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杂谈】

 

青海李土司族源“沙陀说”无法回避的硬伤

 

作者：李积敏（终南山行者）

 

在明清时期的青海河湟地区，李氏土司家族是响当当的名门望族——从元末崭露头角，历经明清五百余年世袭传承，分为东府十三门、西府十门、中府四门，民间素有“河湟三万户，李姓据其半”的说法。这个家族不仅出过会宁伯李英、高阳伯李文等显赫人物，更成为西北边疆稳定的重要政治力量。然而，关于这个大家族的“出身”，却长期存在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他们是唐代沙陀突厥首领李克用的后裔，这就是所谓的族源“沙陀说”。

 

“沙陀说”并非空穴来风，清代官修史书、家谱、碑铭均有相关记载，甚至部分地方史志也予以采信，这些记载看似为“沙陀说”提供了支撑。如《清史稿·土司六》明确记载：“李南哥，西番人，自云李克用裔，元西宁州同知。明洪武初投诚，授指挥佥事世袭。”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李天俞修撰的《李氏家谱》亦云：“自沙陀初祖朱邪执宜传至赏哥太祖，历十四世。太祖，宋封鄯善王。”此外，《甘肃新通志》、《西宁府新志》等地方史志，也有李氏祖先出于沙陀李晋王的相关记载。但当我们褪去传说的光环，用历史事实、地理轨迹、谱系记载和学术考证的标尺去衡量，就会发现，这些看似有力的记载背后，实则布满无法回避的硬伤，“沙陀说”更像是特定历史时期，李氏家族为适应政治环境、提升家族地位而建构的“祖先记忆”，而非真实的历史原貌。

 

要搞懂“沙陀说”的这些硬伤所在，我们不妨先理清两个核心概念：青海李土司家族的活动核心始终在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甘肃西部一带），而沙陀族则是一个有着明确迁徙轨迹和活动范围的古代民族。两者之间存在的“时空错位”，正是“沙陀说”最根本、最无法回避的硬伤，也是我们拆解这一说法的首要切入点。

 

硬伤一：时空错位，沙陀与青海李土司从未“相遇”

 

沙陀族的历史，是一部从西域向东迁徙的历史，从头到尾都与青海河湟地区几乎没有交集。根据史料记载，沙陀原本是西域西突厥的一个分支，最早居住在今新疆巴里坤湖以东、古尔班通古特沙漠附近，因当地有大碛（沙漠），故得名“沙陀”。唐元和三年（808年），沙陀族因受到吐蕃猜忌，举族东迁，最终被唐朝安置在盐州（今陕西定边），后来又迁徙到代北地区（今山西北部），在这里逐渐发展壮大。

 

五代时期，沙陀族迎来鼎盛，先后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政权，成为当时中原地区的核心势力之一。但到了北宋以后，沙陀族逐渐融入汉族，慢慢从史籍中“消失”——没有任何可靠史料记载，沙陀族在北宋之后有大规模西迁青海的行动。换句话说，沙陀族的活动核心始终在河东、河北地区（今山西、河北一带），与河湟地区相距千里，两者在地理空间上完全脱节，根本没有交集的可能。

 

为了圆“沙陀说”的时空错位之殇，有人曾试图构拟一条完整的迁徙路线，甚至结合部分传说和后世记载作出详细排序：“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前夕，李克用的嫡子嫡孙有的被杀，有的逃入阴山。辽金时期以白达勒达（即白达靼）的名字出现。及至蒙古兴起，黑达、白达合二为一。元朝廷以西宁州为驸马昌吉（长吉）的封地，昌吉为白达靼部人，是李克用的后裔，其妻忙哥台公主为元世祖忽必烈之子真金的女儿。昌吉无后，死后由其弟脱帖木耳袭封。脱帖木耳有二子，长曰锁南管卜，次名赏哥，赏哥为西宁州都督指挥同知。赏哥生子名梅的古，梅的古生子名管吉录，依次袭父爵。管吉录生三子，长子叫察罕帖木儿，次子叫南哥，三子叫坚赞。元亡明兴，李南哥与察罕帖木儿归降，授都指挥”。但这种刻意构拟的说法没有任何可信的史料支撑，无论是李克用子孙逃入阴山，还是昌吉为其后人、赏哥为西宁州都督指挥同知等关键信息，均无同期史料佐证，不过是后世之人根据《李氏家谱》倒推出来的“猜想”，连最基本的迁徙时间、途经地点、史料佐证都没有，纯属空中楼阁，根本无法弥补时空错位的核心漏洞。

 

