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豆非“豆”何为“豆”？

——屈家岭遗址宝物探秘

 

作者  周丽

 

现在我们说起“豆”，绝大部分人都会想起黄豆、绿豆之类可以食用的植物果实。然而，当我们跟着考古的足迹往前走，会发现新石器时代我国大江南北的许多遗址中都有一种陶器，被学界称之为“豆”。譬如屈家岭遗址博物馆内展陈的出土文物中，就有这类器物的一种独特造型——双腹豆。豆，古今所指，此“豆”与彼“豆”，当然不是一回事了，现今指的是食物，古代指的是容器。那么，史前先民们常用的“豆”，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主要聚焦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来浅略地探究一番。

 

豆的基本“模样”

 

说起古时的“豆”，我们只要在相关资料或者网络上作些查询，就会知道，那是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发明的一种盛食陶器，这个不容怀疑了。但我们不禁要好奇地问，史前的盛食陶器“豆”，到底长什么样呢？不妨先让甲骨文告诉你：其字形形似一只高脚盘,或有盖。《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古食肉器也，从口，象形。既然是象形描述，不难理解，它的高脚之上，象“口”的部分是盛器，上面的“一”或许是盛放的食物，只是后期汉字的规范化发生了变形。具体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器物呢？湖北省最早的田野考古报告集《京山屈家岭》一书中，屈家岭遗址出土了大量史前陶豆。在张云鹏先生主持发掘的858平方米、197个探方中，屈家岭遗址晚期一、晚期二的陶豆（分别见上图）“都是泥质黑陶…这些陶豆的形制均与碗同，仅圈足加高。”“它们的器型除圈足外，都可以从陶碗找到相同的地方。”【1】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屈家岭遗址考古领队陶洋介绍，2015年以来的屈家岭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同样发现了许多精美的陶豆，其共同的特征是：上部似盘、碗或钵，下部有较高的圈足且一般有镂孔，只不过其基本构成有深浅、大小、高矮、肥瘦和镂孔数量及组合图形变化有所不同。这是我们对汉水之东新石器时代晚期陶豆貌相的基本认识。正如青年学者于淼在 《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一书中所说：“在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很多餐具，一种镂空底座的盘子尤为特别。这种器型最早发现于大溪文化时期，在屈家岭文化时期被广泛使用，学名‘陶豆’”。【2】

 

豆的两湖“掠影”

 

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陶豆在我们中华大地上都有其独特的身影。这里，我们还是重点聚焦长江中游湖南、湖北两地区，追根溯源，看看“豆”这种古代盛食器，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并且它们在器形风格上，大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随着考古发掘、研究的不断深入，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大格局中是自成体系的，其主要的文化发展序列依次是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循着这一脉络，我们在距今约6500年至5300年左右的大溪文化中发现了“豆”的身影。业界认为，长江三峡地区的关庙山类型和洞庭湖地区的城头山类型是大溪文化的两种典型地方类型。在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二期（距今约5900-5800年），考古专家李文杰先生告诉我们，一些典型遗址的主要陶器中“出现了很多新器形，形成了一个器物群。有……粗圈足和斜壁的盘形豆，钟形圈足豆，碗形豆”。【3】在相当于关庙山大溪文化第二期的本地区其它遗址中，也可以分别找到了上述豆类器物。宜都区红花套遗址还出土有一种内折沿碗形豆。王劲先生讲到鄂西地区大溪文化及其在湖北的分布时，提到桂花树、毛家山等地文化遗存中有浅盘豆和子母口、碗形圈足豆。【4】这时期的陶豆好像多以粗壮为特征。距今约5300年-5200年左右的时候，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第四期则出现了内折沿和外折沿的碗形豆，豆的圈足均为典型的喇叭型。通常，考古专家们对所发掘出来的器物都要以绘图加上文字描述的方式，从各方面对发掘及器物出土情况进行客观细致的描述。什么折腹呀，敛口呀，侈口呀，圈足呀等等，都是考古界的一些专业术语。所谓侈口，主要指口沿向外延伸，像花朵一样向外展开，而敛口则相反，为向内收。所谓折沿，多指盆碗等盛装东西的器皿的口沿与器壁不在一条直线上。所谓圈足，指器物底部用来承托器身的是一个圆圈形状。当然，整个峡江地区史前出现的陶豆很多，这里不一一举例。

