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家】高星访谈录
 
高星是一个非常高雅有趣的人，他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分别起名为高山流水和高天行云，将之从小到大的一切资料 ，积累成册，并设计成一本书。在他的眼里，小到一张发票，大到媳妇怀孕的裸体，皆可为收藏或纪念之物。

 
 
精神之花的掬取者
——张后访谈诗人、收藏家高星 
 
我就没有对老物件的价值和经济学上的理性认知和习惯性的揣摩，基本上是自我欣赏，纯粹是个人喜好，而且要实用。
 
张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收藏？还记得你收藏的第一件东西吗？
 
高星：早年学画时，我经常要摆一些静物，画写生。也就是挑选有色彩感、有艺术范儿的东东，无怪乎是一些有距离感的物件，这种距离感是有几个层次：一是与大众普遍审美的脱离，比如农村的印花布、粗糙的坛坛罐罐；二是与地域的差异，比如边缘的西藏、新疆的民俗用具、乐器；三是与时间的距离，比如那些老家具、老铜器，上面的时间印痕、包浆的光泽，都让老物件的色彩，充满了迷人的趣味和特殊的绘画效果。
 
正是因此，那时我就经常在乡下的老家寻找一些老物件、老瓷器，用于静物写生的目的，那时并不在乎收藏的价值，即使是新的也成，反正看着新鲜、好看，城里面没有。也就是从一开始，我就没有对老物件的价值和经济学上的理性认知和习惯性的揣摩，基本上是自我欣赏，纯粹是个人喜好，而且要实用。
 
东西一多，就要摆在桌面，成为陈设，还可透着生活有品位，有文化，就像现在的酒吧、茶馆、咖啡屋一样，总会附庸风雅地摆一些老物件，假古董。因此，后来我出于家居陈设的目的，又有了针对性的收购，也意识到坛坛罐罐，还是老的更有味道，开始逐步走上了漫长的收藏道路。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收藏老物件的经历。那是1995年夏日的一个周末的黄昏，我第一次逛潘家园。那时的院子只有几排房子，属固定摊位，东侧全是坑坑洼洼的荒地，人们在那里摆摊，出售古玩，大多是北京老人，也有保定、天津赶来的。有的外地乡下农民就是出售自家的老古董，到处暴土洋场。
 
我去时已是快撤摊了，有一郊区老汉出售一对民国青花的大花瓶，他说他不想再麻烦带走它了。花瓶有冲，双耳有一只残。我记得我爷爷家早年供案上摆过一对这样的玩意，我小时在邻居老住户里也经常见到这类东西，一般说是老家人结婚的嫁妆。只见一人在和他侃价，价已很低，但那人还在侃，卖主最后开价27元，买主非要25元。我觉得东西够大，价已很便宜了，我就下手拿了了钱。老者痛快地给了我，估计那买主也有些后悔。现在说来，算捡个大漏，但那时，为两块钱，人们也会争的面红口赤。
 
这就是我第一次在潘家园购物，一下便捡了个大便宜。关键是“大”，东西个大。这对花瓶一直摆在我家的案头上，为它我特意又卖了一老红木半桌和一老座钟，三件东西摆在一起，很是古色古香。
 
我以为，收藏就是心情愉悦的事，不自由有悖收藏乐趣。
 
张后：你的枕边人对于你收藏的东西持什么样的看法？
 
高星：这个问题也是许多到我家参观的人经常问的问题。人们看到我家如同旧货仓库一般拥挤得下不去脚，总是习惯问：你夫人怎么能忍受你这样？你家卫生怎么搞？你家小孩不会磕碰你的宝贝？你在那睡觉呀？
 

我公司有个老同事张茂春到我家参观后，还写了篇文章发表：
高星的家，住在北京市繁华区的一座普通的民居住宅楼里，大概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老楼。进入灰黑的楼栋，随着主人的引领，穿过七零八落杂物的走廊，看到一扇门口的上檐赫然挂着“高家胡同”老搪瓷的胡同名牌，左右两边堆放着收集来的石雕和木刻，就连门上也挂着老物件，一看就知道，这就是高星的家，也就是高家“博物馆”到了。
 
推开门的一瞬间，看到的情景就会让你感到震撼，各种收藏品几乎要夺门而出，一股浓重的文化气息迎面扑来，本来不宽的的过道，上下左右的地上、墙上堆放的，张挂的满满当当，进来的人，自然地缩进身体，唯恐哪里一不小心碰到，走到客厅，说是客厅，其实只有十几平米的面积早已被码放的老家具，成堆的书籍，各种各样的老物件占满，仅仅留出了不到两平米的通向卧室的通道，如果人多时，就不得不侧身而站，靠墙两侧是书架，打开灯后，才看见摆放的是多年来收集的一百多把老式瓷茶壶。收集茶壶、老版书籍是高星的一个癖好，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是有收藏价值的，他都会倾其所有，不惜重金拿下，否则，绝不甘休。

再看卧室里，还是一个字“满”，到处都是码放的各种书籍，几乎码爆，能挂的都挂了起来，基本找不到空着的墙面了，沿着墙面的顶部是一块接一块的胡同名牌，从走道到卧室又回到走道，足有几十块，都是他从旧房拆迁地弄来的。一张双人床标志着这是主人卧室，周围有小柜和高高码起的旧书、旧物就像围墙一样，床铺就像深陷其中的盆地，成了卧室里面的卧床，只是在靠近门口的地方留出一个半米宽的口供出入，客人戏称“自古华山一条路”。相邻的女儿卧室虽然也是满档，但活动空间略大一些，能读书写画，不过写的书画也无处放，只好挂到了两个门上，一开一关飘来荡去，煞是别致。
 
这套房子也就是六十多平米，可从屋顶到所有的墙壁以致卫生间都让高星利用到了极致，即便如此，每次有外出的机会，他还是大箱小包往家拎，看着这些，高星总是乐呵呵地说道：这是他多年的心血，看着就高兴。
 
