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7日
 
出了乌兰浩特义勒力特机场，薄暮渐渐向我乘坐的车辆逼近，夕阳的余晖把状似雪山的云朵映得通红，须臾又幻化成了橙红、朱红和紫色……
过去虽来兴安盟参加过几次文学艺术活动，但脚步仅止于乌兰浩特；对兴安盟的了解，也仅限于文学艺术这个层面上，而对自己要去帮扶的兴安盟下辖的扎赉特旗胡尔勒镇诺勒嗄查更是一无所知，甚至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
乌兰浩特义勒力特机场距市区不到30公里，路上车辆稀少，沿途田野上还没有收割的玉米，随着秋风在暮光中摇曳，让人如入幻境。
陪同我前往诺勒嘎查报道的我的前任帮扶队员胡日沁毕力格老师，一路上有说不完的话，可我一句也听不进去，直至踏上兴安盟这片土地，仍感到诺勒嘎查遥不可及。
早在半个月前，诗友樵夫听到我要来诺勒嘎查扶贫的消息，就定下给我接风，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与他一同到机场接机的刀客，也是当地知名诗人，记得第一次和刀客见面，两人都喝得扶着墙根走路，彼此留下了不坏的印象。
他们从机场径直把我们拉到“蓝天饭店”，这是一座五层小楼，经营东北特色饭菜，装修也颇具东北特色。我们进了二楼的一个包间，里面已坐了六七个人，樵夫一一向我介绍，大多是“诗歌圈”的人。因为考虑到第二天一早去诺勒嘎查，我和胡日沁毕力格老师都没敢多喝。
 
2019年9月20日
 
一觉醒来，发现窗外已经大亮，一看表还不到五点半。这里与呼和浩特时差近一个小时。
胡日沁毕力格老师与我交接完工作后，第二天就返回了呼和浩特。他一走，总感觉空空荡荡，少了点什么。
诺勒嘎查比我想象的要好，村里清一色的砖房，看样子，都是近些年修建的。每户的院子很大，有一亩多的，也有二三亩或五六亩的，单从房舍看，很难区分贫困户与非贫困户。
诺勒嘎查是一个蒙古族达到99%的村落，老年人大都不懂汉语，像这样的村子在西部很少见。令人诧异的是，大部分村民在蒙古名字前面加一个汉姓，也有些人直接取了汉名。
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成吉思汗胞弟哈布图哈撒尔第15世孙博第达喇将科尔沁部以河为界，划给自己的儿子做牧地，其九子阿敏分得嫩江以西的绰尔河流域，始号扎赉特部。诺勒嘎查位于绰尔河西岸，无疑是扎赉特部的一部分。
后来，我听沙格德尔老人讲，村里也有一些从辽宁阜新和周边草原移民过来的蒙古族。
到诺勒嘎查报道的第一天，村支书陈长江就给我提供了一组数字:全嘎查总户数308户、1160人；建档立卡贫困户36户，98人，全部实现了脱贫。我今后主要是与这些贫困户打交道，巩固脱贫成果。事实上，我是内蒙古团委第五任帮扶队员，在我之前的巴特尔、杭玮、刘智博和胡日沁毕力格都做了不少事，可我真不知道自己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只有对每一户的基本情况掌握之后，或许才能理出头绪。
走出屋子，看到太阳已跃出村前黛青色的山峦，将金辉倾倒在秋天的田野上，头顶的天空随之越来越蓝。
 
