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同学（散文）

 

作者：程远

 

　　恰是同学少年，但无挥斥方遒。——题记

 

王贵富

 

　　王贵富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发小和邻居，我们都住在粮站下片，他家和我家隔着两条胡同。粮站下片，是指粮站以下铁道、大道和河套之间的居民区，大概有五十多户人家，在我童年乃至少年一起成长的伙伴中，王贵富是要好的一个。

　　我说的伙伴，包括孙朋、刘波、贾兆良、曹喜军等，我们都是同龄人。当然，我与王贵富要好，并不代表上述几位也与王贵富要好，甚至他们之间有些龃龉也说不定。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王贵富有着以下几种坚如磐石的基础：

　　首先，我爸和他爸在同一个单位，也就是火药库。如你所知，火药库是我们矿山的一个安保重地，能够去那里上班，政治素质一定可靠，比如党员。再是身体素质，不说和军人一样吧，起码也要胆大，心细，能熬夜，能扛起一杆三八大盖（枪）山上山下往来穿梭，遇到可疑情况，既有判断力，又要稳准狠，等等。应该说，王贵富的爸爸和我爸是符合上述要求的，略有不同的是，前者身材魁梧，后者，也就是我爸，不仅身高不如人家，而且由于常年劳累，脊背业已弯曲。这，似乎怪不得我爸。我爸去火药库上班，是因为拉矿石的小火车在一次急速运行中，突然车闸失灵，坐在车上的父亲和几名矿工临时跳车摔伤了腿（也有人摔死了），治愈后，父亲不能再下井工作，而被派去看火药库。再是，王贵富家和我家一样，都是五个男孩，没有女孩，且年龄也都差不多。我在家排行老四，他也是老四，我们身下也都有个差不多大的弟弟。

　　我之所以饶舌这些，我是想说，王贵富长得像他爸爸，在我们这些小伙伴中，个头最高，身体最壮，用我爸的话是能装下我。其实，我爸的言外之意我懂，说白了，就是他特别喜欢能干活爱干活的孩子，王贵富正中其下怀。

　　有了如上这些，我们两家关系自然密切，经常谁家做点儿好吃的不顾相隔两条胡同、人口密集而互送，而且，我妈和他妈还经常一起出去拣地，以之贴补家用。如果走得远，回来晚，我和王贵富就结伴去接她们。

　　程大娘（liáng），把包给（dēi）我来背！

　　王贵富总是这样说。

　　对，他有口吃的毛病。

　　我们不仅经常一起去接母亲，更多的是去给当班的父亲送饭。火药库在沟里北岔对面的南山坡上，没有食堂，一日三餐只能自己解决（带饭或做饭），有时连班，或是为了打柴、种地（他们在火药库周边开垦了小股地）就三五天也不回家，为此，家里就要安排人去给送饭，此种差事往往也落在我们这些孩子身上。如果我爸和王叔是一个班，肯定就是我和王贵富结伴去，不是一个班，也经常是他陪我或我陪他。我们沿着家门前的那条窄窄的小火车道一直向沟里去，边走边玩，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时间来得及，天还未黑，我们也会在火药库呆上一阵儿，虽然，父亲们不许我们动三八大盖，但细心找找，说不定在哪个犄角旮旯就能翻出一两颗子弹壳来，成为我们的“战利品”。

　　那时，周三周六都是半天课。下午，我们不是去给家里的鸡鸭鹅狗猪找食吃，就是上山采野菜，捡蘑菇，如果是秋天，树叶掉光的时候，我们更要进山割柴火，有时跟着大人去，有时和孙朋刘波等小伙伴，但更多的时候只有我和王贵富俩。

　　如前所述，王贵富比我壮实，干起活来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每次都是他很快割完自己那份就主动过来帮我，尤其是捆腰子——我虽然也知道哪些荆条有韧性，耐磨，适合当腰子，但总是用不好那股劲，一拧就折。此外，他还要帮我把柴火搭好架，放我肩上。倘若他第一个上到山梁，见我拉得远，还会返回来接我。如此这般，我们不仅按时完成寒暑假学校交给的缴柴任务，亦使家里的柴火垛保持一定高度。

　　在学校里，王贵富也是紧紧团结在我周围的同学之一。记得刚刚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不久，一天，班主任将我和另外几个同学叫到教室黑板前，按照大小个儿排队，我居中，王贵富最后。班主任数了数正好八个人，遂灵机一动，给我们起了“八人帮”的绰号，并说我是其中的头。这，让我很是沮丧。即便我不是一个学习成绩好的学生，但也绝不是一个坏学生，甚至可以这样说：由于我语文好，写字画画好，有很多同学愿意靠近我和我一起玩，这应该视作有一定的核心力，而不是什么拉帮结伙。那时，班级里有几个降级泡子，经常欺负同学，但他们从来没有打过我的主意。现在想来，也许他们是碍于同他们一样人高马大的王贵富。确切地说，后者也不爱学习，有些闷，有些犟，甚至说话也不大利落，但没有谁敢当面取笑他。倒是我、孙朋和贾兆良会偶尔模仿他的语气。当然，这也缘于我们是发小和伙伴，我们之间不带急眼的！

