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雾像雨又像风

 

作者：谈明岗

 

　　五月的最后一天，为什么还是这个断肠的日子！十年前的这一天，台湾的堂弟在车祸中走了，那一年他才三十五岁。十年后的这一天，饱受晚年失子之痛煎熬的四爸，又是卡着这个苍白的日子沿路寻找他唯一的爱子去了，这一年他一百〇二岁。二〇一三年我去台湾看望他，临别时，他要我再看望他一次，我的承诺郑重而坚定，他脸上露出一丝欣慰。但人算不如天算，因为两岸关系紧张，四爸没有等到我兑现诺言的那一天，在失望中去了另一个世界。尽管他奇迹般地活过了一个世纪，活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寿，尽管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任何人都难以抗拒，但我们多么希望在家族中所有的长辈都离我们而去后，他还能健康地活着，作为我们的主心骨而存在着，为我们的生活鼓劲，为我们的人生导航。世纪老人站在生命的制高点上左顾右盼，父母走了，兄弟姐妹走了，同学走了，战友走了，至亲至爱的伴侣和爱子也走了，只有他还旷世独立，自己也该走了。于是，饱尝了人间悲苦心酸的四爸，在生命之灯耗尽最后一滴油后，别过他的亲人，他的大陆，他的故乡，像一缕清风淡淡而去，再不回头！

　　他对于我们来说就好像是一个传说，一个虚拟的亲人，距离他神奇归来回乡探亲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相逢是短暂的，离别是旷日持久的，和他极其短暂相处的场景仿佛只是昙花一现的梦幻。他从虚幻中来，又向虚幻中去，时光仿佛又倒流到从前他杳无音讯的年月。

　　我和四爸前后两次相处的日子加起来只有短短的十多天，但就是这短短的十多天，他在我心里塑造的形象是那样的真切高大，他的人格魅力是那样的富有磁性，他的爱恨情仇是那样的泾渭分明，他的传奇经历是那样的跌宕起伏。对于我们，他兼有长辈和偶像的双重身份；对于国家，他是敢于冲锋陷阵、舍生忘死的铁血战士。八十年已经超过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能活到八十岁已基本上算是一个中等偏上的寿缘水平，但四爸光是背井离乡的漂泊就用了近八十年时光。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岁月。民国政府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动员各大中专院校的学子投笔从戎，参加远征军，远赴印缅国际反法西斯战场对日作战。一九四四年初，在武都师范即将毕业的四爸，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最后决定报名参加第二批中国远征军。当时促成他作出这个决定的因素主要有四点：一是政府动员令点燃了他沙场报国的热血，平时就胸怀大志、思想活跃、在学校各项活动中经常出头露面的他，自然不甘落后；二是家里兄弟五人必须有一个人当兵，如果他响应号召从军了，就可以避免家里的哥哥弟弟被抓壮丁，他们在家里就可以安心务农，侍奉父母；三是在他上学期间，家里给他包办了一门他根本就不愿意的亲事，当兵走了就可以逃避这桩婚事；四是小时候玩耍时堵炕眼门的一块石板落下来砸断了他的右脚大拇指，流血过多，生命垂危，伤心的祖母都给他准备后事了，打算用一个大木箱子作棺材，最后他好不容易才从鬼门关逃了出来，但从此身体就显得瘦弱不堪，肯定是干不了繁重的农活了，因此家里才决定供他读书的。如果当兵去，干得好的话可以脱离农村，免去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以，他毅然报名参军，和另外五名同学在武都校场坝全城军民壮行欢送声中走了，走出国门，走进烽火连天、生死难料的战场。这一走就是四十五年，像断了线的风筝，杳无音信。

　　他走了，留给亲人们的除了心底的挂牵，还有苦痛和灾难。他的下落始终是个谜，但在家人和外人私下的猜测中都倾向于他还活着，如果活着那肯定是去台湾了。人们口里不说，心里却暗暗往这方面去想了。六十年代初，台湾的蒋介石趁大陆遭受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恶化等时机，一度叫嚣反攻大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家乡开始传播我四爸在台湾已经做了国民党连长的消息，而且说老将反攻大陆他主动报名要随军打回来。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却被描述地有鼻子有眼。在阶级斗争风高浪急、政治神经高度敏感的年代，哪怕是未经证实的传言，也会被无限上纲上线，给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带来厄运。大概是一九六二年的春节，父亲写了一副民间最常见的冬去春来、辞旧迎新的春联，结果被人解读为是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盼望他四哥从台湾打回来的心声。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件事经人为炒作发酵，被当作一个很严重的政治事件来对待。虽然因为证据过于牵强，公安机关没有定性备案，但父亲还是因为这莫须有的罪名，戴上了一顶山寨版的“坏分子”帽子，被当作阶级敌人错误对待十几年。这期间，他自己受尽磨难不说，我们作儿女的 也受到牵连，入不了团、入不了党，推荐上高中、上大学的好事对于我们更是连边都沾不上。

