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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顺鼎墓前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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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顺鼎墓前的沉思

 

作者:刘启明

 

清明的雨,是天地写给逝者的信笺。丝丝缕缕,凄凄艾艾,将汉寿城南龙珠湖公园晕染成一幅洇开的水墨。我撑着雨伞,在竹林小径的尽头寻到那方公园内唯一的茔冢——易顺鼎先生墓。混凝土封顶的墓冢在雨雾中静穆如磐,碑阳“显祖考易公实甫之墓”的刻字,被岁月磨得几分浅淡,却仍像一把钥匙,轻轻旋开了百年前的历史门扉。我手捧白菊,站在墓前,任雨丝模糊了视线,也模糊了时空的界限。恍惚间,墓地雨雾里似乎走出一个长衫飘飘的身影,带着洞庭湖水的温润,带着诗书剑气的锋芒,一步一步,从晚清的风云里缓缓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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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顺鼎与梁启超等人合影

 

 

汉寿的水土,从来就能孕育出灵秀人物。易家在这洞庭湖畔扎根数代,到易佩绅一代,已是簪缨世家。易佩绅是清末儒将,官至四川、江苏布政使,却始终带着寒门子弟的刚直。他的八百余首诗词里满是“民为邦本”的热肠和雄浑深沉的文风。这种风骨,不仅为易氏家族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更像种子一样,深植于儿子易顺鼎的血脉里。

1858年,易顺鼎降生在汉寿的这家书香门第。他仿佛是为诗文而生,五岁就能作对,出口便成“龙阳有才子、五岁能吟诗”的佳话。十五岁补诸生,湘中名士王闿运见了他的文章,惊为天人,将他与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并称为“湖湘两仙童”。那时的易顺鼎,宛若洞庭湖畔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人们都说,这孩子将来定是国之栋梁。

七岁那年的兵乱奇遇,更增添了他的传奇色彩。太平军攻破汉中,他与家人失散,流落军中半年,却被太平军将士奉为“小王子”般善待,后来被晚清王爷僧格林沁所部救回。面对这位威震天下的王爷,年幼的易顺鼎毫不怯场,用手指在王爷掌心里写字,从容报出姓名家世。僧格林沁抚掌大笑:“奇儿也!”这“神童”的名号,便从汉中传到了京城,直到多年后慈禧召见,荣禄还在老佛爷面前说起这段往事。

光绪元年,十八岁的易顺鼎考中举人,春风得意马蹄疾。他骑驴冒雪入南京,遍访六朝遗迹,一日赋就《金陵杂感》二十首。诗里的家国兴亡之叹,哪里像出自少年之手?忠州诗词名家李士芬读罢,赠诗“烂熟《南朝史》,澜翻东海波”。这评价,恰如易顺鼎的才思,翻涌不息,惊涛拍岸。

 

 

可命运的棋局,从来都不会一帆风顺。中举后的易顺鼎,六次赴京会试,六次落第。那朱红的宫门,像一道无形的墙,将他的抱负隔在门外。他开始怀疑科举的意义,也看清了官场的腐朽。无奈之下,他纳资捐了个刑部郎中,后来又改捐试用道,分发河南任职。

在河南的日子,他只想为民做点实事。郑州黄河决口,他督修贾鲁河河工,风里来雨里去,脚边是滔滔黄水,眼前是流离失所的百姓。他主持厘税、赈抚、督办,监考乡试,绘制《三省黄河图说》,凭着实干,他深得巡抚重用,被保荐为候补道,加按察使衔,赏二品顶戴。可这虚衔,终究填不满他的报国之志。他看着官场的尔虞我诈,看着百姓的万般疾苦,只觉得满心疲惫。于是,他请了病假,在庐山建起琴志楼,隐居起来,在山水间暂避锋芒,却被张之洞一纸聘书请回两湖书院,讲经论史,让满座学子聆听文脉的回响。

若不是被甲午战争的炮声震醒,或许他会就此消沉,终老此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消息传来,易顺鼎再也坐不住了。他墨绖从戎,投笔从戎,奔赴山海关,入湘军宿将、两江总督刘坤一军幕。当《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向日本割让台湾,赔款白银两万万两,他如遭雷击。他连夜赶回北京,冒死上书,力主“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事”,痛劾李鸿章误国之罪,字字泣血:“言人人所欲言,言人人所不敢言。”可腐败的朝廷,早已被吓破了胆,他的奏折,如石沉大海。

悲愤之下,他决心赴台抗日。他对刘坤一说:“愿只身入虎口,幸则为弦高之犒师,不幸则为鲁连之蹈海。”他乔装成船员,乘英国轮船渡海,夜色里的台湾海峡,浪涛汹涌,像他起伏的心潮。抵达台南时,台北已沦陷,台湾巡抚唐景崧逃回内地,只有刘永福带着黑旗军,在台南苦苦支撑。易顺鼎的到来,像一束光,照亮了绝望中的台湾军民。他与刘永福歃血为盟,“誓同死守,不肯事仇”。

