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出了高铁站，走十几分钟，就是你老家。”县领导告诉我，而且就在今年年底通车。

　　这话听得我像在梦里一样。
 
　　我从小就想看火车，尤其是听说把一块铜板往轨道上一放、火车轮碾过就成了一把小刀之后，就更加向往看看火车。
 
　　我的家在苏北宝应县城东南方20多里外的一个小村子里，穷乡僻壤，不通汽车，更不用说火车了。那时，交通基本靠走，农民自嘲说“乘11号汽车”——11，即两条腿。
这“11号汽车”偏偏又“动力”不足：我出生于1953年8月，新中国刚诞生不久，正是百废待兴之际，日子刚刚好转一点，我每天饥肠辘辘，长得面黄肌瘦，走路的能耐就可想而知了。
 
　　从家里到县城，我要走三四个小时，通常是天不亮起床，妈妈做点吃的，然后上路。有一次上了路，走了几里地，我走不动了，想歇会儿。妈妈不让，拉着我继续走，说是要“赶路”，不然什么时候才能到“街上”。我们那里把县城叫作“街”，去县城叫“上街”。就这样，一路上，妈妈催着要“赶路”，我闹着要“歇脚”，于是，一个怨天怨地，后悔不该带我，一个哭天喊地，坐在路上不肯走。到了县城大姨家，我们都累得站不住了。
 
　　我说交通“基本”靠走，是因为也有不走的机会，那就是坐船。农民种田要肥，县城厕所要清，于是生产队包了一个县级机关的厕所，每年交机关几十块钱，厕所满了就用船去把粪便装回来，要是现在是要倒过来给钱的。每逢船要上街，村里如同过年般热闹，想乘船上街的，提前准备起来。开船那天，在家的到河边送上街的，千叮咛万嘱托，目送着船慢慢启程。

　　船的动力就靠竹篙撑，行到大河，执行装粪任务的男子汉上岸拉纤，留一个人在船上掌舵，老人妇女和我们小孩继续坐在船上。等我读到小学高年级，感到坐船享受不好意思了，就主动要求上岸当纤夫，走不动了再上船。后来，每当响起“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的歌声时，我就特别有画面感，因为“坐船头”“岸上走”的体验我都有。
 
　　（二）
 
　　又过了不知几年，最让我感到有面子的事，就是街上亲戚到我家。他们两三人一起几辆自行车一下子拥进村里，常常引来围观。渐渐地，“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的理想在城里形成，也向农村蔓延，以自行车当交通工具的多了起来。不过，我1973年9月离开老家到扬州市里读书前，自行车还没有普及。我每次从学校到公社参加教师会议，七八里路，都是光着脚板大步流星地走，早上去，晚上回。当民办教师3年，绝大多数教师都和我一样，基本靠走。
 
　　在扬州读书，寒暑假都要回老家。老家到扬州，220公里路程，汽车票好像是2.6元钱。这路费意味着什么呢？我当民办教师时的补贴是每月5元，外加年终生产队给2000个工分，大约值100元，差不多冲抵生产队分给我家粮草的钱。2.6元的路费就是我半个月的补贴，当然就是大钱了。因此，往返找顺便车就是常事了。好在一位初中同学在县食品公司工作，公司经常要往扬州肉联厂送猪禽，我可以坐在卡车驾驶员旁边。要是赶上不发车，我就或者买票，或者遇到什么坐什么。我就乘过一次三轮摩托车，拖斗装着氧气瓶，没有篷布，我就坐在氧气瓶上，经受了一次风寒的洗礼，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有什么危险。

　　20世纪70年代末，从县城到老家通了汽车。虽然汽车驶过，卷起一路沙尘，但交通靠走的历史算是结束了。从扬州以及后来从南京乘车到县城，不出县汽车站，直接等车去老家，下车就是我们大队境内，走半个小时就到村里了。
 
