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与做人

 

作者：柳国隆

 

一个作家人品不佳甚至太差，纵然写出好文章，也会拒读者于千里之外；这种因“人”废“言”的事虽失之偏激，却也无可厚非。

其实，“人”与“文”的关系，远胜于此。

作家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担负着以知识教人，更以德育人的重任，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一个社会世风淳正，欣欣向荣，作家功不可没；反之，“真风告逝，大伪斯兴”，腐败颓废，诸多“灵魂工程师”们也难辞其咎。中国古代许多聪明的统治者不仅推崇某一种学说成就自己治国化民之目的，而且通过观“乐”（如吴公子季礼）、采“风”（如汉武帝）来了解世态民情，考察政治的效果，以便进一步制定相应的矫俗安民之措施。所谓“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而一些立志“力挽颓风”“致君尧舜”的大贤更是把端正文风，视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被后世誉为“至圣”的孔子，不仅自著《春秋》以“寓褒贬，别善恶”，使“乱臣贼子惧”；而且从古诗三千余篇中，悉心筛选出“可施与礼义”的三百零五篇，编成《诗经》，以飨后人,以正世风。这种说法后世虽有异议，但从孔子对《诗经》的诸多评论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乐操士风，不忘旧也”等论述中，我们亦不难看出这位名副其实的大教育家对“立言（作文）”是何等的看重。

“文以载道”（韩愈），“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言必中当世之过”（苏轼）；以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生活的独特感受，从而帮助读者明辨是非，自觉追求真理和知识，端心正念，洗净心垢，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便是初学写作的人，也应把“旗帜鲜明地称赞应该称赞的东西，旗帜鲜明地反对应该反对的东西”，作为对文章观点的基本要求。否则不仅无法承担“铸造灵魂”的重任，反而会亵渎甚至玷污他人原本纯洁的灵魂。鲁迅斥责流言制造者为“有些人盲目地追随某些明星或权威，而不去思考背后的真相或意义，这种行为真是可悲而又可叹”，但谁又能否认，一个社会世风日下，人心诡谲，与诸多精神鸦片的制造者不无关系呢？姑且置那些为自己 “活得潇洒，多挣几个稿费”而一味迎合世俗口味，恣意兜售杀盗淫妄精神垃圾的作家于弗论，就连眼下被国人视为“大”作家的人，有时也难免将“一团废纸”（专家评《废都》）扔给读者，使那些深爱其作品的人——尤其是涉世未深，不懂“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长痰瘤”（袁枚《随园诗话》）的青少年备受侵害。

钱钟书生前耻于文人为伍，必为学者才与之结交，倒不是因为文人胸无点墨，而是他们“无行”，用鲁迅的话说叫“无特操”“什么也不信从”，一个自身无坚贞操守，又“什么也不信从”的人，又岂能引导别人信什么？而一篇文章如不表现真善美，纵有华丽的辞藻，又岂能发挥潜移默化、助人为善之目的？科举时代许多状元文章，之所以大都没能流传后世，正是因为这些文章往往只有阿谀奉承之辞，而缺乏实事求是之意。个别流传后世的如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毕竟是有着巨大人格力量的金石之作。

“文章千古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古人将写文章视为大事，认为只有德才兼备者才能当此重任；尤其强调为文者不但要对自己的声誉负责，更要对读者负责，所谓“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以防以讹传讹，延祸子孙，故孔子提倡“行（品德）有余力，则以学文”。强调为文之前，必先修身养性,尽可能做一个能辨清是非曲直的“明白人”；为文之时，也必字字推敲见功夫，如李贺之“呕心沥血”，韩愈之“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归彭城》；贾岛之“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苦吟》“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题诗后》；以便对自己讲的每一句话都负责到底，决不干欺世盗名之事。

“人品”与“文品”之关系，正如“源”与“流”之关系，“源”一旦被污染，“流”的纯洁便无从说起，用受污之流，去灌溉他人心田，又岂能育真理之苗，滋智慧之果？再进一步说一篇好文章首先应该是有健康内容的文章，是作者道德、智慧心地流出的一股清泉，虽不一定清香四溢，却清彻明亮，润泽心田。而内容健康的第一要素在于真实，唯其真实，才能在读者心中唤起广泛共鸣。一部《诗经》之所以开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先河，是因为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真实；一部《论语》虽经历坎坷而终未消亡，是因为它记录了圣人的不妄之言；《红楼梦》“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镜子”；巴尔扎克被恩格斯誉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纵观古今中外许多传世精品,即使是古代神话，用马克思的说法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而要表现真实，作家必须是“务求真是”且勇于探索，敢于坚持真理。大作家之所以能独具慧眼，道人之所未道，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从不凭想当然选取素材，更不靠拾人牙慧获得灵感，而是致力于“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看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出美来”（罗丹语）。这种从深入观察并在体验生活中获得真知灼见，才是他们作品能振聋发聩的关键。

作家的人品不仅直接影响其文章高下，也关系到文风的形成。由贤良方正的人品所产生的公正的审美观、人生观往往决定其采用进步或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文风，而消极颓废、虚假做作、醉生梦死的世界观往往促成轻靡浮艳、夸夸其谈的文风。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诗文革新运动，如“新乐府运动”、“唐宋古文运动”等无一不是端正诗风、文风的运动，是健康文风同颓废文风的较量，说具体点，是伟大作者的伟大人格，同无行文人的颓废人格的较量；如没这种矫枉，就不会有积极向上的文风，也就无法形成淳朴亲善积极向上的世风。孔孟的贤良方正，屈原的端直纯洁，司马迁的秉笔直书，陶渊明的朴素自然，李白的积极浪漫，杜甫的沉郁顿挫，苏轼、辛弃疾的俊逸豪放，乃至古今中外的一切文章大家，他们或刚直不阿，或纯朴善良，或旷达飘逸的人品不仅为其文章内容注入了理性的光辉，成为“以言教人”的典范，也形成了各自健康向上的文风，使其为文不仅收到以内容教人，以艺术感人的双重效果。可见，孔子所提倡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乃是为文者必须恪守的道德准则。

当道德滑坡，世风日下，人心焦虑，文风不朴之际，复议人品、文品与世态人情之关系，重申“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使诸多为文者真正发挥“铸造人类灵魂”的作用，以化民心，以正世风，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简介：柳国隆，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一中语文高（特）级教师，已退休。曾在全国“华夏杯”“圣陶杯”写作大赛中分别获得一等奖，三等奖；作品曾入选《全国中小学生读写丛书》《中国教育二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及作家网、大公网、凤凰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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