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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作与创造者安眠


劳作与创造者安眠
——纪念王立纯先生
 
作者:李敬泽
 
迟子建来电话,嘱我为王立纯的集子《太阳从背后升起》写一篇短文。文债如山,本待推托,但迟子说,立纯已在去年去世了。听了不禁错愕,还说什么呢?便说:我写。
 
我与立纯先生并无私交。大概十多年前,他出了长篇《庆典》,曾托编辑送我一本,希望能为他写点什么。书读了,也很喜欢,但文章蹉跎着并不曾写。后来,在一些场合见过,圆圆胖胖的脸,是个快乐爽快的人,但也不过寒暄几句而已,并不曾深谈。
 
立纯先生属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最早投身文学的那批人。如果他活着,应该62岁了,我相信,如果活到今天,他肯定还在写。我在网上查过他的作品目录,发现他写了很多,越到后来写得越多。在三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写作的意义,或者,虽然他有时可能会困惑,但是,他从没有真的想过停下来。直到最后,猝然辞世之前,他还在为他的一部作品迟迟没有按约定改编为电影而焦虑。
 
我得知,他在三十多岁时就曾脑出血,在大脑某个隐秘的部位,血悄然流溢。这使他无法执笔,所以,他成了中国作家中很早就熟练使用电脑的人。这个人就这样写着,直到去世。
这里有一种令人难以释怀的悲怆和苍凉。我想起那个快乐的人,那个勤奋的人,他其实一直在与致命的隐疾对抗。
 
他写了那么多。他离开一年了。
 
《太阳从背后升起》是黑龙江省作协编辑的《野草莓丛书》的一种。从编辑体例上,我很希望有一篇后记或前言,交代一下这本书的编选原则。但是很遗憾,没有,就是这样一本书摆在眼前,一半是散文、一半是小说。每篇作品后也并无系年。我猜测,是选了作者尚未结集的作品。
 
但无论怎样,这部书都提供了一个样本,让我们开始思考立纯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立纯先生是以幽默或“黑色幽默”闻名的。我所查到的有关他的评论也大多是从“含泪的微笑”和“悲喜剧”风格入手。他的《拍手歌》曾经入选《1985小说在中国》一书,陈建功和李陀都曾给予较高的评价。对此,王立纯在2008年说:“《拍手歌》是以喜剧的样式表现悲剧,这很不容易,从哲学意义上讲是大荒诞,它诠释了彼德的名句:很多人爬到了梯子的顶端,才发现梯子架错了地方。我喜欢这种风格,它是我的专利,也是消解沉重的制胜法宝,把某些尖锐激烈严峻的东西,用嘻嘻哈哈的文字就传达出来了。那以后我努力往这个方向打造,应该说,我使用这一招数已经很娴熟了。”(《大庆日报》 2008年7月31日)
 
可见, 这就是王立纯自觉的美学旨趣,在本书的《太阳从背后升起》、《报仇》、《一份无法归类的旧档案》等篇中也都有明显体现。所谓含泪之笑、所谓“大荒诞”,是在80年代语境中获得巨大力量的“招数”,它从启蒙传统中推导出一套人生、历史和美学观念,在反思“文革”、反思知识分子命运时普遍运用。可以说,这不仅是立纯先生的“专利”,与他同时的很多作家其实是英雄所见略同的。
 
但立纯先生的确有他独特之处。他的自我表述未能超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话语范围,但在写作时,他其实另有来源:民间、东北的、黑土地的表意和语言传统。那真是狂欢式的表达,无分寸、无规矩,众生平等,齐物而观之。在《太阳从背后升起》这样的小说中,尽管作者对命途多舛的知识分子天才深致叹惋,但是,那位“天才”深陷其中的泥沼——那常常被述说为温暖的、其实也是残酷的民间底层,在立纯先生的笔下,却显得生气勃勃,野趣横生。
情况常常是这样,一个作家会受制于他的时代的文学、思想和知识风尚,受其规约而渐成习惯,这会使他不能充分地运用他的真正力量。但有时这种力量会本能地迸发出来,会忘了精致缭绕地修饰着它的那些话语和概念,会无遮无拦地寻求表达。我必须提到立纯先生的《庆典》,我认为那是他一生的杰作,在那本小说中,工业和历史这些宏大之事,都被他那强健恣肆的语言消化了一遍。
 
“让思想冲突牢笼”,这是《国际歌》的一句词,这也是立纯先生喜欢的一句话。我想,当立纯先生远去时,他会带着他的《庆典》吧,那是他的自由之作。
 
立纯先生在他创作的后期可能常常感到困惑。他如此熟悉、倾注心血的领域——“文革”、乡土、传统大工业——似乎正在成为文学地图上越来越偏僻的地带。时势之变人所难料,而一个人的生命何其短暂,我们只来得及守住我们的所知,尽我们的所能。立纯先生是尽其所能了,劳作与创造者安眠。而我相信,多少年后,当人们检视中国人在这一段时间的复杂经验时,立纯先生的作品依然是珍贵的、意味深长的旁证。
 
——多少年后,黑土地上的亢爽大笑也会让后人会心而笑吧?那是中国人在应对苦难、艰困和荒谬时的笑声。
 
作者:李敬泽
来源:李敬泽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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