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爹旧事（纪实散文）

 

作者：吕金海

 

三爹哪一年出生？什么属相？我不记得了。只知道三爹和我们一家生活了几十个年头。从我记事起，三爹已经四十多岁，高大的身躯，挺直的腰板，红脸方面，是典型的北方汉子。

三爹一生未娶，也不谈婚。父亲也曾托人张罗，三爹摇摇头说：岁数大了，一个生活人惯了，拖家带口的不自在。偶有村里古道热肠者上门提亲，三爹抱着一杆旱烟袋拼命地抽，闷头不语；要么转身离开。那时候，农村大集体，计工分红。三爹年富力强，工分要比别人挣得多。一些年轻寡妇和剩女，看三爹条件比别人好，总短不了撩逗三爹，三爹笑都不笑一脸正经地走开了。一次田间休息，村里一年轻寡妇笑着对三爹说：“只要你对着大伙给我笑一个，我就嫁给你，咋样？”三爹憋得满脸通红，把烟袋在鞋底上一磕，转身走了。众人一阵大笑，三爹仍是不苟言笑，不理不睬。从此，三爹便有了许多说辞：有人说三爹天生就是童男；是罗汉下凡或是生理不健全。更有甚者要扒光三爹的衣裤，看一看三爹下面到底长得啥玩意儿？

我家“文革”后期盖起三间里软外硬（外面砖，里面是土坯）正房和几间草坯凉房。三爹却从不住正房，开辟了一间凉房居住下来。父亲和母亲一家人打劝他到正房去住，三爹总是摇头说：“不自在。”    

那时候，农村生产队开春时，修渠、打坝、拢堰子，劳动强度很大，中午一家人累得腰腿抽筋，躺在大炕上午休。三爹却不然，一个人在院子里捣鼓。时间不长，打出一台手动压水井。随后便在空旷的院子里围起一亩多大的围墙。几天时间，翻地施肥，修渠拢堰，弄得横平竖直，有模有样。随即三爹不知从哪弄来了各类蔬菜籽种，眨眼功夫，小青苗便破土而出。在三爹的侍弄下，时间不长，蔬菜就上了我家餐桌。

那时候，农业社年终分红每个工也就一、二角钱，粮食按人头分，除分三、二十斤小麦外，全部是粗粮;蔬菜是山药、圆白菜，萝卜。这么新鲜的黄瓜、西红柿、茄子，青椒一大片，让村民眼馋的不得了。每逢夕阳西下，四邻八舍出来纳凉，人们便趴在菜园子的围墙上评头论足，喋喋不休，但多半是夸赞三爹的。那时候是饿的人们眼睛发蓝的年月，能吃上这样鲜活的蔬菜不眼馋才怪呢。

母亲更是少有的勤劳，天不放亮，黑黢黢的就出去掏苦菜，每年饲养两头隔（yia)年猪。到年近腊彻的时候，父亲便请人帮忙把两头猪宰掉。头蹄留着一腊月和过年吃，肠肠肚肚第二年来春吃。猪肉却卖一口留一口，一口三百来斤的隔年猪仅卖二百多块钱，管够一家人全年的吃喝拉渣的费用。剩下一口，三爹和父亲从河槽取冰，在凉房地下挖一地窨子，从上到下铺冰，放入猪肉，封盖后和泥抹好，直放到来年麦收时节开启，用猪油腌制猪肉。因此我们家一年四季都能吃上荤腥。

每逢深秋时节，农业社耕完地，三爹便利用起早搭黑到地里捡丢弃的山药。所获山药大小不一，要么就是虫咬残缺。三爹总是细心筛选，好一点的留下，次一点的喂猪。筛踅的山药经过一洗二冲三打磨，不几天，一排排白亮亮的粉条挂在我家的屋檐下。那个年月，能吃上猪肉山药炖粉条，可不是一件平常事。三爹出去串门，邻居们一看三爹油乎乎的嘴，便知道我家的生活比别人家强。

父亲和三爹的关系一直比较好，从没见过吵嘴或闹变扭。父亲没有三爹高大健壮，精精瘦瘦，精明强干，善于计算。父亲早年读过五年官学，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过年时节，半个村的春联都出自父亲的手笔。

听父亲说：1946年，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在土默川一带抓壮丁(两丁抽一），三爹身材魁梧，被一眼相中，拉在萨拉齐火车站。爷爷急得上蹿下跳，领着父亲四处求神算卦。一卦摊前，爷爷摇了半天竹签筒，跌出来的是下下签：“刘秀走南阳，非走不行。”爷爷一屁股坐在地上，踌躇了半天对父亲说：“还是你替你三哥走吧，你念过几天书，人也比你三哥灵活，让那个不出气的烟锅子出去当兵，恐怕是有去无回了。”父亲二话没说，随着开拔的部队踏上东去张家口的闷罐火车。

