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散记

 

作者：董银林（甘肃武威）

 

清明又到了。

 

我们弟兄几个约好了，领着各自的孩子，一块儿回老家上坟。车子出了城，路两边的杨树已经泛出嫩嫩的绿意，田里的小麦也出土了，嫩嫩的绿绿的，像铺了层薄薄的绿绒毯。武威的春天来得迟，可终究是来了。

 

老家的院子自母亲过世后就一直由我四哥一家人居住，院子里的老房子也都是拆了后重新修建的，原来老房子的模样早已没有了踪迹，只有从那熟悉的地理位置和用黄土夯得结结实实的院墙，才会引领我的思绪回到我曾经的童年。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觉得新鲜；我们兄弟几个却都沉默了，在这个院子里一起长大的我们兄弟五人中，大哥早已作古，二哥现在又重病缠身，行走时腿脚不便，就连年纪最小的我也已有了白发，步入了不惑之年，我们兄弟几个都逐渐老了。这院子，曾经住过我们兄弟姐妹八个人——五个儿子，三个女儿，还有我们的爹和娘。那时候多热闹啊，吃饭要摆两张桌子，睡觉要挤通铺。如今，只剩下这黄土夯的院墙上还留着我们儿时的记忆了。

 

由于前几年的工业园区开发，原来的坟地几经迁移，现在的坟地在村子西边比较远的一大片石头滩上，从地理位置上讲应该隶属金昌市永昌县管辖，所以去坟地路途比较远。我和三哥各开一辆越野车，拉着二哥、四哥和我们一大家子的孩子们。

 

天灰蒙蒙的，风里带着沙土的味儿，吹得人眼睛发涩。经过二十多分钟的车程，终于到了爹娘的坟旁。坟地就在前面不远的一片坡地上，但到了这里风似乎刮得更大了些。远远望见那座孤零零的坟头，我心里便紧了一下。一座坟头，静静地卧在那里，显得那么孤寂，那么荒凉。这便是父亲和母亲长眠的地方了。

 

孩子们跑在前头，我们弟兄几个提着纸钱、香烛和供品走在后面。走近了，看见父母的坟头又塌下去不少，上面长满了干枯的野草，在风里簌簌地响着。二哥叹了口气，说：“先修整修整吧。”

 

于是我和三哥从坡下挖新土，几个孩子轮流用事先准备好的小桶快速地运送新土和石头，就像我们小时候轮流挑水一样自然。四哥则负责在坟头添土，他一边添土一边说：“给爹妈把房子修整修整，他们在那边住着也舒坦。”二哥则不说话，只管用铁锨把土拍瓷实。二哥的小孙女也来帮忙，用小手捧起土，撒在坟头上，一脸郑重。我看着那坟头一点一点圆润起来，心想，爹妈在底下看着我们几个带着孩子都来了，该是高兴的吧？

 

我蹲下身，用手去捧那些新土。土是凉的，带着一股子腥气，那是我们大西北土地特有的味道。这不禁让我想起父亲的手来。父亲的手也是这样，粗糙得像老树皮，掌心里全是裂子，裂子里嵌着永远洗不净的黑泥。就是这双手，养大了我们五男三女八个子女。在那些年月里，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母亲常说，你们爹啊，就是个土里刨食的命。可不是么，一辈子在土里刨，最后自己也回到了土里。

 

我们一锹一锹地添着，拍打着，希望它能再挺拔一些，再圆润一些。这仿佛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唯一能为他们二老做的一点事情了。土是凉的，带着些微微的湿气，握在手里，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最后，我们又在坟头的新土上镶嵌了一层青色的石头，防止坟头的土被这石头滩上的大风刮走。

 

修整好了，我们摆上供品，点上香烛，烧起纸钱。火苗舔着黄纸，纸灰飞起来，在风里打着旋儿，越飞越高，像是真的被什么收去了。四哥先跪下，磕了三个头，嘴里念叨着：“爹，妈，我们领孩子们看你们来了，顺便给你们把房子也修了一下。”我们挨个跪下，孩子们也跟着跪。最后轮到最小的孩子——我二哥的孙女，她今年还不到五岁，学着她爷爷的样子磕头，额头沾了土，逗得大家想笑，可谁也没笑出来。

 

我跪在那里，看着墓碑上父母的名字，忽然就想起了许多事。想起夏日的父亲深夜还在磨镰刀，那磨刀的嚯嚯声像闷雷一样滚过整个院子；想起母亲在油灯下纳鞋底，针线穿过厚厚的布层，发出嗤嗤的声响；想起过年时，母亲把攒了一年的白面拿出来蒸馒头，那蒸汽模糊了她瘦削的脸；想起父亲带着我们几个哥哥去拾麦穗，天不亮就起来，寒星还在天上挂着……

 

那时候日子苦啊，可父母从来不说苦。他们只是默默地做着，像两头不知疲倦的老牛。我们八个，就像八只张着嘴的雏鸟，等着他们来喂。粮食不够吃，父亲就去开荒地，一锄头一锄头地刨，硬是把一片片荒地变成了良田。衣服不够穿，母亲就把大人的衣服改小，把大的传给小的，尽管补丁摞着补丁，但穿在身上倒也暖和。

 

我跪在坟前，望着那缕缕青烟，脑子里全是爹娘的模样。我的父亲是个非常乐观的人，一天到晚在地里忙活，晚上从地里回来后还要给我们几个孩子讲我们爱听的《三侠五义》《薛仁贵征东》《薛刚反唐》等章回体评书。父亲讲的评书是极好的，在我们那个村子上也是小有名气，就连我的外公都时不时来我们家听他讲评书，在那个贫困且娱乐缺乏的年代里，能听几回评书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事了。

