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山,89年前来过一支红军
(纪实散文)
作者:蒙泽敏
翁台,独山县东北部毗邻都匀市奉合和三都县大河的水族聚集区,2012年区划调整前为独山县单列的三个水族民族乡之一,幅员面积45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高达70%以上,原始的奇山秀水完全可与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的喀斯特风光相媲美。在这块秀丽的土地上,过去中共党史、军史均无记载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下叶一支队伍曾短暂停留休整的史实鲜为人知,成为流传于当地的一段传奇。
2008年9月5至7日,翁台乡党委、政府与独山县文联联手,邀请29位知名作家、摄影家赴该乡采风。作为那场采风活动的组织者,我与大家有幸现场聆听健在的当年见证者刘合勋、刘明章等人精彩讲述。
自2008年至今,现场聆听当年见证者刘合勋、刘明章等老人精彩讲述那段传奇故事转眼已是16年过去,几位老人相继作古。置身当年那只神秘部队经过的地方,我们仿佛又回到了红军长征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中——
一、刘明章:他们分别住进刘义芳、刘锦芝和姬仲海三家,在苗翁停留了五、六天
1936年,我6岁。
记得那年夏天我们家乡刚栽插完水稻半把个月的一个太阳落山的黄昏,我和父亲从河边放牛归来,远远看见我的伯父刘锡友在前面领路,身后跟着大约九十来人的队伍,从巴寄(地名)那边翻山越岭淌过巴薅河向我们苗翁寨方向走过来,男女老少都有,不少人还挑着担子。走到处近,我和父亲才看清楚这帮人不像本地人,他们的穿着不是我们水家人蓝色土布对襟衣,说话咸咸的我一句也听不懂,看着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我想可能是寨上哪家的亲戚哩。
这帮人到我们苗翁寨就不走了,他们分成三帮分别住进刘义芳、刘锦芝和姬仲海三家。他们三家都是我们当地的大户,刘义芳家有八间大瓦房,占地将近一亩,刘锦芝家有房屋五间,姬仲海家也是五间。
我家和刘义芳家是对门,他家是两道门的四合院,光晒坝就十多丈宽。老人担心来的这帮人是长毛,担心他们住下来后要对当地进行抢劫。第二天上午,我父亲便让我去刘义芳家看看对方有没有什么动静。我胆子大,加上昨天我已跟他们打过照面,我和狗二哥跑到刘义芳家,象往常一样到处钻着玩耍。他们看我和狗二是没懂事的小孩,一点也不介意,任凭跟他们的小孩打闹,不到半个上午,我就跟几个小孩混熟悉了。那时,我们和外面交流很少,还没有汉化,我们日常讲的都是水话。所以我们讲的水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讲的我们也听不懂,双方的交流基本上由懂客话的我伯父刘锡友充当翻译。他们对当地小孩很好,那天下午我继续去跟他们的小孩玩耍,玩着玩着,一位看书的伯伯就从身边的箩筐摸出糖果分给我们吃。在他打开箩筐找东西时,我清清楚楚看见里面放着手枪、子弹、红五星帽子等物件,我是后来参加清匪反霸才晓得那是武器。当时我已有记忆,这个情景不知为什么至今一直深深地留存在我的脑海,只要稍微回忆我便清楚地想到当时的情景,
离我家二百米远的对门坡那时是一片茂密的山林,几个人合抱的松树、杉树、柏树很多。好像是他们来的第三天吧,四、五个理平头的伯伯叫我带路去那片山林里找柴禾。奇怪的是,他们只带着两颗流星锤就上路了,到得山林,只见他们熟练地将流星往有干枝的大树上抛去,不久便扯拉下几大捆柴禾。参加工作后我到江苏、安徽等省出差,发现当年平头伯伯们要柴的方法就是当地群众打柴最常见的方式之一。由此我推想当年这支队伍至少有一些人员是来自江苏、安徽等地的。
二、刘锡友:男人都是三十上下样子,打着绑腿,灰色土布衣裳,很精悍,他们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
刘合高祖父刘锡龙去世已十多年,如果活到现在已一百出头了。刘合高说祖父在世时经常跟他们儿孙辈摆他经历的那段故事,至今刘合高仍耳熟能详:
大概是乙亥或丙子年发生的事吧!那时我三十多岁,那天我在巴寄看田水,一支八、九十人的队伍好象从三都、荔波方向过来,我以为是接亲的,就没有躲避。走到身边,我才看清楚是一帮外地人,走在前头的是几个高大结实的壮汉,样子和善。我二十几岁时跑过四川、湖南,汉话我会讲。他们领头的两人很客气地问我寨上有没有能住下他们的人家,我看他们不象坏人,想了想就一老一实的告诉刘义芳、刘锦芝和姬仲海三家房子宽大,可以容纳他们住宿。领头的壮汉指着身后的妇女和小孩,自称他们是一支过路的难民,请我放心他们不是坏人,住下来会交给主人家住宿费的。我大致瞟了一眼,这帮人光妇女和娃崽就有五、六十个,讲话咸咸的,其中十来个玩崽一路上是用竹 箩挑过来的,男人都是三十上下样子,打着绑腿,灰色土布衣裳,很精悍,但所有人这时看来都很疲惫。
他们分成三帮分别住进了刘义芳、刘锦芝和姬仲海家。我见过点世面,不久就发觉这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因为他们住下来后从不做扰民的事,跟百姓买米买菜,公平交易,马上开钱,绝不让百姓吃亏。他们很讲究卫生,用自带来的锄头、铲子掏阳沟、铲草皮,将住处和周围人家房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在我们寨子停留的五、六天里,每天早晨他们都有人到附近山冈巡逻。离去时他们将住宿费一分不少地开给主人家,还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如果是土匪或国民党部队,是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
