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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关闭的窗户(第四届散文一等奖)

 涛涛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面前这个男人是谁。十多年来,涛涛没有叫过他一声爸爸,甚至连一个简单的微笑也没有。
 每天他出去了,涛涛就趴在一堵矮墙上,半天也不会动一下。这堵墙是专门为涛涛修筑的,隔墙大概一米五左右的地方,便是窗户;窗外有一条铁路,铁路背靠着一座山。日子于涛涛而言,就是听听偶尔飞驰过去的火车,除此之外,便是对着对面那座山,痴痴地发呆。窗外无论是风雨还是阳光,是春花烂漫还是落叶漫天,涛涛都只有一个表情。
 没有人知道涛涛的世界是怎样的,或绚丽,或苍白。
 或许,连他也不知道。
 他总想敲开涛涛极度自我世界的大门,可那扇门都被他敲凹陷了,就是没人应声;他也试图打开一扇窗,可他找遍了四周,只有高高的围墙,不见窗户的踪影。
 没有办法,他只好在涛涛或许弄不明白的世界里,扮演一个爸爸的角色。
 他叫王为民,是我初中语文老师,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刚认识他那会,完全想不到他还有一个弱智的儿子。不只是我,恐怕同班的五六十个同学,也没有人能够想到。
 在学校,他的脸上常常抹着微笑,一点也不做作,很真诚。上课时,也很少严肃认真,总是在幽默风趣中传授知识。同学们也都不怕他,常常和他开玩笑。在众多同学里,好像他又最喜欢我。初三住校时,他有晚自习,回不了家,也一定要和我挤在一张床上。
 后来,我问过他:“当时,为何会对我那样偏心?”
 他的回答特别简单:“因为你单纯。”
 现在想想,那时的我真是很单纯,喜欢玩,喜欢疯,不爱学习,却因脑瓜子好用,成绩还不错。或许,他在我的身上看到了涛涛在这个世界的投影。
 这时,他心里应该有了一丝安慰:原来涛涛的世界不是苍白,而是单纯;单纯有什么不好,不食人间烟火,不必陷入人生的种种悲剧,甚至也不必有什么恐惧,因为涛涛到离开那天也不会明白“死亡”的含义;甚至单纯的范宇也会因为长大而变得不单纯,可涛涛不会,涛涛是永远长不大的男孩。
 当然,涛涛的情况,我们学生鲜有人知,学校的老师们却都是知道的。
 可就是谁也不说。
 后来,我还是知道了。
 不过,我所知道的,永远也只能是冰山一角。但这冰山一角,已足以让我在苍茫的夜里,暗暗感动,默默流泪了。
 得知涛涛的病情后,有人劝他找一个浓雾的早晨或没有星星的夜晚,再寻一僻静处,把涛涛扔掉。每次有人这样劝他,他总坚定地回道:“绝不。”涛涛似乎也被他坚定的言语吓着了,躺在他怀里,手和脚不停地伸缩乱蹈。但涛涛没有哭,涛涛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哭”;哭对涛涛来说,实在太难。
 涛涛没哭,他却哭了。
 此刻,在他的意识里,世界上最疼痛的事情不是眼泪横飞,而是根本不会流泪。
 生活好像不允许他流太多的眼泪,这点,他比谁都明白。
 在四川,最好的医院,非华西莫属。于是,他带着涛涛去了华西治疗。吃药、输液、针灸,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涛涛却没有半点起色。家里的积蓄一天天少了,连妻子也劝他,算了吧。他也知道像涛涛这样的情况,几乎没有治愈的可能,可他对妻子的回答仍像当初一样坚定:“不。”
 然而,不算了,又有什么办法了。家里积蓄用光了,开始四处借钱,到了后来,实在是再也借不到了,他只好带着涛涛出院。
 出院了,涛涛的治疗却没有被放弃。只要他听人说起哪里有专治涛涛这样的病的江湖术士,也会带着涛涛千里迢迢地赶去。即便他心里清楚很多都是骗子,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的脚下便能延伸出千万里行程,所以一次次看见一个爸爸牵着一个痴呆的儿子奔赴在远方的路上,风尘仆仆,形单影只。
 后来的后来,他才终于死了心。
