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里的黔北古盐道
——习水县隆兴三场镇的百年沉浮录
作者:龙潭逸士
在黔北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的古道宛如一条沉睡的巨龙,静静地盘踞在赤水河畔。这里,曾是川盐入黔的咽喉要道,往昔,背盐工们佝偻着身躯负重前行的身影、马帮清脆的铜铃声,以及商贩们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共同交织成了一段悠长而深沉的历史故事。在习水县隆兴镇,曾经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商贸集市——鼎新场(俗称 “倒马坎”)、悦来场(即淋滩场)和龙兴场(后改隆兴场)。它们犹如历史的见证者,默默目睹了盐运经济的兴衰交替,也承载着几代人的生计希望与梦想追求。
如今,这些曾经繁华热闹的集市已逐渐归于沉寂。但古盐道青石板路上那深深浅浅的足迹,以及背杵留下的小孔痕,依旧清晰可辨;残存的老街,虽历经岁月的侵蚀,却仿佛仍在低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荣光。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一同探寻这三个场镇在百年时光里的跌宕变迁。
一、鼎新场:倒马坎下的盐运传奇
1、盐道咽喉的崛起
光绪五年(1879 年),四川总督丁宝祯奏请朝廷再次治理赤水河,旨在巩固自乾隆元年( 1736 年)设立的川盐四大口岸。此次治理意义重大,不仅精心修建了沿赤水河的陆路盐道,还大力加强了沿途各类设施的建设。陆路盐道从土城出发,途经石高嘴、遣虎寺、白沙岭、石板坳、核桃庄,最终延伸至鼎新场,形成了一条主干线和两条主要支线。其中主干线通往顺江铺(当时是赤水河边重要的盐运水陆码头),为盐运提供了便利的水路运输条件;一条支线通向东皇殿(今习水县城),拓展了盐运的内陆市场;另一条则到达临家庙(临江)和蚂蚁沟(马临),进一步扩大了盐运对比邻场镇的覆盖范围 。随着这些道路的相继建成,鼎新场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川盐入黔的重要枢纽之一。
光绪九年(1883 年),当地乡绅倪国俊、倪国英等人敏锐地察觉到了这里交通便利所蕴含的巨大商机,积极倡导建立了鼎新场。次年,由于连续几年遭受干旱灾害,百姓生活陷入极度困境。在这艰难时刻,官府下令由鼎新场总甲倪继云负责施官米救济灾民,规定逢二、七日各施济一次。没想到,这一救济举措逐渐吸引了众多百姓前来,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固定的集市。
这座新集市位于龙潭坝西侧约两公里处,地理位置十分关键,是川盐从土城运往茅台、遵义乃至贵阳的必经之地。据《增修仁怀厅志》记载:“鼎新场距城二百六十里,地名倒马坎,光绪九年设场 ,市民数十家,场期二七日”。
那时,背盐工们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他们大多是赤贫农民,为了生计,不得不承担起沉重的背盐工作。每包盐巴重达 50 斤,而他们每人却要背负 3-4 包,总重量达到 150 到 200 斤(妇女只能背2-3包)。每天黎明时分,当天空还未完全亮起,背盐工们就从土城出发,踏上长达 40 华里的崎岖山路。一路上,三分之二都是陡峭的山坡,行走极为困难。他们头戴斗笠,脚蹬草鞋,腰间挂着装有粗茶和玉米粑、红苕等食物的竹筒和布包,手中拿着简陋的背杵,艰难地支撑着身体前行。在陡峭的山路上,他们遵循着 “上七下八平十一” 的口诀,即上坡走七步、下坡走八步、平路走十一步,然后用背杵顶着背篼歇脚。饿了,便就着竹筒里的粗茶,啃几口腰间冷硬的食物充饥。傍晚时分,经过一整天的艰难跋涉,疲惫不堪的盐工们终于抵达鼎新场。他们在简陋的茶旅馆里歇息一晚,裹上一支旱烟,喝一碗苦丁茶或老鹰茶,再喝上二两包谷烧酒暖暖身子,与同伴们摆摆龙门阵、开开玩笑,暂时忘却一天的疲劳。次日,他们又得早早启程,继续赶路,经烂泥铺、桃竹坝、顺江铺、岔角滩,最终到达四川古蔺的二郎滩盐号交盐。