高星不讲究吃，更不将就穿，也不喜欢开车，讲究随意，在随意中品悟，在随意中创作。从未想到利用收藏去投机，总他把攫取文化营养做为第一乐趣。
 
张茂春这篇文章发表后，还真有人给我发来邮件，说有皇宫里出来的国宝，想低价出售给我，并讲故事说，祖上是张学良世交，文革受迫害，现做生意，岁数大了，不敢找拍卖公司。我哪买得起那些重器呀，那都是国家级文物，我一屋子也抵不上他发来的图片中的一件，他以为我是保险大亨呢，看来他还是走眼了，没看出我收藏的门道，找错了下家。
 
总的来说我夫人还是通情达理的人。她知道只是我的爱好。她当初接受我时，就包括这些内容。这些已融进到我们生活之中，吸引许多人参观，她也很有面子和荣誉感。尽管有时也会发两句牢骚，但总体上，我是自由的。
 
我有的朋友，也搞收藏，但夫人管的很严。一是经济上有管控，不能随意买东西；二是对买的东西种类有限制，比如坟里出的旧物不行；三是在家摆放有限制，要不他自己的书房可以摆，要不在外另租房存放。
 
我以为，收藏就是心情愉悦的事，不自由有悖收藏乐趣。在家还要从这间屋，到那间屋变换风格，太累。太假。太不流畅。
 
如果说绘画是我收藏的外在及形象的动因的话，那写诗就是我收藏的内在及观念的动因了，且深化和提高了我的收藏意识和境界。
 
张后：你为什么收藏？收藏有什么意义？
 
高星：如果说绘画是我收藏的外在及形象的动因的话，那写诗就是我收藏的内在及观念的动因了，且深化和提高了我的收藏意识和境界。诗歌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写作，在当代更是一种另类的写作。诗歌写作与通俗现实的格格不入，必将导致与时空世界的相互隔阂。古董的意义就是它的不真（不是古董本身真伪的真，而是与现实存在不真实的真）。荒诞的情景与时间的亲近和差异，让收藏趋近时间的收藏。
 
我们常说触景生情、睹物思人，但我们面对一件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旧物，且是完好无损的旧物，这本身就够荒诞了。再加上古董旧物上匠人制作的痕迹、先人使用的汗渍、岁月打磨的包浆、古人和旧物之间隐藏的故事、旧物本身传承有序的踪络……都延展了古董旧物的存在空间与展示把玩的内涵。在这一瞬间，我和这一切人和时间发生了关系；陌生和亲近，在这一刻，达到了秘密的媾合。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生活的经历也是有地域的差异。每一件老物件的收藏，都是一次生命的延伸，都是生活空间的丰富和拓展。
 
……我可以算是杂乱有章，因为我重点的几项都可以成规模和系列化。


高星与家人
 
张后：你是否将你的这些宝贝进行过整理并逐一注录？
 
高星：我一直是把自己的收藏当成一种纯业余的爱好，因此只是喜欢的就买，不考虑价位，甚至因为画片好看，残的也要。不喜欢的，再便宜也不买，有没有流通、出售的概念，因此，有人说我的收藏是真正的爱好，纯粹玩。因此，一直也没有专业整理登记。不像有的人把藏品逐一登记，包括品名，在哪买的，价位多少等等信息。
 
我可以算是杂项收藏了，几乎涉猎很广，就像我的家像民俗博物馆，堆的到处都是，其实很不像收藏家专业。但让我欣慰的是，我可以算是杂乱有章，因为我重点的几项都可以成规模和系列化。
 
我最有成就的可算是茶壶系列收藏了，有近300多吧，规模已不小。其次是藏族民俗用品特别是擦擦（泥佛像铜模子）系列；老保单系列；《神曲》中外版本系列；文革用品系列；老油灯系列；邮票系列；崔健招贴画系列……因为我不是以收藏盈利为目的，因此谈不上盲目投资，只是喜欢，不是专业，随心所欲。
 
我曾经在天津百花出版社出过一本小册子《百壶百年》，将我多年收藏的各种茶壶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全书以瓷壶为主，瓷壶中又以粉彩居多，间或有青花瓷。多是茶壶，也有酒壶，甚至暖壶、夜壶，都是有时光锈迹的斑驳旧物。
 
作家丁天曾写有书评：

此书是沉默而内敛的低调“著述杂家”高星先生的私人收藏，配了诗人简洁的品评文字。字很节制，点到为止，去繁就简，是藏家与读者间分享式的笔调。壶和文字都有一种自甘寂寞的矜持。书不厚，只有薄薄一百五十余页，像具有文人气息的粉彩瓷壶一样，这本书也适宜喜爱者反复把玩。
 
我书架上也颇有几本民间收藏家的著述，大多喜好讲来历，推崇藏品价值，只有这本书，谈论的是具有传统文人式的美学概念，何谓“雅逸”，什么是“俗了”，我自是不懂。对于“愈浅淡愈见浓厚”，能听懂，但根本看不明白。连什么是“浅绛彩”，什么是“提梁”都是刚从书上看来的。
 
我所能确定的，是隐隐感受出流淌在字里行间某种散淡的气息。个人以为，这气质，与王世襄《锦灰堆》某些篇章相类，同马未都、白明迥然有异。不推崇金钱价值，不讲古，不云山雾罩，更不执迷于细辩真伪的淘宝投机心态，整部书的基调是出世式的把玩。把玩到痴迷处，自有一重深情和眷恋，个性在通透和洒脱间辗转，散发出的是逝去的早年间文人雅士的情怀和风骨。犹如喧嚣太盛了，有时，寂寞也是一种享受和心理需要。这样的一本书，和书中残损的古旧之物，之于我，其实就是夕阳残照中，陶渊明怀里采摘的一捧菊花。
 
这些文字或许表达了我对收藏文化的态度，也验证丁天是我的一个知音吧。
 
她说，见到你才明白什么是业余爱好，你的收藏不以盈利、不以传世为目的，纯粹是出于喜欢，并且做到高投入，很专业。
 
张后：你收藏的哪件物品价值最高或者具有一种传奇一般的故事？
 
高星：外人看见我满屋子古董，可能认为我是收藏大家，家财万贯。总是习惯开玩笑说：拿出一件宝贝，就可以换一处大房子。其实真正收藏的内行，见了我：都说，你这是电影道具仓库，是废品收购站。
 
