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五岁的我就跟着村子里的人喊“杠爷”。杠爷确实是爷爷辈，但在同辈人的嘴里也喊“杠爷”，这源于约定俗称的习惯延续。

       “杠爷”姓孙，孙子的孙。他有一姐姐出嫁邻村，“杠爷”二十五岁父母双双离世，接过家族经营抬杠生意的他，也顺理成章的承袭了“杠爷”的称呼。抬杠不是争论中的抬杠，这跟死人有关系，这是丧葬里一个老行业。一个杂姓居住的六百户，三千人的村子都能按辈分称呼。见面，特别是过年节，按辈分称呼彰显出乡俗文化底蕴的厚重，有些人虽然年龄不大却辈分高，就像乡谚说的那样：萝卜不大却长在背上。“杠爷”居住在鲁西北平原，与河北接壤县城的一个民风淳朴，乡俗多乡情重的村里。“杠爷”住在村子中央，两扇高高的大门，敞开就是宽阔的街道，街道向南五米就是乡民挑水的深井，深井向南三米就是常年不干枯的水塘。这一得天独厚的地方成了我童年少年玩耍的乐园，井水旁提水挑水从早到晚人流不断，水塘游鱼穿梭上下潜伏，水塘旁树木高耸，夏天捉蝉摸鱼捞虾，冬天滑冰砸冰抓鱼快乐着一段成长的岁月。乐园外水井旁是大人们说东道西说婚道丧的地方，这里如同每天的新闻发布会场，一旦谁家有过世的老人，出殡的当天“杠爷”就开始在门前空地，呼唤着杠手抬木杠抱粗绳，排好捆牢“杠爷”还要仔细地摸摸拽拽。别人忙活的间隙，我和伙伴们就会在木杠前后跑跳，甚至坐在长木杠上骑大马似得洋洋自得。平常黑着脸的“杠爷”不知何故不大声呵斥，反而笑嘻嘻地逗着玩。看多哭泣的脸常听哭泣声的“杠爷”难得有这样的好心情好脸色。

       那时的“杠爷”，身高足有一米八，体重有一百五。黑黑的面孔，那一嗓子“起杠了”如雷贯耳，喊的哭声像闸门突然闸住的水瞬间停流，仿佛空气一般凝固，人们的目光集中在棺材前，泰山般稳稳站立的“杠爷”，鸦雀无声的乡道上只见盖着浅红色布幔的棺材，被十六个健壮男子汉重重地扛起，木杠上肩的杠手缓缓移步。装有尸体的棺材平稳地行进在通往天堂的路上。墓地又是一嗓子“落杠”，八个男子麻利地解绳，八个男人跳进墓坑，手托肩扛直到按风水先生要求调好棺材位置，“杠爷”的这单生意才算大功告成。“杠爷”是村子里最忙的人，也是最让人厌恶而又离不开的人。土葬风俗盛行的年代人们都要为死去的亲人送葬，把丧葬办得体面风光，这最后一程顾杠便成了亲人孝情体现的闪光点。三天五天七天出殡的习俗，让“杠爷”常常掰着手指算计着，同村外村顾杠的人有时连续不断，有时也会一下午两次出杠，但更多的时候一个月没有一次。闲着的时候“杠爷”就跟着村民下地干活挣工分，没有多少收入的年代“杠爷”常常盼着有活。一个出杠的活下来，白酒香烟甚至面粉玉米都有，除去分给杠手也够自己吃半个月。木杠的大小圆木绳索都是自己的，据说是他爷爷流传下来的。上等的好木头好绳索经风雨经日晒多年不折不弯不断，不然如果有一天一根木头忽然断了，那可是天塌下来的大事，丧主不满自己也会无脸再干。好在这三十年从未发生过杠断绳松，导致棺材倾斜的悲剧。一有丧事“杠爷”就会召集杠手，这些人都是要一米七左右的身高，一百四十斤左右的体重健壮的男劳力。相同的身高才会保持平衡，相同的体重才能杠起沉重的棺材。从丧事第一天起“杠爷”就吃在丧主家，平常猛吃海喝的他，丧事期间滴酒不沾。不理解的村民悄悄问道，他总是一脸严肃地说出那句：“喝酒，那是对死者的不敬，我要用干净的声音送死者上路。”

       八十年代初期农村土地承包，收入翻番的农民有钱了，婚丧嫁娶的场面越办越大。按说“杠爷”的生意也会水涨船高，现实却不这样。革除旧风俗倡导推行火化给千年农村吹来一股新风，即使土葬也再不用棺材。小小的骨灰盒或灵车或怀抱到墓地入土为安，成了农村人的首选丧葬。

       当了三十多年的“杠爷”生意没了，身体也垮了。屋漏偏遇连阴雨的日子，一天天折磨着他的情感，消耗着他的体能。早年过多透支的身体好像成了一个空壳，肝硬化肝癌导致他从足不出户到身不下炕。“杠爷”生意红火的那些年也多次托人说媒，有身高有模样有收入的他，就是不被女人看好，一打听是干杠爷的活，人家就觉得晦气，拖来拖去年龄大了，“杠爷”成家的梦有大到小，最后像吹起的泡泡般瞬间无影无踪了。好在外甥病炕前端水喂饭拿药倒尿陪睡，直至瘦的皮包骨头，慢慢咽下最后一口气。

       “杠爷”出殡的那天，正是八月的乡村大雨频下的季节。午后三点灰暗的天空，一个响雷炸响，一道闪电仿佛伴着起杠的吼声，划过看不清的天空。外甥抱着“杠爷”的骨灰盒，在乡民眼光深情送行的街道，踩着泥泞的土路走向墓地，走向“杠爷”生前无数次送葬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