为了筹措军饷,他又冒着炮火返回内地,四处奔走,从张之洞、谭继洵等人那里筹得白银十五万两,再渡海峡,带回台南。日军的炮火越来越近,台南的局势日益危急,官兵们纷纷渡海而归,可易顺鼎却不肯走。他站在城头,望着北方的大陆,盼着援军,盼着奇迹。直到张之洞、陈三立等人接连发来函电催促,他才不得不含泪离开。那些日子,内地传言他已殉国,知交们甚至写了挽联,可他却带着一身硝烟,回到了大陆,只是那颗心,早已支离破碎。

 

 

甲午战争的失败,像一道伤疤,刻在了易顺鼎的心头。此后,他辗转广西、云南、广东等地任道台。在地方上,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没有忘记百姓的疾苦。

宣统元年,易顺鼎从端州调任高、雷两州巡道兼兵备道。巡道官衔不低,管辖高州、雷州二府九个县,可他上任时,只带了师爷和随从各一人,轻车简从,从陆路经云浮、罗定、信宜,历时五天才到高州。那时的官家驿道,坎坷颠簸,他身体本就不好,却和挑夫一起晓行夜宿,毫无官老爷的架子。

到了高州,知府叶大华设宴欢迎,席上燕窝、烧烤、山珍飞禽应有尽有。易顺鼎表面客套,心里却不是滋味。他一向反对奢侈浪费,主张宴席从简,可初次接风,不好发作。倒是席间结识的举人梁宗榘、周先声、杨彦清,让他颇为欣喜,几人言谈投机,相约假日共游高城。

当晚他住进官舍,看到青砖青瓦的院落,天井里木棉树正开着红花,便诗兴大发:“清绝衙斋似古祠,吏忙抄牍没抄诗。一花竟可红三月,双鬓还得绿几时。”诗句里,有对官场忙碌的无奈,也有对时光易逝的感慨。

五天后,他便约了梁宗榘等人微服私访。先到城东冼太庙,看到香火鼎盛,他高声朗读苏东坡的《冼庙》诗,赞冼夫人是“中国的巾帼英雄,举世无双”。还即席赋诗《高州春城》:“岭外人烟百粤通,高凉无日不炎风。潘仙丹灶空山里,谯国灵旗夕阳中。蛤蚧鸣时春水绿,鹧鸪啼处木棉红。蛮材祠庙宣箫鼓,愁绝天涯一病翁。”

次日他们渡鉴江河到城西观山,了解到潘茂名的史迹。潘茂名是西晋永嘉道士,在观山研制丹药20年,救治无数黎民百姓,后来因救灾殉职。隋文帝以他的名字命名茂名县,唐太宗以他的姓氏命名潘州。易顺鼎听后称赞不已,认为潘茂名以民为本,济世救人,值得效仿,还赋诗《仙易亭》表达志向。

在高州任上,他见盗贼横行,百姓苦不堪言,便深入民间调查,写下《高州改善清乡议》,一针见血地指出:“匪与富家大族互相利用,任情纵意以害穷民。”他说,富家大族有打手团兵保护,不受匪害,便对盗匪坐视不管;地方官吏见大族不以为意,也听之任之。穷民呼号无门,走投无路,只能沦为盗匪。他的文字里,满是对底层百姓的同情,对腐败吏治的抨击。作为清廷的官员,他能如此直言不讳,体恤民情,在那个时代,实属难得。

他重视教育,在任上兴办书院,延请名师,让贫寒子弟也能读书识字。他说:“教育者,国之根本也”,只有百姓有了文化,国家才能有希望。他的理政思想里,始终贯穿着“民本”二字。他立志为官一任,便要造福一方。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他的努力,终究像投入大海的石子,激起一点涟漪,便被汹涌的浪涛吞没。

辛亥革命后,他来到北京,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交游。袁世凯称帝时,他出任印铸局长。这成了他人生中备受争议的一笔。或许是看透了世事的无常,或许是想在乱世中寻一个安身之所,他选择了这条道路。可帝制失败后,他又陷入了无尽的颓唐。他纵情于歌楼酒馆,用声色犬马麻醉自己。只是在醉酒之后,他总会时常想起庐山的琴志楼,想起台南的炮火,想起家乡洞庭湖畔的少年时光。

1920年,易顺鼎在北京病逝,享年六十三岁。他的灵柩被运回汉寿,葬在城南龙珠湖畔。从此,这位晚清的才子,便与家乡洞庭湖水、龙阳草木为伴,一睡就是百年。

 

 

易顺鼎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也是文采飞扬的一生。他与著名诗人樊增祥并称“北樊南易”,是晚清诗界的两座高峰;又与袁克文、何震彝等人并称“寒庐七子”,是近代有影响的大诗人之一。他于学无所不窥,考据、经学、骈体文无一不精。其作品有曲、赋、骈文、回文、传记、自传体白话小说、读书札记、古籍校注等,诗词更是当时文坛上“有独异之见地”的奇葩。一生赋诗逾万首,共著有《琴志楼编年诗集》等77卷22册诗文集传世,为晚清杰出的爱国诗人。张之洞曾亲批其《庐山诗录》,赞之“才思学历无不沛然有余,如神龙金翅,光彩飞腾,不独世间奇作,真是古今奇作也”。

