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与出世

 

郭松

 

入世与出世，是两种不同又关联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追求。

入世，是投身社会生活，参与世俗的事务、功名利禄的追求，掌握社会的规则，实现个人的价值，为社会做贡献。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一种入世的提倡。

出世， 是超脱世俗、功名利禄之外，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内心的宁静与自在。佛家的看破红尘，达到涅槃，是出世；道家的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回归本真，也是出世。

入世是出世的基础，只有经历世俗的烦恼和束缚，才会更加理解出世的超脱。古代许多官吏文人，在官场沉浮多年，历经坎坷和世俗纷争后，终于选择归隐。出世是入世的提升，当入世中遇到坎坷与纷争，产生焦虑、忧郁等情绪时，出世让人调整状态，重新面对生活。

勾践为何装疯卖傻尝粪，韩信为何愿意承受胯下之辱？从不在意现在的环境，在他们眼里，虽然尝粪了，钻裤裆了，但无所谓，他们的志向在远方，在高处，眼前的这些人，只是暂且的应付。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身处不喜欢的环境，不喜欢的领导或同事。这时要积极应对，一时改变不了别人，只好改变自己，这是入世的学问。但不跟他们计较，不被他们影响情绪，思想境界已超脱，这是出世的学问。

比如开车，有时遇到插队，更恶劣的是别车，会生气吗？当然会，甚至会骂人。记得有一次开车下高速路，入闸道时，突然有一辆特斯拉，从我左侧快速窜入插车，我被迫急刹，按喇叭表示不满。特斯拉车主，从窗户“竖中指”，一脚油门扬长而去。但我心如止水，没有斗气，他可能是个小青年，可能生活中不如意。按喇叭是入世，我也是凡人，我也要发泄；但我没有斗气，万一出车祸，麻烦就大了，不与论长短，这是出世。

入世，不是追求名利，而是追求品行端正，追求功德立业，追求把事情做好。出世，不是追求脱离，或者超然事外，而是用更高视角审视人世，用平和、宁静的心态面对一切。人虽然是两只胳膊两条腿，一双眼睛一个脑袋，但人是分三六九等的，这时会冷静思考：我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人，我是否跟他们是同样的人？我要成为怎样的人，我是否和他们同一维度？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对人的本质作出的最深刻的判断。这个判断意味着：人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从肉体到精神、思想、气质、性格、脾气，乃至于语言、思维等，都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如果离开人类社会的历史传承和现实环境，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从对人的这一判断，可以引申出做人的入世态度：既然人的一切都来自社会，那么人就应该对社会负责。

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带给人们的是痛苦，这是马克思说的“异化”现象。战争、仇恨、压迫、阴谋，让许多人对社会心寒、厌恶。《庄子·人间世》对人间伦理的约束性也感到疑惑：“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加上人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宿命，让不少人都想逃出“人间苦海”，这是所谓的出世。

什么是出世？第一种理解：出世是避世隐居，不与社会来往。可是，隐居也要说话、也要思考、也有情感。动物也“隐居”在原始森林，但它们没有人的文明特征。避世隐居，并没有脱离社会。第二种理解：出世是到另外一个美好的世界，人间太苦太脏。这种对“净土天国”的渴望，是否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如果宗教情绪和宗教想象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那么这种想移居“净土天国”的出世方法，仍然没有脱离社会。第三种理解：出世是舍离声色纷纭的世界，进入一个空洞寂静的世界。不过，心灵厌喧喜寂，对世界还是有所拣择、有所依赖，这种空寂之境也可能只是人类文化心理营造出来的意境。第四种理解：出世是心灵无欲无求，不粘于物，不染于世。禅家认为色即是空，人生如梦，一切皆镜花水月，大千世界看似无所不有，实质上一无所有，人间看似龌龊，其实无物碍眼。无世可入，也无世可出，心灵圆满自净，随缘作为。

清人刘悟元诗：“勘破浮生一也无，单身只影走江湖；鸢飞鱼跃藏真趣，绿水青山是道图；大梦场中谁觉我，千峰顶上视迷途；终朝睡在鸿蒙窍，一任时人牛马呼。” 既然已经是“浮生一也无”了，怎么还会有“单身只影”走江湖？可见忘我之不易。不过，何妨以我为无我，我与无我本来是一体，如色不异空。《六祖坛经》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马克思说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入世为中觉悟无我境界，才是人生之大自在。

入世还是出世，向来是古代官吏文人的人生命题。入世，即求仕为官，兼济天下；出世，则退隐山林，独善其身，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仕与隐。在我看来，仕也好隐也罢，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各人性情与追求不同，适合自己就好。“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和“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我都喜欢。在此命题下，如非要选出一个，我最为欣赏和佩服的，是将入世与出世看似矛盾又统一的苏东坡。