2019年10月30日
 
康巴图是我走访的最后一户贫困户，从他家出来，像感冒或受了风寒一样，浑身难受。回宿舍喝了一杯热茶，稍好一点，但不想吃东西。
嘎查会计谢长青与我一同去的康巴图家，当时是下午五点多钟，天色已晚，寂静的村庄被牧归羊群咩咩的叫声打破。
康巴图生于1982年，全家四口人，育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家里共有55亩耕地。他过去虽然不是富裕户，但他“肯吃苦耐劳”，小日子过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六年前的一天，康巴图的膝关节突然出现肿大，刚开始，他以为是干活累的，没当回事。殊不知，两个月之后，行走也出现了困难，他只好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患了“贝赫切特综合症”。
我在百度搜索了一下，对这种病的解释是:贝赫切特综合症，又称白塞病，是一种全身性免疫系统疾病，属于血管炎的一种。其可侵害人体多个器官，包括囗腔、心脏、肺和神经系统等，重者危及生命。
康巴图说，从那时起，由于疾病的折磨，他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呆在医院里。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他的病情慢慢开始好转，能下地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了。恰在此时，他的眼睛又出了问题，一夜之间，右眼什么也看不清了，紧跟着左眼越来越模糊。他从旗里、盟里，辗转来到北京首大眼耳鼻喉医院，被诊断为:1，右眼黄斑裂孔；2，右眼黄斑前膜；3，右眼玻璃体混浊；4，右眼屈光不正；5，左眼球萎缩；6，右眼视神经萎缩。也就是说，倘若不发生奇迹，他的后半生可能要在黑暗中渡过。
康巴图家渐渐入不敷出，为了看病，还变卖了家里仅有的10头牛，这是他的全部家当。
谢长青告诉我，康巴图家是一户典型的因病致贫户。后来，镇里用扶贫资金给他家购买了两头母牛（现在已产下一头牛犊），按农村医疗报销比例报销了一部分医疗费，他家的困难才有所缓解。2019年，他家全年收入3万多元，实现了脱贫。村委会担心康巴图日后返贫，给他入了“低保”，再加上四级伤残，每月能领300多元的残疾补贴，以后的生活应该会有保障。可谢长青依然顾虑重重，边往回走边对我说，康巴图的右眼基本丧失视力，左眼也快看不见了，一旦双目失明，妻子丢下俩个孩子离他而去，那就糟糕了。我说肯定不会，并暗暗祈祷，希望我的直觉不会错。
天气降温了，屋里很冷，我一夜未眠。
 
2019年11月16日
 
今天是周六，可在这里工作，没有礼拜天和节假日。
与村委会第一书记胥永跃约好，上午去赵开花家，这是我第二次入户调查。
其实，早在到诺勒嘎查之前，就听刘智博介绍过赵开花家的情况。她家曾是村里的富裕户，有137亩耕地、44亩草场和100多只羊，每年收入几万元，三个女儿，两个考上了大学。就是这样一个村里人人羡慕的家庭，却接连遭遇不幸。2014年秋，赵开花的丈夫患了肝癌。仅仅过了一年，她正在内蒙古科技大学读大三的二女儿红玉，被确诊为急性白血病。不到两年时间，父女俩先后患了大病，很快花完了家里积蓄，并将100多只羊一只不剩地“赶进了医院”，一时变得捉襟见肘，甚至到了借钱、贷款看病的程度。最后，红玉的父亲先红玉一步撒手人寰。当时，刚刚入驻诺勒嘎查的我的前两任帮扶队员刘智博闻知此事后，四处奔波“化缘”，为红玉募集医疗费用。2016年12月12日，通过他的协调，内蒙古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红玉搭建捐助平台，发出了《为年轻的生命开辟绿色通道》倡议书，共筹集资金61869.62元，拨付到红玉就诊的兴安盟人民医院。尽管这只是杯水车薪，但一个帮扶队员能做的，也只有这些，况且这是份外的事。刘智博已尽了全力。我想，如果当时换作我，可能连这也做不到。
红玉最终未能挺住，2018年1月29日下午，她随父亲而去。刘智博说:“红玉走之前去了几个城市，回了一趟学校，见了一些朋友，还在朋友圈晒出了很多照片，每一张照片都笑容灿烂，根本看不出是一个生病的孩子。我当时很担心她，病得那么重还到处跑。后来才明白，她是以这种方式向生命告别，向亲人朋友告别……红玉回家不久，病情加重。家里人准备送她去医院的时候，她却拒绝了，她不想给拖着病体的母亲增加更多负担，不想给家里增添更多外债，不想占用妹妹读大学的学费……”
走进赵开花家，和上次见到她时的情景一样，她正一边吸着烟，一边望着窗外。她的大女儿已成家，小女儿在内蒙古财经大学读大二。几年过去了，仍能从她脸上看出难以掩饰的伤痛……
下午，我们来到村部邻近的吴和平家，这同样是一户因病致贫的家庭，全家三口人，儿子成家另立门户。妻子五年前患了肝癌，他长年陪护住院的妻子，家里饲养的两头牛（镇里为其购买的扶贫牛）和原有的46亩耕地，全权委托亲戚朋友照料、打理。自从他被纳入贫困户后，妻子的医保报销比例达到了90%以上，他的日子开始好过一些。
我在调查中发现，诺勒嘎查建档立卡的36户贫困户，因病致贫的户数竟然高达60%。人原本很脆弱，而我们所依赖的农业经济在现代社会中，更是不堪一击。
返回宿舍的路上，下雪了，顷刻之间，眼前变得白茫茫一片。
 
