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春天的思念写在土地上

 

作者：张正明（甘肃武威）

 

惊蛰过后的风，不像刚立春那会儿，说寒不寒，说暖不暖；而是变得软乎乎、温吞吞的，像母亲当年抚过我发顶的手掌。我总觉得，春天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顺着风飘来的，而是被庄稼人一锹一锹、一捧一捧，亲手种进土里的。它藏在乡下冻得发硬的黄土深处，藏在家乡于家槽子老槐树的枯枝缝隙里。唯有俯身大地，用汗水浇灌，那沉睡一冬的春天，才会慢慢苏醒，从一粒种子、一棵嫩芽，长成岁月里的温饱与心安。

 

这份深情的起点，在那个叫“于家槽子”的村庄，在“大集体”时代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岁月里。

 

记忆的闸门一打开，就有黄土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时的于家槽子，像一颗被风沙打磨过的石子，嵌在养我长大的那片土地上。村庄不大，土坯房挨挨挤挤，屋顶的草泥被西北风刮得斑驳，村头的老槐树歪着身子，枝桠上总挂着几缕不肯散去的沙尘。生产队的地界里，一眼望不到头的土地干裂着，像老人脸上的皱纹，深一道浅一道——那里面刻着贫瘠，也藏着庄户人对收成的渴望。

 

村庄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每一寸土地都被翻耕了无数遍，连房前屋后的边角，都刨出来种上了洋芋和粮食。但凡能结出果实、人能果腹的东西，都种上了。即便如此，土地的馈赠仍是微薄的。队里的粮仓常年空荡荡的，每年青黄不接时，能借到有心人家积攒的“救急粮”，对我们家来说，已是天大的幸运——至少能勉强吃饱饭，不用在饥饿的边缘苦苦挣扎。

 

就是在这样的年月，年幼的姐姐跟着母亲，从热闹的县城，来到了这片陌生的乡村。

 

在此之前，母亲是县百货公司的职工，指尖沾的是布匹的柔软，每天打交道的是算盘珠子的噼啪声。她穿的卡其布上衣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身上带着一股与乡村格格不入的“城里女人气”。可时代的浪潮，终究推着每个人向前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精简运动”的号召传来，当时父亲在县生产资料站上班，上面有规定，双职工家庭必有一人面临被精简。母亲没有犹豫，在那张登记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收起了百货公司的工作证，带着年幼的姐姐，踏上了前往于家槽子的路。那一路，马车在黄土路上颠簸，扬起的尘土落了她们一身。姐姐攥着母亲的衣角，怯生生地问：“妈，我们要去哪里？”母亲摸着姐姐的头，声音温柔却坚定：“去你爸的老家，去种地，去过日子。”

 

这一去，母亲便与县城的繁华作别，从此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与铁锹、锄头交了手，一交就是一辈子。

 

初到于家槽子的日子，是母亲最艰难的时光。她在庄户人眼里，是“城里来的女人”。他们想看看，这个习惯了在柜台拨弄算盘珠子的手，能不能握得住庄稼人沉重的铁锹；母亲走惯了柏油路的脚，能不能踩得稳乡下泥泞的田埂。可倔强的母亲没有让队上的人看笑话，她只用行动作了回答。

 

大集体的劳动，有着严格的分工和记工制度。天刚蒙蒙亮，生产队的钟声准时响起，像一道军令，唤醒沉睡的村庄。母亲总是第一个扛起工具出门的人，肩膀上扛着铁锹，裤兜里装着一块巴掌大的干馍，也装着她一天的力气。

 

姐姐曾经对我说起过那些往事：那时候我还小，离不开人。母亲上工的时候，就把我放在田埂边的土坡上，用几块土坯围出一个小小的“避风港”。我就坐在里面，手里攥着一根狗尾巴草，看着母亲在田里劳作。春风里夹着沙尘，吹在她脸上，她却顾不上擦。她学着其他社员的样子，把铁锹头深深扎进冻融交替的泥土里，用力一蹬，一块块带着白霜的土块便翻了过来。

 

