绰:整个新疆,都是我的故乡;我在新疆的全部经验,都是我的写作素材;直到此刻,我才开悟:岭南并非我无奈的选择,而是我必须的选择。我需要岭南,需要向中国东南方后退几步,只有这样,我才能廓清新疆大地,让自己成长起来。
 
现在,我有两个故乡:西北/岭南。
 
它们是一对翅膀,共生在我的身体上,携带着我,飞翔起来。
 
作者:丁燕
来源:丁燕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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