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篇巨制.资治通鉴

 

作者/池征遥

 

三十年前，我从新华书店花巨资预约订购了新版本《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成了我家藏中的一宝。那时在职忙于工作，也只是养眼而已，偶尔兴致翻一翻，“婆娑其间，掇其香以嗅，撷其颖以玩”，与妻与子分享共勉，并举其篇要在报上连载，众人皆言有收获。2012年9月13日，我妻突发脑动脉血管瘤破裂沉疴不起，我退居二线忙于她的病榻前，因此长达十年之久，再没有触碰过。五年前，因一次搬家，失了宝物，长嗟短叹，留下惋惜和遗憾。来到西安后，儿知我心，花千元从网上买了一套文白对照版本，自是欢喜，虽我等已远离社会舞台，但每消遣品读都会感觉如与古人交耳充满了乐趣。

《通鉴》乃我国现存编年体史书之最大者，正如史学家李丹慧所言，其立编年体通史之规模，年经事纬，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虽不惮征引史料，却并无骈拇枝指、附赘悬疣之繁，所谓登高望之，旗整辙清。

《通鉴》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终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录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成书二百九十四卷，另《考异》三十卷，《目录》三十卷，总三百五十四卷，三百馀万字。其于采正史之外，又用稗官野史、奏议、笔记、文集、谱录、墓志、碑传、行状，杂史诸书凡三百馀种，于盈积简牍之中，抉擿幽隐，校计毫厘。其中贤君昏主、忠臣奸佞、勇将懦夫、志士小人，兴邦之远略，善俗之良规，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节，叩函发帙，靡不具焉，堪称巨制。

观前人之所为作，可谓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修《春秋》；屈原放逐，始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司马迁腐刑，乃显《史记》。司马光虽未如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亦以泥守旧制而离朝廷，投闲置散，由居庙堂之高，转处江湖之远，仕途困厄，政治失意，方专注于治史，得以成就《通鉴》。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精通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并留下了《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等著作。

他于宗宝元初年中进士甲科，后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曾于治平年间进《通志》八卷，记战国至秦二世之史事，得英宗赏识，受命再编《历代君臣事迹》。遂设局于崇文院，选刘恕、刘攽、范祖禹等人为同修官，始协力倾心于编纂。神宗即位，以其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时司马光以反王安石变法故，坚辞枢密副使之职，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随后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十五载，六任冗官，书局自随，沉精积思于《通鉴》之编写，不舍昼夜，终至元丰七年（1084）告竣，呈帝御览，因迁资政殿学士。次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司马光应召入京，走马还朝，于元祐元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尽废新法，叱咤于“元祐更化”之时。但为相八月，一病辞世。

司马光著《通鉴》之由，其一在于“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乃“删削冗长，举撮机要”，纂一部编年通史；其二则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乃“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成一部政治通史。故司马光以其记历代治乱兴亡之迹，供皇帝阅读，助人主辨所谓是非之志，虽违离阙庭，区区之心却念于政事，朝夕寤寐，常居帝王左右。乃至“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十九载之精力，尽于此书。

《通鉴》着眼于为政得失之道，择收我国古代政治史料，剪裁运化，系而统之，警戒后世，仍堪镜考。

世之研究司马光《资治通鉴》者众多，各类注疏之中，尤以南宋史学家胡三省耗时三十年之久所作之《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为著。其将注释及司马光《通鉴考异》融入《通鉴》原文之下，成为今日流传之本。而观《通鉴》之刊刻出版，其于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奉旨下杭州镂板，元祐七年刻竣。时隔数载，以哲宗亲政时及徽宗崇宁年间恢复新法故，司马光身后一度罹“追贬”等厄运，《通鉴》书板亦险遭毁坏。此后，《通鉴》以本书、目录、考异、点校、注释、详节、要览、选本等诸多名目刊刻出版，绵绵不绝。计南宋以来，有监本、馀姚官刻本等二十馀种；终元一朝，又见张氏晦明轩刻本、兴文署本凡十种；明起弘治元年以下，成椠十馀种，每二十馀年即刊刻一次；有清一朝，乃承飞雪堂刻本、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等九种；民国初创，即有涵芬楼铅印本、《百衲本宋本资治通鉴》等七种；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以来，始有北京古籍出版社之精装点校本、中华书局之平装点校本等数种。中华版本以清胡克家刻本及近代章钰所撰之《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为底本，汲取前人之考订成果，谨于校勘，当为今世之佳本。