 

而位于洞庭湖地区的澧阳平原，“豆”的最初出现及其后期大量出土又是怎样的呢？在城头山遗址，我们也是从大溪文化二期墓葬和灰坑中发现“豆”的存在。考古专家郭伟民教授这样说，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二期墓葬中“釜已退出主流，”“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盛器——盘、豆”。【5】其中“豆”这类器物的圈足，看上去多数都明显比关庙山大溪文化二期的要细而高些。按郭伟民教授的分析，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二期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外来文化影响？），而到了第三期，本地传统则又恢复，遗址墓葬和灰坑中出土的“豆”，其圈足大部分又变得相对粗矮一些。再到该遗址的大溪文化四期，墓地随葬品组合中出现了高圈足敛口深腹豆。同样是城头山遗址，时间到了屈家岭文化二期，双腹豆成为新出现的器形之一。当时间发展到屈家岭文化第三期时，则出现了各种形态的双腹豆。这应是强势的屈家岭文化南下的结果。

 

回头，我们的目光回到汉水以东的屈家岭遗址，这里出土了油子岭文化晚期的扣豆（碗）遗存。该遗址TN86E17东北角、编号为K1的一组扣豆（碗），出土时的状态为“陶豆倒扣于碗之上，正置摆放。”【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彭小军副研究员说，“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扣豆（碗）遗存。据简报描述，这批扣豆（碗）共七组……扣合形式一般为口部较大的陶碗正置于下，口部稍小的陶豆或碗倒扣其上。”【7】彭小军还分析认为，迄今的考古资料表明，扣豆和扣碗源于油子岭文化，兴盛于屈家岭文化，传续给石家河文化。位于京山市钱场镇一带的油子岭遗址探方T2也出土了类似子母口的两件黑陶豆。所谓子母口，是指上、下两件器物盖住或扣住时口沿能够相吻合的部分，用以固定上部相当于盖子的器物。而屈家岭遗址的屈家岭文化时期，陶豆具体又有哪些式样呢？张云鹏先生将遗址晚期一、晚期二的陶豆分别划分为三式和四式，对每一式都极为详尽地进行了细致研究分析。如晚期一陶豆的上部：豆盘均如不同形式的碗。下部：圈足，有高有矮，有肥有瘦，有作喇叭状，也有不作喇叭状，其均有不同的镂孔成规律地排列。而晚期二的陶豆的上部，豆盘有的深浅侈弇（yǎn盖住、遮住）不同的碗形，有的盘壁深斜、盘上有凸弦纹一周，有的盘深作半球形。下部：圈足仍有高矮肥瘦的不同，多作喇叭形，上有圆形、梅花形的镂孔较为规律地排列。【8】关于“双腹豆”，张云鹏先生对这种器物形制在《京山屈家岭》一书中都分别有特别描述，而且晚期二的双腹豆要更多一些，本文稍后专门浅析。而在汉水西岸的城河遗址，一些墓葬中不仅出土了精美的镂空陶豆，还发现墓葬M224出土了成组的带盖豆。中国社会科学院城河遗址领队彭小军说，城河遗址出土的“与‘扣碗’较为接近的一类遗存则是‘扣豆’，即两件陶豆对扣正置。”彭小军还分析认为，相较于屈家岭遗址油子岭文化时期扣豆（碗）是一种“碗＋豆”的正置对扣形式，城河遗址的屈家岭文化扣豆则是“豆＋豆”的正置对扣形式，虽然并不相同，且扣豆之间的间距较大，但应该是油子岭文化扣豆（碗）发展而来。【9】当时间到了距今约4500年-420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石家河文化是在屈家岭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区性原始文化，主要位于江汉平原的天门、京山一带。这时期的典型器形中，有一种筒形高圈足豆，多饰大孔。按张绪球先生的分析，其豆类陶器圈足上的镂孔以大孔为主。【10】石家河遗址群和当阳季家湖遗址、宜都石板巷子遗址、房县七里河遗址等地方的石家河文化时期，豆是常见的器形之一。较为典型者，张绪球先生分为A型高圈足、B型矮圈足二大类型。中有卷沿筒形粗圈足、浅盘且细喇叭形圈足等各种细分类式。【11】谭家岭、龙嘴等遗址的文化层早期，专家们还发现了侈口坦底高圈足豆、折沿敛口豆的存在，并注意到它们是器物群中占重要地位的器类。最后要说一说的是，从石家河文化晚期独立出来的“后石家河文化”(也有专家称为“肖家屋脊文化”）【12】遗存中有一种细高柄豆，其风格明显与前述豆类圈足不同。王劲先生认为，江汉平原“后石家河文化”三房湾类型中出现的浅盘细高圈足豆等器物在“龙山文化中，均可见到与以上器类相同或相近的器形。”【13】现在我们看来，其典型特征看上去象极了一盏宫殿或庙堂所用的高高的油灯。总之，零碎繁杂列举种种，或许并不具代表性。在学习《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初探》一文时，注意到“豆”也是湖北大学孟华平教授列入视线重点关注的器类之一，粗线条梳理其主要观点为：大溪文化中，“豆”为主要器物组合之一；油子岭文化出现“子口豆”；屈家岭文化时期，“双腹豆”成为典型器物之一；石家河文化中，一种“卷（或折）沿豆”也是典型器物之一。【14】中华文明史可谓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纵观“豆”的产生和发展，从学术的或者普遍联系的角度来看，是个广而又广、深而又深的大话题。这里所言，万不及其一。

