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与他乡之间

——读马淑琴《灵水——精神的圣殿》

 

文/周永旗

 

京西群山间，藏着一个叫灵水的村子。四月的春光里翻开马淑琴老师的《灵水——精神的圣殿》，一种奇异的亲切感从纸页间漫溢。我也是门头沟人，生于斯长于斯，却从未真正走进过灵水。这些年走过周庄、同里，去过丽江、大理，对远方古镇如数家珍，却对家门口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知之甚少。这种“熟悉的陌生”，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症候。

 

马老师以诗意的笔触揭开灵水的面纱。从金代建村渊源，到明清涌现的举人群体；从“先有灵泉寺，后有北京城”的古禅院，到“三禁碑”铭刻的生态智慧；从刘懋恒父子三次赈灾的义举，到立秋时节全村共饮的“秋粥节”——灵水不再是普通的地理名词，而是一座精神的圣殿。

 

这让我想起一个深刻的问题：在急剧城市化的时代，当推土机不断改写乡村天际线，当一代代人离土离乡涌入都市，故乡对于现代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马老师的文章，恰是对精神原乡的深度勘探。她笔下的灵水，呈现出三重精神维度。

 

第一重，灵水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灵水村崇尚文化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明永乐八年村里就办起了社学和诸多私塾。”不足八百人的小村，明清两代出过多名举人，民国时期数名青年就读京师大学，以致有“教书先生遍京西”之说。刘增广得中举人后，倡导建起新式学堂；1914年村里办起新学，“全村孩子无论穷富都可以上学”——这背后，是令人动容的文化自觉。灵水人没把读书当作功利的工具，而是将其内化为生活方式与代际传承的信仰。

 

第二重，灵水作为伦理实践的现场。刘懋恒父子三次大规模赈灾：顺治初年，刘应全“捐家资数千金，以赈贫困”；康熙七年，父子捐粮三千七百多石，救济万余人；康熙三十年山西大灾，刘懋恒“带头捐家资……赖以更生者六万余人”。刘增广据此提议，每年立秋全村共饮粥糜，“你出一斗米，我出一把豆，没钱的添一瓢凉水，加一把柴……不分男女老幼一起捧碗喝粥”。一碗粥，成了伦理的象征、情感的纽带。“秋粥节”是人性的感召与相聚，在朴素的仪式里，完成了伦理的洗礼与共同体的凝聚。

 

第三重，灵水作为生态智慧的典范。村西南海火龙王庙的墙壁上，镶嵌着康熙年间的“三禁碑”：“池内三禁：凶泼投跳，愚顽搅混、儿童汗溺。池台三禁：宰杀腥膻，饮畜作贱，浆衣洗菜。”三百多年前，灵水人就建立起系统而严格的环保制度，并将其与信仰、乡规、自治紧紧相连。刘增广为推行“猪羊圈养”，故意放猪上街再当众捉杀分肉，以自身示范守护规矩。马老师说得很准：这种环保意识，源于对家园最深沉的保护与热爱。

 

三重维度——文化传承、伦理仪式、生态智慧，构成了完整的价值体系。也正是这一体系，让灵水真正成为一座“精神圣殿”。

 

近年来“乡愁”成为热词，却常常停留在消费层面：把乡村变成景点，把乡愁做成符号。马老师则不同，她数十次走进灵水，组织采风、编辑专刊，字里行间全是真诚的热爱——她不是在消费灵水，而是在激活灵水；不是在怀旧里沉溺，而是在行动中寻找故乡的当代意义。

 

作为门头沟人，读完此文，我心中既有愧疚，更有责任。灵水离我如此之近，我却从未真正走近。马老师的文字，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与故乡的疏离，也照亮了我重返故乡的路。

 

文章结尾，马老师写了灵水三株奇柏：飘逸的灵芝古柏，怀抱桑树的“柏抱桑”，怀抱榆树的“柏抱榆”。她将古树比作慈祥的母亲，紧紧搂抱着被收留的孤儿。灵水村，不也正是这样一株千年古柏吗？以博大的胸怀，拥抱着每一段传统、每一份记忆、每一个归来的游子。我们这些离乡的人，就像被古柏守护的桑与榆，形态各异，却在根脉上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

 

世界读书日，重读马淑琴老师这篇文章，对我而言格外有仪式感。它让我明白，真正的阅读不是获取信息，而是精神相遇。透过文字，我遇见了灵水这座精神圣殿，也遇见了那个被遗忘在故乡深处的自己。

 

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都藏着一座属于自己的“灵水”。它不一定是个村子，而是我们心里那个能安顿灵魂的根。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不必做浮萍，而要像那株灵芝古柏一样，把根扎进门头沟的泥土里。只有根系深扎，枝叶才能舒展。这，便是我在这个世界读书日，从马淑琴老师笔下收获的礼物。

 

（原创）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