他的诗,题材广泛,从家国兴亡到山水田园,从人生际遇到儿女情长,无不入诗。他作诗讲究属对工巧,用意新颖,有人评价他的诗“如怒猊抉石,渴骥奔泉”,充满了力量与激情。

甲午战争时期的诗作,最具风骨,尤以记载其赴台抗日之自述生平的诗集《四魂集》最为驰名。当《马关条约》签订,他写下“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字字血泪,读来令人心碎;赴台抗日时,他的诗里满是“提取头颅带血还”的家国豪情。那些诗句,是他用热血写就的,是那个时代的呐喊。

他的山水纪游诗,也别具一格。在天童山隐居时,他写下“青山无一尘,青天无一云。天上惟一月,山中惟一人”,短短二十个字,写尽了天地间的清寂与辽阔。还有“此时闻松声,此时闻钟声。此时闻涧声,此时闻虫声”,四种声音层层递进,从辽阔到悠远,从清脆到细微,却都裹着山中的静谧,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他的词,同样细腻动人。早年宦游时,见柳花纷飞,写下《花非花柳花》:“花非花,雪非雪。塞北逢,江南别。垫平骢路夜疑霜,堆上鹦阑朝误月。”短短几句,道尽南北辗转的疏离,藏着对安稳的渴望,轻软中带着几分沉重。

他不仅是诗人,还是学者、骈体文大家。他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传统,诗文中充满了对家国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关于他的文学成就,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李达轩在其《易氏作家群论》一书中是这样评价的:“易顺鼎的创作璀璨烂漫,不仅为时人所倾倒,而且在我们今天看来,其艺术技巧的高超和娴熟,语言的和谐和瑰丽,境界的超拔和恢宏,都是卓尔不凡,在整个近代文学史中是罕见的”。他的文学成就,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文坛,更对“易氏作家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易家四代,从易佩绅到易顺鼎,再到易君左、易征,代代有才子,个个擅诗文。易佩绅官至布政使,诗文里满是“民本”思想;易顺豫是光绪进士,曾任大学教授,诗词散文被收录进《全清词》《全清诗》;易君左被誉为“中国现代游记写作第一人”,他的散文纵横奔逸,舒卷自如,深得乃祖真传,著作等身,在东南亚享有盛名;易征投身革命,也有不少诗文传世。易氏家族的文学传承,像一条长河,从晚清流到现代,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

 

 

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打在伞面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看到墓地前的萋萋芳草,望着远处的龙珠湖,思绪万千。易顺鼎的一生,有过少年得志的高光,有过宦海沉浮的无奈,有过赴台抗倭的壮烈,也有过颓唐终老的悲凉。他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也是晚清文人的宿命。

他的身上,有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也有乱世中人的迷茫与挣扎。他痛恨腐败的朝廷,却又无法摆脱那个时代的束缚;他想拯救黎民于水火,却又无力回天。他的一生,是矛盾的一生,也是真实的一生。

他的勤政倡廉,他的理政崇教,他的民本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他在高州任上,轻车简从,反对奢侈浪费,深入民间体察民情,直言不讳地针砭时弊。这种为官之道,值得后世景仰。

如今,百年过去了,龙珠湖的水依旧流淌,故地的草木依旧葱茏。易顺鼎的墓冢,静静地卧在公园的一角,很少有人驻足。可他的诗文,他的风骨,他的气节,却从未被人遗忘。那些刻在纸上的文字,那些留在历史里的故事,像一盏明灯,一直照亮着后人。

百年光阴,不过是墓前草荣草枯的轮回。曾经的“湖湘仙童”“龙阳才子”“社会名士”“抗倭义士”,如今只剩一抔黄土,与萋萋野草为伴。但我们后人应该明白,易顺鼎从未真正远去。他的爱国情怀,是刻在民族骨血里的印记;他的诗文,是晚清历史的鲜活注脚;他的人生起落,是那个时代文人的缩影。站在他的墓碑前,我仿佛看见那个天资聪颖的神童,那个骑驴冒雪的少年,那个长衫飘飘的诗人,那个渡海赴台的义士,正步履匆匆穿过历史的云烟,与我静静对望。

清明的雨还在下着,洗去了墓冢的尘埃,也洗去了岁月的铅华。易顺鼎的一生,有少年得志的辉煌,有宦海沉浮的无奈,有爱国救亡的壮烈,也有晚年颓唐的叹息。可正是这起起落落的人生,构成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灵魂。他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晚清文人的挣扎与坚守,也照见了一个时代的沧桑与悲凉。

结束凭吊,转身离去时,我蓦然回望那方茔冢,雨雾中,它依旧静穆如磐。而那些关乎墓中人身世、才情、家国、荣辱与沉浮的绵绵思绪,和这清明的蒙蒙雨雾糅杂在一起,映衬在龙珠湖的波光里,飘洒在汉寿这片故土上,久久不忍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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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刘启明,湖南汉寿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解放军报》《农民日报》《湖南日报》《作家文苑》《文坛艺苑》《文史博览》《桃花源》《丁玲文学》《村官》等报刊。著有散文集《绿叶对根的情意》。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