 

父亲平时不大说话，可每到过年，总会想办法给我们每人做件新衣服。母亲呢，总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烧一大锅水，熬一锅拌了面的山药米糊糊，然后站在院子里大声喊：“起来吃饭了，再不起床太阳都晒屁股了！”那时候我们八个，大的已经能干活了，最小的我还在尿炕。可我们的父母，在那个物资极其匮乏的岁月里愣是把我们一个个拉扯大了，没有一个人被饿死。

 

最难忘的是每年清明，父亲总会带着我们去上坟。那时候上的是爷爷奶奶的坟。父亲跪在那里，烧着纸钱，嘴里念念有词。我们站在后面，只觉得无聊，盼着早点回去吃供品。如今轮到我跪在这里了，才明白父亲当年跪在那里时的心情。那是一种传承，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深深的思念。

 

母亲走的那年，我们几个都守在她身边。她挨个看看我们，嘴里含混地说着什么，我们凑近了才听清，她说的是：“都齐了，都齐了，老小也结婚有了孩子了，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然后就缓缓闭上了眼睛。她是带着满足走的，我们知道。

 

跪在黄土上，我忽然觉得离父母特别近。他们在这黄土下面安息，我们跪在黄土上面追思，这一层土，隔开了两个世界，却隔不断骨肉亲情。父亲去世得早，我刚大学毕业那年他就走了，没有看到我成家，更没能看到我的孩子出生。母亲倒是看到了，只是也未能享几天清福，就跟着父亲去了。想想他们这一辈子，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把八个子女养大成人，临了自己却老了，病了，走了。

 

纸钱烧尽了，香也燃得差不多了。三哥说：“给爹娘磕头告别吧。”我们又齐齐地跪下去，深深地磕了三个头。站起来时，膝盖上沾了土，裤腿也被风吹得冰凉。孩子们已经等不及了，跑到坡上面玩去了。我看着他们，忽然觉得这大概就是爹妈最愿意看到的景象——他们的血脉在后代身上延续，他们的子孙在这片土地上活蹦乱跳地活着。

 

到了现在，我们兄弟几个，如今也都为人父了。看着自己的孩子跪在坟前磕头，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传承。父母亲传给我们的，不是万贯家财，而是这片黄土地般的品格——坚韧、勤劳、朴实。三哥在金昌的电厂上班，二哥和四哥在村里种地，在种地的同时又经营着两座日光温棚，而我则当了人民教师，三个姐姐和众多的侄子、侄女及外甥们也大多都已经成家，也都各有营生。虽说不上大富大贵，但都本本分分地过日子，堂堂正正地做人。这，大概也就是我们父母亲最大的心愿了。

 

往回走的路上，风更大了些，卷着沙土打在脸上。回头看那坟头，新添的黄土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显得格外新鲜。再过些日子，清明雨一落，这土就会沉下去，和旧土混在一起，分不出来了。那时候，坟上会长出新草，或许还会开出些野花。

 

车子发动了，驶上公路，窗外的田野向后掠去。我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话：“人这辈子，就像地里的庄稼，一茬一茬的。”是啊，爹娘那一茬已经收割了，我们这一茬正在风中摇曳，而孩子们那一茬，才刚刚破土。清明，就是让茬与茬之间，不至于断了念想吧。

 

回到老家里，三位嫂子已经把饭做好了，做的是我们武威农村来人常常爱做的硬菜——“排骨垫卷子”，三嫂说：“里面还配着刚从二哥家蔬菜大棚里面摘来的新鲜架豆呢，渴了你们就喝茶，”孩子们抢着吃，闹着笑着。三哥喝了一口茶，叹道：“要是爹娘还在，看着这一大家子人，该多高兴啊！”一句话说得大家都沉默了。

 

是啊，要是爹娘还在，该多好。可这世上哪里有那么多的“要是”。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爹娘就像村口那两棵老槐树，为我们遮了一辈子风挡了一辈子雨，等我们长大了，他们却老了，倒下了，化成了这片黄土地的一部分。而我们能做的，只不过是每年清明，来给他们添几锨土，烧几张纸钱，磕几个头罢了。

 

但我想，这大概也够了。爹娘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最懂得土地的道理。土地不会说话，但它滋养万物；爹娘不在了，但他们活在我们身上。我们流着他们的血，长着他们的骨头，在这片生养了我们的黄土地上，继续着春种秋收的日子。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纪念了。

 

回到城里，天已经黑了。饭桌上，儿子问我：“爸，爷爷奶奶是什么样的人？”我想了想，说：“他们就是最普通的农村人，也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人。”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知道，有些话，要等他自己做了父亲才能够明白。

 

坐在灯下，我仿佛还能闻到坟头那新土的味儿，涩涩的，带着点春天的潮气。那味儿，让我想起母亲哼过的歌谣，想起父亲粗糙的大手，想起爹翻地时泥土的芳香，想起娘蒸馍时灶房的蒸气，想起我们那再也回不去的、八个孩子挤在一个炕上的夜晚。他们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却把人生最宝贵的东西种在了我们心里。这大概就是中国人的根吧——不管走到哪里，都记得自己从哪里来，记得那些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的先人们。

 

个人简介：董银林，甘肃武威人，教育工作者，凉州区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教育宣传工作，喜欢用有温度的文字记录校园生活。作品散见于《中国教育报》《甘肃教育》《甘肃教育报》《武威日报》以及“网信武威”“凉州融媒”“凉州文艺”“凉州作家”等各类媒体。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