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退休生活

 

作者：郭松

 

人生在世，得谋一职业，既养家糊口、安身立命，也服务社会、贡献力量，三百六十行，行行皆出路。

世上职业，凡有入职，自有退休。退休意味着，告别以前的平台；许多人离开了平台，就再也发挥不了作用，居家休养了。

如果这个平台可以自己带走，那就不存在退休不退休的问题。据我观察，世上有几种平台可以自己带走：一是农民房前屋后的那小块土地，即使耄耋老农，依然可以挖挖土种种菜，摘瓜屋檐下，安然闻犬吠，没听过农民有退休之说；二是手艺人，特别是那些木雕、竹编、玉雕、刺绣、缂丝匠人等，真可谓一艺在手，衣食无忧，绝活在身，终生无休；三是有名老中医，望问闻切，针灸推拿，用不着借助CT、B超，依然可以诊病，而且越老越吃香；第四，就是我要说的文化人了。 

我要说的文化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有文化艺术修养和素养的人。比如作家、艺术家、教授、专家，大都有广博的知识，对文学、艺术、历史、人文等有所涉猎；了解和理解不同文化的传统和习俗，不同文化的差异和特点；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也有较强的写作能力，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文化人之所以可以退而不休，原因在于他的平台可以自己带走。这平台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无非是书房与书桌。最大的书房能有一千平米？恐怕没有；最大的书桌也就一张桌子罢了，文化人的平台实在是小之又小。但这平台又无限地大，四壁列书容寄傲，一窗临日可怡神。满屋图书，古今中外，经史子集，琳琅满目。书房供坐啸，一室自温馨，与古圣对话，与天地对谈，与时贤对语，与内心对白。一书在手，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浩浩乎如冯虚御风，飘飘乎如遗世独立。一文写就，本色其人，斑斓其文，汜乎洋洋，光乎皜皜，心懍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可谓“云烟境过皆同幻，文锦织成便不磨”，这平台又实在太大了。文化人正因有此可以带走的平台，他们的退休生活才与众不同，他们原本就在这书房与书桌间青灯黄卷、伏案耕读、拔笔四顾、意气洋洋，如今不过是换了一个“蘅塘退士”的名谓而已，该读读，读写写，依然故我。

据我观察，真正的文化人有三次退休。第一次退休，与芸芸众生一样，年龄到点了，从发薪金的单位办理退休手续，不用再去单位点卯上班，自然也免了考核考评，无岗一身轻了；但这只是形式上的退休，而实际上还远远没有退休。文化人特别是那些作家、艺术家、教授、专家，往往在本领域深耕几十年，有着大大小小的影响与高高低低的地位，又多多少少培养传帮带了一批本领域的弟子，从岗位退下后，因这样那样的关系与需要，还会兼任相关协会、学会、研究会的实际职务或名誉职务，他们的身影还会时不时出现在读书会、研讨会、颁奖会上；又因担任相关协会、学会、研究会杂志刊物的编委，多多少少还有一些编务、稿件上的事情。

文科与理科不同，理科重在更新，文科重在积累。从事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教授、专家，他们的图书会越存越多，文献资料会越积越多，而手头所写的书稿也会越写越多。没有积累就没有厚度，没有深度。文化人的养成乃至成名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那些第一次退休的文化人，文学界学术界还需要他们发光发热发力，即使想退也退不下来。比如高校评估考核需要社科项目、核心刊物等硬杠杠，这对在岗的中青年难度甚大，而往往是由那些将退未退、已退仍在干活的“蘅塘退士”挑大梁。“双一流”“211”等高校考核评估的项目首席、核刊成果只认作者的单位，如果不署名退休教授的原高校原院系，那岂不自己砸锅？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先生即使退休多年，核刊上发表的论文署名依然是“某大学某教授”。这么一看，那位先生不是还在上班么？有的高校为了申报相关社科重大项目，更是需要依靠“蘅塘退士”的学术影响与成果，请求他们作为项目首席或主持，至少也要他们的论文论著助威。

一般来说，这样的状况大致会延续到70岁左右。按照如今的规则和惯例，70岁以后就不再担任相关协会、学会、研究会的职务了，也不再担任评委了。70岁以后的文化人，相对清闲了许多，可视为第二次“退休”。但只要身体安康，他们依然没有闲着，平台就在身边，更有时间来写回忆录，选编文集选本，增多与原籍故土的联系，捐书寻根办学等。也有的甚至更忙了，忙啥？“庾信文章老更成”！

王一川教授写过一篇《一位26年出13部书的“退休”学者》的文章，深情记叙了文艺理论家、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程正民教授，60岁“第一次退休”后宝刀不老，愈发精神，不仅和童庆炳教授联合主编、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7卷本《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等课题，而且从1998年到临终前的2024年的26年间，撰写、出版《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研究》等13部著作，这期间还有无数的学术会议活动等。王一川教授“在心里不住感叹：一名学人要是能像程老这样，既长寿而又高产，长寿得不仅生活有质量而且还有学术创造力，那该多好”！放眼学界，像北师大程正民教授那样退而不休的文化人还有很多。

北京大学中文系1958年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的那一批以后成为著名批评家、作家、学者的团队，有谢冕、张炯、杨天石、孙绍振、陈铁民、陈丹晨、吴泰昌、王水照、张少康、谭家健、李汉秋等，在世人眼里，他们永远都在从事学术活动与创造，哪里有什么退休不退休。尤其是今年已93岁的谢冕教授，不但经常出现在各种学术会议上，而且频发论文与散文，比年轻人还活跃。比谢冕他们稍晚一些的北大中文系洪子诚、钱理群、温儒敏教授等，也永远都在忙这忙那、写书出书。钱理群教授自“第一次退休”后，迎来学术研究与出书的高峰，为了专心砚耕，索性把书房书桌都搬进养老院，一生中三分之二的著书（约两千余万字）都是在退休以后，涉及鲁迅研究、现当代文学与跨界写作。

上世纪50年代，清华大学有一句响亮的口号：“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康而寿，寿而干。那些将平台带在身边的文化人，一辈子兢兢业业，蹈厉奋发，退而难休，休实未退，他们岂止是为祖国工作五十年？真可以说是“生命不息，笔耕不止”。但生命毕竟有临界的一天，终于到了第三次退休，那才是文化人真正的退休了。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