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水情（5-6）

 

作者/池征遥

 

第五章 离乡

 

戴家洲没有回学校。

 

他在村口皂角树下站了很久，看着心意妹妹蹦蹦跳跳跑回家的背影，看着她手里那片金黄的皂角叶在阳光下闪了闪，消失在小巷尽头。

 

然后他转过身，朝相反的方向走去。

 

不是去烔炀，是去小许村——外婆家。他走得很快，像在逃离什么。背上那个母亲给的布包越来越重，煮鸡蛋隔着粗布传来温热的触感，烫得他背心生疼。

 

晌午时分，他到了。

 

外婆正在院子里晒萝卜干，见他来，浑浊的眼睛亮了一下：“洲伢子？你怎么……”

 

“学校放假。”戴家洲还是那句话，说得自己都心虚。

 

外婆没多问，只是颤巍巍地去灶房，端出一碗糖水荷包蛋——只有一碗，显然是刚给自己做的午饭。她推到戴家洲面前：“趁热吃。”

 

戴家洲看着碗里那两个白生生的鸡蛋，眼圈红了。他想起小时候在外婆家长大的日子，想起外婆总把最好的留给他。

 

“外婆，”他低着头，声音发闷，“我想……借点钱。”

 

外婆的手顿了顿。她慢慢坐下，拿起旁边的蒲扇，一下一下地扇着——其实不热，九月的风已经凉了。

 

“要多少？”

 

“……两块钱。”戴家洲说得艰难，“我……我想去铜陵。”

 

“铜陵？”外婆抬起眼，“去做甚？”

 

“李老师说，他姐姐在铜陵金属公司，那里在招工。”戴家洲语速很快，像怕一停就会后悔，“我想去试试。考上了，就有工作，就能拿工资了！”

 

外婆沉默了很久。院子里很安静，只有鸡在刨食的沙沙声。远处传来敲钟的声音，是生产队集合上工。

 

“洲伢子，”外婆终于开口，“你妈知道吗？”

 

戴家洲摇摇头。

 

“你爸呢？”

 

“他在炼铁厂，要一个月才回来。”

 

外婆叹了口气。她站起来，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出来，手里捏着个手帕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张皱巴巴的纸币，还有几枚硬币。

 

“这是三块五。”外婆把钱塞进他手里，“我只有这些了。你……拿着。”

 

戴家洲的手在抖。他看着那些钱——最大的面额是一块，最小的是一分。凑成这叠钱的，不知道是外婆攒了多久的鸡蛋钱，草药钱，还是舅舅偷偷给她的养老钱。

 

“外婆，我……”

 

“别说了。”外婆摆摆手，“去。去了，就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

 

她转过身去，继续晒那些萝卜干。阳光照在她佝偻的背上，花白的头发在风里飘着。

 

戴家洲把钱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最贴身的口袋。那个装着煮鸡蛋的布包，他轻轻放在灶台上。

 

“外婆，”他站在院门口，“我走了。”

 

外婆没回头，只是挥了挥手。

 

从外婆家出来，戴家洲直接去了烔炀镇。

 

他找到李老师家——在学校时，李老师给过地址，说有事可以来找。那是一间临街的小屋，门虚掩着。

 

“李老师？”

 

李诚正在收拾行李，见他来，吃了一惊：“家洲？你怎么……”

 

“我不回学校了。”戴家洲说得干脆，“我想去铜陵。”

 

李老师看着他，看了很久。屋里很乱，书、衣服、日用品堆了一地，像是要出远门。

 

“你来得正好。”李老师忽然笑了，那笑里有种苦涩，“我也不待了。”

 

“为什么？”

 

“方校长找我谈话了。”李老师坐下来，点了支烟——戴家洲第一次见他抽烟，“鲍寿生那件事，学校要‘严肃处理’。虽然查清了南瓜不是你偷的，但我和你的关系……他说，影响不好。”

 

“什么叫影响不好？”

 

“就是，老师不该和学生走得太近。”李老师吐出一口烟，“尤其是现在这种时候。”

 

戴家洲沉默了。他看见桌上放着一纸调令——李老师被调到县里一个小厂的职工夜校，教扫盲班。

 

“对不起。”他说，声音很小，“是我连累了您。”

 

“不关你的事。”李老师摇摇头，“是时候不对。这个地方……容不下想做事的人。”

 

他把烟按灭，站起来：“你不是要去铜陵吗？我送你。”

 

“您……”

 

“我也去。”李老师说，“我姐姐在那边，能帮上忙。而且……”他顿了顿，“铜陵金属公司在招技术员，要求初中以上文化。你虽然没毕业，但实际水平够了。我去说说，应该能让你参加考试。”

 

戴家洲觉得心脏“咚咚”地跳起来。技术员！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能摸仪器，能看图纸，能真正地搞技术！

 

“李老师，我……”

 

“别谢我。”李老师拍拍他的肩，“要谢，就谢你自己。你是我教过最肯学的学生。”

 

他们当天下午就出发了。

 

从中垾火车站上车，挤的是闷罐车——那种装货的车厢，临时改运旅客，没有座位，人们或坐或站，挤得像沙丁鱼。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味、还有鸡鸭粪便的味道。

 

戴家洲缩在车厢角落，怀里紧紧揣着那三块五毛钱。李老师坐在他对面，闭着眼，像是睡着了，但眉头一直皱着。

 

火车“哐当哐当”地开着，窗外的风景从稻田变成丘陵，又变成更远的、陌生的山。戴家洲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心里慌，但更多的是兴奋——一种破釜沉舟的兴奋。

 

到芜湖时，天已经黑了。他们要在芜湖转轮船去铜陵。

 

