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者与审视者的双重言说
——关于霍俊明的《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
 
作者：王士强
 
当今诗坛确乎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没几年，几年前新鲜出炉的80后还未及站稳脚跟，90后又已经粉墨登场，相信用不了多久，00后也将很快出现。相比较之下，最早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出现的70后诗人似乎已经“过气”、“老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不过，诗歌毕竟不是肯德基、麦当劳，也不是彩电、冰箱、汽车，它不是即时、速朽、易耗、易损的物件，它不是日新、日日新、与时俱进，而相反是与时间赛跑的胜利者，是一种“慢”，是愈久愈醇、愈陈愈香的。应该看到，不管是70后、80后，还是xx后诗歌，毕竟是需要以诗歌、诗性为根本的，否则单纯的出生年代对于诗歌没有任何意义。当今很多谈论诗歌的文章不是探讨诗歌本身，而是将年代、年龄本质化，津津乐道于一些表面、浮浅的姿态、口号、宣言，这实在是有些不着边际、本末倒置的。
 
谈论这些看起来似乎与本文的主题不太搭界，但实则不然。这正可以作为我们理解霍俊明《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1]的起点。实际上，《尴尬的一代》正是在执着于诗歌本体问题的基础上，对一个诗歌横断面（出生于1970年代的写作群体）所作的史论结合的探讨，这里面既有对时间的尊重和同情，也有对时间神话的警惕和反思，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该书在许多方面都别具一格、独具特色，可以旁涉到当今诗歌评论、诗歌研究界的许多问题，本文将从写作对象与内容、语体风格、诗歌史写作方式等三个方面进行粗略论说。
 
1.  对诗歌现场快速而有效的反应
 
70后作为一个诗歌概念从出现到现在仅仅十多年，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也还不及40岁，实际上都还年轻，面对这种进行时态的、变化中的写作，对之进行考察是需要敏锐的感知力和鉴别力的。霍俊明通过对一代人诗歌和生存状况的考察，作出了“尴尬的一代”的命名，这里的“尴尬”显然是设身处地对一个群体作出的概括，揭示了在红色（政治主义）教育、精神（精英主义）氛围、物质（消费主义）时代更迭变幻中一代人的处境，“尴尬”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种应接不暇、狼奔豕突的精神和现实状况。《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正是对当下风起云涌、变化多端的诗歌现场的即时性扫描，其反应速度之快、视野之宽阔，都是让人惊异的。在这本书里，大批70年代出生的诗人成为了观照的重点：江非、邰筐、朵渔、沈浩波、姜涛、胡续冬、张桃洲、蒋浩、孙磊、宇向、尹丽川、巫昂、黄礼孩、李寒、刘春、徐俊国、韩宗宝、海啸、谭克修、李小洛、徐颖、丁燕、苏浅┄┄我们当然不能说这本书已经将70后诗人中的优秀人物一网打尽，但的确可以说已经将其中的大多数囊括其中，他们的“阵营”和“路数”不一，有的属于民间派，有的属于知识分子写作，有的属于草根，有的属于“小资”，这显示了作者完善的知识结构、丰厚的学识积累和宽容的艺术标准，同时显示了作为一名诗歌评论家（而非作为单独意义上的诗人）的优异素质。
 
