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电话号码本

 

作者：郭松

 

父母在的时候，回老家便是回家，感觉亲切，是有所谓的；父母不在了，回老家已是客人，感觉淡漠，就无所谓了。

二十多年前，回家看望父母，坐在客厅沙发上，看左边的拐角柜上，放着一台电话座机，座机旁放着一本子，牛皮纸封面，半本书般大小，上面印着“工作笔记”，像是单位或会议发的。

本子翻得边角都卷了起来，颜色已经偏旧，摸起来又瓤又塌，纸张软软薄薄，翻开时稍不留神，就软嘟嘟地脱了。那个时候有很多这样的本子，有的火柴盒般大小，是随身携带的那种。

翻开本子，写的字迹，像父亲，大都斯文，字豌豆米般大小，依次写的是姓名、地址、邮编、电话，清清爽爽，有层次，翻阅也方便，不过本子的纸大多软薄稀脆，用不了多久，卷吧卷吧就自来旧。

本子里面，写着七姑八姨等亲朋好友的地址和电话，且有不断修改的痕迹，新的笔迹盖住了旧的，涂涂改改的。笔迹的颜色也不一样，钢笔墨水上面是圆珠笔的划痕，圆珠笔漏油的话，就渗开晕染了周围，有的地方显示出年代。

比如父亲会在某个电话后面备注“请罗孃孃叫一声”，显然那是隔壁罗孃孃家的电话。大村供销社的李支书，是母亲的老领导，也是父母的老朋友；父亲会单独给他一页，写着他的名字、他爱人的名字，还有地址和电话，下面还有他子女的地址和电话。父亲说，万一以后有什么事，找不到他老两口，找他们的子女也可以……

不过电话号码本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封皮容易裂开，一裂开就散发出一股脱胶的气味，每次翻开合上，都要去洗洗手，多次劝父母该换本新的，可他们一直不肯换。如果有谁搬家了，本子上还会提示，通常搬家多、地址更换多，且电话号码多的人，说明他发展好进步快。

记得有一天，见父亲趴在茶几上，身子弯得很厉害，靠近低头一看，他在一个伯伯的名字上标黑色框框。父亲说，人走了，在心里纪念一下。话说回来，父母还在的时候，大年三十我们围坐火炉一圈，看春晚热热闹闹地开场。有时父亲会翻动着那个本子，我们知道他要给本子上的朋友打电话。这么一来，电视机的音量不得不调低，大家互相对望一下，想说什么，又不好说什么。

父亲年纪了的标志，是打电话时声音很大，而他自己却不知道。他会左手举着本子，头微微上扬，右手拿着话筒，声调很高，目光向前，好像他的朋友近在眼前：老陈吧？提前给你拜年啦，新年好啊！他的电话一般要十来分钟，反反复复说的是晚上吃了什么，孩子们回没回来，身体怎么样等等；他说再见再见的时候，我们互望一眼，终于啊，松出口气，想着能把春晚的相声节目听个清楚明白。

偏偏父亲这个电话讲完，那个电话又开始了。他继续他的洪亮声音，身体后仰，笑得灿烂：老王啊，新年好啊！我们说您歇歇，父亲说不不，翻动着本子，继续打，有的时候，打过去，明显不对，他却很较真，再三问人家：你是谁啊？我找老朱啊。对方说你打错了，父亲很坚持：没有错啊，是老朱给我的电话啊！对方说你错了，父亲继续到底：我就找老朱啊！我连忙走到他身边帮她看看，果然，他老朋友的电话下面，又密密麻麻写了一串新的，我替他挂掉电话后，让他再打新的试试。父亲很认真地一下一下拨着电话，神态专注，直到听见对方是老朋友的声音，父亲才长叹一声，慢慢将这电话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

我仔细看那本子，里面的人名，地名，邮编，区号，分门别类。显然父亲那个本子是不够的，重要的电话被他写在挂历上、台历前，有些干脆就压在玻璃板下。后来父母都走了，再后来家里也不用座机了。那些老人家的本子现在都被放在抽屉或者储物箱里了，手机通讯录取代了一切。可一想到那些密密麻麻地写着亲朋好友的名字、地址、电话的本子，摸着那些泛黄的又瓤又软的一页一页历史，我依旧会被那多情的一笔一画而深深打动，那些过往的本子的背后，都有一颗温暖的心。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在《诗词报》《诗词月刊》《中国诗》发诗100余首，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