2019年12月5日
 
早晨起床，看到窗外大雪纷飞，远处的山丘、村庄和田野，笼罩在雪雾之中。我已记不清，这是入冬以来的第四场，还是第五场大雪。
时间过的真快，掐指一算，到诺勒嘎查两个多月了，中间去厦门参加一个培训班，走了几天。现在想想，还是南方好，冬季没有这么残酷，四野依旧郁郁葱葱、花朵灿烂。
前几天谢长青答应，今天带我去见沙格德尔老人。
我一直想搞清楚，诺勒嘎查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垦荒种田的，农耕历史有多久？问了很多人，有的说50多年，有的说几百年，一个比一个不靠谱。我在入户调查中发现，村里多数人喜欢养殖业而不是种植业，他们似乎对牛羊比对玉米和小麦更感兴趣。
扎赉特旗位于内蒙古东北部，地处大兴安岭南麓向松嫩平原延伸的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至东南依次构成低山、丘陵、平原三类地貌。诺勒座落在“北八乡”，属低山、丘陵区，蒙古语意为避风的港湾，是天然的冬牧场。
沙格德尔是村里年龄最大的一位老人，今年81岁，过去是学校的老师。他听了我的来意后说，诺勒的农耕历史并不长，不到100年时间。1946年，他家从胡尔勒另外一个村子移居到诺勒，当时全村20多户人家，耕地只占全村土地面积的十分之一，或更少，顶多2000亩，其余都是牧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自畜牧业。而仅仅过去几十年，耕地扩大到了20047亩，牧场只剩下18432亩。
耕地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村民观念发生了转变，他们依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的基因。刘智博在一份调研报告中也写道:“诺勒的农耕只有几十年历史，有的人到现在还不会种地……”
几代人过去了，一些人仍不愿接受从游牧到农耕的事实。
当然这是为某些贫困户致贫给出的一些理由。
羚毕力格是一个典型的不会种地的农民，家里现有的37亩耕地，每年或出租或雇人为其耕种，自己则长年外出打工，给别人家放羊。2014年，他被纳入贫困户，靠政府帮扶的两头牛和五囗猪，很快脱了贫。
今天陪我采访沙格德尔老人的谢长青，也是一个对耕地缺乏热情的农民。他1975年出生，退伍军人，曾是一个“神枪手”。在部队，他本来有机会改变命运，可他没有把握好。他用“夹生”的汉语和我讲，当年部队为了培养他，选送他进了狙击手“集训队”。有一天，他的几个老乡专程从200多公里外的连队，赶到“集训队”去看望他，他深受感动，找了一家饭店，设宴招待他们。可那天，他们每个人都喝的酩酊大醉，因一些小事与饭店的老板发生了纠纷，最后升级为互殴，砸了饭店。翌日，他酒醒后知道自己闯了祸，并主动赔偿了饭店所有损失。部队领导看他认错态度好，把他退回连队，算是对他的从轻惩处，从此失去了“提干”的机会。他从部队复员后，到村委会当了会计。两年前查出食道癌，做了手术，同时欠了一屁股外债。陈长江准备将他纳入贫困或低保户时，他断然拒绝了。他说:“入了低保或贫困户，会让人瞧不起……”
去年，他预感到羊肉的价格肯定会涨，贷款买了500只基础母羊，并产下400多只羔子。今年羊肉价格果然涨了一倍，有人给他算了一笔账，如果他现在将这900只羊全部出手，除还了贷款，还能净赚20多万元呢。
从沙格德尔家出来，已是傍晚，雪还在悄无声息地下着，可我感到，每一粒落在我身上的雪，都那么沉重。
 
