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作者：洪开第

 

时光荏苒，父亲离开我们不知不觉己经一年了，我深深的怀念我的父亲。父亲身体一向很好，去年年底，他的本意是想去医院作个简单的体检，调整一下血压，好在春节儿孙们回家好好聚聚。没有想到赤水突然大面积暴发新冠病毒而感染，不幸去世，终年99岁。

父亲洪奠华一九二四年冬月（后为躲避抓壮丁改为一九二八年出生）出身在四川省合江县先市场赤水河对面地名叫天堂沟的贫苦农民家庭。祖父洪文泉早年考入云南讲武堂，后在军阀石清阳部任参谋。一九二七年，父亲三岁时祖父病逝于成都。在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父亲小时候仅上过一年私塾和六年小学，后由于家庭环境所迫而失学，过早就开始谋生，承担起家庭责任的重荷。小小年纪就上山拾柴，去田里挑水，在田间地头帮祖母栽种蔬菜，在家里编扇子、打草鞋、洗衣服、打扫卫生等，还经常去河边摆摊卖甘蔗、凉糕、水果和蔬菜。每逢赶场天还要背些祖母和曾祖母做的娃娃衣裤和鞋袜等手工小针线去河对面先市场去卖。

父亲一家在农村没有房子和土地，生活的艰难和贫苦是不言而喻的。当年家里有父亲、祖母贾洪珍、曾祖母洪陈氏和孃孃洪丽华，他们在先市场赤水河对面农村住了十多年，搬了四次家，全靠租地主家的房子和士地过日子。先是在实录场天堂沟租聂可平的房子和土地，搬到大田湾租陈雨皆的，在新房子租陈德昭的，最后在庄独瓦房租陈桐柏的。父亲一家当年是农村真正的“无产者”，按当地的话说，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一九三九年底，父亲刚满十四岁，经表哥王明星介绍去泸州大河街大同商号当学徒，犹如《三毛流浪记》中的主人翁小三毛一样，每天总是天刚亮就要起来，忙着下铺板，打开店门，打扫卫生，白天一整天都要忙着跑前跑后接待顾客，稍有空闲就练习写字、打算盘，还要学习记账，晚上还要㧯铺板关店门。老板一家人吃饭或晚上打牌时，还要给他端茶送水、看小孩，牌局结束后，打扫完卫生，才能顶住大门铺床睡觉，同时负责门市值守。父亲当年人小身体单薄，真是吃够了苦头，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三年的学徒过后，又去会津门万利商号半学半帮三年，直到一九四六年二十岁以后，才出师门，独立去福昌商号作为店员，一九四八年被派往重庆福昌商号任业务。

这段时间，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泸州和重庆都多次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父亲亲眼目睹了国家遭到外强的侵略蹂躏，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老百姓家破人亡、民不卿生的悲惨生活，也看到了共产党抗日救亡，救国救民，深得人心，受到广大穷苦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从而，逐渐明白了共产党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大救星。

解放后，福昌商号因老板陈树荣成分划为地主兼工商业，又是义字号哥老会的老大，被关押，福昌商号破产解体。

一九五〇年初，父亲经王明星介绍到重庆志合盐号搞业务，同年，被派往遵义分号任会计。那时，西南地区刚刚解放，但在偏远的山区和交通道路险要、荒无人烟之处，还有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士匪出没。父亲到遵义盐号后第一次从重庆押运两车盐巴到遵义，和同行以商运为主的二十多辆车子，跟隨在解放军部队后面，边打边走。加上给他们运盐巴的货车又是靠烧木炭作动力，车速不快，从重庆到遵义走了十二天。一路上的惊险和艰辛是父亲一辈子都忘不掉的。

一九五一年初，遵义成立店员工会，父亲参加了遵义盐业店员工会。隨着人民政权的建立，新中国为巩固政权，稳定社会，迅速恢复各行业的生产和经营，特别是财政金融秩序急需稳定和发展。在此情况下，父亲经遵义店员工会介绍，遵义地区人事局批准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在中国人民银行遵义中心支行参加了革命工作。