苏东坡入世，在朝廷为官，认为王安石变法太激进，一个大步向前，反对！司马光尽罢新法太过一刀切，又是一个大步向前，反对！贬到地方上，徐州抗洪、密州灭蝗、杭州修水利、定州整军纪，每到一处，都是妥妥的政绩一箩筐。任登州军州事时，仅到任五天又被调往京城，按照一般官员的心性，五天还还不够熟悉工作。可他五天游就走访调查出当地军政和财税的弊端，并分别提出改善措施。为政之勤勉，可见一斑。

就算人生低谷的黄州惠州儋州，苏东坡也是拯救溺婴、造桥铺路、普及文化教育，从没停止过为国为民做事……晚年从海南遇赦北归，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总结自己的人生信条为：“不有益于今，必有觉于后，决不碌碌与草木同腐。”意思是，要么多做实事，有益于今时；要么著书立说，启迪于后世，不能一生才华空付，碌碌无为。

在苏东坡的价值取向中，还有一条暗线，那就是：终其一生，在积极入世的同时，他还是一个对官场与功名利禄毫不留恋的心灵隐者。这种心灵的归隐情结，体现为身在仕途时，旁人都在盘算怎么升官发财，只有他心心念念如何尽早济世，然后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20岁出头，还在备考科举时，就跟其弟苏辙在一个风雨之夜立下他日一起及早退隐的誓约。第一份工作到岗途中，跟苏辙分别时，不忘絮絮叨叨地提醒：“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一个两度制胜科场、名动京城的才俊，一个被皇帝说有宰相之材、前程不可估量的官场新星，居然叮咛其弟将来不要贪恋高官厚禄：你答应过我哦，要一起归隐哒！初在凤翔为官，也不时惦记此事：“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年岁长。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在杭州做通判时，一个冷雨敲窗的秋夜，他甚至辗转难眠，深悔自己当年为何想不开来考公务员，老家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不好吗？想着想着，愁肠难遣，通宵不寐：“嗟我独何求，万里涉江浦。居贫岂无食，自不安畎亩。念此坐达晨，残灯翳复吐。”在送别友人的词中，有“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眉，长羡归飞鹤”之句。

如果说这是苏东坡以文人心性初入复杂官场，如鸟入樊笼而产生的不适感，那么到了后来的元祐时期，老苏已50多岁，宦途中摸爬滚打已逾半生，处于一生中的政治生涯巅峰期——最高官任三品大员翰林学士、知之诰，专门负责代拟皇言，起草任命将相大臣、册立皇后、太子之诏书及与周边国家往来之国书等，相当于皇帝身边最亲近的政治顾问兼机要秘书。翰林学士从中唐以来就有“内相”之称，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都从此职位晋升至副宰相。此时的老苏，离位极人臣，仅一步之遥。很快他又兼任经筵侍读，成为哲宗皇帝的御用家庭教师，一教就是五年。帝王师啊！对古代文人来说，最为清贵荣耀之职，莫过于此。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仕途高光时刻，苏东坡内心的归隐情结依旧毫无淡却：“明年兼与士龙去，万顷苍波没两鸥。”还在期盼能和苏辙携手还乡，像两只鸥鸟，没入烟波浩渺的大海。还写信给在黄州躬耕时的土著邻居，千叮咛，万嘱咐，让帮忙照管好东坡上那一亩三分地，说他早晚会回去种田隐居：“仆暂出苟禄耳，终不久客尘间，东坡不可令荒废，终当作主，与诸君游，如昔日也。愿遍致此意。”后官徙扬州，赴任途中，甚至幻想就此退休，溯江而上，直抵眉山老家：“溯流归乡，尽载家书而行，迤逦致仕。筑室种果于眉，以须子由之归而老焉。不知此愿遂否？”

自古出仕为官，谁人不想出人头地，博个功名富贵，缘何苏东坡一直心存归隐之念？既然想归隐，为何又不辞官还乡？答案在苏轼的《宝绘堂记》中：“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意思是，君子可以把心思寄托于物，但不可以把心思耽溺于物。把心思寄托于物，即使事物微小，亦可从中得乐；即使事物很特别，也不会因之成祸。可如果把心思耽溺于物，则事物微小，也可能招致祸患；即使事物很特别，也不会感到快乐。

这是苏东坡对功名利禄之态度：金钱也好官职也罢，都只是暂借它们来实现自己的抱负理想，在精神、心灵层面绝不能沉溺于这些“物”。因志不在功名利禄，苏东坡能做到身在官场，心灵归隐。并不辞官还乡，因尚需借助“在朝为官”这一方式，实现自己“有益于世”的人生志向，正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是也。