 他死的是药物治疗的心,心理治疗和锻炼治疗的心并没有死。
 给涛涛讲童话故事成了他每天晚上的必修课。《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装》、《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红帽》……一个又一个童话故事从他的口中飘进涛涛的耳朵里。涛涛听没有听懂,他不知道。他熟记的童话故事讲完了,又去阅读新的童话故事。到今天,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能讲出多少则童话故事了吧。
 讲着讲着,涛涛就睡着了。涛涛熟睡的样子,最让他喜欢与安慰。看看涛涛纯真的脸,轻吻一下额头,满足地笑笑,关上灯,合上门,而后去书房准备第二天要讲解的课程。书桌在窗边,窗外是数不清的窗户。很多时候,窗外那些窗户里的灯都灭了,他书桌上的台灯还亮着。
 这盏亮着的灯,照亮了墨黑的夜空,也照亮了许多人的夜路。
 他所任教的学校在乡下,离他居住的小镇差不多有五公里路程。早上出门,一般要到下午六点左右才能回家。
 每次到下班时间,他总是第一个冲出校门,然后一边走,一边等车。同事们心里都明白,他着急的是家里的儿子。
 一回到家,放下公文包,他就要牵着涛涛出去散步。小镇是百年古镇,还残存着一些明清及民国时期的老房子,有着天然的沧桑。黄昏很美,那些晕黄的光静静洒在斑驳的木门上,时光静悄悄的,了无痕迹。
 涛涛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走不稳,他必须时刻牵着。他走在前面,涛涛走在后面,走得很慢,连夕阳的影子也追赶不上。小镇的居民早已熟悉这对父子的背影,从他们背后很轻松就超过去了。认识他们的,轻轻回过头,打个招呼,而后很快便消失在望不见尽头的小巷深处。很少有人愿意多看涛涛两眼,痴痴呆呆的脸的确不太漂亮。
 夜幕渐渐拉开,他牵着儿子慢慢往回走。
 这一走,便是十二年。
 毕业几个月后的一天,我买了点水果去看他。
 他见到我一脸的惊喜,连连招呼我进书房坐下。我们聊了许多话题,独独没有聊到他弱智的儿子。他不提,我也不好问。隔壁房间不断发出“嘟嘟嘟”的声响,我心里明白,那便是涛涛。或许“嘟嘟嘟”便是涛涛与这个世界惟一有声的沟通。
 只是,我们都听不懂。
 在和他聊到的众多话题中,关于人生的最多,但我却对他大学时光的讲述,印象最为深刻。当然,这与我后来知道的一些列人的人生轨迹有关。绕来绕去,最终还是逃不出人生的话题,在他这儿,好像人生是一种宿命,无论怎样回避,也避不开。
 我看了很多他拍摄于大学时期的照片,年轻帅气,充满了青春的张扬与活力。他告诉我:那时他的吉他弹得不错,最拿手的是《爱的诺曼史》,同学们都喜欢听,甚至还有老师要跟着他学习,不答应都不行。他也写诗,诗写得也颇有味道,发表了不少,有什么晚会,女生们必定朗诵他的诗歌。为此,很多人,都料定了他的前途一片光明。
 可最有前途的他,却成了最没有前途的人。
 多年后的某天,我又去看他。他给我看前不久同学聚会留存的集体照。照片背面有其与会同学的姓名、职业,以及联系方式。我着重看了一下职业,有的是市委书记,有的是大报主编,有的是教育局长,有的是中学校长,还有我认识的著名诗人陶春,再差一点的也是教导主任,唯独他,仍是一名最最普通的教师。
 最该为事业奋斗的十二年时光,他都倾注在了涛涛身上。
 我很想问问他,值吗?
 可我终于没有问。不用问,我也知道答案。
 念高中那会,与他的联系没有中断,反而越加紧密。
 我所在的中学就在镇上,离他家不远,步行,只需三五分钟。周末,偶尔我会去陪他说说话,或是借两本课外书。我今天的大部分文史知识储备,便来自于他那个小小的书房。平心而论,没有那些借书与还书的时光,我在写作的路上,不可能走得顺畅而迅速。
 稍稍有点时间,他会练习书法。楷书、行书、隶书、草书,他都练,并且已写得很不错。他会给我讲书法的一些基本知识,各种字体的特点,还延伸到书法家的生平,比如颜真卿、王羲之、米芾、赵孟頫等。他也让我学习写书法,可因为功课的缘故,最终也只停留在极其初级的笔画上面。
 有一次,他突然对我说:“那么多字体里,我偏爱行书。”
 我问他:“为什么?”