 

豆的主要功用

 

“豆”这类遗存，看似不起眼，自新石器时代自出现以来延续的时间不短，能以数千年计，说明它在古人的生活中的确不可缺少。根据专家们对各大考古学文化所在区域的环境气候、农业生产、聚落社会经济文化面貌及不同遗迹单位中所出土的器物组合研究，其功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日常盛食之器。关于豆的使用，后来的史书多有记载。《周礼》：“醢[hǎi]人，掌四豆之实。”这句话是说，掌管国王祭祀和食用之肉酱的人，掌管四豆中所盛的四样肉酱。《毛传》：“豆，荐菹[zū] 醢也。”所谓“菹”，即酸菜，腌菜之类；所谓“醢”，指古代用肉、鱼等制成的酱。这说的是西汉时候的生活水平。然而，我们把时间往前再推三千、四千年左右呢？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拿长江中游来说，我们的先民们的主食虽然是以稻为主，但是也有鱼肉等其它食物作为补充，且那个时候社会已经出现阶层分化。一方面，或许出于潮湿多雨地理气候常态下食物防潮防霉和防蚊虫的需要，屈家岭文化的陶器都带有圈足，因而以较高圈足为特色的“豆”便在长江中游产生并发展起来了。另一方面，作为盛食器的陶豆，在同样作为盛食器的碗、钵等陶器中，已经开始区别性发挥其作用了。据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郭伟民教授对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二期先民们生活所用的主要器物组合的分析，从整体上来看，城头山大溪文化二期陶器中，“釜、罐、碗、钵、盘、豆、盆、器盖、杯、鼎、缸、瓮、器座、锅等形成最具特色的陶器群，与大溪文化一期相比，器物出现多样性。这些多样性的器物是为适应多样性的生活而出现的,反映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复杂化和精细化倾向。”【15】有人认为，远古陶钵、陶碗是个人使用的餐具，陶豆主要用来盛放“菜”。陶豆的形状一般浅而小，不同于盛“饭”的钵、碗，它或许盛放的是区别于主食的东西。远古先民们一般席地而坐，鲜有桌椅板凳，高而稳的陶豆在使用中应该是很方便夹“菜”的。换一句话说，在一群用于生活饮食的器物组合中，与其它食器一般所装的食物相比，“豆”立鸡群，应该有所不同了。让我们看看屈家岭遗址灰坑H304出土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器物组合。这其中就有罐、壶、钵、豆、鼎、碗、杯等三十来件，可谓器形丰富、阵容豪华。而“豆”在其中不仅占比较大，且有不同形态，“双腹豆”尤其特色明显。所谓灰坑，是考古学术语，指古代人类留下的一种遗迹，包含了很多当时在此生活的人们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物品，如陶器等，其特点是主要呈灰色或夹杂其他因有机物分解形成的颜色如褐色，土质较同一地点的其他土要软，因而得名。从不同时期的遗迹单位中，我们可以看出，“豆”作为进食盛器与碗、钵、盘、杯等并列应是功用上的细分，体现出当时社会阶层等级的分化和上层贵族生活层次的提高。而且“豆”这种器物的形制总体上也有明显变化，各有其地域特点。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或许是因不同的陶工各有自己个性化的表达，或许是应氏族聚落的先民们在不同场合用途的需要而制成。说到这里，我们不禁又要疑问了，屈家岭文化的双腹豆，为什么要制作成两个“肚子”的形状呢？它与生活的实用需要有没有关联？我们发现，新石器时代许多陶豆的圈足部分都有不同形状的镂孔组合，这或许一为器物的美观，同时也是古人某种思想、情感、意愿的表达，或许真如前文于淼博士所说的为古人们用来加热食物的“火锅炉子”。那么，我们探测古人发明创造智慧的兴趣又被点亮了。相较于双腹鼎的三足，双腹豆的下部是高圈足且有镂孔，若在寒冷的冬天于其底部内里放有小块的炭柴，是可以既能较好地闭住火的热力不会很快散发、又能保证炭柴充分燃烧的。再看看上部的盛器部分，底下的“小肚子”正好充分承受底部火力点的加热，避免器底面积较大有受热不均的现象。豆的“小肚子”上再外扩一个容量更大的“肚子”，在寒冷的冬季，倘若这样有“肚福”的双腹豆作为火锅炉子用起来，“小肚子”底部所加热的是带些汤的肉食，一方面香味扑鼻的汤食会向上面容量大些的“肚子”弥漫开来，既方便合适的器盖盖住后有一个热气回漩利用的空间，又能避免汤汁溢出，足见屈家岭先民独有的智慧。因此，从日常实用方面来说，屈家岭文化的“双腹豆”与其它两朵姊妹花双腹鼎和双腹碗一样，是一种饮食器具的科学独创。

