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川不成军

 

郭松

 

抗日战争期间，虽四川未被日军地面部队直接入侵，但也遭受了持续的轰炸，是抗战大后方和重要兵源地。

‌四川盆地四面环山，秦岭、大巴山、巫山等天等屏障，限制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日军战线拉得过长，难以对西部地区长期作战。‌‌

虽四川未被地面入侵，但重庆作为战时陪都，遭受日军长达6年的空袭，仅1943年就有236架次日机袭扰，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建筑损毁。‌

‌‌可川军有350万人出川抗战，也是牺牲最多、打得最惨的。川军为了保家卫国，立下“不灭倭寇，誓不还乡”的誓言，很多士兵都给家人写好遗言。起初川军不但没有粮食也没有弹药、枪支，装备、军服只能靠自己去弄。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的出川，凭着一双草鞋，行军千里。用最烂的武器，打遍大半个中国，取得惊人的战绩。

川军上战场的第一仗，是被称为“东方绞肉机”的淞沪会战；就算配置德系装备的中央军部队，每天都至少有一个师的伤亡。已经徒步几千公里的川军，刚到上海就投入战斗。而日军装备精良，有用不完的弹药，还有飞机、装甲车、火炮等配合作战。虽然川军拿的都是汉阳造，甚至是大刀，但他们丝毫没有退缩。浴血奋战七天七夜后，川军的伤亡无比惨重，第二十六师四千余人只剩下六百多人；该师152团团长解固基率部插入日军阵地，左臂被打断后，仍在前线指挥作战，直至殉国。川军在这次会战中排以上军官大都战死，士兵的伤亡更是不计其数。

在当时很多人眼中，川军是一支穷部队。虽然老蒋表面上以国民革命军的名义收编了川军，但他却把川军分布到各个战场，也不给川军下发补给和枪支，加之其他军阀都舍不得自己的部队，导致冲在最前面的都是川军。尽管如此，川军抗日的决心没有动摇过。川军司长官刘湘更是在遗嘱中对他的战士这样说道：“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以争取抗战最后之胜利，以求达到我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

川军起初装备和军纪被别人瞧不起，直到藤县保卫战他们才为自己正名。1937年12月末，南京沦陷后日军沿着津浦北上，企图南北夹击中国部署在徐州地区的重兵集团，以此打通津浦铁路这一交通大动脉来贯通华北和华东战场。老蒋也知道徐州对整个抗战的重要性，赶紧任命李宗仁为战区指挥官，从全国紧急调遣六十万兵力赶赴徐州，刚结束太原会战的川军第22集团军立即赶往藤县。

日军第10步兵连队以及战车部队和重炮兵部队共四千多人，对藤县外围阵地发起进攻。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在平原地区作战，其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很快就突破了川军驻防阵地；可当时县城内，国军兵力匮乏。就在这危急时刻，川军第41军122师师长王铭章紧急派兵支援；可是一直到午夜时，只有一个营到达藤县，其余部队都被日军阻击。王铭章只能放弃藤县的外围阵地，退守到县城内部防。

日军调动战机和火炮，对藤县城内进行狂轰乱炸，一时间川军伤亡惨重。随后，日军发动猛攻，冲上藤县城墙的东南角，但川军战士奋起抵抗，挥舞着大刀，硬是把冲上来的日军打了下去，以惨重的伤亡夺回了阵地。日军再次带多门重炮卷土重来，南城墙被日军占领，随后西城门楼接连失守。日军登上城楼以后，对剩下的川军进行疯狂的射杀，师长王铭章身中七枪殉国，他的各级长官也都全部牺牲。但剩下的川军还在坚持战斗，可还是没能突破日军的包围。

重伤的三百多名伤员知道到突围无望，又不想成为日军的俘虏，纷纷用手榴弹跟日军同归于尽，至此藤县保卫战宣告结束。除727团3营突围的200多人外，其余的川军将士几乎全部牺牲。战后，李宗仁在电报中写道，“川军以劣势之装备与兵力对绝对优势之顽敌，独能奋勇抗战，官兵浴血苦斗达三日半以上。若无藤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在这一战中，川军的伤亡多达一万多人，至此川军一战成名。

抗战时期350万壮士出闯抗日，最后却只有13万回归故乡；川军被称为中国抗战的脊梁，他们更有“无川不成军、川军不负国”的赞誉。当时川中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世人只知川军350万，勇冠三军，却不知蜀中家家皆镐素，户户挂白绫，满室九户无儿郎”。