因为，我的东西大多属于民俗用品，甚至是老式农具、旧时生活用品，根本不属于文物古董。我收藏的粉彩茶壶可以成规模，但也大多是清末民国初的，甚至是1950年代、文革的旧物，时间不久远；二是几乎全是民窑的产品，不是官窑，价值差很远；三是我只是图画片好看，有意思，即使有冲有残，我也买入，何况还图便宜，因此，在行内没有升值的空间。因此，我也谈不上是什么收藏大家。
 
记得有位来家参观的朋友，理解我的用心。她说，见到你才明白什么是业余爱好，你的收藏不以盈利、不以传世为目的，纯粹是出于喜欢，并且做到高投入，很专业。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有一次逛潘家园时，在市场南侧，出现了一些简易的小平房，里面有许多来自更远的人在那里出售木雕物件、西藏家具等。大多为安徽、江西、甘肃、山东等地的人。我看见一江西人在出售一堆木雕字描金的对联及扁，其中有一对联字句为：“高山流水别遇知者，春花秋月不少佳趣”。字很端正古朴，句子也很文人气，又不通俗。关键是我女儿名叫“高山流水”，对联中也有这四个字。和老板侃了半天，老板说不能低于650元，可我身上又没带那么多钱，并且觉得还是太贵，便留了个电话，也没留押金，走了。回到家，想来想去，对联还可以再遇见词句、价格更合适的，但有“高山流水”四个字的恐怕比较难了。电话打过去，老板说：已被人买走了，你没留押金，不知你要不要。我很郁闷，过了一天，还是不死心，又打电话过去，问谁买走的，有没有电话？巧的很，还真有。老板告诉我，是一位中央电视台的人买走的。我给买主打电话，并向他解释了一番我的心思，他说，很理解我，可以转让我，他说他700元买的，加上路费，你给我800元就拉走吧，我这时不顾什么800元、600元了，赶紧过去拉了。
 
这个故事成我为了我后来向电视、报刊采访记者叙述我收藏经历的保留节目，而且每一次都讲得津津有味。
 
如果说潘家园是一所学校的话，那早期从该校出来的人，就比较硬气，而现在学校大了，学生也多了，文凭自然也就水了，真货—少，见识起点也就低了，学费可能还要比先前的人多交几年，才能上手，甚至那也许总见不着好的老的货呢。
 
一般来说，文艺男中年，多数招人烦，少数招人迷，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经常招惹是非……


高星及家人与诗人北岛（左三）
 
张后：收藏是一种持久的延续，这样的行为和思想以及情感的倾注会给个人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高星：作家狗子曾写文评论我：
 
高星断然不是所谓的“生活家”，他的生活在一般人眼里不能说一团糟，但肯定不值得羡慕，最通俗土鳖的例证就是他没房没车（一室一厅不算“有房”），当然他的生活在我们这个朋友圈儿里算是最规范的了。当年，我只是不愿意用“杂家”来称呼高星，因为，称呼某人“杂家”，其中暗含了某种轻视意味，虽说那意味是善意的、调侃的，而非刻薄的，谁会对一位杂家刻薄呢？
 
不过，无论怎么称呼，在爱好上，高星是够杂的，诗歌、美术、摄影、书法、收藏……但，倘若就从生活上看，高星又是我们这帮朋友里最单一的，他是我们这帮人里这么多年唯一有公职而且从未跳过槽的人，他不抽烟，有酒量但没酒瘾，很少醉，家庭正常（没招过110没出过人命，也没有恩爱到肉麻），身体健康（不抑郁不乖戾不暴躁，不健身不打坐不吃斋），朋友遍天下但从不以此为张扬……这些年下来，相对于我们这帮人的各路折腾，高星几乎成了我们这圈儿里唯一幸存的一个“正常人”，并在朋友圈儿中落得个绰号叫“高大师”，像所有大师一样，高星对这绰号谈不上欣然笑纳但也从不推三阻四。
 
在多数人看来，高星花样百出甚至令人眼花缭乱，在我看来，他很单一，甚至枯燥，这是一种既非呆板乏味也无关乎超然纯粹的单一、枯燥，他走的是一条中道，既远离疯狂又拒绝平庸的一条中道。
 
他是一个端端正正的文艺男中年，一般来说，文艺男中年，多数招人烦，少数招人迷，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经常招惹是非，麻烦不断，搞不好还害人害己，而高星与他们绝然不同，他既不招人烦，也不招人迷，这么多年，他就一直这么不温不火（有时表面上又是风风火火）地文艺生活着，就像他这么多年一直走南闯北地拍照，但从来不说是去“寻访”什么，更与“探险”、“极限”这些名头无关，他似乎就是平平常常的出差或“看朋友”，但在人们不经意间，他整理出版了三大本《中国民间手工艺》。
 
狗子虽然没有直接谈到收藏带给我生活的影响，但也基本写出了我生活的状态和态度。

去年，我去苏州，在水乡一个古董摊买了两件粉彩瓷器，我用衣服包了下，装进一个布袋子，在机场上飞机时，布袋的带子折了，布袋掉在地上，我想完了，瓷器肯定摔坏了。我用手捏了捏，也不知道怎样，捆好的布袋不好打开，我把它就放在行李架上，但一路上我都放心不下。直到家，才打开布袋，喜出望外的是瓷器竟然没有摔碎，也没破。虚惊一场。
 