 

二是作为随葬明器之用。由于豆这类器物日常实用中也渐渐凸显出它们的重要性，先民们在安葬逝者时，会专门制作一些器物随葬墓中，相信或者希望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如生前一样日常使用这些器物。另一方面，一些形制独特纹饰精美的陶器，往往成为先民们能够掌控或者拥有它的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陶豆往往就成为一类必不可少的随葬品。据屈家岭联合考古队副队长张德伟讲述，有一天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他们在发现的第一座屈家岭文化墓葬 M34 的西南部又发现了 2 座同时期的墓葬。其中 1 座编号为 M39的墓葬还保留有已经粉化的人骨，头南脚北， 墓内南部修建有二层台，二层台上放置了 1 件彩陶壶形器，1 件双腹豆，陶豆内还放置了 1 件小型陶鼎，而最早发现的墓葬 M34，是以彩陶壶形器、蛋壳彩陶杯、夹砂红陶圈足杯以及双腹器为主要组合，最晚发现的墓葬 M39 则以彩陶壶形器、薄胎红陶杯、双腹豆和小型陶鼎为组合，三者之间的差异很大。这是否就是逝者身份地位的不同呢？至少，从大量的墓葬考古发掘来看，应该是我们的先民们相信人死亡后仍有灵魂的，所以随葬一些器物让埋于地下的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生活时使用它们。我们再来看看汉水西边的新石器时代，城河古人陪葬也多用“陶豆”，大约他们相信这是“通天”的神器！在谈到屈家岭文化葬具多样化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城河领队彭小军认为，“一些碗、豆等‘覆盖器具’的底部常留有类似于‘人眼’或不规则圆形的孔洞，可能与学界经常提及的‘灵魂通道’有关。”【16】彭小军在接受央视10台科教频道记者采访时描述城河遗址一处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墓葬说，逝者“头部放了两个陶豆，然后在肩膀这个部分也放了两个陶豆，包括他的身子、手臂的部位也放了两个陶豆，然后脚到膝关节也各放了两个陶豆，呈现一种对称的趋势。”因此央视记者根据专家们的研究归纳性在视频中以画外音分析说，“陶豆有可能是通神的器物。人死，带着能够通神的器物去见神，是早期宗教的体现。”