一代伟人毛泽东，酷爱《通鉴》。通读穷一十七遍，至书页残破，仍爱不释卷，且言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遂广为推荐，又教读于左右，批点于卷帙，循循导启，不厌碎烦。

毛泽东之读《通鉴》，释其起于三家分晋，寓意在“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可谓开宗明义，鉴以在上者不正，在下者肆意，事所必至，理有固然；论其迄于五代，用心在避曲笔言事，粉饰当朝，所谓“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倡以立论疑古，读书不可尽信，不可囿于人言；评其战争史笔，泼洒打天下、守天下之迹，乃政治之继续，要在取舍治乱得失，上助君王之鉴；议其褒贬明主昏君，赞前者之治国之道、用人之术，警后者之庸聩乏能，误国误民。凡此种种，述论尤多。究见其熟读《通鉴》，旨在以史为镜，借鉴前人得失，用古为今。

一部《资治通鉴》，既以其内容之博大精深，录事之求实考信，兼收并蓄，拾遗补阙，而成为学史、研史者不可不读之书；又以其考评前世之兴衰得失,镜鉴于后人,有资于治道,而成为领导国家者不可不读之书;更以其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启发思想,指导人生,而成为普通人众不可不读之书。惟其举要若此，方为天地间不可阙如之书。

毛泽东曾言，历史不可割断。从孔夫子至孙中山，当总结之，以承继此份珍贵遗产，其对于指导今世，会有裨益。

《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被历代学者评价为“最好的经世治国之书”，固有人指出“不知《通鉴》者何以理政”？它以时间为线索，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脉络清晰，文辞精妙，意境深远，不愧为历史名著，中国古代历史最为悠久、最有传播价值的经典史书文学体裁之一。但也有人称之为“玩权谋耍手段的终极教科书”。它位居珍贵遗产之首列，名副其实。

七岁时“司马光砸缸”救人，就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他在官场上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一生忠于君王，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为百姓和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去世后，宋哲宗予他太师、温国公的封号，赐“文正”谥号。并钦命大学士苏轼撰文、书丹，亲自篆额“忠清粹德之碑”，官建碑楼。这在历史上极为罕见，是对他个人品德和成就的认可和肯定。

然《通鉴》成书时近千年，其文字毕竟古朴，又兼记载弥繁，以至古人读之，尚感入海算沙，穷年不能究其辞，没世不能通其义，常发山峨海茫之叹，更何况今人碍于其言辞之涩、学识之博，阻于其名物之繁、制度之多，势必困于读通，艰于理解。司马光亦曾自言：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是以学者尚不易卒读，遑论大众。《通鉴》今译本则满足了大众需求。

李丹慧言，大凡本固则末茂，源浚则流清。以今日通行之白话文全译《资治通鉴》，使人人能得而读之，为各阶各层提供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之机，当可助人辨兴亡之事，明安邦之道，树为人之本，立报国之节，知其利害，晓其善恶，追览既往，奋扬开来，对我华夏博大精深之文化遗产，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民族精神，多了一分思索。

司马光纂《通鉴》，以儒家正统思想提纲挈领，势所必然。其臣光曰“类史论总约二百馀处，精华糟粕杂于其间。”《通鉴》之今译并非高山仰止，其正可助人于读通读懂之中，条分缕析，批判继承，弃其糟粕，扬其精华，推陈出新，对我华夏千年之优秀传统，万年之文明古国，增了一份爱心。

悠悠华夏历史，结晶文化遗产，多如高原决水、汗牛充栋，其整理、普及迫在眉睫。但愿我们还能看到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效力于此项宏伟事业，以聚纤尘而成就泰山之巍峨，汇细流而成就江海之深远，不断取得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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