三、刘合勋:我们就在旁边,箩筐里擦得亮堂堂的驳壳枪、子弹匣、红旗、缝有红五星的帽子等东西都看得一清二楚。
他们离开苗翁那天,是个晴朗的上午。是刘锡友、刘锦星、姬顺生、姬太群和我共五个人从寨上带路一直把他们送到犀牛口的。
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刘合勋老人清晰地回忆道:
当年带路的5个人中我年纪最小,就十一二岁。只有我还健在,其他四位老人已经作古。我应该将那天的所见所闻如实告诉后人,如果将它带进棺材,这段历史将是一个迷了。
从苗翁到犀牛口十二、三华里,要从甲乙寨一直顺着甲乙大坡崎岖陡峭的山路走个把时辰才下到谷底——犀牛口,淌过两丈多宽的巴才河,爬过高高的犀牛山,经过巴才往拉林方向就能走到独山了。那天天气很热,我们来到犀牛口已近中午,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大地,热得大伙都受不了。经过跟本地人几天和睦相处,他们对我们五人已经比较放心,看见清凉见底的河水,人们纷纷脱下衣裳下河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妇女们到百米外的上游转弯处,男人们就在涉水过河的地方。我们害羞,不敢一起洗,只站在岸上看稀奇。有几个壮汉洗着洗着上岸找箩筐里的脸帕,他们翻东西时候,我们就在旁边,箩筐里擦得亮堂堂的驳壳枪、子弹匣、红旗、缝有红五星的帽子等东西都看得一清二楚。
那时我们翁台很闭塞,四处深山老林,根本不知红军长征经过贵州这回事。看见这些东西,我们当时不知他们是一支红军队伍。
可惜他们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离别时,他们送给我们每人一块大洋和几张纸币作酬劳,然后爬过高高的犀牛山往独山方向走了,以后再没有回来,也再没有联系。
四、期待有识之士对过去党史、军史均无记载的这段史实进行考证
从1930年4月邓小平、张云逸创建的红七军进入荔波开始,到1936年3月底红二、六军团离开贵州,红军在贵州活动前后达六年之久。这是不争的事实,众多史料都有记载。
据1979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200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再版的萧锋《长征日记》记录:1935年4月红军长征时由贵阳花溪、小碧经马场过贵定到惠水、长顺后,两渡涟江,又经平塘在通州消灭一个保安团后,由独山到荔波的九阡、周覃(今属三都),4月18日在荔波县城住宿,19日经朝阳、驾欧县境前往安龙方向,当日又有5名荔波青年参加红军队伍。《长征日记》作者萧锋,原名萧忠渭,江苏泰和人,1928年参加革命,红军长征时曾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党总支书记、红一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红一军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红一师三团政委,离休前系北京装甲兵部队副司令员。该书是作者参加长征、在那个极端艰苦的岁月里写的,记下了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1月作者亲身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为中国革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但是,由于当时革命的艰难困苦,以及连年的战争毁坏,留到今日的文字记载甚少。该书是中央红军的一位干部在当年于每天的行军中留下的真实的记录,在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中华儿女坚忍不拔的意志力!
然而萧锋将军《长征日记》中记录的这一段史实,在过去的党史、军史中均无记载,确实是一种遗憾。独山县翁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来了这样一只队伍,是否就是萧锋将军日记中记载的?抑或是长征中红军走失迷路的一个分队?抑或是一支护送我军高级将领眷属的机关后勤部队?还是……
2008年9月,黔南州史志办根据萧锋将军《长征日记》中关于当年红军长征经过平塘、独山、荔波的记录,行文通知平塘、独山、荔波、三都四县对这段史实进行立项调研。
2014年2月由全国政协编辑出版的《中国水族百年实录》一书,书中首次辑录鲜为人知的翁台短暂停留八、九十人红军队伍的这段史实。
因年代久远,加之当年翁台的闭塞和几位当事人在年代上的记忆出入,这支在苗翁水族山寨短暂停留休整了五、六天的红军队伍来自何方、又走向何处,有待专家考证。
2008年9月现场讲述者:
刘合勋 时年84岁,水族,翁台乡苗翁村农民
刘明章 时年78岁,水族,中共党员,苗翁村人,翁台乡原乡长,退休干部
刘品贵 时年71岁,水族,中共党员,苗翁村老支书
刘合高 时年69岁,水族,翁台乡苗翁村农民,当年引路人刘锡友之孙
附注:本文作者蒙泽敏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内知名实力作家、贵州省黔南州文联主席。
2008年10月1日
2024年5月18日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