苏东坡是超然物外的“心灵隐者”，仿佛找到了认识他的一把钥匙。官场上，他为何总是敢于“不合时宜”，取怨一身不悔：王安石变法之初，急于搭建变法班子，凡趋炎附势、赞同新法者，升官像坐火箭。曾布因参与谋划新政，三天之内居然五次升职。到后来司马光复出为相，废除新法又成当务之急，时任开封府尹的蔡京，知道司马光要恢复差役法，在五日之内拉来千余名百姓充当差役，力证此法可复。得司马光称赞，顺利升官。讽刺的是，八年后章惇为相，又罢差役法而起用免役法，叫得最响、行动最快的依然是蔡京——管他什么法，哪个利于升官发财，就赞哪个法！天资聪颖的苏东坡，如果他也如此“识时务”，早年附和王安石变法，或黄州归来后，痛定思痛，惟司马光马首是瞻，高官厚禄岂非如探囊取物？

可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是时王安石新得政。“臣若少加附和，进用可必。自惟远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欲具论安石不可施行状，以裨万一。”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明知道站队王安石即可荣华立至，奈何自己的良心不答应！二话不说，下场开撕，直言力谏连司马光都自叹“敢言不如苏轼”，王安石甚至误以为他是司马光背后的智谋军师，大力排挤。旧党失势后，司马光、欧阳修等都绝口不言世事，只有苏东坡还在借助诗文不断抗议，以致为自己惹来牢狱之灾，以及黄州五年的弃置。

然而流放归来，苏东坡本色不改，怼起司马光来也毫不留情：“臣与故相司马光，虽贤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骤迁，在于人情，岂肯异论？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实以为未便，不免力争。”他说我和司马光，私交特别好。他复出后又很关照我，按理说不能和人家唱反调，可是从公而论，我实在不赞同恢复差役法。没得法子，只能和他争到底！在波诡云谲、人人皆以利益定进退的官场上，他之所以能始终不顾个人荣辱浮沉，坚守原则，公忠炯炯，正是他一向以“心灵隐者”自处。本就视富贵利禄如浮云，又何惧得失！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是也。

还有他为人艳羡称道的豁达乐观，同样是爱国敬业却被无情流放，前朝被贬潮州的韩愈，还没到贬所，心态就已经崩了：“潮阳未到吾能说，海气昏昏水拍天。”抵达潮州后又不住卖惨：“居蛮夷之地，与魑魅为群。”反观苏东坡轼，流放黄州，途中是这样的：“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这气氛像被贬？观光旅游即视感。一到黄州，还没下车，吃货特质又藏不住了：“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衰暮之年被贬惠州，比韩愈去的潮州更加偏僻荒蛮，他也一样淡然处之，在《进谢上表》中说：“累岁宠荣，固已太过。此时窜责，诚所宜然。瘴海炎陬，去若清凉之地……”拿韩愈贬潮州的谢上表做对比：“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维天地父母，哀而怜之。”面对如此身家性命倾危的祸患，连韩愈也不免失态至此，哭哭啼啼，要死要活。

宋代不杀文臣，窜谪岭南是最惨之处境，从宋真宗朝起，苏东坡是第一个被贬到岭南的，却能镇定如斯。途中行至广州，还欣然赋诗：“天涯未觉远，处处各樵渔。”这随遇而安的心态，这处处发现美的眼睛！60多岁被贬到海南，他日子再苦，照样过出花样：“我昔堕轩冕，毫厘真市廛。困来卧重裀，忧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说从前住华屋、睡锦裘，却总心怀忧愧，睡不踏实。现在在处处漏水的破茅屋里，风雨一来，一晚上床得挪三次地儿，却能畅快酣眠，早上起来，枕上落满黄叶都不自知。闲来就四处漫游，反正大把时光。在寺院清坐终日，看树影，听钟鸣：“闲看树转午，坐到钟鸣昏。”或者，找个三岔路口一站半天，看行人穿梭往来，自得其乐：“溪边古路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就这心态、这闲适，要不是北归途中暑热得疾，他得活到天长地久。一个从前安坐翰林院的待诏学士、尊崇无以复加的帝王师，到如今海岛流放、栖身不避风雨之茅草屋的待罪犯官，这一番人生境遇的差别，不啻云泥，却始能处之泰然，以极大的热忱投入生活，正是靠着心灵归隐的力量，他的人生本就不以仕宦为目的，贬谪即做隐居处之，又有何难！“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苏东坡除了才华之外，还有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或许因为这种“心灵归隐”的智慧——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贬谪穷乡，他都能以出世的态度安顿自己的精神世界，随缘任运，葆有快乐生活的能力；他又以入世的态度积极有为于人间，力求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点，再好一点。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