 他却沉默不语,点上一支烟,转而看向窗外,窗外除了那些紧闭的窗户,什么也没有。过了好一会,他才又开口说话,话题却已不在这上面。
 在漫长的历史中,写行书的高手不少,代表人物有王羲之、赵孟頫、文征明等,几乎都遒健飘逸、行气流畅。而他的行书我看过不少,虽也算得上行气流畅,却飘逸不够,好像有点逼仄的感觉。
 那点逼仄的深刻意义,以及他为何会喜欢行书的缘由,我都很快就弄明白了。他人生的坎坷与压抑,决定了他行书的不顺畅;而他又极度想摆脱这样的困境,以达到一种近乎于庄子的那种逍遥状态,于是最爱行书。
我不知道行家会如何评价他的书法,至少我很喜欢,不为别的,只为那行书里能寻见涛涛的影子,以及最真实而深刻的人生。
 很奇怪,学校那么多老师,唯有他和学生走得最近,交情最深。学生毕业了,常常会去看他。或许,我们便是行在书桌上那盏台灯照亮的夜路上的那许多人。那盏台灯,没能照亮涛涛的人生,却点亮了我们这些学生的理想。
好像他的名字早已注定这场指引,“为民”,“民”即是我们。
 有时我去他家,会正巧碰上有他的学生在。每次,他总会留下学生吃饭,学生原本执意要走,后来抵挡不住他的热情,又只好留下来。说是吃饭,其实重点不在饭上,也不在菜上,而在酒上。
 他喜欢喝点酒,酒量却不是太好。好几次,有学生来了,他会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喝酒。我不太喜欢喝酒,但只要是他叫,从不拒绝。其中的缘故,大概与他的人生有关,与涛涛有关。
 “人有人品,酒有酒品。”这是他常说的话。他喝酒很豪爽,倒满一杯,很少不一口干掉的。我在场时,通常会连忙劝阻:“慢慢喝,慢慢喝,喝急了不好。”结果我话还未说完,酒杯早已空了。只要他端起酒杯,便立即显得豪气磅礴,以致我也受到感染,从不耍假,总一口一杯,干下。
 有次,来看他的学生很多,他特别开心,竟接连喝了好几杯。
 好像喝酒于他而言,带着某种深刻的倾泻与宣示。
 倾泻什么?又宣示什么呢?
 倾泻生活中的种种困苦与压抑;宣示生命的存在与希望。
 只可惜,我们喝酒时,涛涛常常被锁在隔壁的房间里。爸爸喝酒时的那种状态,涛涛一次也没有看见。
 即便看见了,又能如何,他的坚守与父爱,涛涛怎么也不会明白。
 至少,我们不懂得涛涛的明白。
 今年年初,他从乡下的初中,调入我曾就读的高中,也就是他家隔壁的那所。
 如此,他照顾涛涛就方便多了,至少少了许多奔波。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高兴了好久。
 就在半个月前,我从兰州回到镇上,又专门去看他。我叩开他家门时,他正在打扫涛涛拉在客厅的粪便。他让我先找地方坐,我说没事,站一会儿也行。这让我很具体地看见了他最日常的功课:他先用卫生纸包裹大部分粪便扔进垃圾桶,再用炭灰洒在上面,接着用扫帚扫掉,最后再用拖把拖干净。
 那么多年,这样的动作,他重复了多少次?
 我不知道;他不知道;涛涛也不知道。
 随后,他把涛涛带进卧室,锁上门,又领着我去书房说话。
 进书房我才想起,我给他带的礼物。这次我带来的不是水果,也不是烟酒,而是一本书,余秋雨的新作《何谓文化》。他看了看书名,迟疑了一下,显然被这个像问句的书名镇住。他天天讲着文化的部分,那么文化又是什么呢?
 他一时想不明白。
 在我看来,文化对于他而言,很复杂也很简单,复杂到谁也无法概括,也可简单到用《何谓文化》里的一个重要部分来回答。哪部分呢?正是“生命的回答”。而其中《谢家门孔》一文,又最贴切。《谢家门孔》讲的是著名导演谢晋,还有他的儿子;谢晋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都是弱智。我最初读时,读了几段,便开始流泪,一直到结束,泪水也还止不住。
 我把书递给他,让他先看这一篇。他翻开,立马开始阅读,读了几段便再也读不下去了。只哽咽着重复一句话:“太惨了,太惨了……”
 接着又补了一句:“谢晋比我坚强。”
 讲完,便点了一支烟,又把头转向窗外。不再说话。
 我趁机去上厕所。去厕所要经过涛涛天天呆望的那扇窗。我经过时,涛涛正痴痴地望着对面的那座山,而山默默无语。
 原来,涛涛和爸爸的窗户都不曾关闭,爸爸的心可以飞出窗外,涛涛却不可以。涛涛不曾关闭的窗户,于爸爸而言,却始终关着,亦或根本不存在,有道门,却怎么也敲不开。
 两扇不曾关闭的窗户,是怎样一个世界,我已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