那时的土地，硬得像铁。母亲的手腕纤细，刚开始握铁锹，没几下就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沾着泥土，钻心地疼——我后来才知道，那种疼，是沙粒嵌进嫩肉里的刺痒与灼痛。她咬着牙，用布条缠一缠，又继续干。中午歇工的时候，社员们都坐在田埂上歇息，母亲却先走到我身边，抱起满脸尘土的我，掏出裤兜里的小手帕，擦去我脸上的尘土。见我盯着她额头的汗，我奶声奶气地说：“妈，你也歇会儿。”母亲笑着点头，可眼神里，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酸楚。

 

她何尝不累？何尝不念县城里清闲安稳的日子？可看着身边年幼的我，看着远处村庄里升起的炊烟，她知道，自己没有退路。土地，是她现在唯一的依靠；劳动，是她融入这片土地的唯一方式。

 

大集体的春天，是从“抢墒播种”开始的。那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墒情不等人。一场春雪过后，生产队长就会扯着嗓子吆喝，让社员们扛上种子、拖上犁耙，涌向田野。母亲跟着大伙，在指定的地块里播种。种子是生产队按地块算好的，金贵得很——有小麦、玉米、洋芋，还有少量的糜子和谷子。种田的把式手缝里溜着那些小小的种子，像溜着稀世珍宝。扶犁的和溜种的常是“一对头”，犁铧在松软的泥土里划出一道道浅浅的沟，动作小心翼翼，生怕浪费一粒种子。我常蹲在地头，学着母亲的样子，用小手扒拉着泥土，嘴里念叨着：“种子落到土里长庄稼，从此我就不饿了。”

 

母亲的动作，从生疏变得熟练，从笨拙变得利落。她的手掌，渐渐磨出厚厚的老茧；她的脊背，渐渐弯了下去，像田埂上的老柳树，承载着风雨；她的皮肤，被乡土气的阳光晒得黝黑，褪去了“城里气”，多了几分庄户人的质朴与坚韧。

 

队里的队长是个不苟言笑的中年人。母亲日复一日的坚持，他全看在眼里。有一次，母亲因为照顾生病的我迟到了一会儿，队长没有批评，沉默半晌，只体谅地说了一句：“城里来的女人，下苦干活不容易。”母亲没有接话，只是把头埋得更低，手里的铁锹掘得更深了。等她再抬起头时，眼眶红红的，只说了句：“队长，我晓得了。”那是她到于家槽子后，收到的第一份来自乡亲们的温暖。从那以后，社员们也渐渐接纳了她。尤其在播种、收割的时候，总有社员主动过来搭把手。这份质朴的乡情，像一缕春风，吹暖了母亲的心。

 

大集体的日子虽然艰苦，却也有着别样的温暖。生产队的麦场，是队上最热闹的地方。夏末秋初庄稼收成时，社员们把庄稼集中到一块，脱粒、晾晒、归仓。我和姐姐常跟在母亲身后到场。姐姐捡掉在地上的麦穗，母亲则和其他妇女一起，干着手里的活计。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场院上，堆起的粮食像一座金灿灿的小山头。社员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虽然部分粮食要上缴公粮，剩下的按工分分配，每个人能分到手的口粮其实并不多，但只要看到粮仓里有粮吃了，大家的心里就踏实了。

 

分粮的日子，是村里少有的喜庆时节。会计拿着账本，念着每个人的名字和工分，社员们排着队，等着领取自己那份收成。母亲牵着我的手，站在队伍里，心里既紧张又期待。当沉甸甸的粮食装进粗布口袋，母亲扛在肩上，脚步却格外轻快。我和姐姐跟在她身后，蹦蹦跳跳地说：“妈，我们有粮食吃了，再也不用张嘴借人家的‘救急粮’了。”母亲停下脚步，放下粮食，抱起我，在我额头上亲了一口。风吹过，带着粮食的清香，母亲的脸上，露出了来到于家槽子后最灿烂的笑容。那一刻她知道，自己的汗水没有白流；自己与土地的约定，终于有了回响。

 

