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厚红军渡口，鼓舞红军士气

 

作者：何世灿

 

元厚，古称“猿猴”。源于元厚场后山腰有一大石，状如猿猴独坐，前人因此名之。

 

《遵义府志》载：明万历二十九年土城里设四甲，第二甲辖猿猴等地。猿猴更名为元厚，说法有二：一是1944年冬，贵州省主席杨森认为“猿猴”两字粗俗，遂将“猿猴”更名“元厚”；二是1947年乡民代表大会决议“猿猴”更名“元厚”，取《周易》“元亨利贞”、“厚德载物”之意。

 

元厚，历史上曾是川盐入黔“仁岸”盐运重要的中转站，乃水陆相兼的码头。凡上朔的盐船都要在此停泊、倒载、转运到土城趸售站，陆运的驮马帮、背客（脚夫）长年累月往返奔波其间。仁岸盐运鼎盛时期的景象可描述：街道上，商铺林立，庙宇壮观；河岸边，盐船云集，号声高昂；白日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夜晚间，茶馆酒肆，灯火通明。曾任仁怀直隶厅同知陈熙晋有《猿猴镇》诗云：

 

川路分明此地兼，四周风气擈闾阎。

傍山田少先储米，上水船多为贩盐。

近日下乡稀白直，谁家沽酒有青帘。

停车已是黄昏候，灯火高低次第添。

 

元厚古镇除盐运带动商贸外，还是军事、政治事件的聚焦点。清咸丰十年（1860），地方团练为防止号军入境，在此修卡设哨；清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国名将翼王石达开率领太平军进驻、三年（1864），号军占领元厚；清光绪四年（1878），川督丁宝桢奉旨改革盐政，在境内修整盐道。民国四年（1915）元厚曾组织子弟兵参加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民国一十三年至二十三年（1924-1934）赤水相继为贵州军阀周西成、候之担所盘踞期间，元厚盐运成为地方财税重要支柱；二十四年（1935）元厚建立苏维埃政权；三十六年（1947）中共川南工作委员会密迁陛诏，继续领导地下党组织工作。

 

追溯历史，毛泽东在什么背景下亲临元厚渡口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呢？那是1935年1月15-17日中央红军在遵义召开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显然，很有必要向各军团及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毛泽东、张闻天、陈云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是政治局委派常委们的任务。

 

遵义会议确定了从赤水北上，选择在宜宾与泸州之间渡过长江到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行军路线。1月28日凌晨5点，土城战斗在青杠坡正式打响，由于敌军兵力比预计的多一倍以上及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增援，我军未能围歼敌人，形成胶着状态，势态对我军十分不利，有背水一战的危险。毛泽东果断决定“土城战斗不能打了，一是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多；二是敌人的援军快要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三是这一战再打下去，就是一个消耗战，会使我们损失太大”。于是建议立即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对策。会议从下午 5 点过一直开到深夜，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为了打乱敌人的尾击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郭师(勋祺）继续恋战，作战部队与军委纵队应立即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与会者一致同意这个意见，立即部署渡河事宜，

 

     对西渡赤水河进行了分工:朱德、刘伯承留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第二天天亮前组织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叶剑英负责安排军委纵队和红三、红五军团的渡河顺序;李富春负责政治动员与思想说服工作。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拟写的一渡赤水的行动部署 (即 1935 年 1 月 29日3 时电文），经周恩来签发后，迅速传达到所属部队。凌晨，朱德令各军团于拂晓前与敌摆脱接触，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地区南部西进。29 日凌晨 4 点多钟，大家分别向毛泽东同志报告完成了任务，当听到按时架好了浮桥，组织计划好了渡河的先后顺序，安置好伤员的善后工作和部队的思想情绪稳定时，毛泽东频频点头，露出了喜悦的笑容，悬着的心落下来了。

 

为了执行“--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统一前线将士思想，在毛泽东看来，很有必要到先锋部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和土城紧急会议的决定。一是安抚前线将士，消除前线将士心中的疑团和怨气;二是主动作为,亲临元厚渡口，树立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威信和领导地位。          

 

红一师领导为什么迟至十多天后才听到“遵义会议”精神呢?一则，红一军团在开“遵义会议”前，已推进到离遵义50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区;二则，“遵义会议”一结束，红一师奉命作为先头部队向赤水方向疾进，军情紧急，来不及向红一师传达;三则，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出席“遵义会议”后，因脚打血泡感染化浓，坐担架随军委纵队行军，没有回到前方部队，无法向广大指战员传达;四则，那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对“遵义会议”态度暖昧。他是李德“短促突击”战术的积极鼓吹者和追随者，会议上批评李德错误军事指挥时，他也没有发什么言。上述情况是林彪出席“遵义会议”后虽回到部队，但没主动及时向师领导干部传达会议精神的原因所在。

 

毛泽东马不停蹄匆匆赶到猿猴(今元厚)渡口，即派总司令部的一位参谋到渡口找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谭政到他那里去。他要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红一师领导人奉命立即到达毛泽东身边。毛泽东非常高兴，亲切地与他们打招呼。然后语重心长地说:“最近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这个会议开得很好，解决了军委的领导问题。这次会议是一个关键，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支持我的观点，就不可能开好会议。参会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朱德、彭德怀、李富春、聂荣臻等纷纷表示态度，赞成我的看法也不行。尤其是周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接着毛泽东简明扼要地谈了会议批判了错误的军事指挥情况，告知会议决定到川西或川西北去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及改组组织机构等重大问题。当时红一师各位领导听了感到十分兴奋，因为“遵义会议”解决了长征以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他们对“左”倾领导者排挤毛泽东早就不满，一致拥护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现在毛泽东又回到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岗位来，怎么不使他们高兴呢?

 

毛泽东在元厚渡口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后，还对红一师领导谈了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说:“你们一师及其他不少部队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红一师领导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讲话后，觉得意味深长，他不但总结了一至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还启发他们，不要因为中革军委改变从宜宾至泸州一带北渡长江的计划而产生别的什么想法，而且今后还要考虑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样的机会还会很多的。

 

在场的一师领导非常振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谜解开了;谜底知晓了。他们一致表示:要不折不扣地贯彻“遵义会议”精神，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执行。

 

毛泽东见大事告吉，翻身骑上“白龙马”，扬鞭催马返程。红一师师长、政委等目送他返回土城的身影。事后，按中央军委的指令，红一军团、九军团和军委纵队第二、三梯队、干部团上干队为右纵队统归林彪指挥，在这里首渡赤水，拉开四渡赤水的序幕。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