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压蛤蟆 憋屈一生

 

作者：郭伟

 

　　“石压蛤蟆”是黄廷坚对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7月28日）书法的调侃性评语，也是抓其住书法特征最确切的说法，生动形象，十分传神，被后世书法界广泛认同。

　　常言道，文如其人。其实，字也如其人。苏体字头向右上倾斜，字脚向左下延伸，外形几成扁平结构，似乎有无形而又强大的外力向内施压。但笔力千钧，笔划刚健，似觉颤颤巍巍，负重茕立，有所扭曲而宁断勿弯。黄廷坚一语成谶，苏轼的字体正好也是苏轼波澜壮阔、才华盖世、却又颠沛流离、漂泊无定的一生，最真实、贴切的写照。

　　苏轼当年初出茅庐，参加题目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殿试，其策论一炮走红，名震京师，誉满天下。随后，各类诗文逐步出炉，声浪一浪高过一浪，继欧公（1007年8月6日－1072年9月8日）之后，三十多岁便登上了文坛领袖的高峰。

　　殿试一结束，宋仁宗便欣喜道：“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即指德才兼备的苏轼、苏辙兄弟俩。这个发现似乎为积贫积弱的宋末带来一丝希望的曙光。

　　这个发现，说明求才若渴的仁宗的确有识人之明，也有爱才之心和指示皇子皇孙重用之意。但是，正是对苏轼兄弟的惊奇发现和提前许愿，把基调定得“太高”（从其才能上讲并不高，但对当朝论资排辈的权贵而言，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而且超前公之于众，大木干云，树大招风，贤人遭忌。而且“君子可欺以其方”，个个权臣，人人自危，摩拳擦掌，处处设防，处处挖坑，千方百计为苏轼一生从政设置障碍。

　　“石压蛤蟆”，正是在有限的空间内，最大限度地、艺术化地展示其政治天赋。同时，苏轼一生正像石压蛤蟆蓄积着巨大的张力，却没时间、没地方、没舞台、没观众得以正常释放和发挥。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五代皇帝都过于轻率——不是迫于朝臣压力，就是个人目光短浅，心胸狭窄，总是听信朝臣进言——苏轼生性狂放，激越冒进，屡改律例，作事尚欠稳妥，不够成熟，需要在基层历练历练，需进深入了解民情，逐步积累行政经验等为由，排斥在朝庭之外。

　　苏轼既不赞同元丰党魁王安石高举“熙宁变法”的大旗，加重人民负担，增加贪官盘剥百姓的机会；又反对元祐派思想保守，裹足不前。实质上苏轼属于比较稳妥的中立派，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实事求是，破除陈规陋习，坚持辩证施治的代表。而现实却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两边不讨好，使苏轼的政治环境非常尴尬。

　　不论是世界观还是方法论，都必须坚持“一分为二”。方法不是万能的良药——良策，宜防其负面作用；劣法，也可取其有益部分。

　　再者，苏轼天性梗直，虽一心为民，却常常违反“祖制”，破坏“规矩”，据实切实而行之有效的行政作风，这让很多同僚很受伤，他们赶不上步伐便咆哮不休，处处掣肘，嫉妒、诬陷、歪曲苏轼所取得的政绩。同时苏轼不管时间，不分场地，不分对象，不顾他人感受，严口刚牙，义正辞严，在不知不觉之中得罪了一帮权贵小人，致使自己不断遭受政治打击迫害，多次迁贬，甚至一路外迁，四次贬降。逐步发展到虽当官而无签字权，虽任事却被监视居住——相当于监外管制和劳教。

　　再则，苏轼刚刚学成出山，起步就授予翰林学士，可就从这关键时刻开始，母父先后不幸亡故，共守孝53个月。这是封建礼教造成的人事浪费，不表。“不怕贼偷，只怕贼惦记。”苏轼常不在朝，朝内却有人时刻妒忌着。奸佞小人一有时机便不断升级构陷和打压伎俩，生怕苏轼长成参天大木。

　　苏轼岂能时刻专注并严密防范那群小人作祟？1079年，苏轼任湖州知州不到三个月，在沈括曾经捡举揭发的基础上，王珪为苏轼量身定制了史上第一个文字狱——“乌台诗案”，众多阿谀之徒极尽诽谤污谄之能事，指责苏轼以“文字毁谤君相”，作诗讽刺新法（“攻击变法”、“讽刺青苗法”、“讽刺盐法”），无端支离曲解诗文，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最终判决他“讽刺新党、诋毁新政”，从7月28日被捕，8月18日收监入狱至11月30日出狱，苏轼在狱103天中受到死罪一般的非人待遇。先后多次蒙冤于“欺师灭祖，欺君之罪”、“欺君污圣，大逆不道，法合处死”之险。千年难遇的一代文学巨星，随时可能由屈打成招的酷刑“失手”处死或被暗杀而陨落，最后侥幸被贬谪黄州，任团练副使了事。