 

三是祭祀、奠基等仪式性活动所用。新石器时代，从不同的古文化遗址考古发掘的遗存看来，那时的先民们已经有了祭神祀祖、祈福免灾这样的活动。也就是说，自从有了神秘的信仰，原始的祭祀活动便产生了，而且成为聚族而居的先民们用以统一思想和精神的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内容。换一句话说，他们相信天、地（包括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万物）中都有自然神的存在，逝去的祖先也与神在一起，因而祭祀成为人与神沟通的一种重要活动。因此，先民们以庄重的仪式将各种最好的物品呈奉给神灵和祖先，以求得它们赐予人们期盼的福报和保佑。众多的考古专家根据考古发掘的现场实际进行分析，陶豆在新石器时代是作为一种重要食器出现在重要场所的，一些有着刻画符号内容的陶豆可能兼具有礼器的功能。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三峡大坝坝址所在地——中堡岛进行的第三次大规模抢救性考古发掘，二十三个器物坑共出土一千余件器物，其中陶器占有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器形以高圈足杯为大宗，次之为双腹豆、双腹碗......”【17】这二十三个器物坑，其中有相互叠压打破关系，坑内器物多者（如9号坑）达一百多件，其分层、存放位置和器物方向、器类以及器物组合等均有规律可循。被邀请到现场进行研究讨论的多数专家认为，这应是屈家岭文化时期遗址上的先民们进行多次大型祭祀活动的结果。原荆州博物馆馆长张绪球先生进行深入论证分析后，也说“只能认定它们都是祭祀坑。”【18】由此看来，那时的先民们举行祭祀活动，“双腹豆”是重要的祭器之一。进一步,我们推测先民们不仅用精美的陶杯装着富余的粮食所酿的美酒，还用形色俱佳的陶豆盛放着美味可口的下酒菜虔诚地举行着隆重的祭祀活动。在石家河遗址群中，邓家湾遗址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宗教场所，专家们发现其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宗教遗迹中有两处祭址，其中祭址2的覆盖层中有“大量的碎缸片与鼎、盆、豆、罐、杯等残片。”【19】就是说，“豆”这类器物与上述其它器物组合，可能用于当时的某种宗教性的神圣活动，说明了史前陶豆在先民们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此外，根据彭小军的研究分析，因扣碗和扣豆还存在于灶坑旁、房屋垫土等多种出土情景，可能对应着不同类别的仪式性活动。在屈家岭遗址发现七组扣碗（豆）的地方，紧邻东北端且处于同一层位关系的灰坑H74出土物数量明显高于一般灰坑，根据专家们研究，灰坑H74与扣碗（豆）“可能为同一组遗存，或与祭祀活动有关”【20】中国社会科学院城河领队彭小军副研究员也分析说，“油子岭文化的扣豆（碗）遗存出土于地层之中，或许与当时土地平整的仪式性活动有关。”【21】

 

特立独有：屈家岭文化“双腹豆”

 

