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颇多，先生甚少

 

郭松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我在学校读了17年书，在部队和地方干了39年，当过我老师的颇多，但称得上先生的甚少。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被人叫一声“老师”是很荣幸的。旧时称师者为“先生”，“达者为先，师者之意”，敬重之意不言而喻。

学校有授业解惑、执尺课徒的先生自不待言，社会上有关注民生心忧天下的文士，亦被尊称为先生。封建社会时期，女性地位低下，受教育者寥寥无几，更不用说做教书育人的先生，那时先生主要指男性。直到民国时期才有所改观。德高望重的女性，如宋庆龄、何香凝、冰心、杨绛等，社会声望隆盛，道德文章垂世，足以为人师表，亦被称为先生。

当然，先生也有多种含义和用法，如旧时账房、掌柜等，也被称为先生。凡从事的职业，需识字算数抄抄写写的，都可以称为先生。受“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的读书人，寒窗苦读并非以当先生为目的，除非想做“帝王师”。即使致仕退隐课徒教学为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先生，一旦呜呼哀哉，如丧帖、墓志铭、功德牌坊、集籍刊书，都会罗列各式官名谥号，唯独不会出现先生二字。

我在不同的年龄段被人叫老师，恰好也是此种含义的各具体现，但又有不同的地方，算是有趣的经历。“同学”“大学生”“眼镜”“老师”，是学校附近挑担游商对不同年级大学生用的称呼。刚进大学，稚气未脱，举止青涩，在学校附近游走吆喝贩卖柑橘、醪糟的，一眼就能识你出来，一般用“同学”“大学生”来招呼。用“眼镜”称呼，比如“眼镜，过来，过来看一下”，是他瞧出来我是二年级的学生。大三大四时，与前两年气质有异，他们瞥一眼便知，堆着笑容叫“老师”，“老师，要不要买点广柑尝一下”，听得出语气有讨好的意思。

那些小贩尽管只是做些小买卖，但会察言观色，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称呼，其应变能力，是校园内的人难以企及的。“同学”、“大学生”和“眼镜”，大多缺乏社会经验，羞涩好面子，不大好意思讨价还价，是不可放过的主顾。至于“老师”，问都不问拿起来就尝，更需要巴结恭维、不浮夸虚耀才有可能让其掏钱。第一回听到有人叫我“老师”，以为是在叫其他人，并没回头仍朝前走，“回来嘛，老师，就按你说的称两斤！”，这才明白在人家眼里我已经步入老师行列。后来经历多了，一听就知道是不是在叫我。称“老师”相当于旧时逢人便称先生，以示尊敬与讨好，与职业和地位没啥关系。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三年后的秋日，我又回到校园读研究生。有在贵阳医学院帮同学代课的经历，同学们都叫我老师。尽管只代了几个月的课，不是真正的老师，但可以说与老师有点沾边。中年以后开始涉足文学，又写了些散文发在报刊上，竟引得后生见面就叫老师。他们出于礼貌与客气，我心知肚明，自然不会当真。碰到叫老师的，我都提醒对方，我不是老师，也做不了谁的老师。并非出于虚伪的谦逊，而是内心真实的想法。一来我没有啥有价值的经验和学识可以教人，我的方法既拙又笨，估计想学的也不多，即便想学，也未必学得来。二来在圈子里见过太多称老师又好为人师者，满嘴秘诀秘籍。一开始挺能迷惑人，追随者趋之若鹜，没几日便不见老师的斯文。

曾经见过一个玩瓷玩茶的圈子，当真以为都是老师，肃然起敬。又不免心存疑惑，形容邋遢，不修边幅，热天戴帽披巾，张口价值几何，言谈举止又不像老师。人前人后，高悬老师的幌子装饰门面，端着老师的架子自我壮胆，自家称兄道弟的玩友，几斤几两谁能不知？老师老师叫成一片，叫久了也恍惚了，当真以为是收藏的老师，开始指点江山了。加之圈内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抬轿，造声势，你是青花王子，他是隐青老大，我是唐瓷第一。互称老师或许还算是自谦，也有觉得老师不过瘾，互称大师的。他们司空见惯，我却如坐针毡，浑身不自在。“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并非反对尊他人所长为师，只是不喜欢如今的风气，热衷于混圈子，操弄话语，让老师蒙羞。

从前，人们称老师为先生，先生称呼轻轻一喊，顿时便会生出许多敬意。何为先生？纪录片《先生》制片人邓康延曾说：“先生就像一群羊里的领头羊，凭着自身的生命体验，知道哪个地方有青草、阳光和水泉。”真正的先生，不仅教人知识，还言传身教以德立身，甚至用文人的身躯，为后辈之教育、学识、思想、品性，为社会之前进探索出一条路。无论哪个时代，都有先生如星星一般，在求学、求真、求善、求美的路上，照耀着后人。只是先生远远近近，悉数离去，只是今日老师颇多，先生却甚少。一个时代，没有先生的记忆，始终是遗憾的。

