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在世界同类艺术中处于强势
 
.目前现代汉语巨大的弹性空间，完全可以满足现代人思维的表达，甚至可以基本承载各类先锋性语言试验。其二，这一语言背景下的中国现代诗，除了在这个系统内部纵横驰骋之外，还利用汉语的缺欠与优势，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变形、越位、出格的诸多突破与演练。其三，中国新诗经过百年的发展，无论巨量的诗人规模、巨量的形成文本、巨量的逐时创作数量，还是内部的百十家风格流派，或是延展发育上的多重向度与多重维度，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同类艺术体裁中，均处于强势。第四，现代诗已经长出了属于自己的、自由的翅膀。它已经可以轻松地、随意地飞入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飞入到无数精致、细密的心理空间，与现代中国人的琐碎生存，达成了几乎无间隙的同构与同步。第五，中国诗歌的数量在递增，而整体水准在下滑。诗歌内部蕴含着的生命价值、生命激情、生命闪光都在下降。第六，诗歌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变成了一种精神自慰、一种精神身份的辨认。无数自命的、自称的诗人努力地挣扎着，用微弱的精神呼吸，极力地表现着与世俗的分离与差异。今后这种平庸的趋势只会加剧
 
1 中国现代诗进行了三个方面的突破与演练
 
第一，利用汉语最独特的表象功能，使中国现代诗成为世界上意象性最强的诗；第二，利用汉语在性、数、时态等方面的缺欠，扩大了诗歌的模糊、朦胧、不稳定；第三，利用汉语“粘合语”的随意性积木特点，制造出了比其他语种更丰富的多方面效果
 
历史的功劳簿总是过去大、现在小，这不公平。残酷地说，所有的历史都是为了铺垫现在！谈到百年新诗的历史时，徐敬亚这样说。
 
诗的最高、最终极的轨迹，是也只能是由少数天才诗人传递所组成！无数普通人的辛勤努力的最终结果，只是在为迎接未来的天才诗人的出场而发出的前奏。因此回望的时候，必须残酷地忽略那些曾经占据了历史地位，但并非天才的诗人。谈到百年新诗中的诗歌经典时，徐敬亚这样说。
 
今天，当回顾新诗刚诞生的状况时，徐敬亚说，100余年前，在中国白话诗刚出现时，现代汉语还很不完善。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本的语法体系没有建立，或者说中国人当时还没有归纳、总结出白话汉语的一整套语法规律。因而作为一个虚拟系统来说，它就很难达到语言系统的两大标准，一个是规范化，一个是稳定性。第二个不足是词语的数量严重缺项，很多现代生活用语，包括自然科学的用语还没有从日本等国移植过来，无法与现代生活细节产生足够大的对应面积。第三个不足是缺少复句系统，包括词的性、数、时态等都不清晰。这大概就是一直到清朝晚期中国古代日常白话系统苍白的原始边界。
 
经过100年的发展，徐敬亚认为现代汉语在以上三个范畴内都基本成熟，成为一个庞大的、综合性语言体系。这个语言体系近期以来在口语方面又产生了多个向度的突破。可以说，目前现代汉语巨大的弹性空间，完全可以满足现代人思维的表达，甚至可以基本承载各类先锋性语言试验。而在这一语言背景下的中国现代诗，除了在这个系统内部纵横驰骋之外，还利用汉语的缺欠与优势，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变形、越位、出格的诸多突破与演练。第一，利用汉语最独特的表象功能，强化了词语的独立性与凝固性，使中国现代诗成为世界上意象性最强的诗；第二，利用汉语在性、数、时态等方面的缺欠，扩大了诗歌的模糊、朦胧、不稳定；第三，利用汉语“粘合语”的随意性积木特点，在词语拆分、组合中，制造出了比其他语种更丰富的虚实关系、语法错位、移情通感、无厘头表述等多方面效果。
 
提起著名诗人、评论家徐敬亚，诗歌界无人不晓。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三篇为朦胧诗辩护的文章中，争议最大、影响最大的就是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崛起的诗群》
发出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呼声，公开亮出了现代主义的旗帜。这篇写于1981年、并非是为了发表而写的2万多字的长文，处处洋溢着一位大三学生的风发意气，今日重读仍让人激情澎湃。
 
2 宏观地看，当下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大局体构已经建立
 
在诗意方式、感觉方式、语言方式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独自的生命哲学与诗歌美学。细微地说，在诗的内部建筑形态、节奏音律、语感意味、语词转化、意念变异等各方面，也早已完成了细节建构
 
在谈到新诗现代倾向的兴起及背景时，徐敬亚说：“我郑重地请诗人和评论家们记住1980年。这一年是我国新诗重要的探索期、艺术上的分化期。诗坛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单调平稳的一统局面，出现了多种风格、多种流派同时并存的趋势，带着强烈的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新诗潮正式出现在中国诗坛，促进新诗在艺术上迈出了崛起性的一步，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开始。今天，面对一大批新鲜的诗篇，我们完全可以说它们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表现手法，促使新诗在结构、语言、节奏、音韵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这种变革持续至今。”
 
“宏观地看，当下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大局体构已经建立，在诗意方式、感觉方式、语言方式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独自的生命哲学与诗歌美学。细微地说，在诗的内部建筑形态、节奏音律、语感意味、语词转化、意念变异等各方面，也早已完成了细节建构”。中国新诗经过100年的发展，在徐敬亚看来，无论巨量的诗人规模、巨量的形成文本、巨量的逐时创作数量，还是内部的百十家风格流派，或是延展发育上的多重向度与多重维度，中国现代诗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同类艺术体裁中，均处于强势。在全球的诗歌参与、诗歌交流、诗歌影响上，与全球几大语种相比，中国现代汉诗亦不落下风。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的30多年来，中国现代诗更以一浪高过一浪的再生姿态，一代人衔接一代人的相互影响，在不倦地逶迤、蔓延……
 
