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三常委轶事

 

作者：郭松

 

读《南渡北归》三部曲也好，看《无问西东》电影也好，都知道有个西南联大。1937年11月1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组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4月2号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合大学停办。虽如流星划过历史长空，却留下震撼人心的璀璨光芒。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谁当校长？南开大学校长是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是梅贻琦、北京大学校长是蒋梦麟，三所学校合并，校长肯定是三人之一。三人都是享誉海内外的教育家。论名气，张伯苓最大，称为教育泰斗；论官职，蒋梦麟最高，曾任南京第一任教育部长；论年龄，梅贻琦最年轻，是教育界的后起之秀。国民政府也不知道让谁当校长，就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张伯苓、蒋梦麟和梅贻琦三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共同管理学校。张伯苓知道，如果三人共同管理，是会出问题的，就主动退出，前往重庆，将职权交给蒋、梅二人。

在走之前，张伯苓将自己的一块表给梅贻琦，意思是让梅贻琦全权代表他，多出些力。张伯苓这样做很明显，是自己让权，助梅贻琦成为实际的校长。蒋梦麟也觉得梅贻琦年轻有为，自己也学着张伯苓，离开了昆明，当起了甩手掌柜。在西南联大办学期间，主要是梅贻琦在主持校务工作。梅贻琦没让两位前辈失望，当时不化物质极度匮乏，还经常有空袭侵扰，条件之恶劣难以想象。梅贻琦急需解决的是吃住问题，他亲自到各级管理部门申请拨款，只要能给学校经费怎么都行。

有联大学生描述三常委的体形，张伯苓像一头大象，重量等于蒋、梅二校长之和，大嗓门的天津腔一出口，会场上保证没人打盹儿。梅贻琦是南开中学一期毕业生，蒋梦麟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董，两人与张伯苓，于公于私，都不是一般交情。三人尽管彼此熟悉，相互信任，但工作上还是需要有些分工，达成默契，主席由常驻昆明掌管校务的梅贻琦担任。张伯苓更多时间是在重庆，由黄钰生代表他参加筹备工作。张伯苓与梅贻琦是天津老乡，是实打实的亲传弟子，他让梅贻琦放手做事，也引起三校合作不愉快的传闻。张伯苓认为有必要向师生，澄清不实传言。一天上午，校方通知师生集合开会，大家发现，梅贻琦身旁站着一位不年轻的壮汉，穿一件大褂，身形高大，戴着墨镜，样子威严，但南开同学都认得，他是张伯苓。梅校长简单说了几句，便让张校长讲话；张校长操一口天津口音，说自己“是搞体育的，在运动场上，以裁判最有权威，裁判凭以计算时间的，是他袋中的表。我是南开校长，已经将袋中的表交给梅校委，他就是我的代表，大家要听他的，有人说联大的负责人不能合作，这是没有的事”。接着他又说，左边的梅先生是自己的学生，右边的蒋先生是自己的朋友，有学生和朋友在昆明，我可以安心了。

张伯苓之所以强调梅贻琦的作用，是因为蒋梦麟的工作重点也在重庆。南开与清华、北大之间，一直被视为有某种“血缘”之亲。胡适以自己和梅贻琦、汤用彤等先生为例，说明三校原本是“通家”，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但在一些办学理念和方式上，并非完全一致，没有分歧。一天上午，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三常委在秘书主任杨振声陪同下巡视学生宿舍。蒋梦麟看到那些房屋破旧不堪，不禁皱起眉头，不满之辞脱口而出，他说居住条件如此不堪，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张伯苓不认同，当场表示，政府在极度困难中仍能顾及学生完成学业，已经很不容易，非常时期学生能有宿舍安身，应该知足，况且学生还年轻，也需要在困难中锻炼。蒋梦麟有些恼火，负气直言道：“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种宿舍里！”张伯苓听罢，脸色一沉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里！”见两位长者话不投机，各不相让，被大家称为“寡言君子”的梅贻琦便打了圆场：“如果有条件住大楼，自然要住。不必放弃大楼住破房；如果条件不允许，就该适应环境，大学并不意味着大楼，有大师才称得上是大学。”此话不偏不倚，分寸得体，张、蒋也不再争论。

说到三校的关系，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渊源更深更长。早在1911年，张伯苓就代替胡敦复成为清华学堂教务长。1920年夏，曾与南开中学首届毕业生金邦正被推举为清华校长，但仅任职一年八个月，就因处理学生运动不当而黯然辞职。1923年7月，留学归国不久的张彭春，以现代教育新锐被清华代理校长曹云祥聘为教务长，任职三年有余，成为第三位曾参与清华园教育改革顶层设计的人物。1926年2月，张彭春因改革受到阻力而卸职回津。直至1931年10月，金邦正的同窗，被称为“南开系”的梅贻琦正式掌舵清华，围绕清华校长一职的风波才算平息。