1937年9月,民生公司派轮运送出川抗战的刘湘川军二路预备队四个师、两个旅,分别从渝、万两地出发,东出夔门,参加南京保卫战。1938年3月,民生公司运送第22集团军125师进入山东战场,参加台儿庄大战。5月,民生公司派出甲等船“民权”“民风”“民贵”“民元”等轮,乙等船“民主”“民俭”“民政”“民勤”“民来”等轮,运送第29、30两个集团军,从渝、涪、万三地出发,参加武汉保卫战。因运力不足,民生公司还租用了500艘木船。

1939年,民生公司运送川军36军、43军、壮丁12大队、25大队和12个补充团。1941年,民生公司派轮30艘,运送官兵约29万人,先后参加长沙第二、第三次会战和常德会战、衡阳会战。西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刘重来在《卢作孚与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一文中记载:“从抗战全面爆发到抗战胜利,以民生公司为主的运兵船队,累计运送出川部队270万余人,弹药、辎重等30余万吨。”

1941年8月22日,运送数百名抗战官兵的民生公司“民俗”轮行驶在川江上。船至巫山青石洞,突然飞来7架日军飞机,向民“民俗”轮轮番轰炸、扫射，船上人员乱作一团,船身摇摆不定。护航组长申志成、茶房唐泽民、袁文彬不顾个人安危,在枪林弹雨中维持秩序,以保持船身平衡，三人都英勇牺牲。当船即将沉没时,三引水王炳荣奉船长之命掌舵,当他被炸伤时,却拒绝离船逃生,坚守岗位,随船沉没牺牲。当轮船机舱的机器被炸坏停机时,全体机舱人员坚守岗位,努力抢修。加油工人邱宝定被弹片穿破腹部,血流不止,他却说,“死就死吧,我绝不能走!”最后,船被炸沉,牺牲的船员和官兵及随船旅客达250人。

尽管伤亡惨重,但在抗战期间,仍有一批又一批的川军将士顺江而下,转战于晋、鲁、皖、豫、苏、浙、赣、鄂、闽、湘等省,直接与日军展开血战。1938年1月20日,带病出征的川军将领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而亡,年仅48岁。清理遗物时,发现刘湘曾在一张纸条上写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刘湘还留有遗嘱:“余此次奉命出川抗日,志在躬赴前敌,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以尽军人之天职。不意宿病复发,未竟所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川军在每天的升旗中,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刘湘的遗嘱,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淞沪会战中,23集团军145师中将师长饶国华率部苦战三昼夜、伤亡极为惨重。饶国华说:“前人史可法曾说过‘以城为殉’,我誓与广德共存亡!”他举枪自杀，慷慨成仁,年仅44岁。

台儿庄战役中,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苦守滕县，日军主力矶谷师团以重炮飞机猛攻，弹尽粮绝,王铭章腹部中弹踉跄倒地，日军怪叫冲来要抓“俘虏”。周身血糊糊的王铭章,挣扎着高呼“杀敌,抗战到底啊!”用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门……受重伤的300多川军官兵,不愿被俘受辱,大叫着“小日本必亡!”冲入日军中引爆手榴弹……

指挥徐州会战的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了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1937年7月,从成都蜀华中学毕业的黄士伟热血沸腾,考入川军第21军。1938年9月10日,武汉大会战中,黄士伟及独立工兵18营,潜入梅埂地区敷设地雷,扫荡日军死伤不少……但工兵排张排长及士兵50余人,先后英勇阵亡,无一人生还!1942年5月28日凌晨,黄士伟所在部队在兰溪巧设地雷阵。日军酒井直次中将率第15师团经此,酒井被炸死……日军战史后来称:“现任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

长沙会战中,133师398团王超奎率部到傅家桥、相公岭一带布防,执行阻击敌人、掩护战区主力部队的仼务。战斗打响前,王超奎就立下誓言:“奎誓愿竭我之力,负死守据点之责;设若不幸为敌所乘,是奎亦死得其所。”在与敌反复争夺,激战数日后,王超奎营500士兵仅存30余人。王超奎也自杀殉国,日军残忍地将他的颈子割断。宋美龄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中国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

在出川的6名中将中,有4名壮烈殉国,第一批出川的400多位团级军官基本在前线牺牲。抗战八年,川军牺牲更多的是“无名英雄”。淞沪会战中,川军第43军26师官兵顽强鏖战七昼夜,是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但付出的代价也极惨重: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伤亡250名。每连留存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后仅剩下600多人!

第20军杨森部,也在淞沪抗日前线立下战功。10月15日,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尽管如此,在后来的枣宜会战中,这些川军再次成为主力,歼敌4万。

当时,中国抗战部队中每五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四川人,故有“无川不成军”之说。然而,川军被俘人数却是地方军中最少的,整个抗战中共2.4万余人被俘,不到总人数的1%，中央军在安徽一役中就被俘4万余人。正如李宗仁说的那样：“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