“也许，现代诗的总体气度还达不到古典诗歌那种高远与飘逸，在自由诗意与严酷格律的神秘关系上，中国古人达到的高度的确也难以超越。但现代诗已经长出了属于自己的、自由的翅膀。它已经可以轻松地、随意地飞入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飞入到无数精致、细密的心理空间，与现代中国人的琐碎生存，达成了几乎无间隙的同构与同步。成为当代中国人灵魂的最高意义的出口，基本承载了民族最难以表述的、最前沿的精神躁动”。当谈到中国诗歌发展的历程时，徐敬亚对记者说，如果想一想，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摇头晃脑地哼吟着诘屈聱牙的古调子，百年新诗几乎完成了一次不可能完成的转变，像一个人在一瞬间彻底更换了自己的皮肤，同时彻底更换了眼耳鼻喉及声带。不过也别说得那么玄，其实非常简单一句话：现代诗取代古典诗，全面进入生活，基本上完成了中国人对诗歌的日常需求。
 
3 当下诗歌的确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
 
现今的诗歌流派的确不再同于百十年前，或几十年前艺术意义上的“诗群”。它们更像一些社会学意义的团伙、一些分类的社会细胞群、一些气味相投的圈子。遗憾的是，这样的现状却是诗歌的存活方式，这是全球化时代无法改变的
 
中国百年新诗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徐敬亚介绍说，从上世纪初至1949年是第一阶段，在巨大的文化断裂、外族入侵的危亡中，中国诗歌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初步完成了现代性的草创；　第二个阶段，从1949年至1976年，诗歌被异化后再次起飞；　朦胧诗之后的40年是第三个阶段，百年新诗达到了它的最高点……
 
记者发现，早在写于30多年前的《崛起的诗群》中，徐敬亚便对中国现代诗的源流及发展作过如下论述：“上世纪二十年代是新诗发轫的年代，而三十年代则是全面铺开的生长期。中国社会整体上的变革，几亿人走向现代化的脚步，决定了中国必然产生与之适应的现代主义文学。中国新诗自身的内在矛盾也决定了新诗的变革。现代倾向的兴起，绝不是几个青年人读了几本外国诗造成的，它产生于中国最新的现实生活，是五四新诗的一个分支的复活，是三十年代新诗探索的继续，也是五十年代民歌道路失败后的再次尝试，是我国新诗发展的一段正常衔接。或早或晚这种现代倾向总要出现，不由这一代青年开始，也要由下一代青年人开始。”
 
于徐敬亚个人而言，不知不觉间，他早已经站在了中国最高的学术观测视角之中。30多年来，他以诗人及评论家的双重身份，不仅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诗歌的发展，他对中国诗歌的研究及推动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中也可见他的欣喜、无奈甚至焦虑。
 
1986年，徐敬亚策划的“中国现代诗大展”，引起全国性的关注，成为中国诗歌史一件绕不过去的文化事件。2011年，他发起创办了“中国诗歌流派网”，从创办到现在，注册诗人超过15万，使诗坛最基层、最初级的这部分人找到了一块精神释放的园地。他们不用花一分钱，在家里就可以通达世界。2014年，“中国诗歌流派网”联合几家权威诗刊发起了“21世纪中国现代诗群流派评选暨作品大展”活动。
 
据徐敬亚介绍，从1986年到2014年，中国诗歌流派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猛增，参展的有几百家群体、上千名诗人。不少流派和这个展览史并行而存，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坚持到新的世纪。可以看到，中国的诗歌热情一点也没有减少，而且这种热度从面积上、数量上看，越来越呈增量趋势。然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随着信息化的普及甚至泛滥，全国各省区的诗歌力量越来越均衡。上世纪后期，由首都或一两个省市领衔潮流的年代过去了。
 
对此，批评家唐晓渡曾很不以为然，他甚至称“诗歌流派是自我安慰的大泡泡”。作为同行，徐敬亚也遗憾地承认，中国诗歌的数量在递增，而整体水准在下滑。诗歌内部蕴含着的生命价值、生命激情、生命闪光都在下降。与“86大展”中那些如同新星剧烈爆炸或黑洞频发的诗歌冲撞完全不同，如今几百个群体或流派，便像一片片模模糊糊的平庸星云。
 
“这些也许可以指责，但更应该好好反思。当下诗歌的确发生了很多很大的变化。我坦然承认，诗歌在某种程度上真的变成了一种精神自慰、一种精神身份的辨认。无数自命的、自称的诗人努力地挣扎着，用微弱的精神呼吸，极力地表现着与世俗的分离与差异。我想，今后这种平庸的趋势只会加剧。因为在日益迎面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下，人类的个体‘人价指数’只会越来越平均，极端全体的‘生命尖锐度’只会越来越扁平”。徐敬亚无奈地表示，现今的诗歌流派的确不再同于百十年前，或几十年前艺术意义上的“诗群”。它们更像一些社会学意义的团伙、一些分类的社会细胞群、一些气味相投的圈子。遗憾的是，这样的现状却是诗歌的存活方式，这是全球化时代无法改变的，我们只能坦然面对，但这并不排除我们在心中仍然保留着对诗的最高期待。
 
源自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