父亲服役于国民党傅作义部，由于识文断字，在团部当了文书，没半年光景，父亲利用职务之便，私下开了一张路条，逃到河套陕坝一带隐藏下来给地主揽长工。

解放后，父亲娶妻生子，便把三爹接到身边共同生活。在国民党傅作义团部当了半年文书，却成了父亲一生洗不掉的“污点”。“四清运动”、“文革期间”、“整内人党挖肃运动”，历次政治运动都成了父亲难逃脱的厄运。

“文革”期间，一次父亲半夜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吊在大队部的房梁上，一个叫“二蛋”的二侇子，手持帆布铁铲裤带，没头没脑照父亲的头部一通猛抽。顷刻，父亲的头部便裂开几道豁口子，鲜血顺着面颊流了下来。那时候我才七岁，守候在一旁，好心的邻居硬生生把我送回家。

第二天清早，母亲让我给父亲送早餐（酸粥），顺便打听父亲的消息。父亲已被隔离审查，圈押在生产队饲养院。我去的时候，当饲养员的三爹正给父亲擦拭脸上的血渍。父亲看见我，极力睁开肿得像核桃般的眼睛，伸出已被敲断的手指摸了摸我的头顶，什么话也没说一句。我再也忍不住了，抱着父亲嚎啕了起来。三爹慢慢把我拉开，不声不响，用他头上已看不出颜色毛巾继续擦拭着父亲的血迹，高大的身躯有些佝偻。

打那以后，三爹成了父亲守护神，一日三餐需要三爹伺候。疼得实在不行，三爹就给父亲喝一片“索密痛。”不知什么时候，三爹身旁多了一把铁“黄叉”。红卫兵造反派知道三爹是一根筋，也不再有人敢去饲养院闹事去了。

那时候，三爹和父亲的感情升华到了极点，不愧为一母同袍，手足之情。

后来，由于我们家的勤劳，三爹的帮衬，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那时候，三爹仍在饲养院当饲养员。每天职责除喂牲口外，还给队里收饲草记帐。我已经十五岁了，参加了农业社的劳动，为的是挣取贰角钱的工分（十分为一个工）。每天天不亮，母亲便喊我下地，提一把镰刀，拎一根绳子，踏着彻骨的露水，到冻得手脚发麻的野滩里割草。日头渐高时，一百多斤的芦草、水稗子、菅草，捆绑在我瘦小的脊背上驮了回来。当一背草放在饲养院的草房时，长长那口气还没喘过来，三爹便过来给我的草过分量。三爹秤杆总是拿捏得很中，不高不低。记账的时候多连一两不曾多记。那时候，我怎么也想不通，冤枉的想大哭几声。

大爹长子距饲养院住的挺近，有时候，搭黑早晚到饲养院看望三爹，没事拉呱几句闲话，趁三爹不注意，往兜里揣几把给大牲口煮的黑豆饲料。结果一次被三爹发现了，硬生生从兜里掏出来。大哥辩解地对三爹说：“你那孙子三岁多了，吃不上一点细粮，到现在腿软的不会走路，我拿回去熬点黑豆糊糊，补补身子。”三爹脖子一梗：“这是公家的东西，咋能随便拿回自家呢？”遭到三爹的呵斥，父子俩几乎差一点断绝关系，多少年连话都不说。

1976年初夏，大雨一下就是半个月，“美岱召”沟山洪暴发，把“民生渠”以北的村庄全部淹没。村里、田里，多半人深的水，家家户户绑起筏子在水上通行。洪水迟迟不肯退去，从夏天到秋天，庄稼全部被淹死，没剩下半粒粮食。全村壮劳力基本出去逃荒、打工。丢下我们这些老的、小的，七病八痛的，只能靠国家给的高粱米“救济粮”维持生活。眼看漫长的冬季难熬，三爹和父亲只说了声“要出去”，拿了条麻袋，离开了家。日子在难挨饥饿中到了腊月，一家人无一点细粮备办年货，咳声叹气地没一点办法。

腊月二十九，三爹风尘仆仆踏着残雪赶了回来，背上捆着七八十斤白面的塑料袋，一进门连人带面，砰的一声倒在地上，自己却站立不起来了。原来，三爹出门后，打听到武川一带雨水丰沛，年馑好，便独自一人徒步去了武川。在那里住在一位好心的光棍汉家，白天四出讨饭。时间久了，要回的高粱面、小米、玉米面杂七杂八的粗粮，被三爹全部兑换成白面。看看临近年关，三爹背起半口袋子白面，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辗转了二百多里路，没舍得吃一口白面，硬生生地扛回了家。看着三爹疲惫不堪的样子，一家人抱着三爹哭着过了个年。

来年春期到夏天，全家人靠着这八十来斤白面和上玉米面和其他杂粮度过了难捱的荒年。那时候三爹已经七十八岁了。

三爹后来患了肺病，一杆旱烟袋抱住不离手抽了几十年，可想而知。三爹病重的时候，更不愿意说话，已经吃不进饭了，靠喂水和牛奶维持了一个多月的生命。临走的时候，三爹很安详，没有一丝痛苦，平平静静走完八十九岁的人生旅程。   

出殡那天，麻阴阴的天上落了几点毛毛雨……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