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不幸与有幸

 

作者：郭松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他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先河，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对后世史学和文学影响深远，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李陵事件是司马迁的灾难。公元前99年，汉武帝命李广利（武帝宠妃之兄）统率主力北击匈奴，李陵（飞将军李广之孙）率五千步卒策应，李陵在浚稽山遭遇匈奴八万铁骑合围，血战八昼夜，箭尽粮绝被俘。

汉武帝闻讯震怒，群臣皆斥李陵投降，惟司马迁为其辩护：“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蹂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汉武帝认为司马迁影射李广利作战不力，判其死刑。当时有三种选择：‌一是被砍头‌，考虑到使命尚未完成；二是支付赎金‌，支付50万钱，可以免除死刑‌，但他收入有限，支付不起；为了保全性命，写完《史记》，他选择了第三种——接受宫刑。

司马迁的“直谏”不是偶然，而是秉性。他二十岁就优游天下，曾在屈原沉江处感慨地说：“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还为屈原写了传记，并拿宋玉、唐勒、景差说事：“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说他们学屈原却不敢直谏君王。有精神信仰之人，死亡并不可怕，许多人在受怨时以死明志，如屈原投江、田横自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对生死看淡的司马迁选择苟活，在《报任安书》也给了答案：“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班固站在正统立场对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有些看法，但他还是肯定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其文直，其事核，不隐恶，不虚美。”在《史记》的字里行间，史官世家淬炼出的求真精神就像熔岩般滚烫。

司马迁《史记》中体现的“勇”含蓄了不少，可在读完之后，感觉他选择“苟活”比死亡更艰险。

在《高祖本纪》中，他直书刘邦逃命时推子女下车，也借一首气魄宏大、豪迈雄壮的《大风歌》，写出了刘邦的雄才大略；在《项羽本纪》中，他让人看到了一个自大的项羽，也刻画了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在《平准书》中，他揭露武帝时期“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的经济乱象；在《酷吏列传》中，他勾勒了张汤等人的暴虐嘴脸……这些冒着杀头风险的文字，像刀一般，毫不留情拨开了历史的表象，也成了史官的风骨。

汉武帝征和二年，在大汉帝国的历史拐点，司马迁完成了《史记》，也收获了震古烁今的赞誉。但少有人知道，约52万字的《史记》写在竹简上，约需1万5千片竹简，重量达60来公斤。由此可见，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 ，查阅资料是多么繁重的活。

五千年华夏青史，向来不乏以死明志的绝响，司马迁的“重生”，为民族精神注入了更浑厚的力量。他不顾朝堂的风云诡谲，无视皇权的威严震慑，以一介史官之躯，直面雷霆之怒，这种敢说真话的勇气，是为谏臣锻造的风骨、筑起的丰碑。司马迁选择接受宫刑，这般“就极刑而无愠色”的坚韧，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的选择，重新定义了生命的价值。在遭受个人的屈辱与身体的极大痛苦后，他仍坚持完成了这部巨著；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执着，铸就了《史记》的永恒价值。

本来历史的记载通称史记，但当史书从六艺的春秋类独立出来，蔚然成类，经史子集的史问世的时候，出于对史书做出开创之功者的尊崇，司马迁撰写的史书获得了《史记》的专名，从此史书也不再有史记的通称，司马迁史书的本名《太史公书》《太史公记》也湮没无闻。

历史有情，给予了司马迁应有的地位，就此而言，他是有幸的；他的有幸不只在其身后，在没有身陷李陵事件之前，他也可谓上天眷顾的宠儿。出身史官世家，能优游探访大江南北，亲聆故老耆旧言论，网罗天下散失的史籍与传闻，考证前人事迹，考察成败兴衰之理；能向董仲舒、孔安国等请教学问，识今文古文之旨；能亲闻樊哙之孙谈汉初开国功臣发迹的故事；能亲见名将李广、大侠郭解，并和李广之孙日后他为之辩护的李陵同朝为官；能继承父业，得以窥金匮石室之藏，立下述往事思来者的雄心壮志。平生唯恐辜负先人，不小心成了“隳先人之言”的罪人。命运无情，他后来成了“罪人”，但不是辜负先人的罪人，而是汉武帝的罪人。不负先人倒是他生存于世最大的精神支柱。

古往今来，能得上天眷顾终始的，难有几人，司马迁的有幸到为李陵辩护时就告止了，因此司马迁又是不幸的。朝堂上下各种矛盾斗争在加剧，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堕入漩涡。这时候的史官已不再有盛时巫史合一的至上荣光。对司马迁来说，更糟的是，为素无往来的李陵辩护，使他卷入到朝堂复杂的矛盾斗争中，触忤了盛世君王汉武帝，自己却无钱以赎，落得个接受宫刑的结局，从此烙上最耻辱的印记，背上人生最大的精神包袱。