梅贻琦，祖籍江苏武进，生于天津照壁胡同一处普通院落。他父母共生育10个孩子，男女各半，因家族大排行故，被称为“五哥”。梅贻琦不是严馆（严氏家塾）的学生，1904年，15岁的他考入南开私立中学堂，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也被学界视为张伯苓的亲传弟子。梅贻琦品学兼优，深受严修和张伯苓的赞赏。他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得了个雅号——“寡言君子”。转年，梅贻琦报考首批“庚款留美生”，深造5年。1915年春季，从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曾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为教会服务了一年。机缘巧合，与韩咏华相识相恋，结成鸳鸯。不久梅贻琦受聘清华，讲授物理、数学等课程，大约有几个月，他认为自己不适应教书生活，于是“回到天津见张伯苓先生，表示对教书没什么兴趣，愿意换个工作。张先生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梅贻琦从此死了心，踏踏实实在清华教书，先后任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逐渐展现出管理才干。1931年他出任校长，一直干到1948年，以其理念、风度和雅量开创了清华的一片新天地，获得无数弟子拥戴。在西南联大岁月，每次警报长鸣，师生在惊惶不安中躲藏，梅贻琦却手杖在握，闲庭信步，一派风轻云淡，视警报为无物，他那副淡定神色像是一颗定心丸，缓解了师生的紧张心理。

1948年岁末，梅贻琦辗转赴台。国民党政府曾再三邀请梅贻琦入阁，皆被其婉拒。有记者一再提出这个问题，他表示，自己属意教育的心一直未变。后来他同意任教育部长，条件是兼任清华校长。1961年，他先是患中风，接着被诊断出前列腺癌。这不能不说与他喜欢喝酒有关。梅贻琦善饮酒，也以“酒德”闻名。他的社会应酬多，从不拒绝任何敬酒者，畅怀豪饮，态度亲和，他也不因喝酒而误事。他负责掌管数额巨大的清华基金，不少地方官吏想象他如何腰缠万贯，出手阔绰，挥金如土，还有意接近他，以为能捞些好处。梅贻琦弟弟梅贻宝也是南开中学校友，曾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抗战结束前夕，一次因公路过昆明，在“五哥”家住了一夜。他察觉侄子梅祖彦有些闷闷不乐，就问梅贻琦何以如此，“五哥”说出事由，前两天学校跑警报，慌乱中的祖彦，把一副眼镜连盒给跑丢了，但家里无钱再配一副。梅贻宝深感吃惊，没想到堂堂清华校长的生活境况竟如此困窘。1944年，教育部征调一大批学生做美军的翻译员，梅祖彦报名后被录取，那时他读到大学二年级，一去就是三年，没有再回来，名义上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却没有联大文凭。人们叹服不已，即使是西南联大“总管”梅校长，对于自己的独子，也不会网开一面。梅贻琦公私分明，两袖清风。他的从容、坚毅与笃定，深刻影响了一代代清华学子。晚年的梅贻琦住台大医院期间，治疗费用昂贵，家里负担不起，胡适带头捐助，并与同仁发起募资。意外的是，胡适在1962年2月4日竟先于梅校长撒手人寰，享年71岁。仅三个半月后，5月19日，梅贻琦病逝于台大医院，享年73岁。在医院整理梅贻琦的遗物时，发现床下的隐秘处有个手提皮包，有人猜想是遗嘱，秘书打开包，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原来里面是历年的清华基金账目，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干干净净。韩咏华解释，夫君没有任何财产，所有的事都在病床上交代清楚了，无须留下遗嘱。声名显赫，却廉洁俭朴。

蒋梦麟，浙江余姚人，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也曾是南开大学的校董。蒋梦麟年轻时就被称为“江南才子”，个人综合能力也很出色。1945年，抗战胜利在望。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伊始，便请蒋梦麟担任行政院秘书长一职，动因也是基于对蒋梦麟的充分了解。蒋梦麟经过一番利弊得失的思虑，违背自己亲手制定的“大学校长不得兼任行政官吏”的律条，在学界同行惊诧的目光中，悄然入主宋子文幕府，完成了“学而优则仕”的转身。蒋梦麟弃学从政，另谋高就，招至北大师生的“倒蒋风潮”。他未受干扰，在自己并不熟悉的仕途很快适应，并在多次转换角色中彰显不俗的才干。至1948年，他跟随蒋介石退居台湾，已是花甲之年。已是74岁老翁时，在台湾圆山饭店的一次宴会上，迷上小他22岁的徐贤乐，一位出身于名门望族、风姿绰约且极有心计的中年女子，不顾劝阻，一意孤行。胡适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万分诚恳地劝你爱惜你的余年，决心放弃续弦的事，放弃你已付出的大款，换取五年十年的精神上的安宁，留这余年‘为国家再做五年的工作，这是上策’。”蒋梦麟个性固执，认准的事，让他改弦更张很难，胡适的苦口良药他没听进去，终与徐贤乐秘密成婚。结局如他的许多老友所料，人财两空，对簿公堂，互揭老底，仅过了4年，他便抱恨离世。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在《诗词报》《诗词月刊》《中国诗》发诗100余首，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