由于父亲在旧社会饱尝了人间的凄苦，新社会作了国家的主人，埋藏在心底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感恩、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求知欲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加上他以前从事过多年的商业经营和管理，特别是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在银行系统也小有名气，出纳、会计及菅理业务样样精通，很快就熟悉了银行的各项业务，成为支行的业务骨干。一九五二年九月，父亲被提任人民银行遵义中心支行货币流通股股长（行政20级）。后来还分别担任过中心支行的信货股长和计划股长(行政19级)。

那段时期，在父亲的带动下，中心支行掀起了认真学习业务的高潮，在货币流通管理股时期，培养了朱芬吉、张永铜、周辉富、唐友蛟、杨英等一大批干部，后来他们大多数都成为遵义地区各家银行和县级银行的主要领导。父亲在中心支行还积极参加解放初期“三反”“五反” 等各项政治运动，曾担任查账组组长，中心支行“打虎队” 队长和“三反”运动中临时组建的遵义市第三法庭审判员。

一九五三年五月，经中心支行行长兑超众和支行的老干部、警卫班班长王家良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党组织后，父亲对工作更加认真负责，积极肯干。他尊重领导，团结同志，一心扑在工作上，每天工作都在十个小时以上，经常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才回家，母亲卢宗煊给他开玩笑，说他把家当成了旅馆，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很少照顾到家庭和我们兄弟几个，就连祖母过世，都是支行工会和同事们前来帮忙安葬的。

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父亲带领银行警卫班的保卫干部和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执行一项绝密任务，去省分行领取解放后国家发行的第一套新版人民币运回遵义，经认真清点、分发，安全护送到各县作首发之用。从此，人民币替代旧币进入市场流通。

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父亲又带领银行警卫班的保卫干部和几十名解放军战士将银行几年来收换到的旧币，武装押运到广场的后山。清山后，战士们将整个山头包围戒严，将所有道路封闭后，焚烧旧币，整整烧了两天两夜。至此，才园满地完成了人民银行五十年代发行新币，销毁旧币两大历史任务。

一九五六年六月，父亲被提任中心支行副行长（行政17级）。

一九五八年初，反“右”运动结朿后，基层不少干部被错误处理，为充实基层的领导，中共遵义地委号召地直机关的干部到边远地方工作，父亲带头提出申请，经组织批准于一九五八年三月调任赤水县人民银行任行长。就这样母亲带着四个孩子(我和二弟洪开黔、三弟洪开健、四弟洪流)隨父亲工作调动来到第二故乡——赤水。母亲因此还响应当时组织下放干部的号召，丟掉了遵义地区交通银行作会计的工作，跟隨父亲下放到了赤水。

一九五八年八月，父亲因工作需要，调任赤水县计委副主任（县委副书记杨振霄兼任主任）。刚到计委上班就遇到华一纸厂搬迁赤水的大事。这是赤水历史上从未建过的现代工厂。华一纸厂原在重庆沙坪坝嘉陵江边，前身叫重庆中孚造纸股份公司，解放前叫华伦造纸厂，原属西南局公安处管理。在那个年代，贵州自古以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象华一纸厂这样的大工厂迁来赤水，不仅是轰动赤水的大事，也是贵州的大事，连省政府分管领导都出面和四川重庆方面商议搬迁的事宜。

父亲作为县计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参加了华一纸厂搬迁建厂领导小组，担任副指挥长，负责征地賠偿、搬迁农户、平场修建厂房等工作。经县领导和华一厂领导及工程计技人员协商，厂址定在县城东郊马村沙湾一带。那时赤水县除赤桐公路外，还没有修建其他公路，从县城去马村只有河边纤夫拉船走的鹅卯石小道，由于行人稀少，荒得连丝茅草、芦苇都高过头顶。        

