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寮子背》：后工业时代的“结绳记事”
                                
马志良/文




诗人朱佳发

 
那一天，来自北方的风吹散了聚集在南方的霾。

黄昏时分，我从朱佳发的诗歌里抬起头，竟然看见了清晰的地平线和远山起伏的影子。在十九楼的阳台上，寒冷的风，带着透彻的凉，穿过我的身体，穿过拥挤的城市，吹向一个遥远的村庄——寮子背。

对于朱佳发的诗歌而言，寮子背是一切的起点与终点。诗人在大地上行走，脚步如同飘忽不定的风向，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也无论是来路还是去路，都像是雨中的鹰，雪中的蝉，所有的漂泊都是不期然而然的使然。思想的鸟群在天际间飞翔，身体的脚步在大地上匍匐，两者之间，永远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并由此而造成了撕裂般的反向作用力，犹如一道沟壑被分裂为两岸，犹如一道伤口永远的疼痛（这是诗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如《峡谷》、如《裂谷》 ）。

说到底，此岸与彼岸的分裂、呼唤与交织，是一个诗人永远无法回避的生存状态。它存在于精神和物质之间，灵魂与现实之间，行走与回望之间，同时又对应着城市与乡村，繁华与孤独，精神与世俗。

由此而论，我认为朱佳发的诗歌至少可以分析为三个维度的基本张力，即空间张力、时间张力和精神张力。这三重张力有时各自拉扯，经纬分明，主导着诗歌叙事在某一方向上的力度；有时又互相作用，纵横交错，形成了一张疏而不漏的命运之网。可以说，朱佳发的每一首诗，都是在这个三维交织的网罗上的一个“死结”，或可称之为后工业时代的“结绳记事”。

需要说明的是：与先民们“结绳记事”的处境不同，汉语诗歌虽然已有三千年的深厚积淀，但我们所处的时代却面临着更多的问题、矛盾和不确定性。所以，阅读朱佳发的诗歌，会让人感觉到这些“以诗作结”的“疙瘩”倔强而又坚硬，作者似乎是铁了心的要传递给更久的未来，更远的远方，以及更加感同身受的同谋者。
                       
一、城市与乡村的文明之结
 
城市化进程对乡村的排斥与拉拢、掠夺与安抚，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矛盾。但三千年农耕文明在中国人血液中注入的乡村基因仍然根植于大部分人的心中。其中，由农家子弟而进入城市的诗人，也许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群体。在这条路上，从海子的北方“麦田”到朱佳发的南方“寮子背”，有着一脉相承的源头和指向。

时至今日，空间关系上的城市与乡村，是汉语诗歌在三千年文明进程中遇到的一个新课题。虽然，关于乡愁的主题由来已久，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张和分裂，这样充满了粗鲁和不义。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手持汉语的诗人痛彻心扉。

一方面是城市生活对于生存空间的拓展。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这一代诗人，大多以知识精英的身份，参与了城市化进程，是城市化的亲身参与者和见证者，并已成功地在城市中安身立命。另一方面，城市的快速发展也反衬着乡村的没落，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一批一又一批的诗人们伴随着清明、春节的返乡潮流回到乡下时，思绪在童年的家国记忆与现实的苍茫萧条中凝结为无形的空虚，一切都似乎失去了根据。

可以说，是我们自己亲手毁掉了乡村，又亲手斩断了与这个母体相连的脐带。但是，当初义无反顾地投奔而来的城市，并不是一个安放灵魂的所在；而“故乡也已经不是一个荣归的去处了”（费孝通《乡土中国》）。

朱佳发的诗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故乡的重新审视和自我忏悔。

“小溪流过寮子背/我，以及我的子孙们流过寮子背/小溪已经没有了小鱼/我，以及我的子孙们/可是寮子背游走的小鱼?”（《寮子背》）。

“一近一远的错觉中，山出现裂谷/我的伤口开始疼痛，幻觉透不过气……乡亲们说，那是豁口，是山与山的夹缝/夹缝是一条河，缓缓流过城市和乡村/流过我的身体”（《裂谷》）。

这样的叙述方式并无诗意可言，因为曾经有过的诗意早已随着村庄一同远去。留给诗人的只有无限苍凉的山冈与坚硬的岩石，那些山冈与岩石从来不会无病呻吟，但它们构成了朱佳发诗歌在空间维度上的基本质地——柔软而又倔强，卑微而又傲慢。
                      
二、繁华与孤独的生命之结
 
在时间轴上，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和回答，是诗人无法回避的另一个命题。正因为如此，布罗茨基才会严肃地指出：“写诗也是一种死亡练习”。

生命在时间中流失，其方式不外是两种：繁华或是孤独，存在或是虚无。而在现实中，更多的是繁华中的虚无，孤独中的存在。作为生存于现实中的诗人，朱佳发当然属于后者，正如他在诗中写道：“光和声音纠缠不休，我和自己纠缠不休/今夜，谁的影子拉不长，谁走不出宴席”。（《整个晚上我只看到一颗星星》）。

从衰败的乡村重新回到繁华的城市，如何审视生命的价值是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大部分人在短暂的伤感之后，重新回到了城市生活的滚滚红尘。但诗人却不可能这样没心没肺，酒尽人散之后，只能沿着陡峭的台阶或者垂直的电梯离开大地，日复一日地回到高楼上的水泥格子里，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飞翔还是坠落？背叛还是回归？