当时的鼎新场虽然规模不大,整个街道长不过两百多米,但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设有盐店、粮店、茶马店、布庄、铁匠铺、牲畜市等各类商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2、倒马坎的传说
相传在光绪年间,仁怀厅一位年轻的新任通判骑马赴任。当他途经鼎新场时,由于地面全是青石板铺就,马蹄突然打滑,通判连人带马摔倒在地,场面十分狼狈。通判狼狈起身,看着高低不平、狭窄的道路,不禁感慨道:“此坎险如虎口,倒马不足为奇。” 言罢,他即兴赋诗一首:“青石板上马蹄轻,一跤跌出倒马名。莫道黔地无通途,盐道弯弯接蜀京。” 此后,“倒马坎” 这个名字便不胫而走,成为了鼎新场的一个独特符号。
3、民间纠纷与交通变革下的衰落
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在鼎新场的一次赶集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布客倪真伍卖布装钱的钱盘突然丢失,他四处寻找,却一无所获。没过多久,空钱盘却出现在袁桃兴小媳妇儿赵氏的卖酒摊上。这一意外事件引发了双方的纠纷,最终演变成打群架。袁桃兴为了给自己家人出气,杀猪宰羊,纠集了袁姓 28 名持枪族人,与倪姓展开激烈对抗。这场冲突从鼎新场一直蔓延到杨柳沟(龙潭坝后面),场面一度失控。后来,虽经张南薰(1878—1950曾任赤水县参议员)、张肇端等当地名人出面调解,双方暂时停止了争斗,但集市的公信力却已逐渐降低。此后,鼎新场的倪家与龙潭坝的袁家矛盾重重,集市的氛围也变得紧张压抑,前来赶集的人越来越少,集市慢慢变得冷清了许多。
与此同时,交通变革给鼎新场带来了更为致命的打击。赤水县第七区区长刘春和为了改善盐运交通状况,开辟了新盐道。他组织修建了土城至淋滩再到顺江铺的石板大路,这条新路的路程比原来缩短了5华里,路况更为宽阔、平坦,大大方便了背盐工和客商们的通行。此后,背盐工与客商们纷纷改道,选择走这条更为便捷的新路。据《赤水县志》记载,“赤水县政府布告为布告周知事中指明……查该地旧有鼎新场,从前(1878 年起)为进省必经之要道。现刘春和以陆路盐运路线土城、遣虎寺、鼎新场、桃竹顶、顺江铺,改由土城、宝寨、淋滩、仙人坳、鸡爬坎直上顺江,该鼎新场遂成虚设,且于商贾交通诸多不宜……” 就这样,鼎新场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沦为 “虚设”。后来,一场大火突如其来,烧毁了鼎新场下街许多街房,曾经热闹的集市如今只剩下一片残垣断壁,让人唏嘘不已。
二、悦来场:刘春和的商业帝国
1、蚕桑兴业与集市初创
淋滩人刘春和(1858—1939),曾任仁怀直隶厅土城里三甲总甲、保董。民国12年和民国19年,两度任赤水县第七区区长。是一位出身贫寒却极具商业头脑的实业家。他早年靠拉船当纤夫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苦。幸运的是,他得到了舅父土城罗长顺(罗屏芝司令官之父)资助的一筐山蚕种,开始尝试发展山蚕养殖。他在青杠林中精心放养山蚕,经过数年的辛勤经营,他的蚕桑事业逐渐有了起色,养殖规模不断扩大,扩展到了 100 多亩青杠林地,成为了当地赫赫有名的首富。他不仅自己致富,还积极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养蚕,传授养殖技术,帮助大家增加收入。