华一纸厂从一九五八年九月提出工厂由重庆搬到赤水开始，到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试车投产，仅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而且是在没有公路，工地上没有车辆运输和任何机器设备的情况下，用人工开山破石填土，肩挑背驮，用木架车推拉搬运来完成平场建厂的。父亲每天在工地上和华一纸厂厂长梁光财（老红军）、副厂长吴占民等领导和基建办的工程技术人员联系，协调并及时解决基建中遇到的问题，保证施工按计划进行。每天父亲都要很晚才能步行回家，好在那时母亲也由于组织上的照顾，安排去马村工地上担任银行储蓄和邮局的代办员，经常陪伴父亲早出晚归，每天步行马村往返，渡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家里我们兄弟几个，每天只能由外婆照顾起居。在那个“同火箭赛跑，向时间宣战”“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年代，华一纸厂从开工建设到竣工投产仅用了一年零二个月时间，真正创造了赤水历史上搬迁建厂的历史记录，是赤水“大跃进”留下的成果。

凡经历和知道这些事的亲历者、见证者的后代们，谈到这些存封已久的往事，都由衷地为前辈们的创业精神感到骄傲和自豪。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父亲在中共赤水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赤水县委委员。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史称“三年困难时期”。在这一时期，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既有天灾，也有人祸。天灾主要是旱灾，人祸则是多方面的，“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各级干部盛行浮夸风，虚报粮食产量，上级按照虚报产量，按比例征购粮食，造成农村普遍缺粮。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中共遵义地委委员、地委财贸政治部部长杨春荣（后任地委副书记），根据赤水上报粮食大幅度增产的报表，经地委安排，带着秘书王朝清，来赤水调粮。

父亲当年十月刚好从县计委调县委财贸政治部任部长。县委王临池书记安排县委财贸政治部接待杨部长和王秘书，并让父亲转告杨部长，赤水有的是粮食（据说赤水当年上报地区粮食产量是三千六百多万斤），主要是省轮船公司的运粮船需要排队。这样父亲每天陪杨部长跑轮船公司衔接用船计划，县委又通知省轮船公司党委庞合春书记，要求他配合县委给杨部长讲用船的计划已安排到年底了。一个周后，杨部长在赤水等待调整船运计划，闲着无事，就叫父亲陪他们到附近的农村转转，几天后发现农村缺粮。回城找王书记，王书记不在，杨部长找不到王书记，结果把气发在父亲身上，大骂父亲说“你洪奠华我把你提得上来，也把你拿得下去”等等，骂完后才慢慢消了气。因杨部长是父亲在地区工作时的老领导，父亲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担任遵义市第三法庭审判员时，杨部长就是他的庭长。父亲只好将赤水农村当年并未增产，而是减产的情况如实向杨部长作了汇报，第二天杨部长才带着王秘书空手返回了遵义。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父亲在中共赤水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赤水县委委员。

一九六〇年二月，在中共赤水县委二届二次会议期间，中共贵州省委秘书长史丙铭打电话通知县委，说据四川省委通报赤水复兴有一批灾民，逃荒到了四川合江县的车辋境内，要求赤水县委马上派人去车辋做好群众工作，把他们接回赤水。县委书记王临池当即安排，由县委财贸政治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去车辋接人。这样就由父亲负责，组织了邱维新（县监委副书记）、李久云（县粮食局局长）、黄仁益（复兴区委组织委员）带上钱和粮票，带着手电筒步行去车辋接人，在四川省合江县车辋公社党政领导和干部的帮助下，劝说灾民连夜返回赤水，第二天天亮后才将这100多灾民带回了赤水。