这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而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考总是出现在孤独的尽头。《山的那一头》正是这种在孤独中对乡村生命状态的怀念：“山的那一头升起炊烟，人就该到齐了/我迟迟没有动身，是想找几根木柴……”。在此，木柴可能代表着诗人记忆中某种美好的乡村记忆或是人生意义。诗人虽然坚信“只要有柴火，炊烟总会升起”。然而，在城市里寻找木柴的结果只能是自我身份的迷失和终极意义的迷茫，最终只能是更大的不可知：“我可能来自山的那一头\ 我可能是山那一头的背叛者”（《山的那一个头》）。

如果说，柴火与炊烟代表了乡村意义的自然场景，那么在诗中反复出现的“兄弟”则代表着乡村意义的生命关怀。众所周知，兄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父母、夫妻之外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也是人际关系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第一个圈层。其中既有血缘关系的纽带，又有社会关系的温情；兄弟既可以是血缘的，也可以是结义的，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农耕社会最看重的人际关系。在朱佳发的诗歌中，反复出现的兄弟，既是诗人在巨大的孤独中对城市冷漠的抗拒，也是对古老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温情的召唤。

“有兄弟已经出发，但不知道自已在什么方位”（《山的那一头》）。

“而我的一生都茫然行走的兄弟/还在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城市与乡村的距离”（《种种迹象表明》）。

“没有人知道，消逝多年的兄弟/与河流的走失有没有关系……我的兄弟一直寻找的那棵树/不知会不会从明天的河床长出”（《明天的河床》）。

与众多的称谓词一样，现代社会兄弟关系的泛滥与疏离，是对汉语的又一次侵犯。在传统的乡村社会，兄弟既是构成宗族实力的主要力量，也是一个人生命意义的最漫长的见证者和伴随者，他们不仅提供生的意义，同时也提供死的关怀。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宗教的缺失，在传统的中国乡村，兄弟之间的平等关系为每一个人提供了宗教意义上的倾听、诉说、忏悔的可能，也是唯一可能以平等的身份提供生前相伴，死后相送，患难相扶，困厄相助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朱佳发诗歌中反复召唤的兄弟不仅是对这个语汇的复原，而且已经脱离了平凡意义上的人伦关系，带着某种神性的光芒，是一种对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的召唤。
               
三、精神与世俗的诗歌之结
 
实际上，无论是空间维度上的价值追寻，还是时间维度上的生命反思，都不能解决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诗歌作为人类精神的高地，如何完成自己的生长。因此，诗人最终只能在精神与世俗的对抗中，回到诗歌内部，重建自己的精神王国。

“让我回到一粒米，词的米，米的胃……家园日渐下沉，恐惧早已失语/而词，一粒词站立了！……我回到固定的中心，我把我固定”（《让我回到一粒词》）。

就是从一粒词开始，朱佳发不仅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固定了自已，同时也重新塑造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沿途捡拾傲慢的诗句，如同沿途抚慰/遗落的灵魂，以及草芥的生命”。

在这里，“我从不需要听众/时间就是我忠实的听众”（《听众》）；在这里，“木质的乡村，以及钢铁的城市早已迷路/而我非常清楚来时的路，以及路上的桥”（《桥》）。

由此可见，通过诗歌，诗人不仅完成了自我价值的“固定”，同时也完成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升华：“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城堡……我是自己的王……我要他们用一生去找我，世世代代去找我……我不让自己悲伤，不让自己怜悯”（《我的城堡》）。

至此，朱佳发的诗歌已经完全摆脱了世俗的羁绊，并以诗歌的精神完成了对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跨越，形成了明显的自我认定与精神指向。

阿诺德说：“诗歌拯救世界”。但是，诗人首先必需完成对自己的拯救。如果把《寮子背》的书写过程所涵盖的十三年时间以2010年为一个分期标志，对比前后两个时期的作品，则可以发现朱佳发诗歌不断走向自我拯救的种种迹象。

在前一阶段，诗人行走的范围很广泛，丰富的题材中虽然已经包含着向传统和自身回归迫切感，但诗歌在广度上的铺展掩盖了主题的掘进，对他者与外在的关注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在第二阶段，主题明显集中于对故土家园的切身感受和城市生活的深刻反思之间，随着自我生命意识不断扩展，这一时期的诗歌获得了越来越充足的内生力，从而使我们透过不断变幻的意象发现一个更加真实的自我和更具真相的世界。
                          
结语

我相信这是一次不自觉的尝试，但诗歌既然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布罗茨基《文明的孩子》 ），则自有其本身的系统功能传递内涵丰富的思想信息，等待着遥远的“听风者”。对此，现实中的老朱就是一个顽固或者说是傲慢的佐证。作为诗人，他从不谈论诗歌，似乎也从不期待诗歌的各类“知音”或者各色“知己”。年复一年，老朱在甲子路一带的街头大排挡里喝着冰镇啤酒，看落英缤纷或者暴雨滂沱，忽而兴奋又忽而伤感起来，却也从不当众吟诗。

从寮子背而武平、从武平而龙岩、从龙岩而温州，又从温州而顺德，二十多年来，朱佳发像风一样在东南与华南之间划过三省四地，但是只划了半个圈，剩下的半圈向着寮子背。

在诗集的自序里他说：“我在走，我就是方向”。也许，这就是诗人的宿命，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张力和引力，但诗歌的方向永远是内在的，也是不可预知的。

我之所以把朱佳发的诗歌称之为“死结”，是因为它包含着一种不愿被人们轻易打开的决绝，也包含着内心矛盾的压力与冲撞，这是诗人内心的绝望与傲慢，也是诗歌在消费主义时代所面临的困境。换句话说，对于诗人而言，最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诗歌被误解、被冷落、被封存，而是被消费、被消化、被排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