群贤毕至的西南联大，有杨振宁、汪曾祺、邓稼先、陈寅恪、冯友兰、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闻一多等先生。陈寅恪先生，面对未知，勇于钻研。梁启超说，我梁某人虽著述等身，但加起来也不抵陈寅恪的三百字。胡适说，陈寅恪治史，是最渊博、最有远见、最能用材料的。吴宓、朱自清风雨无阻去蹭听他的课，王国维也是常找他讨教问题。陈先生一袭长衫，缓缓地站到清华的讲台，便让清华都为之折服。他真的太博学了，涉猎古今中外，掌握20多种文字，佛学、天文学也有研究。他甚至可以准确地说出，哪一本书的哪一页，在页底的备注，是可用的材料。那些知识，都刻在陈先生的脑海中，仿佛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后来战乱，他平日整理的研究，收藏的书籍，都被烧毁、遗失了。他在没有书籍参考的情况下，撰写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制度史述论稿》，后人称，是可藏之深山、传之后世的不朽名著。晚年的陈先生，双眼失明，依然站在讲台上授课。在那双大睁着、似乎无神的眼睛里，明明藏着不为人知的书山学海。有人劝他别开课了，他却说：“我是个教书匠，不教书，怎能称教师？”他总是说：“做学问要专一。”在做学问的路上，他是孤独的行者，前无古人，或许后也无来者。

蔡元培先生，面对不同，海纳百川。1917年1月，蔡元培抵达北京。《中华新报》报道：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这一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大积弊已久，学生上课带仆人，老师讲课敷衍了事，没有人为知识为真理去研究学问。蔡元培来到北大，带着一种“我不入地狱，谁不入地狱”的使命感。他到处寻找探访，为北大组建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教授团。陈独秀、胡适、周树人、李大钊、辜鸿铭……有的是新文化的支持者，有的却坚持主张“旧学”。新旧两派各执一词，针锋相对，在北大校园里是常有的事。蔡元培却笑着说，百家争鸣，好不热闹。在他看来，教书育人、研究学问的北大，有各种学术观点争论，很正常。君子和而不同，北大应该兼容并包。顽固的守旧派黄侃曾说，如果我在北大都待不下去，全国也没有地方能够容纳我。蔡元培坚持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用一颗包容之心，让传统国学和新文化一并出现，创造了一个自由平等的学术环境，唤醒了北大。世间纷纷扰扰，千人千面。面对不解，如何化解？面对差异，如何相处？蔡先生以他践行一生的办学理念，告诉人们：坚持自己并不难，难的是如何面对不同，当有海纳百川之胸怀，方可见高山流水之曲音。

叶嘉莹先生，面对生活，常怀诗性。她的一生，是诗词的一生。她为中国古典诗词文化，在讲台上站了整整70年，把中国古诗词的美带给世人。她面对生活，也有一颗诗性的心。她用生命里最重要的古诗词，来化解生命中的苦难。17岁的时候，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离开人世。中年背井离乡，遭受婚姻的不幸。晚年的她又丧失爱女。她便走进诗词里，寻求慰藉和力量。她说，我的人生不幸，一生命运多舛，但有了诗词，便有了一切。古诗词给予她生命的精华，一点点抚平她内心的褶皱，一点点填补她内心的窟窿。虽“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但她用一颗诗性之心，来化解一切苦难。她站在那里，从里到外，都是一首活生生的诗。诗在她心里，长出了芽、开出了花、结成了果、变成一颗颗恒久的星，温柔了每一个读过她的书、听过她的课的人。没有谁的一生一帆风顺。我们亦会害怕，亦会忐忑，面对命运的不公，面对挫折的突如袭来，该当何去何从？叶先生以她的淡雅与从容，给出了最美的答案：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诗，她曾说“站着讲课是对诗词的尊重”

这些先生像高山被人敬仰，像大树深根于土壤。曾有人到达这样的深度、高度，才对后人有所影响，学习其精神，感知其风骨。也让人坚信，先生虽难得，但一定还会有先生。范仲淹先生曾长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中国有先生，不仅是一声称呼，更是一种修为与风骨，一种精神与追求。拜一人为师，无关生死。唤一声先生，一生追寻。

 

作者简介：郭松，四川古蔺人，川大本科生，贵大研究生，从军23年，从检16年，《散文选刊》签约作家，在《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边疆文学》《检察日报》《云南日报》《春城晚报》等发文120余篇，获中国散文年会“十佳散文奖”，4篇散文被选为初高中语文试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