人都是要交学费的，再有经验的收藏家也有打眼的时候……


高星的收藏品


高星的收藏品
 
张后：收藏中常常遭遇的困境都包括哪些？这些困境是否可以突破？
 
高星：许多人把到手的古董是否是真货，有无上升价值，是否捡漏，作为目标，那困境就是这么才能将看好的古董占为己有。
 
许多收藏家都说，人都是要交学费的，再有经验的收藏家也有打眼的时候，这样的故事很多。

有一次，有个成功的企业家，要收点黄花梨家具，一是附庸风雅，，二是搞收藏，做投资。说好让收藏大腕邹静之给长长眼。但后来又说：已找到另一个收藏家，去两拨人，不太好。故东西拉回来后，才让邹静之去看。邹静之和我到了那家企业大院，主人去取库房的钥匙，我隔着库房窗户玻璃往里看，只见几米宽的大画案，满工是龙，腿根煞白，一眼就可看出，是人工做旧。黄花梨在清代也是奇缺木材，皇宫里也是上等物件，用料不可能那么大，再者说这么大的画案，又是龙装饰，只有故宫才能有，不可能流出，也不可能到现在才出世。我说了句，东西是新的吧？邹静之也趴窗户望了一眼，说：操，高星要是隔着窗户就看出假的，我应该一进大院门就知道是假的了。企业家一听，赶紧给卖主打电话，剩下的东西不要了。几百万打了水漂，肯定是被中介及卖家合手骗了，当初就是害怕邹静之长眼给看出破绽，才借故不让邹静之去的。即使是真的，也不是这个价呀。
 
还有一次，我随古砚研究和制作大师吴笠谷去一家收藏鉴定学院，找一位收藏大家玩，我被他满屋的价值连城的文物所震撼，许多平日见不到的齐白石的画，官窑的瓷器让我大开眼界。他拿出一个新近收藏的宋代古砚，让吴笠谷见识见识，显摆显摆。吴笠谷一接手，说这是我刻的。那人说不可能，吴笠谷说：你是不是从小张那拿的？那人一惊：是啊。吴笠谷说上个月才从我那买走，只是他把这砚台角给砸坏了一点。做旧了。你花了多少钱买的？那人说：6万。吴笠谷说：我卖给他才3千块。那收藏大家特没面子，他后来说：要把这东西上拍，出图录，出手。但这件新货就在行里变成了老货。
 
潘家园如今已变成旅游景点了。什么叫旅游景点?就是俗。俗就是人多。不光人俗，东西也俗，旅游景点卖的廉价纪念品，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并可以打着“古董”的旗号，最次也是“工艺品”的旗号。
 
我说我是一个孤独的收藏者，并不是说我多不俗，多清高，只是说我逛潘家园的一种心态，一种习惯。
 
第一我不爱结伴去潘家园。许多人总爱结帮拉伙地去逛潘家园，以为人多势重，好侃价，可以帮着掌眼，很是热闹。我以为每个人看东西都有所不同，只要你自己看好了，就可以拿下，学费该交就交，这是命。每个人爱好不同逛摊的时间节奏也不同，结伴去了，兼顾等候浪费时间。
 
第二我从不在潘家园结识藏友，逛摊就一心一意地逛，静心静气地侃价，没必要和同行或同路人搭讪结交，收藏本身就是个体行为。
 
第三我从不和摊主结交，不管买他的东西再多，再好，再便宜也只是在市场上混个脸熟，因为毕竟他们是商人，买卖关系一旦变位与味，便会让许多事尴尬起来，麻烦。
 
我最早接触擦擦是在诗人阿坚一女朋友处……


高星及家人与作家狗子（后排左二）、诗人阿坚（后排左三）
 
张后：看你收藏了许多西藏的文物，那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高星：我收藏的西藏民俗旧物最重要的也是最有规模的是擦擦磨具系列。我最早接触擦擦是在诗人阿坚一女朋友处，她从西藏带回一大包擦擦泥佛像，据说找当地公安疏通送上了飞机。那些擦擦都是老的，甚至是从古格带回来的，那时古格还没开发。后来她信了另外的教，便将家中这些异教物分送了朋友，我也获得了一些。
 
1998年我随摄影家高东风去额吉纳拍胡杨林，在黑水城遗址的古佛塔塔基的沙丘下，还可以看见当年斯坦因掘宝时挖的大坑，我俩在废墟边随手捡了几个擦擦，那可是元代的。当地随行的文物干部有点尴尬。回呼市后高东风洗车，忘了他放在车门里的擦擦，全变成了泥巴。我的带回了北京，送给了邹静之一个，他至今还珍藏在书柜里。
 
2000年我第一次去西藏，在药王山捡了几个擦擦。诗人贺中也送了我两个。后来在潘家园买了一些铜模子。那时还很便宜，后来韩国人专收这个，价一下上去了。
 
2012年我和同事高明去阿里转山，在双林寺外的古塔废墟下，有几个老擦擦己露出地表，风吹日哂，我捡了几个，上有梵文和佛塔佛像，十分精美。高明十分严肃地拦着我，并用土埋上，说：这些东东西应在原地保护，你带走会遭报应。但信佛的高子鹏对我说，你不是佛徒，但那些东西会加持你的。
 
……现在我还记得，每天早晨我坐在丰台平房的小院里捧读该书的情景，旁边的瓜架上有父亲种的东瓜和黄瓜，上面开着黄色的花。
 
张后：你平时都喜欢阅读哪一类书籍？你也藏书吗？
 
高星：喜欢阅读的书肯定很多。但最让我钟情的是但丁的《神曲》。1980年高考后，闲在家里读世界名著，在王府井书店买了一套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神曲》朱维基译本，现在我还记得，每天早晨我坐在丰台平房的小院里捧读该书的情景，旁边的瓜架上有父亲种的东瓜和黄瓜，上面开着黄色的花。
 
后来又买了人民文学版的田德望译本，王维克译本。近年又有了黄文捷，黄国彬，钱稻孙，张曙光译本。这么多人译《神曲》，说明它很神。它是史诗巨著，用典有传承，写法现代，语言丰富，甚至包括俗语。政治立场鲜明，爱情故事隽永，哲学思辨丰富，宗教信仰忠贞，个人经历与社会进程，时间与空间，生与死，人与自然……构成我喜爱的所有。
 