“先吃饭。”李老师说，领着他在车站附近找了家小饭馆。

 

饭馆很简陋，几张破桌子，墙上贴着“艰苦奋斗”的标语。李老师要了两碗阳春面，加了一碟咸菜。面端上来，清汤寡水，但戴家洲吃得很香——从早上到现在，他只吃了外婆那碗糖水荷包蛋。

 

“家洲，”李老师忽然说，“如果……我是说如果，铜陵去不成，你怎么办？”

 

戴家洲握着筷子的手停了停。他其实没想过“如果”。他把自己所有的路都断了——没回学校，没告诉家人，连退路都没留。

 

“那我就去别处。”他说，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总能找到需要干活的地方。”

 

李老师看着他，眼神复杂。最后叹了口气：“你这孩子……太倔。”

 

吃完饭，他们往码头走。九月的江风吹过来，带着长江特有的腥味。码头上人很多，挑担的、背行李的、拖儿带女的，都在等船。

 

“买票要证明。”李老师提醒他，“你有吗？”

 

戴家洲摇摇头。他从学校出来，什么都没带，只带了那几本自学的书和笔记。

 

“用这个。”李老师递给他看一张空白介绍信——盖着烔炀技中的公章，但内容是空的。“备用的，就说……你是学校派去铜陵实习的。”

 

戴家洲接过那张纸，纸很薄，公章的红印在路灯下泛着光。他的手有些抖——这是他第一次用“假证明”。

 

“李老师，这……”

 

“特殊时期，特殊办法。”李老师低声说，“你要记住，去铜陵不是为了骗人，是为了学本事。等你真成了技术员，能帮国家搞建设了，今天这点事，不算什么。”

 

戴家洲看着他从售票处借了支笔，趴在墙上写：兹介绍我校学生戴家洲同志前往铜陵金属公司参加实习，望予以接洽为盼。

 

字迹工整，和他平时写字一样认真。看着那“实习”两个字，戴家洲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

 

“好了。”李老师让他拿在手上。“走，买票去。”

 

售票窗口排着长队。轮到他们时，售票员是个中年妇女，接过介绍信扫了一眼，又抬头打量戴家洲：“学生？”

 

“是。”

 

“去铜陵实习？”

 

“是。”

 

那妇女又看了看介绍信，目光在公章上停留了一会儿。戴家洲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两块四。”妇女终于说。

 

李老师付了钱——用的是他自己的钱。戴家洲想说什么，李老师摆摆手：“等你挣了工资，再还我。”

 

船是晚上九点开的。

 

那是一艘老旧的大轮，船身漆皮剥落，露出锈迹。戴家洲跟着人群挤上船，找到三等舱——其实就是大通铺，几十个人挤在一个船舱里，空气浑浊。

 

他和李老师的铺位靠窗。放好行李，他趴在舷窗上往外看。芜湖的灯火在江面上荡漾，像碎了的金子。远处传来汽笛声，悠长，苍凉。

 

“家洲，”李老师在他旁边坐下，“铜陵金属公司情况可能有变化。”

 

戴家洲转过头。

 

“刚才我在舱门口听人说，那边的公司最近在裁员。”李老师说得很慢，像是字斟句酌，“招工的事，可能没那么容易了。”

 

“为什么？”

 

“上面有政策，要控制城市人口。很多厂子在压缩编制，不招新人，反而要下放一部分人回农村。”

 

戴家洲的心沉了下去。他想起离开学校前，听说的一些事——有的工厂停产，有的工地停工，粮食越来越紧张，城里人在往乡下跑。

 

“那我们……”

 

“去了再说。”李老师拍拍他的肩，“总会有办法的。”

 

船开了。马达声震得船舱嗡嗡响，江水拍打船舷的声音有节奏地传来。戴家洲躺下来，却睡不着。透过舷窗，能看见夜空中的星星，很亮，但被船上的灯光映得有些模糊。

 

他想起了家乡的夜空。在凤凰河边放牛时，他常躺在草地上看星星。银河像一条发光的带子，横跨天际。奶奶说，地上一个人，天上一颗星。那么他是哪一颗呢？是亮的还是暗的？是注定要坠落的，还是能一直亮下去的？

 

不知道。

 

船舱里有人打鼾，有人咳嗽，还有婴儿的啼哭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和马达声、水声交织成一片，让这个夜晚显得格外真实，也格外虚幻。

 

半夜，戴家洲被一阵骚动惊醒了。

 

几个人拿着手电筒在船舱里照来照去，穿着制服，是船上的工作人员。他们在查票，查证明。

 

“起来！都起来！检查！”

 

人们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戴家洲心里一紧，下意识地摸了摸怀里——那张介绍信在贴身的口袋里，但已经皱巴巴了。

 

检查的人到了他们这边。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脸色严肃：“票和证明。”

 

李老师递过去两人的票和证明。那人接过去，仔细看了看，又用手电筒照了照公章。

 

“烔炀技中？”他抬头看戴家洲，“你是学生？”

 

“是。”

 

“去铜陵实习？”

 

“是。”

 

那人又看了看李老师：“你也是？”

 

“我是他老师，送他去。”

 

手电筒的光在戴家洲脸上晃了晃。他眯起眼——左眼的翳子在强光下又开始痛。

 

“学生证呢？”那人忽然问。

 

戴家洲愣住了。学生证？他哪有学生证？学校的证件都在方校长那里收着，离校时他根本没想过要。

 

“忘……忘带了。”他说，声音发干。

 

那人的眉头皱起来。他把证明又看了一遍，手电筒的光在纸上停留了很久。船舱里很安静，所有人都看着这边。

 

“这张证明，”那人缓缓说，“是空白的，自己填的？”

 