灾民返回赤水后，县委王临池书记马上安排，组织相关部门和干部去灾情较为严重的复兴和天台调查，父亲带人去了复兴区，县委福利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李登伦去了天台公社。父亲他们沿着赤水河边的小路刚进复兴境内的金红生产队，就发现了死人。到复兴后，父亲马上打电话给区委书记马华仁，要他立即带干部下乡去看一看灾情。然后父亲去了灾情严重的凯旋公社，发现的确因缺粮引起身体浮肿病了很多人，死人也不少，有的农家死来连一个活人都没有剩。父亲当即打电话向县委王临池书记汇报了情况。王书记说:“老洪啊，你是从地区下来的，不了解农村的情况，粮食农村是有的，说没有粮，是富裕农民在搞鬼。我马上派张所成副县长来处理。”张副县长到凯旋后指示，要父亲找几家富裕农民，挖地三尺也要把粮食找出来。父亲也按照张副县长的指示，就在公社附近找到王丙章等几个富裕农民家挖了几天，也没有找到一粒粮食。张副县长回赤水后也没有消息。在此情况下，父亲看见每天都在死人，而且灾情越来越严重，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立即打电话向遵义地委副书记耿焕民汇报了赤水农村农民缺粮，灾情严重，己经开始大量死人的情况，请领导考虑开仓放粮救人。几天后，县委接到地委通知，同意赤水开仓放粮救灾。第二天，赤水就在复兴区凯旋公社首批开始开仓放粮救灾。农村灾民每人每天供应4两粮食（十六位秤的四两，相当于现在秤的二两五）。

四月二十一日，县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地委工作组通报了他们在赤水农村看到浮肿病和死人的情况，并提出“为什么死人都不管，不上报”的问题。

几个月后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中共遵义地委派副专员刘凤呜到赤水协助县委书记处工作，并兼任书记处第一书记。刘凤呜书记到赤水后，住在县城十字口“厚诚旅馆”，连办公室都没有进，就直奔灾区，一个人早出晚归到各区乡农村调查，确认灾情严重，决定继续向全县农村受灾的地方开仓放粮，缓解农村灾民因缺粮断粮浮肿而死亡的现象。同时，刘书记还指示，在受灾严重的区社临时抽调医务人员开办医院，为灾民医治浮肿，恢复他们的身体健康。因此，父亲在凯旋时，就从县卫生科抽调副科长王宗伦（后任县卫生局副局长、县（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和华一纸厂一位女医生到凯旋办了很长时间的医院。与此同时，县委刘凤鸣书记还抽调大批干部下乡，发动农民恢复耕种，狠抓农业生产自救，帮助农民，特别是灾民渡过了困难时期。一九六O年十二月十六至二十二日，中共赤水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和贵州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开展反“五风”（一平二调、瞎指挥、强迫命令、虚报浮夸、特殊化）运动。对县委主要负责人王临池的家长式作风，弄虛作假搞高估产、浮夸风，大收社员自留地刮“共产风”等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会议还提出了干部转变作风的“八条纪律”。地委书记连治洁亲自到会，听取了意见。

一九六一年春夏后，全县农村的粮食、生猪、蔬菜生产得到恢复，灾民们成群结队，敲锣打鼓到凯旋和其他救灾工作队住地和区乡公社所在地，磕头作揖感谢共产党放粮救灾，感谢县委的正确领导，感恩刘凤呜书记，称他为“刘清官”“刘青天”。

一九六一年七月，王临池调离赤水，省委组织部再次任命刘凤呜为中共赤水县委书记，中共赤水县委第一书记。

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同全国的领导干部一样，受到冲击和迫害，关过牛棚，接受过批判，还被造反派打伤过。在那个动乱浩劫的年代，他负责过知青安置办公室工作，担任过县财政局长和物资局局长。文化大革命后，任过县商业局局长、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马合公路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等职。父亲始终对党无限忠诚，保持工作热情，对工作一丝不苟，敢于坚持原则；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团结同志，努力创新，工作成绩凸显。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负责知青安置办公室时，以身作则，不搞特殊，要求我们兄弟几个要带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们一家人二十年来，再困难都从来没有分离过，当年农村的艰苦、 ，一下子要将几个孩子的户口下到农村当知青，母亲接连几天茶不思饭不吃，整天都在流泪。在此情况下，父亲始终坚持耐心地说服母亲，要我们带头上山下乡。母亲同意后，我和二弟在整个机关大院都还没人报名下乡的情况下，首批报名上山下乡到天台公社五桂桥和复兴公社大寨坝当了知青。

