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及《第三说》
文/安琪
突然之间,“地方主义”又成为诗界热点。实在的,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地方保护主义”,多了“保护”二字,在政治术语上意为,政权的地方机构及其成员,以违背中央/国家的政策/法规的方式去滥用或消极行使手中权力、以维护或扩大该地方局部利益的倾向。仅从此意,则“地方保护主义”要不得,它追求的是小圈子的利益最大化而致公共权益于不顾。但如果把这个词挪用到诗歌来又如何呢?我觉得未尝不可。首先,诗歌这个文类并无所谓的“中央/国家”,哪怕北京,也不能就说是诗歌的首都;其次,诗歌这个文类,也无所谓的政策/法规,诗无定法已是共识,条条大路通好诗,谁也不能为谁指明诗歌的康庄大道。倘若进一步想,诗歌的“地方保护主义”似乎倒是很有必要,也确实早就为我们的老祖宗行动着。
当我们翻开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我们看到了伟大的主编孔子老师以十五国风来为诗歌分类,无论“周南”“召南”,还是“邶风”“鄘风”“卫风”“王风”,还是“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还是“陈风”“桧风”“曹风”“豳风”,都是各诸侯国流传于百姓口头的民间诗歌,那时的一个国大抵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地级市,因此,现如今以地级市为一个诗歌群落组成单位,想来也是其来有自。
以上以《诗经》为例来确认诗歌中的“地方主义”(或曰“地方保护主义”)是我拜读《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主编张清华教授为该书所作序言后茅塞顿开的继续发挥,张教授开题即明言,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地理”和“历史”从来不是完全分离的两个东西。在各个文明圈彼此隔绝的时代,在人类未进入“现代”这种与时间赛跑式的社会形态之前,“地理”本身就是“历史”。因为,“那时的文化带有无法逾越的地域性,各种文化类型彼此几乎是静态的、井水不犯河水式地存在着、延续着,几乎千年如一日”。呵呵,如果我早12年读到张清华教授这篇大论,我一定不会丢下“漳州”这个地理而跑到“北京”这个地理,依我现在对“漳州”和“北京”这两个地理的判断,则“漳州”有如《诗经》中15国风的任一“风”,“北京”则是混乱的大杂烩的哪一“风”都不挨边。因此这12年我茫茫然兼盲盲然似无头苍蝇,落到哪里都不是地方。
阅读诗人或诗歌批评家的文章你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他们一方面反对诗人间的“拉帮结伙”,说这是个人名利心的膨胀、这是制造诗界的不和谐,云云,另一方面,他们又极为认同并且撰文推举甚至编书集纳诗歌流派,那么,究竟这“拉帮结伙”和“诗歌流派”之间的界限在哪里?我至今还搞不懂。我发此感叹自非空穴来风,想当年我和黄礼孩、远村为出生于1960年代没有参加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诗人命名为“中间代”时,不仅得罪众多未入选《中间代诗全集》的诗人,更引来诸多骂名,直接的后果是制造出了一个“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的我,此后,凡是要出头露面的事我就躲。女诗人嘛,永远写你的好诗,永远不介入任何事,你就永远享有“安静”“低调”的好名声,你就各路诸侯都会接纳你,都会把你捧得高高。这是我做“中间代”得来的经验教训。
但是,还是那句话,这“拉帮结伙”和“诗歌流派”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依我的榆木脑袋来看,没有界限——没有“拉帮结伙”,哪来“诗歌流派”?只是前者贬义,后者褒义,聪明的人便舍贬取褒了。撇开褒贬,其实就是一个“群”的问题。说到群,自然会顺延出孔老先生的“诗可以群”,对此意诸论家有诸多解析,孔子的第10世孙、汉代学者孔安国所做的注:“群居相切磋”,意思是说,人们在一起可以用《诗》来互相砥砺。当代学者吴子林在《超越“实用”之思》一文中指出,《诗》“可以群”之意,本就蕴含在“不学诗,无以言”之中,强调的是《诗》在人际交往中陈说怀抱、沟通情意的作用或功能。如果让我做最简单的白话解说我就说,诗可以让人团结。团结太书面了,那就抱团取暖吧,诗可以让人抱团取暖。都说这世界有三种人,男人、女人、诗人,倘若说男人、女人因其性别标志十分明显而轻易就能一眼辨出的话,则诗人的个性特征也十分明显也能轻易一眼辨出。文学界都知道,各种文学体裁的写作者中,也只有诗人这个群体才能一见如故自来熟。诗的文体特征加上诗人的性格特征,使诗人们成为天生的群体动物。无论再怎样安静的诗人,也有他/她安静的同道。