清末民初,淋滩凭借刘春和的带动,已成为黔北重要的蚕茧基地。刘春和并不满足于此,他进一步拓展产业链,开设缫丝作坊,逐步发展出织绸、染色、油绸加工等产业。他创办的 “春和丝绸厂” 所产油绸,品质上乘,在民国 19 年(1930 年)荣获贵州全省实业展览会银奖,产品远销香港、日本等地,受到了广泛的赞誉。
刘春和首创 “商户联农户” 模式,这一创新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当地蚕桑产业的发展。他免费为农户提供蚕种与技术支持,还承诺以保底价收购蚕茧,消除了农户的后顾之忧。此外,他不断改良缫丝工艺,从河南引进先进的染色技术,并请来专业技师指导生产,使得淋滩丝绸以 “柔滑如脂、色泽鲜亮” 闻名遐迩。据《赤水县志》记载:“春和丝绸厂每日用工三百余人,年产绸缎五千匹。” 这一数据充分显示了春和丝绸厂的规模和影响力。同时,他还开办了铁厂、锅厂、陶罐厂,生产的产品畅销省内外。
2、悦来场的建立与初期困境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刘春和在曹家坝兴修街房 12 间,同时发动乡邻共修建了40多间,创立悦来场,开设旅栈、酒店、饭馆、百货布匹商店,建立市场,命名悦来场(后改淋滩场),定场期为二、七日。然而,悦来场在创立初期面临着诸多困境。它的地理位置十分尴尬,东南有四川太平渡、西有土城场、南有唐朝坝(俗称桃场坝,即现在的同民场)、醒觉溪(俗称洗脚溪,即现在的醒民场)、北有鼎新场,几乎处于五个集市的中心位置。这使得悦来场在吸引客源方面面临巨大挑战,赶集的人寥寥无几。而且,淋滩到土城和太平渡虽通水路,但陆路皆是羊肠小道,道路崎岖难行,商旅往来极为不便,严重制约了悦来场的发展。
3、修路拓商发展教育
民国元年(1912 年),为了打破地理桎梏,振兴悦来场,决心开辟新的盐运路线。时任区长的刘春和亲自实地勘察地形,不辞辛劳地穿梭于山林之间,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选定从土城溯赤水河至淋滩,再经牛场坝(陶罐)、仙人坳、鸡爬坎至顺江铺的路线。随后,他与鸡爬坎乡绅吴瑧荣合作,正式动工新建和扩建土城经淋滩至顺江铺的 70 华里石板大路。他们通过商议分段施工,吴瑧荣负责从顺江铺、鸡爬坎修到仙人坳 20 华里;刘春和投资白银 3000 两,负责修建从土城、宝寨、淋滩、坪上、牛场坝到仙人坳 50 华里,其中还架设了 8 座桥梁,克服了重重困难。同时,他将盐道改经淋滩,又从坪上新修一条 10 华里的石板路到千江寺,连通淋滩到醒民和四川太平渡的赶场大路。
新路建成后,效果立竿见影。客商和盐工们纷纷改道,选择从悦来场经过。悦来场一跃成为水陆交通枢纽,吸引了大量商贾前来经商,市面变得繁荣昌盛。
民国17年(1928年),刘春和与刘纯武父子带头捐献资金和木料,与当地乡绅罗汉舟等人共同倡议、并在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建成600平方米砖木结构一楼一底的西式洋学堂;创办了淋滩河东两级小学(即初级、高级)。该小学(也称“淋滩高级小学”),是民国初年赤水河中游一带最早的一所西式建筑的学校,俗称“淋滩洋学堂”,第一任校董张南薰、校长袁跃堂,还专门从外地聘请教师授课。刘春和还让出旧居,分别男女班授课,开创了淋滩第一间新型小学校。