“立德，立功，立言”向来是士人遵奉的三不朽。立言似乎容易，却实为最难。能立言者必有德，立了言传后世，必然有功。但立言却最易祸己。在了却生命还是继续生存的两难下，司马迁决绝地选择以“立言”来延续本该放弃的生命，人虽然最终都会回归尘土，但终究是有鸿毛泰山之别的。如管仲不死功在千秋——助齐桓公霸诸侯、匡天下，免于国灭、民风民俗改变的命运，至孔子之世仍享受其余泽。他呐喊出“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并付诸实践。成一家之言，为《史记》的终极追求，融入了司马迁的爱恨情仇。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项羽、吕后立本纪，为陈涉立世家；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退处士而进奸雄，叙述货殖崇拜势力而以贫贱为羞，这些均使其足以成一家之言。项羽虽然失败，却不失为英雄。吕后虽然没有公然称帝，却是实际的统治者。陈涉虽然出身农民，但首举义旗率先称王，孔子八世孙孔鲋都乐意为他所用。成一家之言之誉，司马迁实当之无愧。纪传体体裁为司马迁首创，且历2000年为各正史承绪而不更，更是一家之言的表现。即使不用其体例者，也对其甚是嘉赞。

成一家之言并非易事。勇敢和怯懦的界限，生死之间究竟该何去何从，一部《史记》是司马迁对此的回答。死，需要勇气，但死不难，如何处理死倒是最难的。伍子胥不死是勇敢的，韩信忍胯下之辱是勇敢的，李陵不死降敌也是勇敢的。司马迁能忍受最大的人生悲哀，没有选择死。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才是司马迁死和生的界定标准。他要勇敢面对人生，完成父亲的重托，成就一家之言。这是先人的事业，家族的事业，天下的事业。他的勇敢和怯懦是以贡献与不朽来论定的，并且早已融入他的血脉中了。

李陵败降，他认为是忍辱待时报效汉室。当汉武帝就李陵败降一事垂询于他时，他竟然说出了骇人听闻、有伤汉武帝雅听的、给自己带来天大祸患的见解，而李陵与他并不是私交好友。周文王被拘禁后推演出《周易》的六十四卦、孔子受困后作《春秋》、屈原被放逐后作《离骚》，这些身处逆境而坚忍不拔者，都是他高度赞扬的楷模，也是他自己的写照与榜样，当然也不免有他愤世嫉俗的一面。

至于那些为正义、为理想、为家国奋斗抗争的人物——晋文公流亡19年而复国之志未衰、苏秦以椎刺股苦学，先国家后个人的蔺相如、刺杀秦王的荆轲、自荐出使楚国解国难民危的毛遂、震慑匈奴却一生不得封侯愤而自杀的李广等，这些奋发图强、锐意进取的灵魂也是司马迁笔之所爱，这些人不屈不挠壮美崇高的人格，都被司马迁以凛然之笔，栩栩如生地呈现在《史记》中。司马迁也给末路英雄留下了空间，项羽别虞姬是美的，他不过江东也不失为壮举。项羽最失意之战，正是司马迁最得意之笔，不无古代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概。

司马迁讥讽汉高祖刘邦的流氓无赖，挖苦汉武帝的迷信鬼神、好大喜功，以细腻的笔触剖析宫廷的血腥，揭露弊政，勾摹各色官吏真面目。司马迁依循的是良史之责，遵循的是史家直笔。自孔孟以来至董仲舒，儒家的正统观已然形成，司马迁其表看似偏离，但其本与时代并无二致，否则正史不会以他的《史记》为宗，列之第一。

《史记》并非尽善尽美，司马迁的天命观是很浓厚的。他的“究天人之际”，是与“天人感应”联系在一起的。故而，天会垂象，秦并天下是天命，而他的命运当然也是天注定的。所以他要认命，仍一如既往心甘情愿货与汉武帝。但另一方面，他内心又非常纠结，于是他把自己的种种纠结写入了书中。

大地无言，山川静默。司马迁在屈原般悲愤凄怆的境地下，以执着的史笔，以优美的文采，成就了《史记》，之后的岁月渐次赋予并加深了它的底蕴，给予了它永恒的历史命脉，使它成为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的一个依托。“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为之作结，无疑最得其真，尽揭其神。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在《诗词报》《诗词月刊》《中国诗》发诗100余首，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