　　车是通了，但车是论班次、论路线的，一天也就开个几趟，要是谁家突然有个急事，照样饱受交通不便之苦。1986年11月，我父亲在老家突发脑溢血，村民们七手八脚把他抬上门板，一路颠簸飞跑几公里，把他送到乡医院，路上还有意识的他，到医院就不省人事了。在北京读书的我，接到“父病危速回”的加急电报，连夜坐10多个小时火车到徐州，从徐州再坐9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到宝应县城，真是又焦急又悲伤的漫长煎熬，现在回想起来仍痛苦不堪。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写道：随着博士论文接近完成，我益发怀念已故的李秀林教授和我的父亲周德荣先生。我得以攻读博士学位，内中饱含着他们的关心与支持。值本文完成之际，我谨向李秀林教授，一位英年早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表示深沉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我谨以本文作为我对先父的永久纪念——他老人家一生的最后心愿就是盼望活到我戴上博士帽，但突如其来的病魔使他未能了却此愿，留给我一份悲伤的、终生的遗憾。
 
　　（三）
 
　　交通的跨越式发展，首先表现在也归功于高速公路。自1984年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沈大高速公路开建以后，高速公路在我国广袤大地迅速延伸，通车总里程，1998年位居世界第六，2001年跃居世界第二，2011年就名列世界第一了。2000年11月，京沪高速的全线贯通把我老家宝应带入了高速时代，从徐州到宝应，最多2.5小时。从宝应出口下高速，汽车10分钟就驶进了我们村。乡村公路也从砂石路变成了柏油路或水泥路，而且实现了村村通。
 
　　交通的跨越式发展，第二表现在也归功于机场的兴建和民航的发展。我亲身经历过，坐飞机的资格从特定身份转变为普罗大众，买机票的手续从要组织证明到持身份证即可，安检人员从边防战士变为安检职工。我到过全国很多地方，空中航线把它们从偏僻带进了“地球村”和经济“一体化”。2012年5月，扬州泰州机场启用，从北京或海南直飞扬州，然后开车1个多小时，就到了我老家。
 
　　交通的跨越式发展，第三表现在也归功于高铁。当世界上第一条高铁即日本新干线1964年建成运行时，我们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我国铁路步入高速时代的起点，是2003年开通的秦沈客运专线，到2018年底，我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9万公里，比其他国家的总和还多，占全球高铁运营里程的2/3以上。当我第一次看到高铁在车站里呼啸而过，我情不自禁地惊叹曰：“狂奔啊！”并随即赋诗一首：
 
　　一窜无踪胜箭头，
　　绿皮自愧似蜗牛。
　　穿山跨涧平川越，
　　足迹横空遍九州。
 
　　绿皮即过去常坐的客运火车。等我老家高铁开通时，从北京到我们村，也就4个小时。想当年，这点时间，我从村里还没有走到县城呢！
 
　　交通的跨越式发展，第四表现在小汽车进入家庭。以往，在我眼里，能坐小汽车的都是大干部，能坐进口车的都是很高级别的干部。1992年我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最让中国留学生们自豪的是两件事，一是顿顿可以随便吃鸡肉，只要你愿意。鸡肉在那里太便宜了，而那时在国内还是奢侈品。二是能开上小汽车，1500美元的二手车，质量相当不错。“要是在国内，可能一辈子都坐不了小汽车。”有的留学生就这么对我说。他说得没错，那时谁也想不到中国发展这么快。早几年，我去看望刚从美国回来的一位大学老师，他指着房间里摆放的电视机、摄像机、音响、电冰箱等八大件对我说：“要是不出国一年，我一辈子也买不起这些东西。”而现在，就是打临工的人，每月也买得起一台彩色电视机。渐渐地，路上潮水般的自行车，先后被摩托车、电动车、小汽车所代替。而且，大部分小汽车是世界名牌。现在回老家，中学同学、亲戚朋友争先恐后地要开车接送。谁家有个急事，没有车的想找辆车帮个忙，绝对不成问题。现在难堪的是，堵车成了常态；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几乎逢城必堵。再就是停车困难，哪怕是10年前兴建的居民小区，也没有料到会需要如此之多的停车空间——这两个难堪，不是设计者们没远见，而是中国发展太快了！
 
　　交通从走到飞的巨大变化，得益于我国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不停步，得益于紧紧扭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得益于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不含糊。
 
　　尽管交通实现了从走到飞的巨大飞跃，但我没有丢掉“走”这个传统，而且比小时候走得多多了。
 
　　不同的是，走，不再是为了赶路，而是健身。
 
　　（来源：《学习时报》2019年5月17日第4版）
 
　　作者：周文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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