　　一九八八年，大陆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到第九个年头。这年秋天的一天，隆兴乡邮电所的邮递员将一份寄自台湾新竹县湖口乡的信件交到我父亲手上，信封上竖排板桥体汉字独特潇洒，收信人栏内写的是已故二十三年的大伯的名字谈生义。父亲凭直觉立刻断定是我四爸的来信。信的内容只有短短一页，但言简意赅，思念亲人故土的情感充满字里行间。也是从那时起我便有了和四爸的书信往来。

　　次年夏天，乡音未改、年近古稀的四爸像自天而降一样回到故乡。这时父母早已过世，三个哥哥也已先后辞世。与老家亲人团聚悲喜交集，大家都哭了，但他没有哭，他说他眼泪早已流干。看到老家家族人丁兴旺，大家日子都过的很好，他很欣慰。看到几十年间家乡的变迁，也是感慨颇多。四爸饱读诗书，知书达礼。他回乡期间，我在武都县政府工作，他说他很想拜会家乡的父母官，他让我牵头拜会并宴请了辛心田县长等县政府一班人。他还利用有限的时间，与远远近近的亲朋、同学聚会，畅叙别后之情。他口才极好，很健谈，在和亲友、同学、客人、晚辈交流攀谈的场合，言谈举止礼貌得体，平易近人，思维条理清晰，语言简洁明快，娓娓道来，温文尔雅，气氛轻松活跃。当得知他的同学王志正、王礼贤等人在四十年代后期都加入了陇南地下党的情况后，他感慨是历史和命运把他们分割在不同的营垒，走上不同的道路。他说要是不去当兵，他会去延安加入共产党的。其实，他说的没错，早在武都师范读书期间，他的思想就有进步倾向。

　　父亲知道他爱吃烧土豆，在老家待的那几天，每天都在灶膛烫灰中埋几个土豆，烧熟后刮的黄黄的给他吃，他吃的津津有味。四爸不挑食，叮嘱家里人不要特意给他编排生活，大家吃啥他就吃啥，家常饭就好。看到他和我们一道吃家乡酸菜饭的情景，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但他却是那样意味深长地细细品尝久违了的家乡味道，我们也就释然了。看到家乡的壮美河山，他说要是有一部车子就好了，他很想开上车到处转转。三十多年前，哪像现在家家都有私家车这么方便，那时车少，四爸这个小小的要求我也没法满足，实在是太遗憾了，感到很对不起他的。

　　相见时难别亦难。探亲期满返回台湾的那一天，四爸千肠百转，走不下场。头天刚发过暴雨，隆兴河的水还没有旱下去，他不要人陪，独自一人趟过浑黄湍急的河水，向长眠在河那边老坟地的双亲及列祖列宗作最后道别。他把浓浓的乡愁和对故乡亲人的深深眷恋，浓缩在从父母坟头取来的那抔黄土中，带着它踏上了一去不返的路途。距四爸回乡探亲，又过去了三十四个春秋，世事无常，前路难料，这期间，我的父母亲、六叔、六娘没有等到与他们远在海峡彼岸的四哥的第二次重逢，均先他而去。而台湾四爸的家庭也遭受了重大变故，四妈、堂弟先后遭遇车祸而逝。苦难和不幸接二连三地叠加在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身上，秋窗夜雨，风刀霜剑，情何以堪！但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下，坚强的四爸又活了十年。没有对人生问题的透彻领悟，没有对生死命题的哲理思考，没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意念定力，也许他早就没了。

　　关于他从军后的经历，我也是在去台湾看望他问及此事时他给我讲的，那时距抗战结束都快七十年了，加上年事已高，年代久远的事他无法详细回忆介绍，只是讲了个梗概。但对所经历的重大事件还是记忆犹新。据他讲，参加远征军后，他随部搭乘中美“驼峰航线”回航飞机抵达印度，在接受短期强化训练后，很快编入中国驻印军战车第一营，旋即在印缅战场参加对日军作战。经历了缅北大反攻诸战役，先后转战新平洋、孟关、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密支那、八莫、腊戌等战场。在瓦鲁班战役中，全副美式装备的所在部队战车第一营，曾采取迂回急袭战术，捣毁在南京大屠杀中犯有血债的日军精锐部队第十八师团司令部，击毙包括日军大佐、中佐军官在内的官兵数百人，并缴获大量敌军战甲车辆、武器弹药、粮食等物资，尤其重要的是同时缴获了日军第十八师团关防大印。作为印缅战场重大战果之一，这枚日军部队大印一直收藏在台北国军历史文物馆，国军还把缴获日军十八师团关防大印的三月三日定为装甲兵节，以纪念这次不平凡的胜利。他曾随部队踏着先期远征军的足迹，行军路过野人山，一路上随处可见先期没入野人山的远征军战友的遗骸，白骨累累，触目惊心，感慨万千。四爸在远征抗敌作战中，连经恶战，和所有远征军将士一样，那种同仇敌忾的家国情怀，那种冲锋陷阵的男儿铁血，那种萧萧易水的牺牲精神，那种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用任何高大上的语言去讴歌、赞美都不为过。从印缅回国后，他曾被列入保送上大学的名单，定向兰州大学，不料国内战事再起，这件事就此搁浅。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大势已去，他被胁迫随军撤退到台湾，先后在军界、政界供职。退休后居家赋闲，本人擅长书画，尤工梅花，其作品多次在台参展，颇具影响。大陆改革开放后，两岸对峙的趋势有所缓和，三通和人员探亲逐步放开，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他才获得台官方回乡探亲的准许，于一九八九年初夏成行，踏上回家的路。而今，又三十四年过去，四爸却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带着遗憾、带着对亲人的眷恋，在云飞浪卷、水天相接的地方走向另一个世界。至此，台湾地区再无百岁以上的远征军抗战老兵，他和他大陆的同学也悉数离世。