我也总试图写点长诗，当然，情怀和才华不及是明显的问题，主要是无法做倒毕生的呕心沥血来写。去年我写了首长诗《疗伤》，杨黎看上了要用，他问我：你怎么写那么长？其实他应该问我：你怎么写那么快？现在我们都视一切为过眼烟云，抓点就行，体检医生都劝我们要快乐健康，及时行乐什么事都别往心里去。
 
2000年后，我开始收集中外版本的《神曲》，那时我没办卡，又不会上网，更不懂外文。美国姑娘小梅从美国网上为我满世界搜老版本的《神曲》，然后，照描我的中文字再寄到北京西交民巷22号，她总把“交”写成“郊”，我在电话中费劲说：天安门不在郊区，她说帮我买书就是为跟我学中文。她竟然为我买来了十八世纪，英国真羊皮手工封面，插图是描金套色，单贴在书页里的，且是毛边书……
 
在新街口中国书店我用80元买过作家版50年代的三卷本《神曲》，现都卖好几百了。吴立谷为我从孔夫子网上为我购得各种民国版《神曲》，使得我《神曲》中文版己收全了。
 
邻居冉姐的女儿在意大利学电影，我托她代购老版《神曲》，她来电话说朋友找来一套五十年代十二册精装彩图版《神曲》，一千欧元，我说没问题，旁边朋友说那可不是人民币!回来飞机托运都要了一千多。
 
今年财险公司的荣志晓及蜜蜂书店的老板先后又从网上帮我购了一些外文版的《神曲》，有的是1843年的毛边书，使我的《神曲》收藏一下上了一个档次。我现己有一百多套《神曲》了。我肯定是国内此收藏首位了，一切只为向但丁致敬。
 
……我就是一追星族。


少年高星
 
张后：从你的创作年表中得知你和北岛、崔健等人早年私交甚笃，让人羡慕。在这里可否谈谈与他们交往中，哪些是你记忆最深刻的？
 
高星：私交甚笃？那倒谈不上。毕竟他们是我崇拜的偶像和精神教父，我就是一追星族。
我是1979年在西单民主墙看到《今天》的，后来，到东四去买杂志，看到了北岛、芒克。再后来由于和北岛父亲在一个单位，才接触多了起来。但那时，他已经不让回国了。
 
2003年非典前，因北岛父亲病重，他才得以回来。现在，北岛每次回北京，我们都会见上一面，他的书都给我签名了。有人老觉得北岛投降了，其实那是不理解他现在的处境和心态。我觉得与他交往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是，我促成了北岛与崔健两大文化英雄的相聚。那次，就在我家楼下饭店吃的饭，芒克也来了。饭后，我们还到崔健的一朋友家聚会，艾敬也来了，大家共同唱了许多歌。记得那时，崔健已开始玩说唱了。
 
1985年世界和平年，北京工人体育馆百名歌星演唱会，我在场见证了崔健第一次登台演唱，《一无所有》一下打动了我，共鸣的是一无所有，尽管那时觉得那歌声那么难听。后来中山公园音乐厅，北展，首体，工体，几乎一场不落，招贴海报也一张不少，有时在唱片店和售货员软磨硬泡要人从墙上摘下来，有时骑车去找组委会要，有时托朋友在外地找。那时有关崔健的剪报我贴了三大本，黄燎原的桥杂志还发过我在崔健的音乐会上举标语的照片，后来他的音乐会上就不让打标语了。
 
1995年，在简宁的黄亭子洒吧，我第一次和崔健近距离合影。认识崔健后，有时去看他排练，他惊叹我的收藏，他说他都没有这么全。其实，现在有时在剧场或街上，偶遇崔健，我们也只是打个招呼，没有往日的激动了。
 
现在，我大女儿喜欢周笔畅，叫笔迷。我托邹静之给她找来周的签名画册，没几天，被她扔在一边，落满灰尘，我在微博上评论此事，有人发私信要高价买这画册。
 
……这里的事还很微妙。
 
张后：我经常在微信里见到你即能和邹静之、西川、王家新这播人玩到一起，又能和阿坚、张弛、狗子、杨黎等天天混在一起喝酒，你是怎样与他们玩到一起的？
 
高星：其实邹静之和阿坚小时候就是一个大院的，我也是同时认识他们的，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他们在一起办啤酒报，邹静之住在皂君庙一筒子楼的小房间，是他媳妇单位的宿舍楼。家里的电视机是九吋黑白的，信号不好还要用手拍一拍。邹静之每个星期都要给我们做上一大锅羊汤，有时阿坚的弟弟赵世民、莫非也在。大家在一起谈诗歌，听邹静之唱歌剧。
 
后来我们一起接触少了，阿坚与邹静之几乎很少来往。这里的事还很微妙。
 
坚持自我记述写作的阿坚有意无意地回避他早年的成长经历，甚至当面让他口述，他也经常顾左右而言其他，有所讳忌。阿坚从不将自己在冶金部大院的大院文化进行炫耀，甚至极少回忆。但是，和阿坚同住一院的邹静之写出了小说《九栋》，肖长春写出了小说《大院里的熊孩子》。
 
阿坚有意回避的是：他早年的父亲是大院里文革的造反派、夺权派，阿坚在院里学雷锋的经历，这或许是阿坚自认的不成熟？不光彩？当时邹静之的父亲是大院里南方来的工程师，有文化，写一手好字，彼时正受迫害。
 
当年阿坚作为工人子弟，和干部与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自然玩不到一起，而院里的小流氓又不带上进的阿坚玩，甚至他经常受欺负。据肖长春讲，有一次，班里的老大在课堂上欺负一女同学，作为班干部的阿坚，仗着自己的身高，勇敢地打了老大一拳。那是见到阿坚少有的反抗，尽管阿坚事后也很害怕。这或许也和阿坚日后热衷于练拳击有关。
 
