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这世界，被温柔以待
——《精神病院采访实录》创作谈
 
作者：周芳
 
 
那是2017年的春天，有好多个夜晚，我经过滚子河。河边的花开了。白的，红的，黄的，全开着。开在滚子河边的堤岸上。河的另一边，城际动车轰轰驶过。黑夜摇荡不安。我不知道一列火车要把春天带向哪里。我只听见河水在叫我。
它叫我，来呀，来。
河面这样沉默，开阔，波纹层层铺开。我想把自己投进去。我是河水的一部分。
我路过我们家17楼的窗口，我尽量远离它，我站远一些，我努力不往窗口那边看。窗口在叫我，跳啊，跳。
这么多的声音，它们叫我。
无数个声音叫我。死亡像一朵罂粟，分外明媚。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我病了。
 
最开始病的，不是我。是男病区女病区的人。
躁郁症患者张清正，用牙刷捅自己的喉咙。他手持两把牙刷，左边捅一下，右边捅一下，再左边捅一下，右边捅一下。赴死的决心这样浩大。两只手，两把牙刷全都是血糊糊的。我们抢回他的命。他不要这命。又用筷子捅，他还拿头撞墙撞桌子。一遍遍地寻死。走道里，他拽紧我的胳膊，他神情庄严，医生，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死。
精神分裂症患者李敏，坐在地上，一个人说话，声音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天上的鸟，地上的狗，棉纺厂的同事，初中的同学，思绪跳腾，话题转换极快。言语停歇间，时而大哭，时而大笑，时而大骂。李敏骂李敏：敏，你不要脸，敏，你天生就是个坏坯子，敏，你心比天高，命要摔跤。
敏还捉虫子。蹲在地板上，左手大拇指和中指食指并拢，作捕捉状，极快地从地板这边移到那边，口里小声念叨，一个，一个。捉完地板上的，又捉床上的。捉完床上的，再捉凳子上的。那时候，又是极其安静，埋头捉虫，不哭不笑。
活动操场上，被害妄想症患者魏鹏，正在走圈圈，走得格外凶悍。昂着头，目不斜视，一步一步，像马蹄踏在草坪上，砰，砰，砰。
魏鹏一往直前的走，心无旁杂的走，走是他的所有行动。这个云安县县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包含一肚子的冤情。你们再莫叫我魏主任了，我叫魏窦娥，我冤死了，我本来是该做湖南省省长，档案被小人给调换了。天理不容啊，现在还把我当一个疯子关在这里，简直是对我人格最大的污蔑，放我出去，我要找中央组织部上访。魏鹏愁眉紧锁，苦不堪言。魏鹏唯一的信仰就是出来。只有出来，才能证明他的清白。马蹄踏踏，行色惶惶。世界变成一个恐怖的循环，无边无际，他就那么走。
我在这群人里活着，看莫须有的虫子，看勇往直前的走，还有张清正死亡的汁液。我被张清正喷汁。喷得满脸满心都是，我的心口也长出一大钵黑乎乎的汁。像乌贼。（如果死亡有颜色，也黑乎乎的，那么，也像死亡。）
 
2016年的春天，我并非这样活着，我有正常的睡眠和正常的听力，河水从来没有叫过我。那时，我刚结束在川城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的义工生活。在重症监护室这个“生存现场”，我哭，我笑，我在九死一生里拥抱生命。无疾无痛的肉体，肉体的一呼一吸，一眨眼，一抬手都是如此的珍贵。那么精神呢，心智呢，灵魂呢？如果它们有了逃逸，有了漏洞，又当如何？
精神病院，比重症监护室更厚重更宏阔。它不会仅仅是死亡。
它的病耻感。他们被世人歧视，羞辱。繁华人间，拥挤人流，我左突右闪，找不到通道。我说，拜托拜托，让让路，我要去精神病院。刹那间，人流夺路而逃，避我如同大灾荒。随之，身后响起“呸，疯子”。
它的暴力。精神病人暴力犯罪一次次挑动公众神经。一个本该被“保护”的群体，却屡屡扮演暴力犯罪的主角，如此强烈的反差，我们要如何是好，我们似乎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
它的漫延。曾经，我们以为他们离我们很远，仿佛在另一个世界。然而，他们就在我们中间。他们已经庞大到无法用界限来区分，也容不得任何抗据和疏离。他们融合在无数个家庭和无数的人际网中，与我们血脉相连，悲欢与共。
这一切无法回避。尽管我们疼痛。那么，让我投身进来，疼得更厉害一些。一个写作者，他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科医生，他努力的方向，无非是深入内心，安抚灵魂。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写道：“病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干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今天，在精神疾患治疗领域，人类比米歇尔.福柯时代有多大的进步，又有什么值得拓展——给予大量的耐心和同情心，让他们在这个世界里获得尊严、自由。
2016年3月5日，我获得许可，再次以一名义工身份进入另一重“生存现场”——川城精神康复中心。
 
