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源泉老师

 

作者：王昌宇

 

　　1958年，我考上赤水一中普通高中班。虽然赤水一中高中班都是录取本校的初中生，新同学组合，又是一番景象。这些同学我们都熟，还是没有原初中同班的同学那样亲密。初中五个班250人，经中考这一淘汰，只收了文、理、普3个班120人。原初三（1）班的同学却只有十多个在同一班了。尽管不是一个班来的，大家都很和谐，因为，我们还要一起生活三年，又要经过高考挑选，是否还能在一起那就很难说了。特别是同姓的，更为亲近。在家里经常都听大人说：“一笔难写个‘王’字。”“五百年前是一家，不同祖宗亦同华。”在安排座次时，我和原初中三（3）班的王逢辰女同学座一方，她肯帮助人，不多言不多语，学习还不错。她比我大，我叫她大姐，她也很乐意。她说她家在赤水没亲人，就认了我这个弟弟了。

 

　　高中部的任课教师我们都不很熟悉。20世纪50年代，赤中上高中课的教师与上初中课的教师是分开了的。初中教师从初一教到初三后，又倒转来教初一，高中也是如此。于是，初、高中老师就自然地分开了。

 

　　那时老师戴的是蓝底白字的金属校牌，学生是黄底红字的金属校牌。在街上碰见别蓝底白字校牌的人，大约隔10米左右就站在侧面，微笑注视着蓝底白字校牌的人，等蓝底白字校牌的人走到近1 米时，与佩戴蓝底白字校牌的人行鞠躬礼，随之问候。早上说“老师早”，其余时间说：“老师好！”仍在原地站立，等蓝底白字校牌的人行走与自已平行后，才能离开原地前行。那时我们认为蓝底白字校牌的人麻烦，很少去打听其蓝底白字校牌的人的情况。所以，只认校牌来认定师长，很多叫不出名字。对于很少上街的老师，就更搞不清楚了。

 

　　老师的办公室更不能进，一般是值周交作业或犯了错误，才进办公室。教师食堂和学生食堂分开了的，教师食堂更不可乱进。一天，搞劳动回来吃晚饭迟了，只有饭，没有菜。我舀了一碗饭，见教师食堂开着的，想去“打游击”，刚到食堂门口，发现有几个老师还在吃。我就收脚回来。一位老师问：“你找什么？！”我没说话，看清楚这位老师嘴右上角有颗大黑痣，他用“官腔”（后来叫普通话）问：“是不是要吃菜，来，我们一起吃。”正中下怀，我便进了教师食堂，同他一起吃了一顿很好吃的菜，非常感激那位嘴右上角有颗大黑痣的老师对我的理解。但不知道他的姓名，那时就餐是不准讲话的，所以没问。这是1955年读初一上时的事，后来便慢慢地忘记了。

 

　　我们班上第一节《三角》课，上讲台来的任课老师正是那嘴右上角有颗大黑痣的老师。穿一件洗得在发白的蓝色三个兜的学生服，封领扣系得紧紧的。剪个平头，胡子刮的很干净，使之嘴右上角有颗大黑痣就显得更黑，还有些发亮。班长一声“起立！”我们刷的一下站起来，齐声：“老师好！”他扫视同学们一周，当他的眼光碰击着我时，感觉像传电般的温暖，但又那么严肃、认真。随后，他很认真的鞠了个躬，用很标准的普通话回应了一句：“同学们好！”稍候，他自我介绍：“我叫王源泉，是大夏大学返上海自愿留下来任教的。我讲的是北方话，同学们有听不懂的，请提问，我一定耐心给同学们解答。”他开讲了：“现在我们重温初中的平面几何中圆。”他开始作图，“以O为圆心，以R长为半径划的一个圆——”圆字拖得很长。边念，边用拇指按住圆心，中指与食指夹根粉笔，反复几下，一个圆就成了。我第一次看见不用圆规画圆的人，并画得这样标准。讲课通俗易懂，语言抑扬顿挫。他把例题讲完，把公式证明完，后面的作业就迎刃而解了。我非常敬佩这位王老师，加上初一时“打游击”，得到他的宽容和理解，更是从心底里服了。

 