也就是说阿坚崇尚英雄、同情弱势的情怀，是和早年的生活经历分不开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血脉遗传。阿坚一直彰显着反对权威、拒绝合作的姿态，阿坚小时经常挨父亲揍，且多次是在自己的弟弟妹妹面前。大了，父亲与他多次因为参加四五、非婚生子等断绝父子关系，现在，尽管父亲给他写信，有和好之意，但阿坚绝决不与父亲见面，这也是阿坚抗上、反对父权的一种，乃至反抗今天所谓的资本主义、霸权主义。阿坚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是很讲究的，深入骨髓。阿坚说自己骨子里有点回民的意思，崇尚反骨、造反精神，对侠客烈士格外敬重，其实他最缺少信仰和庄重。
 
阿坚尽管把自己的身段放低，自称“老傻逼”，但他更习惯称自己是“傻逼之父”，可见他的英雄的情结。当然，阿坚也一直拒绝成功。他总是和一些边缘的、落魄的小兄弟为伍，像小昭、无聊人、孙民等，很少和诗歌界的“名人”交往，除了陈嘉映这个例外，他几乎都拒绝行为准则正常的文化人。就像阿坚一直坚持在腌臜小馆吃饭，他不是不习惯高档饭馆的饭菜，他是不能接受你与他不能平起平坐的姿态。
 
在坚守立场这点上，我和阿坚不一样。我虽然更习惯和知识分子、所谓的人品正派的诗人交往，但我和阿坚等这类人在一起玩的时间似乎更长。因此有人说我：你怎么老是和坏人玩？其实，我也是缺吧，倒不是我有多好啊。
 
我也和阿坚讲过：民间也要干点正事，你看杨黎带着小兄弟挣钱出书、骆驼与道友认真编着杂志，就连狗子还和陈嘉映搞个对话。作为相知相识的老友，阿坚每次也是等对话快结束时赶过去喝酒。阿坚就是这样不严肃，没参加音乐会也会写个乐评，我转山诗还没写呢，他的序都有了似的着急，阿坚不在意阅读文本，他的主观意识非常强烈、固化。
 
陈嘉映说阿坚是“和时代抬杠”，“小折腾、小颓废、小反抗”。自四五之后，走长城，还有在那年之后，几乎大事都少不了他的参合：911、非典、四川地震……前年就连日本地震，阿坚还想去当志愿者。
 
爱出风头的阿坚其实胆子很小，也很有策略。四五时他还知道离开广场时换身衣服，到工厂划上当天的考勤；有一年晚上，我在他西单驻地灵境胡同要顺走一小个的老石碾子，阿坚还警惕地看看四周，让我很怀疑眼前的他，是当年的“四五英雄”。我几乎没有见过阿坚在外动手打架，前几年，一次我们在牛街吃饭，阿坚惹事掉了杯子，和餐馆争吵，回民的老板叫来当地的一群人，最终我们被拉到派出所。阿坚忙着叫比自己小20岁的白脸过来，似乎求他前来摆平此事，可见阿坚的怕事。
 
阿坚也是英雄相惜，认识狗子之后，阿坚如找到了组织。但对狗子喝白酒（不坚持啤酒主义）、结婚、生子、上班、闭关、出名人书、甚至在酒局上早走一会儿等等，阿坚都会情不自禁表露出自己的失望。
 
阿坚曾多次表达对张承志的赞美敬佩，曾引起过一些人的反感。我前些时告诉阿坚，北岛在《今天》编了一期张承志的专刊，我见到阿坚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很是吃惊。我后来明白了：阿坚不在意谁认同张承志，他需要的是更多的不认同张承志的人，这才显着英雄本色。

阿坚的两边不向着，其实是两边不落好。异教徒的阿坚虽然对伊斯兰深切的同情，但阿坚对酒和女人的态度可是让伊斯兰最忌讳的。我说过：阿坚的《女人册》，可以让伊教用石头砸死好几回了。阿坚对女人一贯的蔑视，倒是显得有些恐怖。其实，如果没有当年左宗棠的灭回，如今陕甘宁甚至北京，也许全部绿化，阿坚还上那找酒喝呀，上哪摸女人的冰凉小手呀？上哪听何勇的《钟鼓楼》呀？这点，阿坚是视而不见的。有人说：促成历史的，不是两性的和亲，倒是尸体的埋葬。有时，对历史就是要有鲜明的态度。
 
可以说阿坚是当代最后一位英雄主义诗人了。他之后再有什么人如此生活，我们都已不会认了，我们管那叫做疯子。
 
尽管现在来说邹静之与阿坚最终还是不是一路人，但我却能和他俩都成为好朋友。其实，我和邹静之、西川、王家新等诗人的交往，为人处世的平和更和我趋同，在诗歌写作的态度上更加一致，与他们的交流是内心的，在诗意上让我受益匪浅。
 
西川是我认同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中国诗人。西川开阔的神秘的诗风，及近年的民俗文本的变化，都是我乐于相见的。尽管我年长西川一岁，但我从他那里获取了许多诗意和文汇。每年我俩都会在春节期间，在他工作室见上一面，吃饭时也不喝酒。静静地，就我俩，彼此交流新作，非常的舒服、隽永。
 
如果与邹静之、西川、王家新的交往是属于静的话，那与阿坚、张弛、狗子、杨黎等人的交往就属于闹的了，和他们在一起，我更放松，喝大酒。虽然内心深处有距离，但丰富我的人生，我就是这样少有地同时与两类不同的诗人在一起玩，大家都说我脾气好，当然，也有人说我太随和，没原则。
 
阿坚玩旅行，去穷乡僻壤等影响了我，但我朴素现实的生活态度，也多少影响了他们。昨天，在一个饭局上，有狗子的前女友从国外回来，在饭局上说狗子不应该为工作牺牲了自己的志愿。我说，狗子重新工作，是自己的选择，自有他的道理。现在带孩子的狗子经济负担很重，靠写作根本不可能养活自己和家人，你让他像阿坚一样每天晚上打电话给朋友，蹭饭吃，他拉不下这脸，也不是他这一代人混日子的气候。
 
