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人物傅斯年

 

作者：倪章荣

 

　　早就想写一篇傅斯年的文章，却一直不忍落笔。读过他的著作，更知晓他的作为，一生都似乎疾恶如仇宁折不屈，却不知道选择正确道路;甘当“功狗”且冲锋陷阵，却没有谋得一点点红利；才华横溢踌躇满志，却英年早逝……

 

一、半途而废的学生领袖

 

　　傅斯年（字孟真）在民国学术界乃至政界，是如雷贯耳的名字。而他的大名怎么也无法与“爆得”联系在一起——虽然他被我们称之为反动政客、反动学阀，但他确实是靠实力走上民国大舞台的。

　　傅斯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自幼聪明好学，考上了北京大学之后，傅斯年表现十分突出，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还勤于思考，能言善辩，很快便成为学生会领袖。他与罗家伦等人主办了思想刊物《新潮》，议论国家大事，探索民族振兴之路。傅斯年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热血沸腾甘担国家兴旺之责的学生和老师。在当时的北京大学，傅斯年可以说是声名显赫，风头无两，不少教授都对他礼让三分，据说，刚来北大的胡适都被他“欺负”——发动学生在胡适的课堂上闹事，只因胡适确实有两把刷子，才让傅斯年放了他一马，且又因三观一致，两人成为民国学界最臭味相投、惺惺相惜的好朋友。他们两人纵横民国学界和教育界三十年，留下很多故事和传说。

　　“五四”运动爆发前夜，傅斯年被学生会推举为游行总指挥，直接领导和指挥了那场被载入史册的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如果傅斯年按照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他无疑会成为一位卓越的革命家甚至有可能成为我党的领袖。然而，“五四”运动还未结束，他便退却了。他退却的理由是学生的行为太过极端，特别是火烧赵家楼事件，让学生运动变味了，他更担心这种太过粗暴、激烈的运动会结不出好的果实。他认为，作为学生要潜心务学，积蓄实力，才能够胜任改造国家之重任。他对北京学生运动进行了深刻反思，公开表示：以打砸抢为特征的学生运动无助于解决问题，也不是真正的爱国。

 

二、权威与功臣

 

　　此后，傅斯年考取了公费留学欧洲，先是英国伦敦大学，后是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学、物理学（爱因斯坦相对论、勃朗克量子论）、数学、化学、地质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比较语言学等课程。所学范围十分广泛，留学欧洲七年，傅斯年没有拿到一张文凭，却学到了很多知识，为他回国后成为中国历史与考古学界的权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傅斯年踏上欧洲土地接受资本主义教育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了这个学界翘楚与革命与进步与我们伟大的事业渐行渐远。

　　傅斯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台湾大学教授，还历任学院院长、系主任、代理校长、校长等职，1928年，傅斯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之邀，创建了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主持过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担任过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是民国政府1948年民主推选的81位院士之一。关于傅斯年的学术成就我就不多说了，民国那个时代，学术机构以及各个大学，都不太懂得讲政治，学术地位和学术职务只看学术贡献和教授能力。傅胖子（因为身体比较胖，故有此外号），在学术上没有两把刷子，在那个时代是绝对不可能出人头地的。下面，说几件民国人尤其是民国上层人物人人皆知的与傅斯年有关的事。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要求中央研究院将南京博物馆及其中研院内的中华文物和资料仪器（包括抗战前夕转移到南京的故宫文物），转移至大后方。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病重，总干事朱家骅被任命为浙江省主席。傅斯年全权负责起重要文物仪器的转移工作。这些贵重国宝由南京、经皖赣、到长沙，或经汉口到宜昌，或经郑州到陕西，然后分别转移到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等地。交通工具有限，除了汽车、火车、轮船，不少文物只能用马拉肩挑，几千公里路途，还有敌机的轰炸，整个转移过程都是傅斯年在指挥、调度，他还亲自押运，亲自验收，亲自安排存放和编目，其艰辛非语言可以形容，其功劳怎么评价都不算过分。

　　1940年，傅斯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之邀担任中研院总干事，为了躲避敌机轰炸，保存珍贵文物资料，便于科学家集中精力研究，傅斯年将史语所迁至四川李庄镇。为了让民国学术人才能够在战乱中不中断研究，他不仅千方百计解决来到李庄的学者们的待遇和生活，还锲而不舍地邀请各门精英前来李垦“会师”，为了让陈寅恪来李庄，傅斯年又是写信，又是打电话，多次恳请陈，可陈寅恪最终还是没有去。据说陈寅恪认为李庄条件太艰苦了，自己又有眼病在身，不愿屈就。

