掼猪

 

作者：倪章荣

 

掼猪就是把养得有了足够重量的活猪交给上面，交猪地点在公社革命委员会所在地（现在叫镇政府了），当时的说法是：是给国家掼猪。我不明白湘北一带为什么将这种行为叫做“掼”，是不是干脆、果断地奉上的意思？

人民公社的时期，凡农村居民，每家每户每年至少要向公社掼猪一头（超过六口人掼两头），否则就会被扣除口粮，还要处以罚款。也只有完成了掼猪任务之后，农户才有资格宰杀年猪。我家在人民公社时期是从未宰杀过年猪的，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大队（村）一年也就四五户人家宰杀年猪。一户人家一年养两头猪是件十分艰难的工程，要花钱买猪苗，要有人割猪草，还要家里有点余粮——猪不吃一点粮食是长不快的，此外，猪苗免不了会夭折，损失了七八元钱的猪苗钱不说，中途夭折的话，就意味着无法完成掼猪任务——如果只养了一头猪的话，便只有认扣认罚，便只有吃得更稀一点了。

当时收购牲猪的标准是131斤合格，分一二三级和等外级。好像一级牲猪每斤四毛一左右，等外级只有二毛八九，级别以牲猪的肥瘦区分，越肥级别越高。我们家严重缺粮，根本没有奢侈到给猪喂粮食的地步（哪怕是碎米），因此，我们家每年掼猪的级别都是等外。等外就等外吧，父母也会高兴，总算完成了任务，还能拿到40多元现金，除去猪苗钱、防疫钱，一年的辛苦也能赚差不多30元。

掼猪是件特别锻炼人的工作，首先你得体力好，用木轮车推着一百多斤的猪，走一二十里山路——最初的时候连简易公路都没有，只有走马车的羊肠小路，我们大队距离公社最远，20多里，掼一次猪差不多要一整天——还要排队或者收购员不高兴暂停收购。其次你得会低三下四，牲猪收购员是怠慢不起的。掼猪有很多讲究，农户掼猪时都要让饱饱的，多一斤也有三四毛钱啊，可是，猪在车上总免不了叫唤、折腾，到收购点时，吃下的基本上都拉完了，尤其是像我们大队这样路途这么远，我曾经听到过我们生产队好几个社员群众对公社附近的社员羡慕不已，说他们掼猪不仅省力气，还能给猪多添点分量。牲猪收购很严格，收购员不仅要称重，还要用尺量，用手摸，猪被称重时容易在猪笼里动弹，弄得不好就会少好几斤。能否把秤称好、能否评个好级、能否优先收购，甚至能否收购，就要看你是否有运气有关系了。没有关系的话，你的猪很肥也可能只给评个三级，还会扣七八斤上十斤猪食，有关系的话，猪不那么肥也会评个一级，甚至还缺三五斤达标，也会给收了。每年都有不少农户没有把猪掼掉的，掼不掉便只好再次把猪推回家里——有点像早些年打工人没有暂住证被原路遣返似的。秋冬季还好，要是夏季，没有掼掉的猪基本上不等回家便自绝于人民公社了。我读初中时曾经见过被遣返的猪死在路上后，夫妻俩抱头痛哭的情景。我们家的猪有过两三次被遣返的经历，不过我们家运气还算好，除了有一头觉悟不高的猪死在半途之外，其余两头猪都安全回到故乡。只是，经过一番折腾，猪会萎靡不振，还会掉好几斤肉，需要10数天才能恢复自信。

我唯一一次参与掼猪是七岁那年，父亲让我给他拉车，说掼了猪给我买包面吃。包面我只吃过一次，一年前与母亲一道去姨娘家贺喜，路过公社时，母亲给我买过一碗，那包皮的滑啊，那肉馅的肥啊，那面汤的油啊，想起一次就流一次口水。那是秋末的一天，我和父亲天不亮便出发了，父亲说猪怕晒。我把麻绳搭在肩上，用力地拉着父亲的木轮车，还没走几里路，我的衣服便全部汗湿了。父亲告诉我，平路上歇着，上坡再拉。父亲的木轮车行动得十分艰难，车轮时不时陷入山路的沟道里，车轮的“吱嘎”声和父亲的喘息声，让我无法不用力拉车。奇怪的是，我并不累，或许是包面激发了我的潜力吧。山路上的沟沟坎坎还算不上什么，最为辛苦的是即将进入公社集镇的那个叫“崩渡坎”的陡坡，现在想来应该有差不多80度，不仅陡，还有被车轮碾压的一道道深沟以及厚厚的尘土，我的有限的力气很难发挥，父亲用力地抵住木轮车不让它倒回去。我们在陡坡上挣扎了近两个小时，才在一位赶集的乡亲的帮助下到达坡顶。

我们的猪没有掼掉，父亲没有怠慢收购员，父亲一直小心翼翼地向收购员伍伯陪着笑脸，恭维伍伯身体好，只手能举百斤猪肉……伍伯看了我父亲一眼，他那张丰润的脸让我父亲枯瘦的脸相形见绌，父亲知趣地低下了头。怪我们家那头猪不争气，把清早吃进去的东西全拉了，离标准差了三四斤，且还特别瘦。这头猪都养了快一年了，除了草量大以外一无是处——不长肉、不安分、不上进，好像没想过把自己早点贡献出去。父亲不得不请来了公社搬运队一位牲雷的老乡帮忙求情。雷叔一口一个伍伯地叫，伍伯不看雷叔一眼，也不接雷叔递过去的纸烟。雷叔不停地点头哈腰，说，伍伯，您就给他收了吧，从宝塔来的，不容易。又说，伍伯，我们认得啊。伍伯乜了雷叔一眼，大声说，你认得我，可我不认得你！——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伍伯的口头禅：你认得我，我不认得你！雷叔走了之后，父亲差点给伍伯跪下，求他把猪收下，再推回去，猪可能就没命了。伍伯根本没有接茬。太阳下山时，父亲只好推着那头不思进取的猪走上让我头皮发麻的回家路。

我没有吃到包面，我们父子俩什么都没吃，我们饥肠辘辘往回走。半路休息的时候，我看见父亲流泪了。

那头缺乏追求的猪还是为自己争回了一点颜面，它没有死在路上，回家之后依然食量不减。母亲不得不从我们的口粮中匀出一点大米用于猪的栽培，让它慢慢地靠近国家标准。大年前夕，父母终于将这头改头换面的猪掼了出去——解除了罚款扣粮的危机。

我再也没有去掼猪，我害怕“掼途”的艰辛，更害怕把自己东西“掼”给别人还要那么卑微。

 

2026年4月24日

 

（倪章荣，笔名楚梦。作家、文史学者。）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