2016年3月5日至2017年11月5日，在那里，我活着。
爱我的人们惴惴不安，言语支吾，他们说，小心啊，小心，那里，你……他们吞下了后半句话。至于那隐没的后半句，我想了又想，大概是：你被深渊凝视，你坠入深渊——“那里”是深渊。
那就坠下吧，我从深渊来，我才有话说。
我每天坐17路车去精神病院，我把我的耳朵反复交给张清正，让他不停地喷：死了，死了。
面对死亡，我有些恍惚不安，还有那么一些些的欢喜和拥抱。死，成为我日记中一个说不尽说不清的东西。死，这东西，谁能说爱，谁又能说恨呢。死就是死。
我们每个人体内都住着一个死。是不是？它离得很近，也很远。有时，我们把“死”丢在脑后。有时，“死”扑过来，缠住我们，缠得晕头转响。
张清正的乌贼汁，喷呀喷，喷到天黑黑地茫茫。他不断地刺痛周芳，激进地，旗帜鲜明地提醒周芳，别以为你能幸免，你们都有病。
周芳，李芳，刘芳，张芳……都有病。
我病了，翻了。翻是四川方言，意指犯了病。那个在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作的小安，早早晚晚和一群精神病人搅拌在一起，她写下《我们这儿是精神病院》。在某一章里，有疯子对过路的人大声喊：翻病了！翻病了！注意注意啦，护士也翻病了！
真是翻了。世界乾坤全翻了。
我的白与黑，光与影，昼与夜，交织颠倒。魏鹏，张清正，李鹏程一干人在我梦里大打出手。梦里，还有光着身子的李敏，楚楚动人望着我，细细碎语，医生，你说一个人应该住这里吗。医生，你住进来，住进来。
我睡不好，脑子里千军万马，兵荒马乱。
我神志恍惚，河水在一遍遍叫我。
我无法再贡献出我的耳朵，再去看那些虫子。我从“那里”逃离出来。
我在孩子就读的高中学校操场跑步。这里有崭新的生命，十七八岁，像初夏，野蛮生长。从头到脚，从左胳膊到右胳膊，浑身上下，充斥着新鲜的汁液。我喜欢每天清晨跑步时，遇见他们白色的衬衫，还有他们跑步时带动的风，正从天空吹过。
我在人流里夜市里穿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热爱川城大学的三条夜市街。灯火阑珊，人头攒动。我穿行在此，大口大口地呼吸，呼吸它的热气。热腾腾的饺子，煎饼，热腾腾的大学生，热腾腾的荷尔蒙。
我走上川藏线，奔赴折多山，卡子拉山，仙乃日雪山。海拔五千米的风和海血腥中，我死掉了。比如我的嘴唇，死掉。那曾经樱桃的，蛊惑的嘴唇。被情人一再赞美的嘴唇。比如我的双颊，死掉。那敷过三层粉，两层脂的双颊。它们乌黑，青紫。像兔儿山的石头。亿万年的沉寂。
这一路，如囚车，如牢狱，如刑具。我在赴死，转生。被神重新做成。
在我身边，一个被神拣选被神喜悦的人，磕等身长头的藏族老阿妈，双手合十，贴近大地，贴近玛尼堆，一遍一遍念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
神说，人世才是最好的修炼场。我不禁泪湿双襟。
我回望来路，魏鹏，张清正，李敏，寇心怡，男二病区的，女一病区的，都是我的修炼场，是我与人世的一切触角。
我回来了。
我爱张清正，我爱魏鹏，我爱李敏，我爱上这疯人院。
伊丽莎白在《微不足道的生活》中辩解：斯特劳特你不喜欢他，但你能理解他，但归根到底，你还是很难决定，到底你是不是喜欢他。犹豫源自，斯特劳特的很多部分太像我们自己，那些不体面，不堪，让我们难以启齿，难免自我嫌弃的部份。
相爱的理由大概就是如此吧。
 
我爱上的，还有每个星期提着汤罐来男一病区的老妇人，七十六岁，腰板挺得笔直。她努力地活，不能生病，不能死去。割掉脑袋扣出眼珠的，是她的儿子。她每次离开时，都向我们深深地鞠躬。她灰白的头发，像闪电，划过我的心口。
我爱上的，还有那无声的承受。一个狂躁的患者，像座火山，他踢墙他砸桌子，他要把胸中的火泄尽。年轻的护士伸出双臂堵住，他嚎叫着扑倒她，他也失去重心，倒在地上。她紧紧抱着他的头，劝慰着：“宝贝，乖……”，他揣她的腹部，扇她的脸，她仍旧抱紧他，轻轻拍打他的背，轻轻地劝慰，“宝贝，乖……”他们蜷缩着躺在地上，犹如一对母子。
 
西班牙作家卢卡•德代纳给这群人命名“上帝的笔误”。卢卡•德代纳说上帝之手，既创造人类完美杰作，也写下令人难以置信，不可饶恕的草率之处。好吧，我承认上帝也有失手的时候，我甚至承认某一天，我就是失手的产物，我就是李敏，就是张清正。
我顶着“教授，先进工作者”的帽子，但不防碍我做一个病号，和他们在一起。谁知道呢，或者我原本也是一个病号一个疯子。精神疾患这杯羹，人人有份。
那么，人类登场。人类的弥补在哪。
倘若The last one to die please out the light（最后一个死掉的人请灭灯)，我们将陷进彻底的黑夜。
愿这世界，被温柔以待。
亲爱的，在这文章的末了，且给我一点时间，我朗诵给你听
雷蒙德•卡佛说——
这一生你得到了
你想要的吗？即使这样
我得到了，那你想要什么？
叫我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
在这个世上被爱。
 
2018年9月写于湖北孝感
 
作者简介：
 
周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散文集《执手何须倾城》《沽酒与何人》分别获得第五届、第六届冰心散文奖及第九届湖北屈原文艺奖。报告文学《重症监护室》首发于《北京文学》2015年第11期，入选2015年度报告文学选，2015年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