距今5100年至4500左右，屈家岭文化作为长江中游最为兴盛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范围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 , 影响到川东、湘北、豫西南和鄂东及赣西北甚至更远的地区。“屈家岭遗址出土的遗物，具备了较多的特有的文化特征，应属于已发现的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因此我们命名它为‘屈家岭文化’。”【22】一些遗物具有怎样“特有”的文化特征呢？当然少不了“双腹豆”。《京山屈家岭》将屈家岭遗址晚期一的陶豆分为三式，其中Ⅰ式“豆盘有如Ⅱ式碗，圈足肥矮作喇叭状，上有小镂孔一组约二十一个，成三直行排列。”同样是屈家岭遗址，晚期二的陶豆被分为四式，其中Ⅱ式“为数量最多的一式。盘与Ⅱ式碗同。”那么，这Ⅱ式碗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张云鹏先生说，它是“屈家岭文化特征之一。”“敞口，壁作双弧形，中部内缩……”是的，这说的便是屈家岭文化的“双腹豆”。通俗地说，引人注目的是它有两个肚子,它较高的圈足之上盛食部分的敞口中部是弧形的，形成了一种双腹的造型。这种双弧腹壁的盛食器具，类似今天的高脚盘，仿佛那个时期先民中的权贵享受衣食无忧的生活之后大腹便便的富态样子，是寄寓在陶器中的一种希望或者已然是这种样子的审美表达。从形制上讲，屈家岭文化的双腹豆显得前所未有地独特，且普遍流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邓家湾遗址发掘的屈家岭文化17件陶豆中就有10件双腹豆。细分它们的制式，虽然各有差别，但无外乎腹深、腹浅和双腹明显、较明显的差别罢了。【23】据湖北省考古研究院屈家岭遗址第四次联合考古队副队长张德伟讲，双腹陶器是屈家岭文化最为典型的陶器组合，器类主要有双腹鼎、双腹豆和双腹碗三类。张德伟说，仔细观察它们的形态特征，可以发现双腹豆和双腹碗的“双腹”特征最为明显，即腹部内折形成双腹。从外观上看，上、下腹的形态较为明显；从年代上看， 内折的痕迹越明显则其年代相对越早，反之则晚。 从源流上看，屈家岭文化的双腹鼎应源自油子岭文化的宽仰折沿鼎，双腹豆和双腹碗则很可能为屈家岭文化时期新出的器形，其中双腹豆为屈家岭文化所独有。【24】

 

是不是这样呢，“双腹豆”为屈家岭文化所独有？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在屈家岭文化之外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没有发现“双腹豆”的身影。在屈家岭文化版图与其它新石器文化交流碰撞的地带或影响到的区域，即使发现“双腹豆”，也是属于屈家岭文化元素的器物。

 

首先，我们来看看澧阳平原。“双腹豆”这类器物，与屈家岭文化有着怎样的关联？按郭伟民教授等人的观点，大溪文化最初是以巫山大溪遗址所发现的一批材料来命名的，后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湖南、湖北大部分地区陆续发现同类遗存，才认识到巫山遗址墓葬中所发现的只是大溪文化中期晚段和晚期的遗存，大量早、中期的材料是在三峡以外的两湖地区发现的。郭伟民教授所著的《新石器时代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与社会》一书中说，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二期看到作为盛食器的“豆”在墓地中与盘一道大量出现。“在城头山聚落，大溪文化四期与屈家岭文化共用一处墓地。……有理由相信，城头山聚落北部墓地的出现，与外来文化的进入有很大关联。”“以城头山为例，与一期相比，屈家岭文化二期墓葬随葬品的组合与形态，均有了变化……双腹豆、高圈足壶、盂形器、盆、高捉手器盖等是本期新出现的器形。”【25】也就是说，澧阳平原的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四期之前，该地区虽然频繁出现各种形态的陶豆，但均未见“双腹”这种器形。唯独澧阳平原大溪文化四期这个文化传统的重要转型期之后---强势的屈家岭文化扩张南下，也就是到了城头山遗址真正的屈家岭文化时期（二、三期），“双腹豆”作为一种新的主要器形之一才出现在这一带地区。2005年11月，国家邮政局发行的《城头山遗址》特种邮票，票面上的四件出土文物之一，便是距今约4800年的屈家岭文化双腹豆。这是一件腹盘较浅、豆柄较粗、高高的圈足上通体饰有圆形、月牙形、三角形镂孔的泥质灰陶镂空圈足豆。郭伟民教授在其专著中还告诉我们，澧水南岸的太山庙遗址石家河文化早期，一些器物明显可以看出与屈家岭文化具有承袭关系，都可以在屈家岭文化中找到原型，“双腹豆也与屈家岭文化如出一辙”。【26】                                                                                                                                                                                                                                                                                                                                                               

 