戴家洲觉得浑身的血都凉了。他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同志，”李老师开口了，声音很平静，“是这样，学校走得急，没来得及开正式介绍信。这张是备用的，但公章是真的，您看……”

 

“公章是真的不假。”那人打断他，“但程序不对。按规定，空白介绍信不能使用。”

 

他把证明折起来，收进口袋：“你们两个，跟我来一趟。”

 

戴家洲看见，李老师的脸色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很苍白，但眼神依然镇定。他点点头，示意戴家洲跟着。

 

他们被带到船上的办公室。那是一间小舱室，桌上堆着文件和登记表。刚才那个男子坐下来，点了支烟。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李老师刚要开口，戴家洲忽然说话了：“是我要去的。”

 

在场的人目光都投向他。

 

“我想去铜陵找工作。”戴家洲说得很快，但每个字都很清晰，“我家在巢县农村，穷，上不起学。我在技中学了点技术，想找个能用上的地方。李老师是好心帮我，要处理就处理我。”

 

他说完了，喘着气，胸口起伏。办公室里很安静，能听见江水拍打船舱的声音。

 

那男子抽着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他的表情。过了很久，他掐灭烟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戴家洲点头。

 

“知道还往外跑？”男子的声音提高了些，“现在全国都在控制人口流动！农村的不要往城里跑，城里的还要下放！你们这样，是给国家添乱！”

 

“我不是添乱。”戴家洲的声音也提高了，“我想干活！想学技术！想为国家做点事！我有错吗？”

 

男子愣住了。他看着眼前这个瘦小的少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脚上的布鞋露着脚趾，但眼睛很亮，那种倔强的、不肯认输的亮。

 

“你多大了？”他忽然问。

 

“十七。”

 

“读了几年书？”

 

“三年……不，算上技中，有五年。”

 

男子沉默了。他站起来，走到舷窗边，看着外面漆黑的江面。江上有渔火，一点两点，像散落的星星。

 

“我像你这么大时，”他背对着他们说，“也想过出去闯。那是四九年，解放军过江，我跟着队伍走了，一走就是十年。”

 

他转过身，脸上有种疲惫的神情：“十年，我从安徽走到福建，又从福建走到东北。吃过树皮，睡过雪地，也立过功，受过奖。可现在呢？还不是在这条船上，查票，查证明，天天面对你们这样的人。”

 

戴家洲不知道该说什么。

 

“小伙子，”男子走回来，坐下，“我不是不让你去。是现在……真的不是时候。铜陵那边，我有个战友在金属公司，上周来信说，厂里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工人都在吃野菜团子。你去了，能干什么？饿死吗？”

 

这话像一盆冷水，浇得戴家洲浑身冰凉。

 

“那……那我该怎么办？”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

 

男子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写了几行字，盖上章：“下一站你们就下船。这是遣返证明，拿着这个，当地的收容站会安排你们回家。”

 

“我不回家！”戴家洲脱口而出。

 

“不回家你去哪儿？”男子看着他，“流浪？要饭？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流浪的人？前几天我们船上还发现两个，饿死在货舱里！”

 

戴家洲不说话了。他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破布鞋，鞋尖的洞越来越大，能看见里面的脚趾，脏兮兮的。

 

“同志，”李老师开口了，声音很轻，“让我们去铜陵吧。到了那儿，如果真不行，我们再回来。我以人格担保，我们不是坏人，就是想找个活路。”

 

男子看着李老师，又看看戴家洲。最后叹了口气：“我也没办法。这是规定，最近查得特别严。你们这样没有正规手续的，一律遣返。”

 

他把那张遣返证明推过来：“下船吧。回家去，等形势好了再说。”

 

天蒙蒙亮时，戴家洲和李老师随着几个同样被遣返的人在无为地界下了船。码头很小，冷清清的，只有几个搬运工在卸货。江风吹过来，带着清晨的寒意。

 

“先找个地方落脚。”李老师说，声音里透着疲惫。

 

他们跟着收容人员一路向北，来到一家小旅社——其实不能算旅社，就是农家腾出的两间空房，大通铺，一晚上五分钱。第二天一大早，他们被送往巢县半汤。

 

此时田野里的稻子黄了，该收割了。更远处是山，青灰色的，在晨雾里若隐若现。

 

“李老师，”戴家洲问，“这是哪里，离我们家远吗？”

 

“好像是巢县半汤劳改农场。”李老师说得很平静，“你看那边——”

 

戴家洲顺着他的手指看去。田野尽头，有一排排低矮的房子，围着铁丝网。有人影在走动，穿着统一的衣服。

 

“这里离烔炀不远“，“看来我们要在这里等人接了”。就在他俩说话的工夫，果然有人来了。是两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拿着花名册。

 

“戴家洲？李诚？”

 

“是。”

 

“跟我们来。”

 

原来这个收容站设在劳改农场，几间土坯房，院子里已经有些人了，有的蹲着，有的站着，个个面黄肌瘦，眼神麻木。

 

戴家洲被分到第三间房。房里没有床，地上铺着稻草，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空气里有股霉味，混合着汗臭和别的说不出的味道。

 

“新来的？”旁边一个中年人问他。

 

“嗯。”

 

“哪儿人？”

 

“巢县。”

 

“为什么被遣返？”

 

戴家洲沉默了。他不知道该怎么说——说想去铜陵找工作？说开了假证明？说被学校冤枉？

 

“都一样。”中年人叹了口气，“我江苏的，想去江西投亲戚，走到半路没粮了，扒火车被抓的。”

 

正说着，哨子响了。

 

“集合！干活了！”

 

活很简单：修堤坝，他们这些被收容的人就是劳动力。工具是铁锹、箩筐、扁担。

 