　　有一天，他讲课正讲在高潮处，突然停下来了，脸色苍白，额上微微冒出虚汗，脚有点颤抖。王老师病了。一位同学端了板凳来（那时讲台上不放凳子的，就是说老师不能坐着讲课）让王老师坐下，我去请校医周为东先生，说王源泉老师病了。周先生说：“是不是有人在唱歌？”我想了想，没注意，都去认真听王老师讲课去了。周先生肯定地说：“一定有人在唱《流浪三部曲》，王老师是难民，一听到这首歌，就要崩溃。”啊！好像校门口那个铁匠王斌在唱。传到教学楼声音非常微弱了，我们几乎没听见，王老师却很敏感。大家把王老师扶回寝室，周先生像给了葡萄糖兑的开水给他吃，说：“没关系，吃点开水就好了。”那节课后半节作业，教室静得像没有人一样。是不是都和我一样，边做作业，边想，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犯下的罪行，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目中，特别是受害最深的敌占区人民心目中，是永远抹不掉的，也是不可原谅的。那天晚自习，王老师来把那节课重新讲一遍，并说对不起同学们。

 

　　一天，王逢辰说，她妈妈病了，昨晚上没睡好觉。她用万金油抹在人中、太阳穴坚持上课。王逢辰学习踏实，她所得的分数全是她用时间磨出来的。这天正好是王源泉老师上第4节课，快到中午，人也正是疲惫的时候。她的上眼皮老是往下垂，还是竭力支撑，硬强着认真听课的样子。还是被王老师发现了，他边走边讲，走到我的课桌前，在课桌上敲了一下，提起王逢辰注意。王逢辰疏松的眼睛一鼓，腰杆硬了一下，打起了精神。她实在太疲倦了，简直支持不住了，一分神，头就啄下去了。这时，王老师大吼一声：“王逢辰站起来！”声音非常严厉。王逢辰一惊，唰的一下站了起来。我们惊奇地看着王老师，今天咋哪？他平时对同学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教风，温暖慈祥面容到哪里去了。眼睛像要爆出来，动也不动盯着王逢辰，嘴皮在抖动，很长时间没讲话，真有点吓人。少顷，王老师缓过神来，面对大家，用缓和而沉重的声音说：“同学们！有这样好的学习环境，大家应该认真学习，用优异成绩向祖国回报。现在，国家体制好了，需要很多的建设人才，国家才能不断的强大，国家强大了才不受人欺侮。”停了会儿，他摆了几下头，放低了声调，一字一句地说：“家－破－人－亡，才－知－落－后－挨－打。”缓了一下又说：“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说着，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王逢辰也哭成了泪人，离开了座位，在课桌旁跪下，泪目向着王老师说：“爸，我错了。”我站了起来，看全班同学鸦雀无声都站了起来，看着父女俩，心中重温着：“有这样好的学习环境，大家应该认真学习，用优异成绩向祖国回报。现在，国家体制好了，需要很多的建设人才，国家才能不断的强大，国家强大了才不受人欺侮。”久久在我的耳边萦绕。

 

　　后来与王逢辰的摆谈中才知道她爸是华北人，日本鬼子占领了他的家乡，烧了他的房屋，家人四处逃亡，生死不明。王老师无家可归，随大夏大学西迁，结了婚，生了她。东奔西走，辗转四处，到了赤水。抗战胜利，大夏大学迁回上海，他怕再折腾。加上无家可归，认为赤水是个好地方，才留了下来。解放了，她爸一直在打听老家的情况，与当地政府、有关系的朋友、亲人写了信函，未见回音。没联系到亲人。他爸的朋友和同志，有好多都联系上了亲人，陆陆续续都归根了。他爸近段时间非常郁闷。

 

　　1959年的一天，王逢辰告诉我，老家的政府来函，说爷爷还活着，只是伤了一条腿。爸爸决定回去敬孝，他高兴了一阵子，不知怎么搞的，这几天又阴沉下来了。不日就要启程，他在家中收拾行李。但他不愿意老师和同学们与他送行。他说：“生离比死别更痛苦，不愿大家经受这次可以避免痛苦。王逢辰说着，一脸的凄楚。我安慰她，你应该高兴，你们终于团圆了。

 

　　王老师就这样悄悄地走了，他以自己的心为圆心，用半个中国的距离为半径，经过漫长的16年，才把全家团圆的梦画圆了。他语重心长的呼喊：“家－破－人－亡，才－知－落－后－挨－打。” “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鞭策着我们一代人，为全国人民安居乐业而努力学习，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奋发图强。

 

　　六十多年了，国家强盛，国防强大，人民富裕，安居乐业的今天。王老师的话犹在耳边回响：“国家体制好了，需要很多的建设人才，国家才能不断的强大，国家强大了才不受人欺侮。”

 

　　王老师，你还好吗？我想你了！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