2020年1月1日
 
今天是新年，太阳没有什么变化，照常从白雪覆盖的山顶上缓缓升起。
上午10点多，陈长江打来电话，说包哈敦巴拉中午要请我们吃饭，我回复长江:“谢谢他的好意，改天我请他吧”。
我总感觉一个扶贫工作队队员，到贫困户家吃饭，有点不合适。
包哈敦巴拉在村里可谓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1980年生人，据说曾有过一个温暖的小家，可他当年不干正事，成天喝得醉醺醺的，日子越过越艰难，连柴米油盐都成了问题，2014年被纳入贫困户。媳妇对他很失望，跟人私奔了。
媳妇的离去，并没有让他清醒过来，他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由“酒鬼”升级为“酒神”。
2017年秋天，他喝完酒骑摩托车带着酒友回家，冲到路基下的一个大坑里，酒友当场毙命，他昏迷了四天四夜，才被抢救过来，捡了一条命。等伤势稍好一点，又喝得摇来晃去。
他家里来了朋友喝，一个人的时候也喝，人们说他没救了。
2016年6月的一天，陈长江记得天很热，他去包哈敦巴拉家找他有点事。当他走进包哈敦巴拉家，看到窗户紧闭，如同进入蒸笼一般，包哈敦巴拉正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呼呼大睡。他推醒他，他醉眼朦胧地看了陈长江一眼，不知嘴里嘀哩咕噜说些什么，又倒头睡去。陈长江推醒他三次，他次次都这样，陈长江把这一幕用手机录了下来。第二天，陈长江把录制的小视频给他发了过去，他找到陈长江说:“我喝醉就这个样子？真丢人，你千万不要发到朋友圈，让人们看见，谁还敢嫁给我”。并发誓要戒酒。陈长江有点不相信，以为他还在说醉话，对他说:“那就从明天开始，你每天给我发一段你的视频，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喝不喝酒”。他爽快地答应了，果然每天把自己都干了些什么，用手机录下来，发给陈长江。
前几天去他家入户调查，包哈敦巴拉将我领至猪舍前，嘿嘿地笑着说:“我家的5囗扶贫母猪，已产下11口小猪了，那两头牛也快产了……”
2019年，包哈敦巴拉卖小猪收入近万元；护林收入10000元；再加上低保、16亩耕地的收入和汇农补贴等，全年收入30000多元。而今年如果不出意外，仅生猪一项，按现在的市场行情估算，收入将达到10万元左右。
包哈敦巴拉不但脱了贫，而且还向前迈了一大步。尽管这与我没有一点关系，但他多次说要请我吃饭。他是真诚的。
 
2020年1月7日
 
今天到“养牛专业户”张斯琴图家入户调查，张斯琴图对我说，他妻子是胡日沁毕力格老师的学生。我一怔，问了一句:“胡老师的学生？”他见我疑惑，补充道:“她吹葫芦丝是跟胡老师学的”。
我突然想起，在胡尔勒镇，胡老师有很多学生，他还将我拉入一个名为“乌尼德葫芦丝队”的微信群，好像群里有40多人，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都是胡老师的学生。我不懂葫芦丝，又不好意思退群，在群里一句话也不敢说，只能“潜水”。
胡老师是内蒙古团委二级单位——内蒙古团校的一名教授，蒙汉语精通，曾有过日本留学四年的经历。
他是内蒙古团委第四任帮扶干部，2017年10月到岗，直至干到我接替了他的工作。
或许是天气原因所致，东北农村有一种“猫冬”习惯。胡老师在一篇调查报告中写道:“秋收结束后，农牧民基本上无事可做，不是看电视，就是西家串，东家逛或者聚在一起赌博喝酒……”胡老师认为长此以往，总不是一件好事。他思来想去，决定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搞一个乐队。胡老师的专长是萨克斯，可教这些人吹萨克斯并不现实，萨克斯价格昂贵，一般人承受不起。一天，电视上一个吹葫芦丝的节目给了他灵感，葫芦丝便宜、易学，何不教这些人学葫芦丝呢？于是，他自掏腰包购买了15个葫芦丝，带回诺勒嘎查，成立了“草原梦想乐队”。起初，报名的只有三四个人，他便挨家挨户地做工作，动员贫困户加入“草原梦想乐队”。东北12月的气温达到零下二十多度，胡老师在诺勒嘎查卫生室，借着昏暗的灯光，围着小炉子教他的学生吹葫芦丝。他的学生大多是小学文化程度，有的甚至没有读过书，我不知他下了怎样的辛苦，用了什么方法，居然教会了这些人吹葫芦丝。他的学生从几个开始，从诺勒嘎查开始，最后发展到了200多个、遍布整个胡尔勒镇，年龄跨度从7岁到67岁。
胡老师办葫芦丝学习班牺牲的是自己的休息时间，不是为了自己得到什么，他似乎想告诉我们，贫困户需要的不仅仅是物资，葫芦丝是一个哲学问题。
 