所以,诗歌的地方主义可以说有它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在。
天时,自打有诗歌后,这天时就永远都存在,诗歌的“天”天然成全着诗人们交流的意气。
地利,越小的地方越有地利。城市小,诗人们相见方便,半小时内跑遍全城,哪怕已经围坐一桌了,在等饭菜上桌之前电话再邀请几个人都行。反观北京,若无事先预约,临时叫人的想法想都别想,即使预约相见了,一顿饭未完,大家就纷纷掐着表生恐错过最后一班地铁,这饭吃得就是如此不踏实。因此我在北京12年,冷静一琢磨,竟不知自己属于哪个群。
人和,虽说诗鼓励群,诗人喜群,但老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是真正不错的,并非同一地方的诗人就都能和睦相处,这里面还涉及到诗歌的审美取向和语言的表达方式,因此,一个地方分成若干群也是常有的事。
其实并非只是诗以群分,严谨如学界,也是“学以群分”,学界的“群”以导师为标杆,每个导师带出弟子,弟子再带出弟子,“群”就这样形成了,但学界自己不叫“群”,叫“师承”,这一换词,就严肃了就大家风范了。现如今说到童庆炳之“童家军”,洪子诚之“洪家军”,吴思敬之“吴门弟子”,谁不肃然起敬?!诗界的群,也理应享受此等尊敬。
诗歌中的地方主义要保护,保护的是一地的诗歌气脉,保护的是一地诗歌的生生不息。但凡一地有群的,这地方的优秀诗人就多,这地方的新生力量就猛,这是因为诗人们相互鼓劲、切磋的结果。和学界导师为标杆一样,诗群也得有自己的标杆性人物,这个标杆或以诗人作品影响力取胜,或以诗人人格魅力服众,不一而足。群龙无首龙飞散,诗群无首群不长。首,很重要,首是凝聚力,一旦首凝聚不了群了,群就分化。另外有凝聚力的人接着成为首,带出自己的另一个群。
2014年我应女诗人花语之约到河北临漳,在七子湖畔看到建安七子的塑像,除了陈琳、孔融、王粲,其他“子”我委实记不住,但有了这三个记得住的“子”,这建安七子便立得起来了,因此,一个优秀的诗群落,必须有立得起来的诗人。我相信历史上一定还有很多诗群落被时间淘洗掉了,因为没有优秀诗人的缘故。
诗群不是抽象概念,每个诗群一定会落实到本文上,每个文本一定会落实到纸上,于是,民刊出现了。民刊也是各种写作文体中唯诗所有。也就是,只有“诗”这个门类才有“民刊”一说。几乎每个诗群都有自己的刊物,是为民刊。民刊没有书号,也不出售,只为了集中展示诗群成员的作品,更为了交流。诗人西川认为,中国诗歌民刊构成了中国诗歌史的小传统。赵思运教授直言“近20年的中国新诗史基本上是由民间诗歌报刊推动、改写的,无论是诗歌精神、诗歌观念还是诗歌文本,都是如此”(《民刊何以“民刊”》)。张清华教授则如此传达民刊的重要性“几乎所有被广泛认可和经典化的诗人,都是从民间诗歌刊物上成长起来的,而不再是由原有的发表体制所制造出来的” (《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序)。
对我而言,民刊所承载的更多的是诗歌故乡的意义。回忆2000年在漳州和康城创办民刊《第三说》,确乎也是为了让自己的诗歌和诗学观念有一块可以生长的土壤,于是选题策划,于是节衣缩食,直至红与黑封面、异形开本的创刊号呈现眼前。创刊号的亮点是“柔刚诗歌奖专辑”,2001年第二期做了“中间代诗论”专刊,2002第三期推出的是“第三说诗人诗论”专刊。此后我北漂至京,本来怀揣着高远的诗歌理想,谁知竟一下子跌落到生活的底层,焦头烂额中再也顾不及其余了,所幸坚守漳州的康城继续坚守着《第三说》,和朱佳发、冰儿合作主编了第四期,和荆溪合作主编了第五期,自己独立主编了第六期,《第三说》这才顽强地延续着生存的命脉。个中甘苦,且等康城自述。2015年元旦,我回乡参加第三届“闽南诗歌节”,和康城谈到了继续《第三说》的事,于是有了这第七期的诞生。
如同本世纪初的民刊大都有它同名论坛一样,《第三说》也有它同名论坛(此前论坛名“甜卡车”),论坛集中的版主、驻站诗人大抵就是民刊《第三说》的核心成员。现在虽然论坛时代已结束,但刊物在人员召集上继续沿用以前惯例,只是补充了一些漳州新近涌现出的诗人。离乡12年,故乡涌现出了非常多陌生的面孔,我也希望藉此《第三说》和他们互相了解,一起前行。
本期全部来自康城约稿。同仁的确定由我和康城共同商议,他们是:落地、荆溪、燕窝、许建鸿、刘歌、冰儿、辛泊平、朝晖、张左、朱佳发、康城、安琪。《第三说》同仁大都漳州或与漳州有关的诗人。作为暂住北京的漳州人,我的故乡永远都是漳州,无论从哪一方面。
2015-05-17,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