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百年新诗的考量来自诗歌内部

 

 
（燎原：著名诗评家，山东威海职业学院教授）
 
在鱼化龙中国新诗百年长安论坛上的发言
 
今天的这个论坛，主题是如何看待中国百年新诗的问题。对此，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谈论：
 
1.关于“中国新诗”与“中国现代诗歌”的概念。1917开始的新诗这一概念，是相对于旧体诗——亦即格律诗的一个称谓，但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到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经济形态、社会生活形态、文化艺术形态，已进入现代社会形态。这个时候的诗歌，也进入了以现代观念处理现代问题的新阶段。因此，我更愿意把由此至今的诗歌，称之为“中国现代诗歌”。
 
2.这个概念的变迁，也折射出这一文体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深层的同构关系。事实上，从旧到新，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它既体现出提前一步感知社会内在情绪的敏锐；还总是提前一步，寻求新的艺术方式来表达。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与艺术的双重超前性，它在每一次变革的最初都是不被理解的，并饱受嘲笑与打压。因此，一部中国现代诗歌史，也是数代诗人历经时代风雨的坎坷磨难，生生不息的创造史和精神史，由此而构成了自己伟大的血脉和魂气。
 
3.在中国新诗从奠基到持续发展壮大的历程中，横亘着由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先驱，以闻一多、卞之琳为代表的教授学者，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等一代文化巨子构成的诗人系列，中国新诗的主体，也是他们置身时代问题高能量的精神艺术创造。而在1980年代至今的中国现代诗歌的背后，是一个结构性更为立体的庞大诗人系列。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作协系统诗人；在研究机构和高校系统兼具诗歌写作、诗歌批评、诗歌翻译的研究员、教授、研究生系列已日趋活跃；而密布在社会神经末梢的各路神仙、乃至草根族群，则表现出更为抢眼的活力。这既表明了当代诗人的群体宽度；还包含了学术界、批评界、翻译界、研究生培养机构等等，当代诗歌建设中结构性的厚度。这种与社会架构对应的立体性和参与人数之巨，是当今任何一个文学艺术品种不能比拟的。
 
4.中国新诗创造了大量的经典作品，从朦胧诗到第三代以来的中国现代诗歌已经创造并正在继续创造着它的经典作品。这些经典构成了诗歌史的实体，它们既已成为文学史中的专门研究对象，进而成为高校硕士、博士生的研究论文选题，也构成了中国现代诗歌新的传统和资源。
 
5.正是基于这些经典作品和重要作品的持续涌现，也潜在地拉升了社会公众的欣赏水准，1980年代一些症结性的诗歌问题，诸如对“朦胧诗”看不懂的“让人气闷的朦胧”，早已不再是一个问题；诗人们自己关于中国诗歌与世界诗歌接轨的焦虑等等，已经转换成了中外诗人在中国本土和国际场合的频繁交流。
 
6.当下诗歌当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比之其他文学艺术门类，也谈不上更多。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现今几乎没有一位诗人，认为自己的作品不优秀，但对诗歌现状的不满乃至轻蔑，恰恰来自诗歌界内部。假若无数优秀个体的相加，却是整体的一塌糊涂，那么，这到底是诗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呢，还是要以对于整体的轻蔑，表达自己的居高临下？批评领域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宏观批评中整个诗坛的乏善可陈，而一旦涉及到具体的个人，每一位又都成了精英。这无论如何都不符合逻辑。
 
看待一个时代的诗歌，关键要看大势。对于个体夸张性的肯定和对于整体夸张性的否定，则直接影响了对于百年诗歌成果的客观看待和宏观考量。
 
7.正如大家都已看到的，眼下的很多诗歌的确水平不高，但我想也不必过于指责，因为写诗也是人的一种本能，且每个人都有写诗的权利。这些诗歌和作者，其实还是当下诗歌的基础和大盘底座。一个时代诗歌之塔的高低，与其底座的大小成正比例关系。这个时代的诗歌之塔越高，它的底座便越需要庞大。
 
 
来源：绿色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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