更关键的是，沙陀族在五代以后就已逐步融入汉族，慢慢从史籍中“消失”，而青海李土司家族直到元末才在河湟地区崭露头角，两者在时间上相隔近三百年，根本不可能存在直接的血缘传承关系。这就像把千里之外、百年之后的两个人硬说成父子，这种无法调和的时空错位矛盾，是“沙陀说”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的，更是其难以立足的核心症结。

 

硬伤二：谱系混乱，家谱记载漏洞百出

 

“沙陀说”的主要依据之一，是清代顺治十四年（1657年）李天俞修撰的《李氏家谱》，以及后来衍生的一些谱序、碑铭。但只要仔细梳理这些记载，就会发现其中充斥着混乱与矛盾，这些细节不仅无法支撑“沙陀说”，反而足以证明其虚构性。

 

首先是“强行嫁接”的混乱，这一点在《李氏世系谱序》的记载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明确记载：“按李氏初姓朱邪，沙陀人。先世事唐，赐姓李。……后至李思恭，徙居西夏，递传于宋。”这段原文清晰地将沙陀李氏与党项李氏糅合在一起，但其中的漏洞显而易见：李思恭是唐末党项族的首领，因平定黄巢起义有功被唐朝赐姓李，是西夏党项李氏的先祖；而沙陀李氏则是朱邪氏赐姓而来，两者分属不同民族、不同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家谱编撰者硬生生将两个毫无关联的家族谱系拼接在一起，把党项李氏的祖先当成沙陀李氏的后裔，这种明显的张冠李戴，恰恰暴露了沙陀谱系的虚构性，也印证了“沙陀说”的站不住脚。

 

更离谱的是，家谱中还将西夏宗室李继捧错误归为李克用的后人——要知道，李继捧是北宋时期的西夏皇族，而李克用是唐末的沙陀首领，两人不仅分属不同民族，生活年代还相隔近百年，这种显而易见的错误，进一步印证了家谱记载的不严谨，也让“沙陀说”的依据更加站不住脚。

 

其次是时间错位的明显漏洞。沙陀首领李克用生活在唐末（856-908年），而《李氏家谱》中记载的李氏始祖李赏哥，却活跃在元代，两者之间相隔整整三百余年。这三百年间，李氏家族的世系传承究竟如何？有哪些可考证的关键人物？家谱中没有任何清晰、可信的记载，仅用一句模糊的“历十四世”一笔带过。这种“断代”的谱系记载，根本无法证明李赏哥与李克用之间存在直接的血缘关系。

 

最关键的一点是，“沙陀说”并非李氏家族自兴起以来就有的说法，而是后世刻意添加的。根据李培业教授的考证，明初的李南哥（李土司家族的关键奠基人）从未自称是李克用的后裔，直到清初的李天俞修撰家谱时，才刻意将李克用伪立为家族始祖，并在呈给朝廷的文书中自称沙陀后裔。由于李天俞修撰的这份家谱被视为“土司官谱”，影响力广泛，这才导致“沙陀说”以讹传讹，流传至今。这种明显的“晚出”特征，恰恰说明“沙陀说”是后世刻意建构的，并非真实的历史事实。

 

硬伤三：政治建构，族源说法随时代“变脸”

 

如果说时空错位和谱系混乱是“沙陀说”无法掩饰的“硬伤”，那么其背后隐藏的政治动机，则让这一说法彻底失去了可信度。李氏家族的族源说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明清时期政治环境的变迁不断“变脸”，这种动态变化恰恰说明，“沙陀说”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建构，而非对真实族源的客观记载。

 

明初至明中期，李氏家族的族源说法与清代的“沙陀说”截然不同，彼时他们明确自称是西夏党项后裔，这一点并非无凭无据，有明代早期的《李南哥墓志铭》和《会宁伯李英神道碑》为证，且均有明确原文节选可考：《李南哥墓志铭》载：“公讳南哥，姓李氏。其先世居西夏，后有居西宁者，遂占籍为西宁人。”《会宁伯李英神道碑》亦云：“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世长西夏。”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碑铭撰写于李氏家族兴起初期，距离李南哥、李英生活的时代最近，相较于后世修订的家谱，记载更具真实性和可信度，也是“西夏说”最核心、最有力、更有坚实的史料支撑，绝非凭空杜撰。

 

但到了明末清初，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西夏”这一符号逐渐被赋予“叛逆少数民族”的负面含义，再加上李自成起义（李自成曾自称西夏后裔）的影响，李氏家族为了避免被牵连，保住家族的地位和既得利益，开始主动放弃“西夏皇裔”的身份，转而建构“沙陀李克用后裔”的族源说法。李克用作为唐末名将，被后世视为“忠义”的象征，且沙陀族在五代时期曾建立正统政权，这种身份既能成功避开“西夏”的负面标签，又能有效提升家族的门第与声望，是一种典型的“政治避险”行为。