另外,还聘请教师于晚间教授当地在厂里做工青年工人学文化,为解决当地贫苦农民子弟上学困难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28年(1939年),刘春和筹建土城至淋滩盐道最后一座大桥——土城天堂口大桥,刚施工三月即病世。临终前嘱咐其次子刘纯武(1895—1952)节省丧葬费,继续修桥。刘纯武继承父志,完成了任务。民国35年(1946年),刘纯武任赤水、习水、古蔺等三县联防办事处主任时,为保护联防辖区安宁,曾亲率联防武装人员捕杀了作恶多端,危害乡邻的惯匪地滚子王润生,赤水县政府给他记大功一次。刘纯武继任赤水县第七区区长后,他不仅完成了父亲的遗愿,还积极收留救助红军伤员、成立保商队,保护客商们从土城到二郎滩一线的安全。四川商民曾在淋滩渡口之石壁上(俗称红岩岩)为刘纯武竖立题词,“威靖苻萑”的碑刻至今犹存。他还在父亲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柑蔗产业,壮大铁厂、锅厂、红糖厂、陶罐厂等产业,增加劳动就业,将淋滩推向了鼎盛时期。
悦来场(淋滩场)鼎盛时期,每日有数十艘木船停靠码头,装卸食盐、丝绸、山货等各类货物。往来的客商和背盐的盐工络绎不绝,每逢赶集日,街道上车水马龙,水泄不通,商铺通宵营业,热闹非凡。
然而,好景不长。解放初期,七区政府(设在淋滩)遭遇火灾,损失惨重。加之当时土匪猖獗,社会治安不稳定,政府人员为了安全起见,整体搬迁至土城桂香栈,再迁到同民地藏寺办公。随后,新成立的第八区将区公所设在隆兴场,淋滩逐渐被边缘化。后来,赤水河机动船的开通,不再有纤夫和背盐工;又随着赤桐公路的修建,淋滩因偏离主干道,交通优势不在,逐渐走向衰落。曾经繁华的水陆码头逐渐沉寂,如今,曹家坝悦来场仅剩的街房已经破落不堪,一棵古榕树孤独地矗立在刘家祠堂那里,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辉煌。
4、刘纯武救助红军的壮举
1935 年 1 月 28 日,红军长征至土城,在青杠坡与国民党川军展开一场举世闻名的阻击战。因寡不敌众,次日红军撤出战斗,向古蔺方向转移,致使不少红军伤员流落土城、隆兴地区。当时,一些伤员被当地民团和贪财群众杀害,还有许多因未得到及时救助而饿死、病死。
针对掉队的红军伤员和地方进步人士所面临的困境,时任民国赤水县县长陈廷纲(民主进步人士),曾嘱咐区乡政府,要分别安置、资助或保护。刘纯武时任赤水县第七区区长,得知情况后,立即发布布告,严令 “严禁杀害红军,杀人者偿命”,随后积极收留流落的红军伤病员,将他们安置在自家名为 “老房子” 的手工业作坊中,还请来当地中医刘泮元为伤员治病疗伤 。
红军伤病员伤愈后,刘纯武根据他们的意愿安排后续事宜。对想返回原籍的,起初资助银元作路费,后来改为纸币,让裁缝鄢丙贵缝进衣服内里,并在临行前招待一顿饭。部分返回原籍的红军,如田成玉、何祖生等,还寄来感谢信。从 1935 年起,陆续有近百名红军伤病员来到淋滩,截至 1936 年初,刘纯武送返原籍的红军约六七十人。
对于选择留下的红军,刘纯武安排他们在当地做工、经商务农,或加入保商队。如今当地群众还记得,留下的红军干部有刘清华(原名张文湘,干部教导团政委)、刘湘辉(红 23 师 67 团参谋长)等,战士有马成龙、田成玉、何祖生、汪志祥、宋加通等十多人。1936 年 10 月,赤水县县长陈廷刚(民主进步人士)巡察至淋滩,对刘纯武收留、医治并遣返红军伤病员的义举给予高度肯定与赞赏。
三、龙兴场:龙潭坝上的新生与繁荣
1、取代鼎新场的商贸新星
民国七年(1918 年),四川太平渡一位叫夏于桥的风水先生来到龙潭坝(俗称龙滩坝)考察。他发现此地坝中有两口深约两米、直径约三米的大水塘,内有清泉涌出,冬暖夏凉;坝中间有一条河沟至西向东,从杨华沟绿观槽山脚直通腊家湾消水洞,水源十分丰富。而且地势平坦开阔,良田千亩,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于是,他向地方建议在此地兴办一个市场,必定能兴旺发达。