戴家洲领了把铁锹。铁锹很重，木柄粗糙，磨手。

 

那段堤坝，土筑的，有些塌陷。

 

“两个人一组，挖土，装筐，抬到堤上！”监工喊着，“今天要把这段补起来！”

 

戴家洲和一个老头一组。老头姓王，山东人，口音很重，说话要仔细听才能懂。

 

“小伙子，轻点。”老王看他挖土的架势，笑了，“这活不是一天干完的，省着点力气。”

 

戴家洲没说话。他挖得很猛，一锹接一锹，像是要把所有的委屈、愤怒、不甘都发泄在这泥土里。土很硬，混着碎石，震得虎口发麻。

 

“歇会儿吧。”老王递给他一个水壶，“喝口水。”

 

戴家洲接过水壶。水是凉的，带着铁锈味，但他喝得很急，呛得咳嗽起来。

 

“慢点。”老王拍拍他的背，“年轻人，急什么？日子长着呢。”

 

日子长着呢。这句话，很多人对他说过。外婆说过，母亲说过，父亲也说过。可现在，他觉得日子一点也不长——好像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

 

下午，监工让他们休息一刻钟。戴家洲坐在堤坡上，看着浑黄的河水，不知道要流到哪里。

 

“想家了？”老王在他旁边坐下。

 

戴家洲摇摇头，又点点头。

 

“家在哪？”

 

“巢县，凤凰河边。”

 

“好地方啊。”老王眯起眼，“我年轻时去过巢湖，鱼多，米也好吃。”

 

“现在……不多了。”戴家洲低声说，“去年开始，粮食就紧张了。”

 

老王沉默了。他从怀里掏出半块窝头，掰了一半给戴家洲：“吃吧。”

 

“您……”

 

“我老了，吃不了那么多。”老王硬塞给他，“吃吧，吃了有力气干活。”

 

窝头很硬，很粗，喇嗓子。但戴家洲吃得很快，像在吃什么珍馐美味。吃着吃着，眼泪就下来了，滴在窝头上，咸的。

 

“哭啥？”老王笑了，“男子汉，流血不流泪。”

 

“我没哭。”戴家洲抹了把脸，“是风大，迷了眼。”

 

老王没拆穿他，只是望着水面。夕阳西下，河水染成了金色。

 

“小伙子，”老王忽然说，“你知道这水最后流到哪吗？”

 

“东海。”

 

“对，汇入江海。”老王的声音很悠远，“可你知道这一路上，它要拐多少个弯吗？要过多少道坎吗？有时候，它会被山挡住，被坝拦住，甚至会被改道。可它最后还是流到海里去了。”

 

他转过头，看着戴家洲：“你也一样。现在是被拦住了，是被遣返了，是觉得没路了。可日子还长，路还多。只要心里那口气不断，总能找到出口。”

 

戴家洲看着手里的半块窝头。粗糙，坚硬，但能填饱肚子。

 

“王叔，”他问，“您为什么不回家？”

 

“回不去啊。”老王叹了口气，“家里没人了。六零年，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我回去，也是一个人，还不如在外面，好歹能看见点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戴家洲想，他想要的，也就是“不一样的”。不是放牛，不是种地，不是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困在一个地方，困到心气儿都没了。

 

“我想学技术。”他忽然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想知道，水为什么往低处流，坝为什么能拦住水，怎么才能让水听话，该灌溉的时候灌溉，该泄洪的时候泄洪。”

 

老王看着他，看了很久。夕阳的光照在少年脸上，那些稚气还未褪尽，但眼神里已经有了成人才有的东西——坚硬的、不肯妥协的东西。

 

“那就学。”老王说，“在哪里都能学。在这里，你看这段堤，为什么这里塌了？是土质问题，还是水流太急？你想明白了，就是学问。”

 

戴家洲愣住了。他从来没这么想过——在劳改农场修堤，也能是学问？

 

“学问不在书本里。”老王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学问在眼睛里，在手里，在心上。你看得多了，干得多了，想得多了，就是学问。”

 

哨子又响了，该继续干活了。

 

戴家洲站起来，拿起铁锹。这一次，他挖土的动作慢了些，但更稳了。每一锹下去，他都仔细看土的成色，看里面沙和黏土的比例；每一筐土抬上堤，他都观察堤坡的坡度，看新土和旧土的结合处。

 

原来，这就是学问。

 

在收容站待了七天，后三天，他被看中当上了监工。

 

来接戴家洲的是村书记传珍——按辈分，该叫五叔。传珍骑了辆自行车，风尘仆仆，一看就是赶了很远的路。他是刚开完县里的四级干部会，就接到了通知。

 

“洲伢子！”传珍看见他，又气又急，“你这孩子！怎么跑这么远！”

 

戴家洲低着头，没说话。

 

“你妈急死了！到处找你！”传珍拉着他往外走，“走走走，回家！”

 

路过办公室时，戴家洲看见了李老师。李老师也在办手续，接他的是厂里派来的人。两人对视了一眼，都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有些话，不用说了。

 

回去的路上，传珍载着戴家洲。自行车在土路上颠簸，戴家洲坐在后座，看着路两边的田野。稻子收割了一半，剩下的在风里摇晃，像在跟他告别。

 

“五叔，”他忽然问，“学校……怎么样了？”

 

传珍沉默了一会儿：“散了。”

 

“散了？”

 

“嗯。粮食紧张，经费也没了。学生大部分回家了，老师也散了。听说方校长……调到别处去了。”

 

戴家洲长叹一声，虽然早就料到，但亲耳听到，还是不一样。那个他拼命想逃离的地方，那个给过他希望又给过他绝望的地方，就这么没了。

 