那么，长江中游靠北一带，鄂西北地区，豫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其它地方，有没有“双腹豆”这种陶器呢？屈家岭文化的北部外围分布区，已到南阳地区伏牛山南麓一带。可以说，仰韶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交流碰撞的较大区域范围内，都有这种器物，应是屈家岭文化逐渐北扩的产物。譬如保康穆岭头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中，不乏各种陶豆的身影，其中墓葬M29、灰坑H1等遗迹中就有屈家岭文化典型器物双腹豆。在具有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性质的河南禹县谷水河第三期和郑州大河村第四期文化遗存中，分别出土有双腹豆等，都与屈家岭文化的器形相同或近似，显然是屈家岭文化影响的结果。原荆州博物馆馆长张绪球先生在《屈家岭文化》一书中说，“根据《1975年豫西考古调查》发表的资料，谷水河遗址中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器形主要有扁腹壶、高圈足杯、双腹豆、外沿饰宽带形黑彩的喇叭形薄胎杯等。这几种器形都见于屈家岭文化一期。在地处黄河岸边的大河村遗址也可以看到屈家岭文化的器形。” “在年代早于屈家岭文化的仰韶遗存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屈家岭文化的因素。.....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屈家岭文化陶器中，不仅有薄胎彩陶杯、高圈足杯等，还有双腹豆。”【27】

 

然后，我们把目光往东移向大汶口遗址，也惊奇地发现“双腹豆”这种独特器物。“在大汶口文化的遗存中含有屈家岭文化的因素，如大汶口墓葬中共出有六件双腹豆，发掘报告将其分为两式。1式有二件，为泥质黑陶，......腹较浅，圈足较粗矮，这一式双腹豆和屈家岭文化中较早的双腹豆基本相同。Ⅱ式有四件，泥质灰陶，这一式双腹豆兼有屈家岭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特点。”【28】

 

随着考古发掘研究在中华大地广泛深入推进，我们在新石器时代其它考古学文化系统中未发现“双腹豆”这类器物的发源性存在。屈家岭文化遗物中包括双腹豆在内的一些典型器物，成为区别于同时期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和其它文化的典型标志，是鉴定判断屈家岭文化的主要标准。双腹豆，为屈家岭文化所独有。

 

事实上，越来越广泛深入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陶豆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长江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且不乏独特的形制或纹饰。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在我国大江南北哪个地区最先起源？与不同的文化交流碰撞中又发生了怎样的流变？其背后又蕴藏着怎样深遂的文化内涵？需要我们放大自己的视角用普遍联系的方法深入地进行系统研究，相信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作者单位：荆门市屈家岭遗址保护中心）

 

注：

【1】张云鹏，《京山屈家岭》P33、P56,1965年9月科学出版社出版。

【2】于淼，《长江中游的史前时代》P269，武汉大学出版社。

【3】李文杰《大溪文化的类型与分期》。

【4】王劲《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

【5】【15】【25】【26】郭伟民《澧阳平原与汉东地区的文化与社会》。

【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屈家岭遗址管理处《湖北荆门市屈家岭遗址2015年-2017年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3期。

【7】【9】彭小军，《屈家岭文化扣豆与扣碗分析》，《中原文物》2022年第2期。

【8】张云鹏《京山屈家岭》，1965年科学出版社。

【10】张绪球《汉江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初论》。

【11】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分布和类型》。

【12】 何驽《试论肖家屋脊文化及其相关问题》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室：《三代考古》（二），2006年科学出版社。

【13】王劲《后石家河文化定名的思考》，《江汉考古》2007年第1期。

【14】孟华平《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初探》

【16】彭小军《屈家岭——五千年前的众城之邦》P171，2023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

【17】卢德佩《湖北宜昌中堡岛发现原始社会群体器物坑》，《江汉考古》1994年第4期。

【18】张绪球《屈家岭文化》P215。

【19】文物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邓家湾》P139。

【2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门市博物馆、屈家岭遗址管理处《湖北荆门市屈家岭遗址2015年-2017年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3期。

【21】彭小军《屈家岭---五千年前的众城之邦》P42。

【22】张云鹏《京山屈家岭》P72。

【23】张绪球《汉江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初论》。

【24】张德伟文章《屈家岭：长江中游史前文明探索的起点》。

【27】【28】 张绪球《屈家岭文化》。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