两年后，三弟和五弟（洪专）又先后去了大同区宝源公社、旺隆区龙岩公社农村插队当知青。

父亲在物资局工作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物资馈乏、生活紧张，父亲带领干部职工，亲自到遵义、贵阳、重庆、泸州等地釆购钢筋、水泥、炸药等紧俏物资，以满足市场需求，特别是农村兴修水利建设的需要。同时，在机关搞作风整顿，严格建材供应的审批制度，紧俏物资一律由物资局提出方案，报送县生产指挥部审批后执行，杜绝了当年盛行的以“紧俏”商品换“紧俏”商品，以饭局换钢材的不正之风。

父亲在县商业局工作时期，发动各大公司，集体商店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一是以公司为单位，和银行配合搞清产核资，追回公司多年来业务往来中的在途资金；清理追回单位干部职工的长期欠款；清点各公司的库存商品，一次性处理多年的积压商品，甩掉包袱，盘活资金。二是在县内经常举办大型商品展销会，邀请四川合江、纳溪、叙永、泸州、习水等县市的商业各大公司和基层供销社来赤水交流商品。

展销会期间，赤水县城万人空巷、人山 人海，加上晚上开办夜市，更是热闹非凡。市场出现从未有过的活跃和繁↘荣，从而激发了商业职工的经营积极性，又满足了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实现了购销两旺，当年上缴国家税利200多万元。同吋，大力培养年青干部，报经县委批准，一次就提拨了三位副局长。

父亲在政府工作期间，不管是分管财贸，还是分管体制改革方面的工作，他总是兢兢业业，脚踏实地，从不马虎。

特别是在当年交通不便，下乡全靠步行的情况下，他曾经陪同刘凤呜书记到过二郎坝、蕨基埧调研农村水利建设；和万方德县长一起爬过宝源的桓山，进过大坝山的黄连沟；同财办的柳志明主任上过元厚的虎头山、五星大队；修建马合公路时经常步行去官渡的长嵌沟检查工程进度和质量。有一次和周育礼等同志暴雨后去长嵌沟检查安全，突遇塌方，上百方土石从悬岩上垮下来将父亲他们一行人分为两段，一块数十方的巨石伴着大小石块和泥土从父亲身边掠过，冲向沟底，巨石从父亲身边经过时人和巨石的相距不到两米。

几十年来，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农业学大寨”的年代，父亲几乎每年都要下区乡担任工作队长，在农村住上几个月，几乎走遍了赤水的山山水水。

一九八九年底，父亲光荣退休。一九九一年初，父亲被融通城市信用社聘为顾问，后当选为理事长。工作到一九九八年底满七十四岁后，经多次要求才辞职回家休息。

几十年来，父亲无论在什么单位工作，他都总是按照自己的人生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党性原则，遵循为人民服务宗旨，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老党员，认真工作，不图虚名、实事求是，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工作业绩回报党和人民；工作中他既能坚持原则，又很讲究方法，为人谦虚谨慎，善于团结同志，关心和重视对年青干部的培养，深受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和敬重。

在家里，父亲是严父，一向对子女严格要求。他经常教育我们说:党培养了我几十年，为人民服好务，为党努力工作，为群众谋利造福是我们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我们家兄弟七个，从小读书，长大成人，工作中能各尽其责，为党、为国、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和贡献，离不开父母的谆谆教诲和单位领导及同志们的培养。如果没有父亲严格的教育，母亲严格的管理，就不可能有今天各自的工作成绩和老百姓良好的口碑。

父亲晚年到九十多岁，仍耳聪目明，思维敏捷，开心健谈，仍然关心国家大事，民生大事，关心赤水经济社会发展和党委政府的工作。还经常关心儿孙们的进步成长，这是家 庭之幸，儿孙之福。

父亲的突然离去让我感到无尽的惋惜和遗憾。

斗转星移，转眼间父亲己经离开我们一周年了。这一年来，我们无时天刻不在想念父亲，翻开几十年来他和家人的留影，感概万干，泪水涟涟。那些无尽的温暖回忆，宛如灿烂星河，永远在我们的心空中熠熠闪烁。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