“你爸也回来了。”传珍又说，“炼铁厂停了，没原料，也没燃料。公社说，先回家，等通知。”

 

又是等通知。戴家洲想，他这一生，好像总是在等——等牛吃饱了好去上学，等父亲同意他读书，等学校给他一个公道，等铜陵给他一个机会。

 

可等来的，往往不是他想要的。

 

“五叔，”他问，“咱们村……缺会计吗？”

 

传珍愣了一下：“怎么问这个？”

 

“我想……找个事做。”戴家洲说，“不能老闲着。”

 

传珍回头看了他一眼。少年的脸在秋阳下显得很平静，但那种平静下面，有种东西让传珍心里一紧——是认命，又不完全是认命。

 

“小万村缺个会计。”传珍说，“那村小，十几户人家，账也简单。你要是愿意，我去说说。”

 

“我愿意。”

 

自行车继续往前。路很长，尘土飞扬。戴家洲回头看了一眼，半汤已经看不见了，只有连绵的山川田野。

 

他想起了老王说的话：河水总要汇入江海，不管拐多少弯。

 

他也一样。

 

不管拐多少弯，他总要找到自己的流向。

 

哪怕要花很长时间。

 

哪怕很难。

 

前方，凤凰河第九个弯的地方，炊烟已经升起。

 

家，就在那里等着他。

 

而他，却要继续往前走。

 

第六章 屯仓来信

 

1961年的春天，凤凰河解冻了。

 

冰层破裂的声音像一串爆竹，从上游一路响到下游。戴家洲蹲在河边，看着那些浮冰互相碰撞、旋转、然后顺流而下。冰是浑浊的，夹着枯草和泥沙，像这个时代褪下的痂。

 

他手里攥着一封信，改变了他的人生。

 

信是前两天到的，来自一个他从没听说过的地方——安徽省来安县屯仓水库综合厂。信封很薄，但很沉——沉的不是分量，是里面那个他等待很久的机会。

 

写信的人是戴家义。那个和他一起在烔炀技中读书，一起在榜上有名的本家兄弟。信上说，他表姐夫在屯仓水库当副主任，水库要招几个管理放水和养护大坝的工人，要求初中文化，月工资三十元。

 

“哥，你来不来？”家义在信末写道，“要来就赶紧，听说好多人想去。”

 

三十元。戴家洲在心里算了一笔账：够买一百五十斤大米，或者给母亲买一双新棉鞋，再给心意妹妹扯一身花布衣裳。最重要的是——能离开这里。

 

离开这个他生活了十九年的地方。离开空了的米缸，离开总在轮值的耕牛，离开父亲那双越来越浑浊的眼睛，离开母亲深夜在灶台边压抑的叹息。

 

但他没有路费。

 

从巢县到来安，要转几次车才能到。就算走路，也要好几天，路上总得吃饭。而他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

 

“家洲！”

 

母亲的声音从屋里传来。戴家洲把信揣进怀里，站起来时，腿有些麻——他在河边蹲了太久。

 

屋里，母亲正在补衣裳。煤油灯的光很暗，她凑得很近，针尖在昏暗里闪着细小的光。

 

“听说，”母亲没抬头，“明天有人去如山杨贩桃子。”

 

如山杨在巢湖西岸，离湾戴村五十里。那里的桃子有名，春天刚下来时，能卖个好价钱。

 

“我也去。”戴家洲说。

 

母亲手里的针停了停：“你去干什么？队里还有活。”

 

“我想挣点钱。”他说得很直接，“挣路费。”

 

“去哪儿？”

 

戴家洲从怀里掏出那封信，递过去。母亲不识字，但他知道，她能看懂上面的公章——那是单位的章，红色的，很正式。

 

母亲看了很久。煤油灯的光在她脸上跳动，那些皱纹深得像用刀刻的。最后，她把信递回来：“你想好了？”

 

“想好了。”

 

“那就去吧。”母亲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叹息，“总比在家里……强。”

 

第二天凌晨，天还没亮，戴家洲和村里几个汉子就出发了。

 

领头的叫传裕，四十多岁，是个老贩子。他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捆着空箩筐，走起路来“吱呀吱呀”响。

 

“家洲，”传裕边走边说，“这趟要是顺，能挣五六块。但要快，去晚了，好桃子就让人挑完了。”

 

戴家洲点头。他背着两条空麻袋，脚步很快——心里有团火在烧，烧得他浑身是劲。

 

五十里路，走到中午才到。如山杨的桃林果然热闹，果农们挑着担子，挎着篮子，排成长队。桃子的香味混着泥土味，在空气里弥漫。

 

“五分一斤！”果农喊价。

 

传裕蹲下来，拿起一个桃子，捏了捏，又闻了闻：“三分。”

 

“四分五！”

 

“三分五，不行我们就去别处。”

 

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戴家洲不懂这些，他只看桃子——要选大小均匀、颜色均匀、没有虫眼的。手在桃子上轻轻抚摸，感受那种细腻的绒毛和结实的肉质。

 

挑了整整两麻袋。过秤，付钱——传裕先垫着。戴家洲在心里记下账：一百二十斤，四块二毛钱。

 

“回去卖一毛五一斤，”传裕算给他听，“能卖十八块。扣掉本钱，再扣掉路上的花费，一人能分三块多。”

 

三块多。戴家洲想，够买到滁县的火车票了。

 

回程的路更累。一百多斤桃子压在肩上，扁担深深勒进肉里。戴家洲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回走。汗水流进眼睛，刺痛；脚底板磨出了泡，每走一步都像踩在针上。

 

但他没停。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走，快点走，早一天到合肥，就能早一天把桃子卖出去，早一天凑够路费。