除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母亲还在自留地里，种下了属于我们一家人的春天。那片自留地不大，只有几分，却是母亲的“心头肉”。她利用歇工后的时间，把这片土地翻了又翻，捡干净石子和草根，又挑来积攒下的农家粪肥。母亲在自留地里种上洋芋、萝卜、白菜，还有几株韭菜和葱。每天傍晚收工回来，她顾不上休息，就来到自留地里，浇水、除草、施肥。姐姐跟在她身后，递水瓢，拔野草。月光洒在地里，母亲的身影被拉得很长。有时姐姐困了，就蹲在田埂上，抱着膝盖打盹，梦里还吧唧着嘴，大概是梦见了白面馍馍。母亲看见了，轻轻唤一声她的乳名，姐姐便又揉揉眼睛，站起来继续递水瓢。

 

春天来了，自留地里的种子发了芽。嫩绿的白菜芽，顶着圆圆的子叶；翠绿的萝卜苗，长得格外精神；韭菜探出了尖尖的脑袋，像一根根绿色的绣花针。母亲看着这些嫩芽，眼里满是希望。她对姐姐说：“你看，只要把种子种进土里，好好照顾它，它就会发芽长大。人也一样，只要脚踏实地，好好过日子，日子就会慢慢好起来。”姐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却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有一年春天，家乡遭遇了罕见的春旱。土地干裂，庄稼缺水，生产队的麦苗都蔫了，自留地里的菜苗也耷拉着脑袋。母亲急得团团转，每天天不亮，就挑着水桶，到数百米外的泉眼边挑水。路坑坑洼洼，她的脚步踉踉跄跄，水桶里的水洒了一路。回到家，肩膀被扁担磨出红印，汗水湿透衣衫，可她顾不上歇，就把水小心翼翼地浇在菜苗根部。那一年，我已经能提动小水瓢了，便学着母亲的样子，一趟一趟地给菜苗浇水。几天后，一场春雨终于落了下来，淅淅沥沥的雨丝，滋润了干裂的土地，也滋润了我们的希望。自留地里的菜苗，渐渐挺直了腰杆。那年秋天，洋芋获得了丰收，一个个胖乎乎的洋芋，躺在泥土里，像金色的元宝。母亲把洋芋挖出来，大部分留着自己吃，少部分送给了曾借粮给我们家救急的邻居。邻居们都说：“城里来的媳妇，就是能干，连自留地都种得比我们好。”母亲笑着说：“不是我能干，是土地不辜负有心人。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

 

在大集体的岁月里，母亲用铁锹和锄头，在这片黄土地上，种出了粮食，种出了蔬菜，也种出了我们一家人的希望。她从一个“城里女人”，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乡村农妇。她的手上，布满了老茧；她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她的骨子里，却多了一份土地般的坚韧与厚重。姐姐也在这片土地上慢慢长大。她跟着母亲，学会了播种、收割，学会了与土地打交道。她的童年，没有玩具，没有零食，却有黄土的陪伴，有母亲的陪伴，有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希望。

 

后来，大集体时代结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开来。于家槽子的土地，分到了每户人家手里。母亲握着属于自己家的土地承包证，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她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播种希望。

 

再后来，我长大了，离家工作。若干年后，又回到家乡的供销社。那些年，我每天与农副产品打交道，看着一车车粮食从乡村运往城市，看着一包包化肥从城市运往乡村。每当闻到泥土的气息，我仿佛又看到了母亲当年劳作的身影。我知道，那些与土地有关的故事，早已刻进了我的骨血里。

 

如今，母亲早已离开了我们。我家的土坯房，几经翻修换成了宽敞明亮的农家小院；村头的老槐树，依旧枝繁叶茂。姐姐早已成家立业，含饴弄孙，我也用笔书写着这片土地的故事。每年春天，我会像母亲当年一样，扛起铁锹和锄头，来到地里，翻土、播种。我把种子撒进土里，也把对母亲的思念、对家乡的眷恋，一并种进土里。

 

而当我坐下来，把这一切写成文字，我终于明白——母亲当年种进土里的，不仅仅是种子。她把春天种进土里，把一种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精神，种进了我们姐弟俩的心里。

 

阳光洒在身上，暖融融的；风吹过耳畔，带着泥土的清香。我仿佛看到，母亲正站在田埂边，微笑着看着我。土地不老，春天常在。母亲把春天种进了土里，也把根，种进了我的生命长河里，直到永远。

 

2026年初春夜于凉州

 

（作者同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