　　抗战时期，中国的历史、考古研究依然取得重大成果，与李庄相对安静、安全的环境不无关系。多年后，还有不少回忆、研究李庄的文字，将条件艰苦的李庄比作学术皇宫。回忆李庄自然绕不开傅斯年，无不称赞傅斯年是民国时期中华文化挖掘、保护第一功臣。

　　保存文物资料，本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问题是，在我党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傅斯年却将那批辗转几千公里、历经千难万险保存下来的文物转移到了台湾。于是，傅斯年便被我们认定为“千古罪人”。连他的好朋友曾昭燏（有说是女朋友)，也于1949年4月，联合其他学者在上海发表公开信，严厉遣责国民政府和傅胖子将文物运往台湾的可耻行为，要求他们将运往台湾的文物运回大陆。

 

三、老虎屁股也敢摸

 

　　傅斯年性格直率，敢怒敢言，可谓天不怕地不怕，人称“傅大炮”。他虽然没有参政却时刻不忘议政，也不管那些“妄议”会有什么后果。

　　抗战前的诸多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妄议”就不说了，仅抗战开始之后，他曾不止一次公开发文批评蒋介石独断专行、任人为亲，说老蒋把持朝政，行政院长没有实权，并说：“蒋先生之治军，是世界上稀有的天才，其政治是初中一年级程度。”（致胡适信）对一国的领袖如此轻蔑，简直是大逆不道。可他从来都是我行我素，越来越放肆，直接将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拉下马的故事成为民国当时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那种火热程度并不比现在的正能量公众号逊色。

　　对于老蒋让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傅斯年一直认为孔既没有能力又贪污受贿，德能皆不配。为此他多次致信老蒋，要求撤换，并在参政院公开提出动议（傅为参政员），不仅如此，他还直接对媒体表明自己的观点与主张。面对傅大炮的凌厉攻势，老蒋不得已将孔降为副院长。之后，傅斯年又揭露了孔等人私分美金公债储蓄券等问题，弄得孔祥熙不下台都不行。孔祥熙先是辞去财政部长，后又辞去行政院副院长。

　　接替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亦让傅斯年特别失望，抗战胜利后的国家，管理混乱、腐败成风、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傅斯年接连发表《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的失败》等批判和揭露宋子文及民国官场问题的文章，在民国政坛掀起轩然大波，有人称傅斯年是在“革命”，是在“与虎谋皮”。“革命”也好，“与虎谋皮”也好，傅斯年不管那么多，到处“放炮”（“傅大炮”别名由此而来），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连老蒋也无可奈何，弄得宋子文不得不引咎辞职。行政院长是什么职位，一国之总理；孔、宋何许人也？孔系老蒋连襟，宋系老蒋小舅子。在那些讲政治的文人那里，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没有人敢吭一声吧？

 

四、当官不行，当“功狗”可以

 

　　傅斯年一直反对文人参政，他认为文人一旦做官，便没有了骨气，没有了原则，便不再是真正的文人了。因此，傅就年终其一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也没有做官，虽然担任过研究机构负责人、大学校长，但在民国，这些机构的负责人不是官。1946年下半年，胡适在老蒋的忽悠下，有意参选总统（据说还有美国人支持），傅斯年知道这一消息后，不仅又是打电话又是写信，坚决反对胡适参选总统，差点与胡适绝交。他说，不做官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监督他们，做了官我们还能这么做吗？（大意）胡适最终还是听了傅胖子的话，断了那分念想。

　　尽管蒋介石经常被傅斯年弄得灰头土脸，可老蒋却待傅胖子不薄，常常邀请傅胖子来家里做客，并向他请教治国之策。江湖上说，老蒋怕傅斯年。我想，老蒋并不是真的怕他，是怕他添乱。老蒋虽然对共产党毫不留情，却缺乏治理能力，既不会进行思想改造，也没有开展什么运动，否则，早就没有傅斯年的戏了。不管老蒋是真心也好假意也罢，事实是老蒋没有报复他，更没有给他安个罪名关起来。不仅没有为难他，还屡次请傅斯年当官，都被傅胖子拒绝了。1946年底，老蒋请胡适竞选总统，据说胡适也有些动心了。