 

傍晚时分，他们到了合肥。传裕熟门熟路，带他们去了城东的菜市场——那里晚上有夜市，卖菜的、卖水果的、卖小吃的，人来人往。

 

“家洲，”传裕说，“你在这儿守着摊，我去打听打听行情。”

 

戴家洲点头。他把桃子一个个摆出来，在煤油灯下，那些桃子泛着诱人的光泽。有人过来问价，他学着传裕的样子：“一毛五一斤，新鲜的。”

 

第一笔生意是个老太太，买了三斤。戴家洲接过四毛五分钱——两张两毛的，一张五分的。钱很旧，皱巴巴的，但在他手里沉甸甸的。

 

夜里十点多，桃子卖了一大半。传裕回来了，脸色不太好。

 

“怎么了？”

 

“听说明天有检查。”传裕压低声音，“最近抓投机倒把抓得严，咱们得赶紧卖完，不能过夜。”

 

戴家洲心里一紧。投机倒把——这个词他听过，村里的王老五就因为倒卖布票被抓过，关了三个月。

 

“那怎么办？”

 

“降价卖。”传裕咬咬牙，“一毛二，不，一毛！只要能卖完。”

 

他们开始吆喝。一毛一斤！新鲜的大桃子！果然，人围过来了。你三斤，我五斤，两麻袋桃子很快见了底。

 

最后一秤，是个年轻妇女，带着个小女孩。小女孩眼巴巴地看着桃子，咽口水。

 

“同志，还有多少？”妇女问。

 

戴家洲看了看筐底：“大概……三四斤。”

 

“我都要了。”妇女掏出钱，“多少钱？”

 

戴家洲犹豫了一下。他想起心意妹妹，想起她每次看见别人吃水果时那种眼神。

 

“三毛吧。”他说，“您给三毛就行。”

 

妇女愣了愣，随即笑了：“那谢谢你了。”

 

桃子卖完了。传裕蹲在路边算账：本钱四块二，卖了十五块六，净赚十一块四。五个人分，一人两块二毛八分。

 

“家洲，”传裕把属于他的那份递过来，“拿着。”

 

戴家洲接过钱。两张一块的，两张一毛的，还有一个五分硬币，三个一分硬币。他数了又数，然后小心地揣进怀里最贴身的口袋。

 

那一夜，他们睡在菜市场的屋檐下。地上铺着麻袋，几个人挤在一起取暖。戴家洲睡不着，他摸着怀里那叠钱，薄薄的，但硬硬的，硌着胸口。

 

他想起来安，想起屯仓水库，想起信上说的“管理放水和养护大坝”。那是什么工作？要做什么？他不懂。但他知道，那跟水有关——而水，是他从小就熟悉的东西。

 

凤凰河的水，葫芦潭的水，巢湖的水。水能养人，也能害人。能让庄稼丰收，也能让房子倒塌。如果能学会管水，让水听话……

 

他翻了个身。屋檐外，城市的灯光在天幕上投出昏黄的光晕。这不是他熟悉的星空——家乡的星空很黑，星星很亮，银河像一条发光的带子横跨天际。

 

但这里的夜空，有一种陌生的、躁动的气息。像有什么东西在酝酿，在生长，在等待破土而出。

 

第二天，他们又去如山杨贩了一趟桃子。这次更熟练，挣得也多些——戴家洲分到了两块五。

 

两趟加起来，四块七毛八分。够了吗？他不知道。但不能再等了——家义信上说“要来就赶紧”。

 

回家后的第三天，戴家洲告诉母亲：“我明天走。”

 

母亲正在腌咸菜，手顿了顿：“钱够吗？”

 

“够。”

 

“路上小心。”

 

“嗯。”

 

那天晚上，母亲给他烙了十张饼——白面掺着玉米面，每张都有碗口大，厚实。又煮了六个鸡蛋，用红纸染了，说是“路上平安”。

 

就在那个晚上，他梦见已经病故的父亲。

 

吃过晚饭，父亲坐在门槛上抽烟，一袋接一袋。

 

戴家洲在收拾行李——其实没什么可收拾的：两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几本书，还有母亲烙的饼和鸡蛋。

 

父亲忽然叫他：“家洲！”

 

戴家洲走过去。

 

父亲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三块钱——一张两块的，一张一块的，叠得整整齐齐。

 

“拿着。”父亲把钱塞进他手里，“穷家富路。”

 

戴家洲的手在抖。他知道这三块钱意味着什么——可能是父亲攒了很久的私房钱，可能是他最后的一点体面。

 

“爸……”

 

“去吧。”父亲摆摆手，“出去了，就别回头。混好了，是你自己的本事；混不好，也别说是我儿子。”

 

这话说得很硬，但戴家洲听出了里面的东西——是期盼，也是认命。

 

他接过钱，深深鞠了一躬。

 

转身，父亲不见了！

 

出发的那天，天还没亮。

 

戴家洲背着行李，悄悄出了门。他不想惊动村里人——不是怕丢人，是怕那种送别的场面，怕自己会心软。

 

村口的皂角树下，他还是停住了。回头看了一眼——村庄还在沉睡，只有几盏零星的灯火。凤凰河在晨雾里若隐若现，像一条灰色的带子。

 

他想起小时候，常在这棵树下等传信一起上学；想起在河边放牛，趴在牛背上念书；想起那个黄昏，看见对岸测量队的人，心里第一次涌起那种模糊的渴望。

 

现在，渴望就要变成现实了。

 

他转身，迈开步子。脚步很沉，但很坚定。

 

同行的还有两个人：戴家富和朱作风。家富是本家兄弟，作风是寺后朱村的同学，都是家义在信里提到可以一起带去的人。

 