 

到了乾隆时期，“沙陀说”彻底得到了清朝官方的认可，被正式纳入官修钦定的《皇清职贡图》，其原文明确记载：“碾伯县土指挥同知李国栋，唐沙陀李克用之后。有李南哥者，元时授为西宁州同知，世守西土，明初率众归附，授指挥同知。” 这段记载不仅将李国栋（李南哥后人）明确列为李克用后裔，还特意提及李南哥元时的官职，进一步强化了“沙陀说”的官方属性，也让这一说法在后世流传得更加广泛。这一官方认可的背后，实则是清朝的民族政策和政治需要——清朝统治者希望通过认可李氏家族的“沙陀身份”，拉拢西北边疆的土司势力，进而巩固对西北边疆的统治。由此可见，“沙陀说”的最终确立，并非基于真实的族源考证，而是李氏家族的政治诉求与清朝官方的统治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与李氏家族的真实族源毫无关联。

 

硬伤四：学术共识，“沙陀说”早已被广泛质疑

 

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沙陀说”的诸多漏洞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如今学界已形成普遍共识：“沙陀说”缺乏可靠的史料依据，青海李土司的族源，更可能是西夏党项，而非沙陀突厥。这种共识的形成，正是基于对史料的严谨辨析和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还原。

 

对于“沙陀说”的谬误，众多学者早已提出明确质疑，著名学者芈一之先生便直言，李土司家族将自己的族源乱攀到沙陀突厥或党项羌人，是“荒诞无稽”的，其原文表述为“李土司之李，乱攀到党项羌人，拓跋氏之李或沙陀突厥人朱邪氏之李，是荒诞无稽的”。在提出质疑的同时，芈一之先生还结合相关史料进一步论证，根据李氏世居地灵州（今宁夏吴忠一带）曾是唐代内迁吐谷浑的聚居地这一历史事实，提出李土司可能是吐谷浑后裔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沙陀说”的不可信。

 

在众多学者中，更多人倾向于“西夏党项说”。王继光先生认为，李氏家族“先世居西夏”的记载可信度极高，其先祖很可能是党项人；周伟洲先生则明确表示，《李氏族谱序》将沙陀李氏与西夏党项李氏强行结合的做法太过勉强，他更倾向于相信弘治年间《李英神道碑》的记载，即李土司源于西夏党项拓跋氏（李氏）。

 

在众多质疑“沙陀说”的学者中，李培业教授的研究最具说服力。他在《西夏李氏世谱研究》中，结合保存的十部族谱资料，以及《会宁伯李英神道碑》中“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世长西夏”的明确记载，详细论证了李土司是西夏皇族后裔的说法。同时，他还针对家谱中“李晋王”的记载作出纠正，明确指出，此处所谓的“李晋王”，并非沙陀李克用，而是西夏晋王嵬名察哥（西夏惠宗之子、崇宗之弟），其原文考证提及“嵬名察哥五征河湟，其活动区域与李氏土司世居之地高度契合，家谱所记‘李晋王’，实为嵬名察哥之误传”，这一考证进一步戳破了“沙陀说”的虚构性，为“西夏说”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支撑。

 

结语：族源之争背后，是历史记忆的建构与反思

 

青海李土司族源“沙陀说”的种种硬伤，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历史记忆并非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相”，它往往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的需求、家族的诉求而被重构。“沙陀说”的出现和流传并非偶然，而是明清时期河湟地区政治环境、民族关系、家族利益相互交织的产物——李氏家族通过重构祖先记忆，适应了不同时代的政治需求，保住了家族的地位和声望；而清朝官方则通过认可这种记忆，进一步拉拢西北边疆的土司势力，巩固了对西北边疆的统治。

 

我们否定“沙陀说”，并非否定李氏土司家族在西北边疆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更不是要割裂中国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脉络，而是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青海李土司的族源，更可能是西夏党项，而非沙陀。这一结论不仅基于扎实的史料考证和严谨的学术研究，更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边疆民族的身份认同——在王朝更迭、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许多边疆民族都会通过重构祖先记忆来适应生存环境，这正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生动缩影。

 

历史的价值，在于其真实性。唯有拨开后世建构的迷雾，正视“沙陀说”的种种硬伤，才能真正读懂青海李土司家族的兴衰历史，读懂中国边疆民族融合的复杂历程，也才能让我们在回望历史时，获得更深刻的哲思与启示，更好地理解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脉络。

 

（2026年3月16日完稿）

 

【作者简介】

李积敏，字慎言，笔名终南山行者。男，祖籍青海乐都，土族。研究生学历，中医理论创新探索者，作家诗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陕西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