　　不过也有例外。

　　一次，王贵富来我家玩，见我正趴在炕沿上看一本小人书，就问我是什么内容，好看不。我说就是抓舌头，几名解放军在前线俘虏了一个敌人探子的故事，没什么意思。说完把小人书递给他。

　　王贵富没有接，在屋地上站了一会儿后，突然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

　　坐在一旁的母亲见状对我说，其实，你小时候说话也有些大舌头，不要取笑别人。很多孩子都这样，长大以后就好了。我也意识到自己的失误，虽然不是故意的，且此“舌头”与彼“舌头”也不是一回事。好在我和王贵富有着牢固的感情基础，我们友谊的小船并未因此而打翻，第二天早上，他还是像没事儿似的站在铁道上，喊我一块去上学。

　　当时不知，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1978年还是79年，夏天，黄昏。我和家人正在房前院子里吃饭，忽然听到铁道上有人呼喊和杂乱的脚步声。我立即放下碗筷，来到铁道。原来，王贵富和家人生气后跑向铁道南的前山，边跑边伸手在裤兜里掏着什么，嘴里呜呜啦啦，最后在山脚下的豆地里站定，将手里的东西仰脖倒下。追上来的人，有他的哥哥、爸爸妈妈，邻居，还有我们几个同学，但都已措手不及——他喝了半瓶敌敌畏，待我们七手八脚的将他送到矿上的医院，也终是未能抢救过来。

　　就这样，我失去了我的一个好伙伴。

　　那年夏天，我忽然觉得日子十分寂寞、漫长和忧伤。通往南山的小道，茅草疯长。

　　四十年后，当我想起这些的时候，我不知道王贵富埋在了哪里，甚至他生前的样子也有些模糊不清。我似乎、也只能以这篇文字，告诉他，我很想他。

 

贾兆良

 

　　从王贵富家房头的胡同过铁道，是连片的柴火垛和庄稼地，一条通往南山及山后采矿点的羊肠小路从此穿过。贾兆良家坐落在路旁，是进山的必经之地。彼时，贾四子正热衷于写毛笔字，就在他家门前的小路两旁立了木杆，上悬横梁，挂一匾额，以颜体笔意书写五个大字：

　　天下第一关

　　我对贾兆良说，你家是景点啊还天下第一关！收门票吗？

　　贾兆良一阵脸红。

　　贾兆良一说话就爱脸红，而且语速也快。不过他长得真是帅气，浓眉大眼，皮肤黝黑，喜欢留长发，高挑的身材略微前倾——邻人说他心事重，走路总爱低头，是一个内向甚至忧郁的孩子。可我更愿意相信是他家里活重，累的。

　　贾兆良在家排行老五，身上有四个哥哥，身下有一个妹妹，与我家乃至大多数矿山家庭一样，人口多，生活拮据，日子艰辛。我们虽然是矿山子弟，城镇户口，每月有着一定数量的商品粮供应，但很难满足日渐发达的胃口，所以每家都要在矿区的边边角角开垦一些自留地（也叫小股地），种些时蔬和大豆、苞米、高粱，以丰富我们的餐桌。多数家庭还要养鸡养鸭养鹅养猪，如此这般，就衍生出无穷无尽的活计，每天除了上学以外，其它大部分时间和力气都要用来做家务，如果想要玩儿一会，除非把家里的活儿全部干完，比如柴火备足，家禽喂饱，房前屋后的院子打扫干净，水缸里的水挑满，而往往这时天已将黑。

　　有一次，我和孙朋、贾兆良，还有王贵富，我们在后者家旁边的胡同里跳绳，当我们正跳得起劲难分胜负时，贾兆良他妈从南山坡上下来，刚过铁道，就大声招呼贾兆良回去干活。贾兆良说，活儿不是干完了么？贾兆良妈说，备的柴火不够，天要下雨。

　　贾兆良无奈，把绳子往地上一扔：我们两人一组，我走，你来替我跳吧！

　　说完，满脸通红地走上铁道。

　　我们也不玩了，跟上贾兆良去他家。而天空，仿佛是配合贾兆良他妈似的，转眼阴沉起来，继而暴雨如注。我们急忙备好柴火，跑进屋里。这时，贾兆良的爸爸正盘腿坐在炕上喝酒，他对贾兆良说：一天到晚就知道玩儿，你大哥还没到家，也不去接接。