　　傅斯年反对知识人当官，还阻止别人当官，可对于担任北大代校长、中央研究院负责人、台湾大学校长等职，他却又当仁不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还在美国的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由于胡适一时无法回国，便任命傅斯年为代校长。对于自己的老师和朋友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可以说是欢欣鼓舞，逢人事科便说：选适之当北大校长，选对人了。当时，有不少人劝傅斯年，这个代校长没必要干，到时候还是要还给你胡适的。傅斯年说，蒋先生不安排我当这个代校长，我还要去争取呢。我要给胡适上任扫清道路，他这人温和手软，好多事不好做。傅斯年还没上任，便发布了一条“政令”：凡在日本统治期间在北大担任伪职教员者一律不予聘用。这一条惊世骇俗的“政令”，让很多人惶恐不安，也引来了很多的干预与议论。听到消息的伪教员们恼羞成怒，先是以集体罢课相要挟，接着联合起来向高官请愿。朋友纷纷劝他收手，傅斯年叹道：“如果我同意了，如何对得起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他们不就白白做出牺牲了吗？”面对伪教员们的漫天叫骂，他的态度斩钉截铁，“我的职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傅斯年“一意孤行”，天王老子的话都不听。周作人是傅斯年的老师，本希望学生能网开一面，可傅斯年一点情面都不给。周作人恼羞成怒，写信骂傅斯年：“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傅斯年将信撕得粉碎，大声说“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结果，周作人再也未能跨进北大。与傅斯年交情很深的教授容庚上门理论，傅斯年毫不客气，拍案大骂：“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即命人将容庚架了出去，扔在马路上。

　　据多次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忆孟真》中说，“功狗”一说出自他之口。在纪念北大建校52周年大会上，傅斯年说，蒋梦麟学问比不上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但他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笑着对傅斯年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傅斯年欣然接受“功狗”头衔。

　　傅斯年对国家的爱绝对不是做表面文章，而是一以贯之的立场。1935年，傅斯年唯一的儿子出生之后，他给儿子取名为傅仁轨，借用我国第一个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唐朝将军刘仁轨之名，表明了他坚定的抗日立场。抗战爆发之后，他于百忙中写出《东北史纲》一书，用翔实的史料论证东北自古以来都是中国领土。抗战胜利后，他又多次撰文抗议雅尔塔协议出卖中国利益，抗议苏联分裂中国、侵占中国领土和资源。当时及其之后的政界、知识界，有几个人敢就这个问题发表过异见？

　　傅斯年一生贫穷，去世前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竟然连一条驱寒的棉裤都没钱缝制，与现在的大学校长们可谓天壤之别。他这么忙碌，一心一意为这个反动政府服务（批评是为了政府革除弊端，虽然有积极的一面，但终究是为了反动政权），却没捞到什么好处。据说，傅大炮去世后，老蒋还留下了假惺惺的眼泪。

　　傅斯年英年早逝，仅活了54岁。他去世后，台湾各界十分悲痛，纷纷自觉前来悼念，不少人痛哭流涕。台大校园还建了一座“傅园”。时至今日，海外还有不少人在研究、怀念这个别具一格的反动学者。可是，在内地，傅斯年却是无法登上史册的文人，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傅斯年的名字。究其原因，全在于他选错了道路。

 

五、始终如一的顽固立场

 

　　傅斯年一生十分顽固，既不信仰三民主义，也不信仰共产主义。而且他对共产主义成见很深。

　　上世纪30年代初，傅斯年便在《独立评论》上发文称“中国的共产党在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冠。”抗战时期，傅斯年在致夫人俞大采的信中说：“东北糟不可言，仍因自己有此大好第五纵队。”将我党比作苏联的第五纵队。1945年7月，傅斯年受国民政府委托，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去延安考察，商谈抗战胜利后的建国问题。在延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念旧情（毛曾是北大图书馆管理员，傅为北大学生领袖，有过接触），与傅把酒长谈一夜。临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还赠与傅一副墨宝。可傅斯年离开延安之后，便发表了诸多诋毁我党和我党领袖的言论。据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披露，傅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单独聊一夜时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他在给夫人以及胡适的信中对去延安这个地方十分后悔，认为是他们去延安听信共产党鼓惑，弄出个什么政治协商会议，让国民政府十分被动。可见傅斯年对我党和我党领袖是何等地鄙视与不满。