2020年1月15日
 
春节越来越近了，走在诺勒的街上，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每逢春节前夕，帮扶队员总要走访贫困户，到我这儿照样不能例外。今天准备去牧业队的戴银虎、王常山、赵开花、白秀英和张德喜家。
牧业队在河对岸，距诺勒还有一段距离。上了“青年桥”，我不禁想起了刘智博，这座桥是他协调内蒙古扶贫办、交通厅等厅局单位和兴安盟、扎赉特旗有关部门，争取项目资金修建的。
事情可追溯到2016年2月，刘智博作为内蒙古团委第三任帮扶干部，来到诺勒后，发现村前一条河流阻断了村民出行，每当冰雪消融，如果去一趟牧业队，必须从查干珠日和绕道而行，至少多走三四公里冤枉路。而村里的道路和街巷，同样不尽人意，晴天沙尘飞扬，雨天泥泞难行。他便从旗里到盟里、再到自治区，一级一级地跑，争取项目和资金。最终不仅为诺勒架起了跨度42.5米的“青春桥”，而且还硬化5.478公里街巷、修通了2.959公里的通村水泥公路……
不仅刘智博，其实内蒙古团委每一任帮扶干部都在自己的任期内尽心竭力。我列了一个清单，尽管这只是我的前四任所做工作的一小部分，但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2015年4月，通过杭玮争取、协调，诺勒嘎查所有贫困户都得到两万元政府贴息贷款，用于购买基础母羊；同年5月，杭玮又联系内蒙古青基会为嘎查争取到助学补助，每年为15名考上大学的学子每人提供5000元助学补助。
2016年，刘智博经过努力，落实了投资额425.61万元的3000亩“全国新增千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田间工程建设项目”。
2017年，内蒙古团委为每一户贫困户购买了两头基础母驴，共计68头、60.32万元。
2018年，内蒙古团委投入5万元，给嘎查卫生室采购了便携式B超机、电脑等医疗设备；同年为嘎查购买了价值42万元的大型大豆收割机。
2019年，内蒙古团委组织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专家，专程到诺勒嘎查开展义诊活动……
我不记得是谁说过一句话，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而我们通过无数双手，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2020年1月17日
 