当今的文学研究界大概有一种“厚古薄今”的趋向，研究现代文学似乎比研究当代文学更有价值，研究名家、大家似乎比研究年轻写作者更有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但是却也存在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脱离了当下的写作现场，不能与创作产生互动，从而使得文学评论成为一种封闭和冷漠的文体，它在具有了“学术性”的同时却可能失去了“及物性”，重返了历史却可能丢掉了现实，对于同时代文学的发展发挥不了建设性的作用。从事当代批评往往要面临的另外一个质疑是，由于评论对象的价值未经确证，关注名声不大的作者、水准不高的作品未免是耽误时间、浪费才华。这同样有另外的一方面，实际上文学批评家如果失去了对现场发言的能力，那么其存在的必要性是大可怀疑，评论家要做的，正是发现、发扬好的，贬斥、声讨坏的，从而形成健康的优胜劣汰的生态环境，推动文学向前发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面对现场是批评家责任的体现，它所需要的能力可能是更高的。在《尴尬的一代》中，作者对写作现场是熟稔的，他对许多的评论对象都作出了准确、传神、犀利、动人的评价和论说，更可贵的是，他对于70后一代以及当下诗歌写作中存在的若干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比如乡土诗歌、叙事性、口语化、身体写作、女性主义诗歌等等，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有独到的发现和洞见，击中了当今时代诗歌写作的要害，具有普遍性意义。
 
2.  感性、激情与理性、思辨的结合
 
就诗歌评论的写作而言，能否找到、形成一种恰切的语言表达方式是重要的。我认为，就像文学评论也应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学性，好的文学评论也应该是一种文学创作一样，诗歌评论也应具有一定的诗性，好的诗歌评论也应该是一种诗歌创作，这可以说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也可以说是爱屋及乌。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界、文学评论界似乎面临一个不能说不严重的问题，虽然是在谈论文学问题，但很多人使用的语言却几乎与文学无涉，他们往往是在征用政治（意识形态）语言，或者西方语言，写出来的文章有的像政论，有的像译文，全然失去了文学的美感、韵味、意境和情趣，这固然算不上为文之大忌，但终究让人有美中不足之感。当然语言的问题是一个本源性的问题，它是深藏于集体无意识之中的一种存在，与生存环境、社会形态、文化渊源等都有密切关联，个人的语言习惯和语言风格也有所不同，不过，作为一种“理想形态”的诗歌评论语言，还是应该更为强调它的独特性、它的诗性内涵，因为它与诗歌的本质是更为契合、更容易形成共鸣、达致真知的。在《尴尬的一代》中，作者的语言是感性与理性并重，激情与思辨并行的，这样的语言既有“文”的沉实，又有“诗”的飞扬，既有感兴、妙悟，又有归纳、演绎，我们可以随便举出几例：
 
红色的时代晚照依然照射在一代人的身上，城市生存中巨大的焦虑与不安却像长着巨大独眼的蝙蝠，在黑色的河流上尖叫，谁又不是一件没有躯干的魂灵一样飘忽的衣服，开出花朵的殉道的头颅何尝又不是遗落在树根深处的月光中度过艰难的精神危难。（p183）
 
回忆的锁链把此时的过去同彼时的、更遥远的过去连接在一起。有时链条也向内心幻想的未来时刻伸展，那时将有回忆者记起我们此时正在回忆过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就是一种最好的记忆方式，是对往事在当下的怀想与暗暗忧伤。当时间的潮水无情又无止息地冲涌到脚下，那么我们既然在强大的生活面前不能阻止个体的老去和对美好抑或疼痛细节的挽救，那么，就让语言，让诗歌，让想象，以一种秘密而特异的方式对世界和自身进行再一次的回忆和有效而持久的命名。（p307-308）
 
诗是个人主体性与语言、生存的交锋、涉险，是可贵而精粹的命名姿态。但是任何优异的诗人都不可能离弃时代而自作高歌，诗不可避免要介入时代、当下，用诗人自己的“来自良知的共和国”和“粗暴的公共世界”进行较量。在此意义上，持有个我话语谱系并完成对当代经验的有效命名和深入开掘，是70后诗人的“首要信仰”和“特殊知识”。（p404）
 