　　1949年初，李宗仁就任代总统之后，请教傅斯年与我党和平相处之策略。傅斯年回了一封长信给李宗仁，劝说李宗仁不要这么幼稚了，共产党在取得绝对优势之后，是不会真心与你谈判的，也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如果积极备战，还能划江而治。中心思想是：放下幻想，准备斗争。连胡适这个我党通辑的战犯在抗战胜利之后，还写信给我们的毛主席，希望毛主席放下武器，和平建国。傅斯年对我党是一点幻想也没有，完全是势不两立。据傅斯年夫人俞大采回忆，国民党即将全面溃败之时，傅斯年忧心忡忡、万念俱灭，时刻准备自杀。他在致夫人、致友人信中多次表示，如果江山变色，逃无可逃时，他决不做顺民，唯有一死。1949年初，俞大采准备陪母亲去广州治病，出发的先天晚上，傅斯年胞弟傅孟博匆匆赶来痛哭流涕，责备她不该离兄远去。傅孟博说：“‘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匪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么？那时，你将何以自处？’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们相对涕泣，我便放弃了广州之行。”（俞大采《忆孟真》）傅斯年还积极实施了蒋介石的抢救学人计划，忙前忙后，一天几封电报拍往北平、天津。联络教授、学者，请求军政要员鼎力相助。好在我们的学者教授们有立场、有眼光，没有上傅斯年的当。最终，他“抢救”出来的学人十分有限。

　　傅斯年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一直梦想着建立一个所谓的清廉、民主的社会，一直梦想着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然而，傅斯年至死都没有明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怎么可以放言实现这些梦想？放眼世界，有与没有共产党领导，不是天堂与地狱的区别吗？

　　回想傅斯年短暂的一生，我始终觉得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选择错误，导致了他无法在我党的历史上青史留名。如果他在五四时期顺势而为，积极参加左派革命，则前途不可限量。即使不愿从政，只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则也可以成为学界领袖，其名其位绝对不在郭沫若同志之下。傅斯年是个聪明人，可大事上却长期犯糊涂。批评国民政府、批评将介石没问题，但批评共产党、批评毛主席就不应该了。不信仰三民主义没问题，不信仰共产主义就过分了。过去那些有信仰没信仰的，解放后都信仰共产主义了，梁思成、陈垣、周培源等人入了党，连沈从文都写了多封入党申请书。之前糊涂就算了，后来改弦易辙还来得及。在延安时，毛主席为什么于百忙之中还与他彻夜长谈，并赠送墨宝，仅仅是念旧情叙旧谊吗？非也，毛主席是想挽救他，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可他非但不领情，还变本加利地攻击我党和我们的伟大领袖。行动上也与我党为敌，将国家的重要文物偷运到台湾。我党对傅斯年已经仁至义尽了，50名战犯名单中也未将他列入，是他自己一条道走到黑，他的那些同事、朋友甚至亲人，不是有很多选择了光明道路吗？陈垣、曾昭燏、梁思成、叶企孙、冯友兰，傅斯年的内兄俞大绂等人留下来之后，通过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让自己不断成熟、成长，最后功成名就，载入史册。傅斯年呢，一生无党无派，死后都不知去见谁。他是悲哀的，也是可怜的。在台湾和海外名声再响有什么用，大陆的功劳薄上没有他的座位。历史选择了共产党，但是，历史没有选择傅斯年。

　　当我阅读过很多中国知识人解放后特别是反右、文革中的种种表现之后，曾经突发奇想：如果傅斯年留在了大陆，他会写出怎样的检讨书，他会怎样批判揭发胡适以及他的同事、朋友？（如果他足够长命的话）很快，我便为我这个荒唐的假设而笑了。不说傅斯年根本不可能留下来，如果万一因为特殊原因没有跑掉，以他的性格和一贯立场，他是不会写什么检讨的，更不会揭发批判他的恩师和朋友，他会选择死亡。傅斯年是一个立场坚定的的反动文人，不可救药的反动知识分子。

　　有人说，不管傅斯年多么反动，对我党多么不满，但至少他是爱国的。然而，傅斯年的爱国真的值得肯定吗？他爱的是谁的国?借用毛主席的话说，他爱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他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国吗？他不爱。

 

　　（倪章荣，笔名楚梦。作家，文史学者。）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