次年(1919 年),经张南薰(字光烈)、张肇端、张万顺、袁桃兴、倪登丰、张满堂(国材)、倪耿光等开明人士联合众乡绅筹划,由张光烈执笔,以鼎新场 “虚设” 为由,向政府请求在龙潭坝建新场。同年十月,政府派员前来考察后……旋据该区长袁赓文等呈覆内称,查该地旧有鼎新场,从前为进省必经之要道。现刘春和以路线改由土城直上顺江,该鼎新场遂成虚设,且于商贾交通诸多不宜……赤水县县长彭汝棐出具布告,同意建立龙兴场,并送沙灯一对表示祝贺。
得到政府批准后,张万顺率先修上排街房一排三间,张肇端同时修上下排共十一间,罗汉舟随后也修下排一排两间。接着,袁桃兴、张南薰、倪朋高、罗正君、张南香、张恒安等众多乡绅共同在龙潭坝建立起长 400 多米的街房,与张家四合头、吉安台相连接。终于,在众人的努力下,龙潭坝建起了场集,并规定逢五、十赶场。开场当日,现场鞭炮齐鸣、锣鼓震天,热闹非凡。张南薰等人还特意请来川剧班子唱响《柳荫记》,吸引了周边乡民纷纷背着背篼、牵着牲畜涌入。场坝上卖艺的、杂耍的应有尽有,瞬间人声鼎沸,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赤水县政府布告中详细记载了选址理由:“龙潭坝既为川南到习贸易之通衢,又为各地米粮出口之总路,便商便民,莫此为最,以外场市均相隔三数十里,实无窒碍之可言等情……”张绍端、张南薰等首人还拟定了《场市条规》,明确规定了交易规则、度量衡标准及纠纷调解机制,确保集市能够规范有序地运行。
2、更名 “隆兴”,寓意兴旺
1951年2月16日,正式分区成立中国共产党赤水县第八区委员会,区署住地设在龙兴场,朱广文任第一届书记(兼政委),赵君式任第一届区长。为了祈求市场兴旺发达,将 “龙兴场”更名为“隆兴场”。此后,隆兴场不负众望,迅速发展壮大,成为黔北重要的商贸集镇。据《赤水县志》记载:“龙兴场年输出稻米五万余担,生猪两万余头,桐油、山货不计其数。” 鼎盛时期,场镇上商业繁荣,有米行五家、猪市一处,布庄、药铺、剃头铺、铁匠铺等各类商铺鳞次栉比。甚至还保留着 “以物易物” 的古风,如 “三斤包谷换一斤白酒” 的潜规则一直延续到八九十年代,展现了当地独特的商业文化。
3、商帮之争:隆兴场的立足之战
开场后,隆兴场的商业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帮派势力。粮食帮、盐巴帮由本地人组织控制,布帮、丝棉帮、棉织帮由四川人组织控制,无形中形成了两派。这一年,四川安岳人杨友光(奢户)来隆兴贩卖大米、大豆,因与张庆华为袍哥一事引发打架冲突。杨友光为了报复,拉来四川安岳、合江帮派到鼎新场重新开场,企图冷落隆兴场。但隆兴场凭借其良好的市场环境和丰富的商品种类,深受赶场群众的喜爱。大家都不愿意去鼎新场,杨友光的计划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附隆兴场开场纪事
赤水县政府布告为布告周知事:
案自治职员张光烈等报称,于龙潭坝建设场市,恳请注案核示壹案,当经批谕,仰候转令。该区区长查明该地设场,究与附近各场有无窒碍,再行核夺等谕去后,旋据该区长袁赓文等呈覆内称,查该地旧有鼎新场,从前(1878年起)为进省必经之要道。现刘春和(1913年)以路线改由土城直上顺江,该鼎新场遂成虚设,且于商贾交通诸多不宜。兹张光烈等以龙潭坝改设龙兴场,查该地既为川南到习贸易之通衢,又为各地米粮出口之总路,便商便民,莫此为最,以外场市均相隔三数十里,实无窒碍之可言等情。据此准由该场首人择吉开场,按照拟订条规交易通商。为此揭示晓谕,仰各界人等一体知照,切切此布。
实贴龙兴场勿损
县长: 彭汝棐
中华民国八年(1919年)十月
四、场镇变迁的深层密码