早晨刚起床，就接到代朝鲁门的电话，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去过年，执意要送我到乌兰浩特义勒力特机场，我只好撒谎说，时间还没有定。
诺勒嘎查离乌兰浩特义勒力特机场80多公里，路又不好走，虽然代朝鲁门一腔热情，但我不想给别人找麻烦，自己坐长途客车走，省钱省事。
一月是诺勒最寒冷的季节，走出家门，感到呼啸的北风不是在吹，而是如同鞭子抽打在脸上。我担心代朝鲁门前几天购进的鸡雏，能不能挺过这个冬天。
生于1991年的代朝鲁门，大学毕业后在呼和浩特一家公司工作了两年，月入4000多元。2014年7月，弟弟考上了公务员，因家里缺乏劳动力，他被父亲强行带回了诺勒，可他不想像父亲一样，一辈子拴在土地上。回家的第二天，他就向父亲摊了牌:一是不能阻拦他创业；二是不要急于给他娶媳妇；三是农田里种什么，必须征求他的意见。当时父亲对他提出的三点要求，全部点头答应。谁知第二年，父亲就变了卦。代朝鲁门说，2015年一年，家里托媒人给他介绍了7个对象，逼他早日成亲，父亲甚至以喝农药的方式来吓唬他，他硬着头皮见了3个，最后还是和父亲闹僵了。
这一年年底，他从家里跑出来，在胡尔勒镇开了一家农资商店。经营了一年，分文未赚，还欠了4.5万元的外债，只好关门。
他又与一个朋友合作，开了一个烧烤店，现宰活羊烧烤，生意很快火了起来，一周净赚2700元。可他的这个合作伙伴，几乎天天召集狐朋狗友白吃白喝，烧烤店以失败而告终。
万般无奈之下，他回到家。不料刚一进门，父亲就冲着他吼道:“你不是翅膀硬了吗，回家干什么，给我滚……”
面对父亲的指责，他一句话也没说，一个人躲在屋子里掉眼泪。
有一天，代朝鲁门从中央电视台看到一个农民靠养鸡致富的报道，琢磨起养鸡的事。恰在这时，他四姑给他父亲拿来20000元钱，他偷了5000元，悄悄购买了500只鸡雏，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养鸡棚，准备养鸡。母亲见状，一边干着家务活，一边用脚踢围在她身边的小鸡:“你以为你把这些鸡养大就能卖出去，滚远点……”
代朝鲁门一气之下，骑摩托车漫无目的地来到查干珠日和一片空旷的田野上。当时正是柳绿花红的春天，阳光灿烂，燕子鸣叫着从远方飞来。他心情恰恰与这个季相反，代朝鲁门停下摩托车，信步走进一片树林，从上午八点一直躺到下午两点多，想了很多。如果不是弟弟打电话劝说，他可能会永远离开诺勒，离开不理解他的父母。
2017年年底，代朝鲁门通过网络销售，鸡被抢购一空，净赚20000元。与此同时，他认识了胡日沁毕力格老师。因为这一年农业欠收，羊价暴跌，他家几乎没有收入，代朝鲁门把卖小鸡赚的钱一分不剩地交给了父母，又萌生了到外地打工的念头。
胡老师闻知此事后，找到他说:“你养鸡很成功，刚刚有了好的开头，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代朝鲁门只好向胡老师交了实底:“我现在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了……”
胡老师二话没说，从银行取了5000元钱，递到他手里:“不需要还，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
代朝鲁门用这笔钱，从哈尔滨购进2300只雏鸡。两个月后，因他喂养的雏鸡成活率高，镇政府以每只20元的价格收购，发放给诺勒贫困户发展扶贫产业，他赚了20000多元。
2018年，在胡老师策划、协调和镇政府的支持下，诺勒嘎查为代朝鲁门挤出20000多平米的山地牧场，他成立了“田野牧场”大学生创业基地，步入了正规。有了养鸡的经验，也有了养鸡的场地，他想扩大养殖规模，可资金短缺仍然是一个“瓶颈”。胡老师再次伸出温暖的手，给他赞助了10000元钱。
他前前后后购买了18000只鸡雏，年底出栏后，净赚近40万元。
2019年，代朝鲁门除了购进15000只鸡雏，还养了57口猪。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当猪快要出栏时，染上了猪瘟，一夜之间，全部死亡，鸡也莫名奇妙地死了一半……
我到诺勒后，胡老师带我去的第一站就是“田野牧场”。代朝鲁门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疲惫、憔悴，似乎一碰就会倒下去。后来在嘎查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有人说他中了妖风，快疯了。一个好心人还专程到乌兰浩特接来“大仙”，为他镇妖驱邪，直至现在，“镇妖符”还贴在墙上。
代朝鲁门当然不信这些，他说:“猪死的时候，已长到二三百斤了，假如不闹猪瘟，年底少说也能收入四五十万元……”
我除了开导、安慰他，别无它法。
去年11月底，我回单位汇报工作，并把代朝鲁门的大学生创业基地也作为一项重点内容进行了汇报。陈晓东书记很重视，迅速安排他参加由内蒙古团委主办的“2019年内蒙古美丽乡村青年电商达人示范培训班”，还专门把他叫到办公室谈了半个多小时，肯定了他的创业精神，他颇受感动。
刚过新年，代朝鲁门就购进18000只鸡雏。他说，今年要把诺勒毕业的所有大学生吸纳进创业基地，进行第二次创业。我看他说这话的时候，笑的很开心。
 
2020年3月2日
 
踏上诺勒的土地，突然感到自己像从笼子里放出的鸟，一下变得轻松、自由了。
原本计划过了正月十五回诺勒嘎查，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将我困在了家里。每天只能望着窗外空无一人的大街，祈盼病毒早一天消失。
进入二月底，疫情有所控制，各厅局单位的扶贫干部开始返岗。
上个周五，分管书记闫立志给我们开会，其实只有张飞飞、我和他三个人，都戴着口罩，彼此保持着一定距离，安排布置今年的扶贫工作任务。会后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能不能给诺勒嘎查的农牧民带一点口罩回去，闫书记爽快地答应了，并安排张飞飞负责落实。
飞飞把我带到内蒙古青基会秘书长格日乐图办公室。格秘书长听了我们的来意后说:“扶贫的事，我全力支持”。他立马打电话落实了2000个口罩，同时给诺勒贫困户家的孩子捐赠了50个大礼包，其实这也是对我工作的支持，我心存感激，不知该说什么好。

原载于《草原》2020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