狗子的前女友煞有介事地说：狗子两年后不行我来管。我想说的是：你先把今晚这顿饭的钱给狗子结了。一些人就是不乐于看狗子踏实生活，把那当成狗子向世俗投降。不负责任地吹捧、鼓舞狗子的另类生活，可是他们却过着安稳舒服的生活，又不拿出大把的钞票赞助狗子，整个是成天看狗子表演，给自己增添乐趣。
 
杨黎是我这几年新交往的朋友，早年，看他的《撒哈拉沙漠上三张扑克牌》诗，以为他是个清瘦的文人样的人，后来在诗会上见他两次，都赶上他与别人打架，也听说他的一些往事。后来，与他喝酒，总是提心吊胆，但后来，觉得他其实是一个细腻敏感的人，追求爱情，年轻，不做作。而且，有着现场感的诗歌理论，坚守自己的诗歌阵地，带领着一帮小兄弟风生水起。难得他对我的欣赏，他今年还给我出了诗集《疗伤》。
 
我现在当然不是去西藏看风光、猎奇，我尽量把自己融入西藏……


高星（左）与张后
 
张后：西藏，不论对你的生活，还是对你诗歌的写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你至今去了多少次西藏？西藏哪里最吸引你？读完《转山》，觉得像读你的旅行日记一样，有一种迷魂烟草的味道，吸引我不断的想了解你，下面谈谈你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吧？
 
高星：我自2000年第一次去西藏，到现在已有11次进藏的经历。我现在已把去西藏当成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常态。身边许多人忙着出国，在世界各地旅游地图上划勾，走遍天下。我是喜欢一个地，就反复去，哪怕是国内的一个地区，没有征服世界的奢望。
 
其实，西藏不论从风景、人文、语言、文字、服饰、宗教、民俗等方面、都和异域的国外差不多。甚至比新马泰、韩国、日本异国色彩更浓吧。
 
我现在当然不是去西藏看风光、猎奇，我尽量把自己融入西藏，我自豪，在飞机上，有北京的旅游乘客把误我当成西藏当地人来问我：你们那气候怎样？
 
《转山》诗集就是十多年来，每次从西藏回来写的诗作的集结。正如诗人王家新在为我写的序中说：
 
这里面的深层动因是什么？在我们这个愈来愈世俗化的社会里，这是不是出自一种最内在的危机和需要？而在海子之后呢？似乎转眼间，这一代人已到了“老去诗篇浑漫与”的时候了；或者说，是到了与这个世俗的、肉体的世界达成某种妥协的时候了。我想，这也许就是高星的“转山之旅”的精神背景。正是时代的进一步混乱、贫乏和腐败，促使他听从了“更高的吩咐”，或者说，使他听从了那“远山的呼唤”；在这部转山之诗中，他甚至这样写道：“谁将为这个时代作证？只有信仰”，为此他列举了贞德、昂山素季、林昭、茨维塔耶娃这些“圣女”，并且还穿插了一首《我曾经历的信仰》，历数他所认识的一些诗人、作家和艺术家的经历：他们中有的信奉基督教，有的改信了佛教，有的跳楼，有的“上了道教的终南山”，有的远走异国他乡一去不回。而他自己，几年前在珠峰下第一次学磕“等身长头”后，在用小楷抄书佛经的同时，开始用诗来记录他最隐秘的心路历程。
 
当然，信仰的冲动不一定意味着要昄依到某个宗教的名下，灵魂的“转山之旅”也不一定非要在珠峰下进行，并像信徒那样以额抵地、一步一叩拜。在更普遍的层面上，它意味着在一个物质社会、在一个虚无主义盛行的当下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和求索。我想，这也就是这些“转山之诗”对我们的最根本的意义。我所敬重的塔可夫斯基曾这样告白：“我想做的，乃是提出质疑并对深入我们生命核心的诸般问题有所论证，从而把观众带回到我们存在的隐伏、干涸的泉源”（《雕刻时光》）。高星的“转山之诗”一再指向的，也正是这一点。
 
因此，我敬重这些诗篇，敬重在跋涉的路上写下这些文字的诗人。尤其是在这雾霾的日子里，这些“转山之诗”给我带来了我所渴望呼吸到的“雪”。
 
我今年又去滇藏地区的卡瓦博格转山了，我是随着当地一些藏族哥们和旅行爱好者转的。一共走了7天，240公里。上次在阿里转岗仁泼奇的用了两天共13个小时，57公里。此次转山和我一开始想象的还是不同，并不是沿山脚的平地村落转，且满是泥石的山路比转岗仁泼齐的缓坡平路要难走，还要翻越5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垭口。
 
转山队伍中有出于信仰的目的，有出于健身的目的，有出于户外的目的，有出于为家人祈愿的目的，有出于摄影的目的……我似乎没有目的，走，是唯一的目的。
 
我也许会说：这么累人的山我都走了，生活中那点烦心事还算事吗？我同样会说：生活中那些累心的事，我都经历了，转山这点累肌肉的事还算事吗？
 
一路上不洗澡，露天方便，用别人用过的碗筷，盖上百人盖过的被褥，甚至大家嘴对嘴共饮一瓶饮料。此时，无法讲究，只能将就。就像在一个已然没有爱情的时代，你再追求所谓纯洁，不就是二逼吗？
 
本来对我转山持怀疑的阿坚，听说我回来了，兴冲冲跑来见我，问我转山诗写的怎样？我说：我不写宗教，不写艰险，不写风景。阿坚说：要超越上次的转山诗，要写出里程碑之作，我说：我不写欲求，不写大作行吗？
 