1、地理与交通的决定性作用
三场镇的兴衰,本质上是地理与交通博弈的结果。鼎新场因盐道而兴,因道路改道而衰;悦来场借刘春和修路成为水陆交通枢纽,又因公路开通被遗弃;龙兴场凭借龙潭坝的平坦地势与水源优势崛起,最终受限于高速公路只是过境,无下道口,造成陆路交通的发展滞后。
2、乡绅力量的历史影响
倪国俊、刘春和父子、罗汉舟、张南薰、袁桃兴、张绍端等乡绅的个人魄力与商业智慧,深刻改写了场镇命运。他们修路架桥、发展实业、规范市场,展现了传统社会中精英阶层的能动性。刘纯武继承父业,将淋滩的工商业推向新高度,更体现了家族传承的力量。
3、 时代浪潮下的个体命运
背盐工的草鞋、背篼,丝绸厂的织机、米行的木斗,这些器物背后是无数普通人的生存挣扎。鼎新场倪氏与袁氏的纠纷加速集市衰落,龙兴场的经商公平经营赢得口碑,个体选择与时代洪流相互交织,构成了场镇史的微观叙事。
五、结语:古道余韵,历史回响
鼎新场、淋滩场、隆兴场的兴衰,是黔北地区经济、交通与社会发展的生动缩影。背盐工在古道上艰难前行,老区长刘春和为新开悦来场(淋滩场),不畏艰险开辟盐运及商道新路径,发展工业、兴办教育,尽显开拓精神,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其子刘纯武继承父业,护商助农、救助红军伤员,为淋滩场商业发展与辖区秩序维护贡献巨大,父子俩共同助力场镇因盐运文化兴起、发展。隆兴场的商贸繁荣,也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
岁月悠悠,赤水河依旧奔腾不息,青石板路虽历经风雨,却仍静静诉说着往昔的故事。曾经的盐工号子、商贩吆喝、川剧锣鼓,虽已随风飘散,但仿佛仍在耳边回响。那些留存下来的青石板、老榕树,成为历史的见证者,默默讲述着过去的繁华。它们以独特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着历史的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脱贫攻坚时期,政府大力推进旅游开发。沿赤水河新修了旅游公路和自行车赛道,从土城经淋滩到二郎滩仅需半小时车程。2015 年遵赤高速公路过境隆兴场后,政府又对原有公路进行改道,缩短了习水县城到隆兴场的路程,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生活和出行。如今,这些古老场镇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正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未来的发展与挑战,续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最后笔者以一首词结束该篇文章:
临江仙・忆习水隆兴三场镇
黔北盐途千载梦,青峰犹记峥嵘。背夫血汗染苔青。
马蹄惊古道,商贾竞晨星。
悦来丝路连云外,春和父子留名。鼎新龙兴几枯荣。
赤河奔浪远,旧事刻山铭。
2026年5月于习水
作者简介:龙潭逸士(王颖),男,1965年生,彝族,中共党员,贵州习水县人,文史爱好者,习水县作家协会会员、习水县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遵义市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散见于省内报刊杂志。
本文由史映红推荐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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