三个人约好在烔炀镇汇合，然后去中垾坐火车往滁县。

 

“家洲，”家富在车上小声问，“你说，来安那边……怎么样？”

 

“不知道。”戴家洲实话实说，“去了才知道。”

 

作风是个活络的人，笑着说：“管他呢，反正比在家强。三十块钱啊！我在队里干一个月，才挣几个工分？”

 

火车“哐当哐当”地开着。戴家洲看着窗外——往东，家乡的田野，村庄，河流，一切都在后退。

 

他忽然想起外婆说的话：“出了巢湖，就是江淮大地。那里地广，天也广，人心也要跟着广才行。”

 

心要广。怎么才算广？他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的心，不能再像凤凰河的九个弯那样，困在一个地方，来回打转。

 

到滁县时，是早晨。

 

车站很小，只有几间平房。出了站，三个人都愣住了——这里离城里还有一段很远的路。

 

“这……这是滁县？”家富有点懵。

 

“应该是。”戴家洲看了看路牌，“滁县站，没错”。

 

问了路，才知道去来安的汽车一天只有一班，早上发车，已经走了。下一班要等到明天。

 

“怎么办？”作风问，“要不，走？”

 

戴家洲看了看天色还早，说了声：“走！”

 

从滁县到来安，三十多里路。三个人背着行李，沿着土路往前走，一眼望不到头。两边是麦田，刚返青，绿油油的，在风里起伏。

 

开始还有劲，说说笑笑。走了十里，话少了；走了二十里，只剩下喘气声；走了三十里，脚已经不听使唤了，只是机械地往前挪。

 

“还有……多远？”家富喘着粗气问。

 

戴家洲也不知道。他只觉得口渴——带的水早就喝完了，路上连个人家都没有。喉咙干得像要冒烟，嘴唇裂开了口子，一说话就疼。

 

午后，树影拉得很长，三个人影在路上摇晃。

 

终于，到了来安城。

 

县城比他们想象的还小。只有一条主街，两边是低矮的瓦房，偶尔有几栋两层小楼。街上人不多，偶尔有自行车“叮铃铃”地骑过。

 

“先找个地方住下。”戴家洲说。

 

找了一家小旅社，通铺，一晚要五毛钱。他们三人一合计，不住了，省下住宿钱吃顿饱饭，继续赶路。

 

他们在街角找了一家小饭馆，门脸很窄，里面摆着三张桌子。

 

“三位吃什么？”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当地口音。

 

“有什么？”

 

“阳春面，一毛二。”

 

“来三碗。”戴家洲说，又犹豫了一下，“每碗再加……一个鸡蛋。”

 

面很快端上来。清汤，几根葱花，面条很粗，但很筋道。那个鸡蛋是煎的，金黄的，放在碗里很抢眼。

 

吃第一口面时，戴家洲差点哭出来。不是好吃——其实很一般，盐放得少，没什么油水。但他太久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了。

 

“老板，”作风边吃边问，“屯仓水库怎么走？”

 

“屯仓？”老板抬起头，“那还远着呢，和到滁县差不多”。

 

三个人心里一沉。剩下的路咋走？腿都快断了。

 

“现在有车吗？”

 

“没有。每天一早去汽车站，可能有顺路的马车。”

 

“家洲，”家富大声地问，“你说……咱们能行吗？”

 

“能。”戴家洲说得斩钉截铁，“都走到这儿了，不行也得行。”

 

作风笑了：“对！想想那月工资三十块钱，什么苦不能吃？”

 

三十块钱，这个数字闪闪发光，像一盏灯，照亮了前路。

 

没有选择。三个人咬紧牙关，一瘸一拐地又上路了。

 

这次的路更难走——不是土路了，是山路。上坡，下坡，碎石硌脚。戴家洲的布鞋本来就不结实，走到一半，鞋底开了胶，只好用麻绳绑着。

 

太阳落在山头上，他们终于看见了水库。

 

那是在两座山之间的一道大坝——很高，很长，像一条巨龙的脊背横卧在山谷里。坝的一头连着山体，另一头是溢洪道，此刻没有水，露出水泥浇筑的陡坡。

 

“就是这儿了！”作风兴奋地喊起来。

 

戴家洲却站在原地，没有动。他望着那道大坝，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兴奋，不是激动，而是一种……敬畏。

 

是的，敬畏。对这道人造的、却能拦住千万吨水的建筑的敬畏。对能设计出它、建造出它的人的敬畏。

 

他想起了凤凰河。想起了五四年发大水时，河水漫过河堤，淹没了村庄和农田。如果那时候有这样一道坝……

 

“走啊！”家富拉了他一把。

 

三个人沿着坝脚的路往前走。坝体很陡，上面长着草，已经返青了。坝顶很宽，能走马车，有工人在来回巡视。

 

找到了综合厂——几排红砖平房，围成一个小院。门卫是个老头，听他们说是来找水库副主任秦为廉的，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坐着两个人。一个四十多岁，黑脸膛，穿着中山装；一个年轻些，戴眼镜，正在看图纸。

 

“你们是……”黑脸膛的问。

 

“我们是戴家义介绍来的。”戴家洲说，“巢县的，来应聘。”

 

黑脸膛的笑了——他就是秦主任，家义的表姐夫。他站起来，和每个人握了手：“家义跟我说了。一路辛苦了吧？”

 

“不辛苦。”三个人异口同声。

 

秦主任让他们坐下，倒了水。然后仔细问了每个人的情况：多大，读过几年书，干过什么活。

 

问到戴家洲时，他多问了一句：“你眼睛怎么了？”

 

戴家洲摸了摸左眼：“小时候出天花，留下的翳子。”