……情诗几乎是每一个诗人的开启之作，最初之作。
 
张后：你为什么写诗？
 
高星：这个问题太大。我也正好梳理一下，可以从三个方面回答。
 
我小时在少年宫美术组学画画时，一个下放的老水彩画家，做我们的辅导老师。一次，他带领我们到乡下画风景写生。在点评时，老先生说我的画富有“诗意”。其实，那时我还没有开始写诗。但我一下理解了他说的诗意。就是我的画面上所极力表现出的那种情调：小树与小道的交叉意境，小树的婀娜与云彩的飘逸。我也明白了“诗画同源”、“诗情画意”的道理。我本来也喜欢作文造句，老师的话激励和鼓舞了我，从此，我总是习惯在画上题格律诗，在速写上注解，在美术班的活动记录上用散文诗的日记配上淡彩画。以致如今，我放下了绘画，更专攻诗歌写作。而且，我的诗歌写作得益绘画的感悟。诗歌有色彩，画面感，情景的描述也已形象动人。艺术的脉络上来说，诗歌与绘画是最敏感的，也是最先锋的，最张扬人性的。现在我觉得画画太麻烦，写诗也不要空间，有笔纸就行，也不用指望卖钱，甚至，也不用发表。
 
1976年四五运动时，我才上初一。父亲带着我骑自行车从丰台到天安门广场，夜晚的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人们都在那里抄诗。人太多了，由最前面的人读出贴在纪念碑上的诗，后面的人重复念，再后面的人伏在前面的人后背上用本子记录。我当时颤栗的是那些诗，那些地下的诗，完全是自发的。那些诗不是广播里的《理想之歌》《西沙之战》，完全是另一类的，不是赞颂毛主席的，却是大张旗鼓地歌颂周总理，邓小平的，甚至是直接点名道姓批判江青张春桥的。我与父亲撤离广场时，已是后半夜，我们看见广场周围的小松树里有蹲着的黑压压的工人民兵在悄悄集合，如果我们再不走，也被捂里了。事后，单位收缴天安门诗抄，父亲吓得交了上去，幸亏，我私下重抄了一份。那件事后，我明白了“愤怒出诗人”、“诗言志”、“诗人的良心”的意思，也明白了为什么后来中国历经的政治运动和思想变革总是以诗歌为先导的，那时，诗歌真是一呼百应。诗歌是上帝的宣导，是上苍的代言，是世界的命名，是人类的良知，是内心的呼唤。我庆幸，我选择了诗歌，我拥有与世界沟通的捷径。
 
我上中专时，一天下起了灰蒙蒙的小雨，我在校园里看见一位忧郁的女同学孤独地漫步在小雨中，她的背影如同一把小小的钥匙，依稀开启了我内心的闸门，怜悯，伤感、多情、美丽、爱惜等情绪，让我的诗句自由而出，还押着韵角。那是我第一次写自由体诗。事后，我把诗作拿给班上一也有文学爱好的同学看，他却说我，不应该给女同学写诗，我不解，我又不是写给她的纯粹的情诗，只是有感而发，对一种美的赞美。后来我才明白，那男同学当时正暗恋她呢，他是怕我也喜欢上她。可见，诗歌的力量和隐喻是先天的，对爱和美的追求，只有诗歌才是最本能表达的情感道路，因此说：“诗人全是儿童”、“纯情才写诗”，情诗几乎是每一个诗人的开启之作，最初之作。
 
我为什么如此喜欢但丁的《神曲》，就因为这首长诗体现了诗歌的集大成，爱情的咏叹、政治的道义、文学的先锋、宗教的信仰。也是我对诗歌迷恋的原因。
 
 
高星艺术简历：
1962年出生北京。自幼喜欢画画，后从事美术摄影工作，也一直从事诗歌创作，喜好旅行、收藏。
1987年宣武红旗业大美术系毕业。先后从事广告装潢设计、杂志板式设计、美术摄影编辑、文化品牌推广、博物馆建设等工作，现供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文化品牌部。
曾参加全国性美展、摄影展并有作品获奖和发表。多次策划全国保险杯书画、摄影、诗歌大奖赛。设计了人保公司标志及广告。
1995年参加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在多种诗歌报刊选集中发表诗歌作品。
曾在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有大型摄影纪实画册《京华名人踪迹录》，是历时五年时间，走访京城几百条街巷胡同，近二百福黑白摄影，表现名人故居变迁现状，获得专家好评，2003年获中国摄影出版社优秀作品奖，在人民大会堂接受颁奖。
自2000年起，在全国各地走访民间手工艺艺人，对手工制作过程、工序、传承、生存现状等进行实地采访拍摄。共出版图文书《中国乡土手工艺》（一、二、三）。
出版《向着西北走》《向着东南飞》《香格里拉文化地图》《执命向西》《人往高处走》等为摄影及文字结合的旅行图文书。
出版文化评论《屈原的香草与但丁的玫瑰》《镜与书》《夸夸其谈》。
出版收藏类图书《百年百壶》《老保单》。
出版亲子图书《女儿档案》《天天向上》。
出版诗集《高星诗选》《词语诗说》《壶言乱语》《十年情诗》《诗话易经》《转山》《疗伤》。
编辑《狗子的饭局》一、二。
 
张后简介：
中国著名独立诗人、高产作家。曾被评为1917--2016影响中国百年“新锐诗人”。其作品以情诗为主，意象奇幻，视角新颖，充满新唐诗之美。拥有广泛的读者，素有“梦幻之王”之美誉。并获过多种奖项，2017年获得网络文学诗歌组银奖。并著有历史小说春秋三大霸主系列：《雄飙霸主齐桓公》《威凌霸主晋文公》《荆楚霸主楚庄王》（1998）、长篇小说《再红颜一点》（2004）《像鸟一样飞》（2003年）、诗集《少女和鹰》（2004）《梦幻的外套》（2007）《纸上玫瑰》（2008）《牙齿内的夜色》（2005）《张后网络诗选》（2005）《草尖上的蝴蝶》（2005）《独自呢喃》（2012）及《三人诗选》（田力、张后、韩永合著2002）《丛林七子》（罗唐生、杨然、张后、赵福治、北塔、周占林、张嘉泉合著2013）、散文集《月光下的水影》（张后、海沫合著1995）、随笔集《诗人之梦》（2015）。《张后访谈录——访谈诗人中国》(2012)、访谈录《诗人往事》（2015）。2012年自编自导自演中国首部以诗人海子拍摄的诗电影《海子传说》。2016年创办中国唯一访谈类专刊《访谈家》。现居北京。
 
来源：张后供稿
作者：张后  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