　　贾兆良气鼓鼓地说：不用接，又不会被狼吃掉。

　　是，那大体格一只狼也吃不了。贾兆良妈有些讨好地接过话茬。

　　那时，贾兆良大哥在县城的选矿厂上班，平时住在职工宿舍，只有星期天或节假日才能回家。为了节省车票钱，常常一个人徒步翻山越岭，每每到家已是很晚。贾兆良家的兄弟几个都愿意穿牛角鞋，就是那种只有大脚趾和其它四根脚趾分开的鞋，一般是黑色或灰色的，据说这种鞋走起路来十分轻便。总之，老贾家人都很特立独行，也很诙谐幽默，甚至充满智慧。老大老二我不甚了解，但老三老四老五，我知道都擅长下棋，军旗、跳棋和象棋（那时，我们还没听说过围棋），尤其贾四子，还喜欢写毛笔字，看周易书，在我们面前说话总是一套一套的。比如那日，我们在学校操场上打篮球，忽见一条毒蛇从篮球架子的铁管子里爬了出来，信子吐得老高，吓得我们四分五散，唯独贾四子镇定自若，喃喃自语：其实，毒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比毒蛇还毒的人！搞得我们面面相觑，似懂非懂。

　　记忆中，我在小学时代只打过两次架。一次是同桌的女生骂我妈，很难听，让我扇了一个耳光。再一次就是和贾兆良，也是一个耳光——我擅长此道？不清楚。同样不清楚的是，我们为什么打架？又，他是否也打了我？按理说，贾兆良比我个儿高，也相对壮实，不仅打我一个个来的甚至简直稀松平常。

　　若干年后，刘波说是人家不跟你一般见识。

　　也许，大概是吧。

　　上初中时，我和贾兆良也在一个班级。升初三那年，学校忽然要分出一个快班，也就是将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归到一起，以便一年后考县重点高中和矿山技校，保证升学率和就业率。那时我开始醉心书法绘画，练习作文，是一个十分偏科的学生，正为将来的去向不知所措。按照测试成绩，我和贾兆良均落选，无疑，这意味着接下来的一年我们就混了。谁知初三开学不久，快班班主任曲家庭（也是我们的物理老师）向学校建议破格让贾兆良和我也去快班，曲老师说：贾兆良脑瓜好使，只是家务活重，耽误了很多学习时间。程远偏科，但即使将来走艺术道路也需要文化，这两个学生如果还在慢班晃悠就有些可惜了，云云。

　　无疑，我们遇到了好老师。

　　其实，我和贾兆良都不是所谓的“学习的料”，即便他家不是家务活重，我不是偏好文科——这可能也是一种借口，但贾兆良聪明，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非但不能如其他同学一样用功，甚至是班级里最为贪玩、捣蛋的一对。比如课间操，我们是能躲即躲，体育考核达标，很多男生选择跳山羊跳木马，贾兆良对我一脸坏笑地说：那个可别弄，容易硌着（睾丸）。于是我俩要求做双杠臂屈伸——这个简单啊！

　　体育老师孙贵友说行，分数凑够就行。

　　我将两手搭在双杠上，两腿前后上下悠了起来，谁知兴头上，孙贵友老师大声喊道：停！停！谁让你悠了？你那是支撑摆动，不算，下来重做。围观的同学一阵哄笑。

　　轮到贾兆良，他却一口气做了20个双杠臂屈伸仍有不止之势。

　　孙贵友摆摆手：行了行了，你也下来吧，别显摆了。

　　说得贾兆良又一阵脸红……

　　后来的事情如你所知，我和贾兆良都以多一分没什么用少一分还不行的成绩考上了技校——来到一个更大的矿山，他在土建班，我在运转班，虽没有什么出息，但也算是没有辜负曲家庭老师的良苦用心，毕竟，当年我们那届只有刘波一人考取了县重点高中，最终步入大学。其他一部分上技校，一部分在家待业。再后来，我们都已结婚生子。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和贾兆良两家都住在矿山公园附近的平房里，每天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只不过贾兆良不像多数矿山子弟那样愿意扎堆喝酒，而仍是喜欢在路灯底下下棋、打扑克，我们来往不是很多。就是仅有的几次同学聚会，他也从不参加。记忆中只有一次，我和刘波几个同学请曲家庭和孙贵友老师吃饭，在我强烈要求下，贾兆良才姗姗来迟，不过他仍是不爱喝酒。

　　贾兆良说，我喝酒上脸，红得厉害。

　　刘波说，你一说话也爱脸红啊！上脸没事，别胜脸就行。

　　没办法，贾兆良只得把酒干了，然后搂着我去厕所。路上，贾兆良小声说：哥们，再和女同学偷着约会别去矿山公园了，说不定哪个草丛里就长着一双眼睛，你懂的。

　　这回，轮到我脸红了。好在灯光昏暗，看不见。（原载《作家天地》2023年第5期）

 

　　作者简介：程远，自由写作者，文旅规划师，辽宁北方期刊出版集团特约编辑。文学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山西文学》《福建文学》《北方文学》《鸭绿江》《草原》《西湖》《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文化报》等全国数十种报刊，部分作品在报纸连载、开设专栏、收入年选或获奖。著有非虚构文本《底层的珍珠》《向着灾区走——5.12汶川大地震日记》。执编散文随笔集《活着，走着想着》获辽宁省首届最美图书奖。现居沈阳。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