 

“影响看东西吗？”

 

“不影响。就是强光下有点模糊。”

 

秦主任点点头，没再问。然后说：“这样，你们三个，我们只能要两个。家富年纪小了点，个子也矮，水库的活重，怕你吃不消。”

 

家富的脸色一下子白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不过，”秦主任又说，“你既然来了，也不能让你白跑。给你五块钱路费，你先回去，等以后有机会再说。”

 

家富低着头，接过钱。戴家洲看见，他的手在抖。

 

“你们两个，”秦主任看向戴家洲和作风，“明天开始上班。先干一个月试用，能干就留下，不能干……也发路费回家。”

 

“我们能干！”作风抢着说。

 

戴家洲没说话，只是重重地点头。

 

那天晚上，他们住在综合厂的集体宿舍——也是通铺，但比旅社干净。家富第二天一早就走了，走的时候眼睛红红的。

 

“家洲，作风，”他在门口说，“你们……好好干。”

 

“嗯。”戴家洲拍拍他的肩，“回去跟我妈说，我在这儿挺好的。”

 

家富走了。戴家洲和作风站在宿舍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山路上。晨雾还没散，山是青灰色的，路是土黄色的，那个瘦小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看不见了。

 

“咱们……”作风忽然说，“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

 

“嗯。”

 

一定要混出个样子来。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那些没能来的人。为了家富，为了还在家乡的亲人，为了所有像他们一样，想出来找条活路的人。

 

上午，他们被分到工地上。任务是：用手推独轮车推土，填大坝上的雨淋沟——那是雨水冲出来的小沟，不及时填上，会越冲越大。

 

戴家洲不会推独轮车。车子一上肩就歪，土倒得满地都是。试了几次，总是翻车。

 

监工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姓刘，看他笨手笨脚的样子，皱了皱眉：“你，别推车了，去发牌子。”

 

发牌子就是记工。每个工人推一车土到坝上，发一个竹牌，晚上凭竹牌算工钱。

 

戴家洲领了竹牌和登记本，坐在坝脚的一棵树下。工人们推着车，从他面前经过，接过竹牌，又往坝上爬。车子“吱呀吱呀”地响，土从筐缝里漏出来，在地上洒出一条虚线。

 

他仔细地看着每个人。有的推得很稳，脚步扎实；有的摇摇晃晃，满头大汗；还有的偷奸耍滑，筐里的土只装半满。

 

他在本子上记下：王大山，上午二十三车；李老四，上午十九车；赵小五，上午十五车，土不满，提醒一次。

 

字写得很工整。这是父亲教他的——字是人的脸面，要写端正。

 

中午休息，工人们蹲在坝坡上吃饭。饭是从食堂打的：两个窝头，一碗菜汤。戴家洲领了自己的那份，也蹲下来吃。

 

“小伙子，”一个老工人凑过来，“新来的？”

 

“嗯。”

 

“哪儿人？”

 

“巢县。”

 

“巢湖边上啊。”老工人笑了，“好地方，鱼米之乡。”

 

“现在……也不行了。”戴家洲低声说。

 

老工人叹了口气：“哪儿都差不多。我们这儿还算好的，有水库，旱涝保收。你来对了。”

 

戴家洲没说话。他看着眼前的大坝——那么高，那么长，要多少车土才能堆起来？要多少人流多少汗？

 

“这坝，”他问，“是什么时候修的？”

 

“五八年。”老工人说，“全县来了十几万人，挑灯夜战，三个月就修起来了。那时候啊，红旗招展，口号震天，人人干劲十足。”

 

五八年。戴家洲想起烔炀技中，想起炼铁的小高炉，想起夜空中熊熊的火光。

 

“那……后来呢？”

 

“后来就慢慢配套呗。”老工人指着坝下的渠道，“你看，干渠，支渠，毛渠，还有桥涵闸配套。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得慢慢来。”

 

慢慢来。戴家洲想，他这辈子，好像总是在等——等机会，等时间，等“慢慢来”。

 

下午继续发牌子。太阳很烈，晒得人头昏。戴家洲眯着眼——左眼的翳子又开始痛了。但他没动，一直坐在那儿，看着一辆辆车从他面前经过，上坡，卸土，下坡。

 

傍晚收工时，他拿着登记本去找刘监工。刘监工正在算账，接过本子看了看，抬头看他：“字写得不错。”

 

戴家洲没说话。

 

“会算账吗？”

 

“会一点。”

 

“那以后，你就帮我记账吧。”刘监工说，“比发牌子强。”

 

戴家洲心里一动。记账——那意味着能接触到更多的数字，更多的信息，也许……还能学到更多东西。

 

“谢谢刘师傅。”

 

“不用谢我。”刘监工摆摆手，“好好干就行。”

 

那天晚上，戴家洲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到来安后的第一篇日记：

 

“1961年4月12日，晴。今天开始在水库上班。坝很高，土很重，但我心里踏实。刘师傅让我记账，要好好学。想起家富，心里难受。一定要混出样子来。”

 

写完了，他合上本子，走到宿舍外面。

 

夜很静。山里的夜和家乡不一样——没有河水流淌的声音，只有风吹过松林的“沙沙”声。远处，大坝在月光下泛着灰白的光，像一条沉睡的巨龙。

 

他想起父亲的话：“只要还在游，就比停在原地强。”

 

现在，他游出来了。游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

 

前路如何？他不知道。但他知道，脚下的路，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这就够了。

 

月光下，他对着大坝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

 

不是拜神，不是拜佛。是拜这道坝，拜这座水库，拜这个给他机会的地方。

 

然后他转身，回到宿舍。屋里传来作风的鼾声，均匀而踏实。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新的起点。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