　　苏轼从政就开始辗转，在先后贬黄州、汝州、惠州、儋州（汝州还没来得及到任）四州，先后知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八州及其它区县任职中，经常亲力亲为，并带领百姓重修杭州六井、治理西湖，修建抗洪大堤，抗旱抗洪、蝗灾、饥荒和瘟疫，官办流民移民村，为国自垦屯兵，清剿匪患、抗击梁太后犯境，创办救儿院（涵盖抚养救助、医疗服务、培养教育的综合功能性机构）、兴办公立医院，荒岛授学，指导农耕畜牧，移风易俗……搞出那么多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伟大政绩，可谓政声煊赫，却迭遭群狼无端围攻。特别是乌台诗案之后，一直称之为罪臣，四次被迫监视居住，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平反昭雪，恢复官职，重新投入工作。因而苏轼除了在诗词文赋、书法绘画等领域的崇高、卓越建树外，基本上没有在国家管理层面上充分发挥其政治才能——没有机会建立全局性、持久性、高屋建瓴的大政方针政策和措施，并予实施。

　　朝廷如果真想重用苏轼，应该贬黜小人，授以大权和尚方宝剑，努力协同元丰党元祐党熙丰党、朔党洛党蜀党、新党旧党、变法党保守党的力量，排除干扰，取长补短，对症下药，坚持实干兴帮，大步奔向富民强国。这样的话，看似“百年无事”实质上面临重重危机的宋朝，可能峰回路转，苟延国祚，至少不致受西夏撮尔小族屡犯边境，招致“永乐兵败”之耻；契丹割地求和之痛。

　　皇帝为何不追究沈括、王珪、李定、吕惠卿、舒亶、何正臣、李宜之、张璪、皇甫僎等一干小人制造“乌台诗案”，残害忠良之罪呢？不予追究吕诲、胡宿、刘挚、王岩叟、蔡确、章惇、蔡京等人节外生枝之诽谤，歪曲事实，罗织罪名，忌贤妒能的责任呢？作为首相的韩琦主事不公，两面三刀，几次推波助澜，软刀杀人，差点把苏轼推上断头台。综上，一是三人成虎，偏听偏信；二是玩弄政治平衡术；三是放不下皇家的面子。最终机关算尽，反而丢了“卿卿江山”。

　　五代皇帝如走马灯，一晃而过。王安石、司马光乃巨儒君子，曾为宰辅，不是冒进就是保守，都有失于偏颇。随之皇朝迭启奸佞当政，小人当道，政体全面腐败，难以换血以治，起死回生。王安石、欧阳修、范镇、赵抃、司马光、王诜、王巩等一干忠臣干吏在朝，人少势弱，终竟正难压邪；仁宗皇帝及其曹皇后、英宗的高皇后、神宗的向皇后等皇权舵手多次极力施恩，终竟没能保全苏轼，没能提拔到位并充分发挥其政治上的聪明才智。

　　苏轼很欣赏王朝云对自己的评价，“不合时宜”。苏轼刚直不阿，不屈不挠，却也单打独斗，独木难支，挠挠易折，难以抵挡一波一波又一波群狼的狂吠和围攻，且又心力交瘁，疲于内耗。实在是因厌恶官场的乌烟瘴气，污泥浊水，黑白颠倒，阴毒险恶，苏轼只得多次请求外放，为民干点实事，至少可以造福一方百姓，才因祸得福，也为后人批量造就了浪漫豪放，千古绝唱的诗词歌赋和美文及精美书画作品。

　　“物静权正，水静鉴真，心静智明。”也喜得苏轼具有良好品德修养，心态良好，乐观豁达，光明磊落，敢想敢说敢作，堪称君子，堪为帝师，才得到近六十五岁寿延，否则可能等不到退休便因惨遭政治毒手而英年早逝了。苏轼虽与王安石、司马光等对立两派代表人物，政见不合，但相互尊重，相互欣赏，互称君子。尤其是第苏轼十多岁的王安石，非常自谦且看重苏轼这个人天纵之才，曾称赞道“不知更几百年才出如此人物。”可惜苏轼一生“一帝师而三尚书，八知州而四贬四安置”，一直被外环境压抑束缚着，被高尚的品格自内克制着，频繁转岗，背井离乡，生活艰辛，不得舒展其心智，大展其才华。

　　苏东坡天资聪惠，性情豪迈。在仕途上是坎坷的一生，憋屈的一生，频繁迁徙的一生，迭遭辗轧的一生，命途多舛的一生，也是光耀日月，名垂华夏的一生，虽没有走向预期的政治高度，而在文学上早已登上神坛，名满天下，稳坐数百年文坛领袖之宝座。其书法字体乃一副清瘦模样，形体变而骨相不变，形挫顿而神饱满，终以“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帖》誉满天下，流芳千古，也充分映证“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乃千古绝唱。

 

（2023-8-3-11时）

 

　　郭伟，四川省作协会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