　　回忆的碎片零零星星时隐时现，和四爸短暂相处的场景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好像长焦镜头，拉近了真切地仿佛伸手可触，推远了又模糊归零，倏忽不见，难以捡拾。

　　他曾对我说，你是共产党员，选择了信仰就要坚持到底，把你的共产党员当好，把公职干好，无愧于国家和民众。记得在重游故乡母校时，他以曾为军政人员的职业敏感，敏锐地发现学校没有旗台和旗杆，当面严肃批评时任隆兴学校校长的我六叔，说一所学校连升旗仪式都不搞，怎么能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当场责成他尽快把学校升旗仪式搞起来，并且要制度化、常态化。其实六叔也有点冤，我记得我从上小学到大学，学校都没有升旗仪式，大陆学校举行升旗仪式至今，加起来也就是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四爸不止一次地勉励我们在追求自身上进的同时，把下一代培养好，读书是正道，要让他们读书成才。说到这里，他又顺便提到学历的重要性，半开玩笑感叹道，如果有大学学历，他干到中将是不成问题的。我当时笑问你们国军也讲学历吗？四爸笑道，当然要讲的，而且是硬件。其实，四爸在台湾的行政级别已达到简任十级，在台湾算相当高的职级了，比照武职军阶已经是将军级了，我们觉得农家游子漂泊台海几十年，干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谁知他心气竟如此之高！

　　他还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往事。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军驻守金门的一个姓白的司令，在解放军的炮击中被炸死，四爸奉命前往接替，谁知这情报早被大陆了解地一清二楚。他上岛接管防务的第一天，福建前线广播电台的大喇叭就对他们播出了这一消息，并讽刺说，姓白的已经被我们送上西天，现在又来了个姓谈的，他也逃脱不了同样的下场。听罢四爸的讲述，我们差点笑断气。

　　那年我飞到台湾后，大妹和大妹夫早已在机场等候接我，我已提前和负责带队考察的市人大蔡勤学副主任作了沟通，特许我离队单独去新竹湖口去看望四爸。和四爸一家人在一起的两天半时间里，大妹三妹放下手里的工作，和四爸一起全程陪我，游览台北市容，参观故宫，品尝小吃。我归队时还专程驱车把我送到台中市。在和他们相处的短暂时光中，我被那种与生俱来的、纯粹的、血浓于水的亲情包裹着，感动着，心潮涌动，难以平复。

　　记得我在湖口的最后那天晚上，四爸对我说，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他已嘱咐孩子们，他去世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吊唁活动，二十四小时之内将后事处理完毕。我立马宽慰他，不要多想，一定还会看到孙子、孙女长大成人的那一天，听了我的话，他只是笑笑而已。其实在我四妈去世后，他就花15万新台币为自己定做了一个缅甸玉的骨灰罐，还把《金刚经》上“人生如梦幻泡影；世道如露亦如电”那句话刻在上面。他平静地对我说，我们也许再不会见面，在以后的某一天，我只能收到一条他去世消息。一语成谶，现实从四爸的口上过了。

　　四爸走了，从此，阴阳两隔，今生今世我们再也看不到亲爱的四爸了！模糊了的英容笑貌，渐行渐远，像雾像雨又像风……

　　四爸已去，灵魂不灭，精神永存！嵩峰不倒，青山常绿，天地同寿！

 

　　作者简介：谈明岗（微信网名：独一松），男，汉族，1955年生。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隆兴镇谈家坝村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公务员岗位退休后常住成都，喜好诗文创作，诗词作品曾获第十七届“三木秉凤杯”全国征文活动二等奖、“诗文艺”杯第五届全国华语诗歌大奖赛优秀奖；散文《南坪路上》获“高山情韵•魅力鱼龙”有奖征文活动三等奖。本人系武都区作协、武都区诗词学会、陇南市诗词学会、陇南市作协会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