这样的语言是透射了主体感悟与生命体验的，既是对外在生命和艺术现象的命名，也是个体生命痛楚与悲欢的抒发、宣泄，既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领悟”。这与霍俊明的诗人身份显然是有一定关系的，由于他本身是一位敏感、多思的诗人，他的评论也具有了诗的特征，同时由于他对诗歌创作和诗歌技艺的稔熟，所以谈论起诗歌来也根本“不隔”，能够抵达评论对象的内部、根部。因而，这样的写作是非诗的，也是诗的，是心灵的靠近，也是灵魂的共鸣，这样的语言方式，在诗歌评论家陈超、耿占春、张清华那里有着比较明显的体现，而今在更年轻的评论家这里显然得到了承续。诗歌评论家陈超说，“批评与创作的合理关系只能是平行和对话，一个自觉的批评家，应具有既深刻介入创作而又能独立于创作的精神的书写能力。”“要同时保持对生存和语言的双重关注，使自己的诗歌理论和诗人研究，兼容具体历史语境的真实性和诗学问题的专业性，从而对语言、技艺、生存、生命、历史、文化，进行扭结一体的思考。”[2]在很大程度上，霍俊明的诗歌评论也具有这种特征，初步具有了某种综合性，将“诗”与“论”、“史”与“论”进行了较好的结合。
 
3.“专家式”与“见证式”的结合
 
《尴尬的一代》关注的是70年代出生诗人的诗歌创作，这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看做是一部关于70后诗歌的断代史，而它在写作方式上也具有独特的特点，它所作的探索固然不可能全都是成功的，但的确能够引发人的思考。
 
关于当代诗歌史，主要的写法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可以称为“专家式”，主要是诗歌评论家、学者写作的专著式的诗歌史，这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等，他们大多是高等院校的教授、研究机构的专职研究者，对于论述对象较大程度上有着“旁观者”的身份，这使得他们能够更为严肃地对待诗歌史写作，写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著作，不过专家式诗歌史也容易被诗人们指责为“体制化”、“落伍”、“外行”等。另外一种可以称为“见证式”的诗歌史，这类著作的叙述者与叙述对象是重合的（全部或部分），所叙述的事情许多正是作者自身，或者圈子中的同人所经历的，这其中有比如钟鸣的《旁观者》、柏桦的《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杨黎的《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等，此外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和刘禾主编的《持灯的使者》也与此较为接近。这些著作大量篇幅由当事者的回忆、自述、访谈、书信等组成，有个人回忆录的成分，但显然也有明显的诗歌史考量和“焦虑”，是自己“动手”、“开口”建构的诗歌历史。这种见证、细节式的诗歌史叙述者与叙述对象关系的紧密乃至重合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其中既包括了别人所无从知晓的内情和隐秘动机，别处所无的资料，但同时也可能包含了个人的“傲慢与偏见”，容易被圈子化、个人化。关于此，霍俊明早有如下的认识：“诗人，尤其是那些直接参与了新诗发展进程具有当事人身份的诗人，在回顾和叙述与自己有关的历史时，其具有的亲身体验的优势和对诗歌写作的真实感受都是一般新诗史家所不具备的。但是，这种当事人的身份对历史事件的讲述也更多掺杂了个人的甚至主观的情感因素，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同样也成了问题，即诗人在叙述诗歌史时如何不至于滥用自己的权力，尽量在不偏不倚中如实的叙述历史的面貌，而不至充当某个诗歌派别或小集团的‘代言人’。”（p402）。也正是考虑到不同诗歌史写作方式各有优缺的“两难”，陈仲义才提出“尝试各种‘笔走偏峰’的编写，乃不失为一种上策：不是体大周虑的‘正史’，而是各有侧重面的辅助性资料、各种亚史、乃至‘野史’。重要的，不是这些编写能否达到多大程度的‘规范’，而是这种多侧面的强调与铺开，为后来真正的新诗史提供‘集大成’基础。”[3]的确，“辅助性材料”可能不仅是一个资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另外一种观照诗歌、理解诗歌的方式。
 
而《尴尬的一代》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是“专家式”和“见证式”写作的一种结合，一方面，作者本身是一位70后诗人，他所论述大多是他的同龄人，全书叙述的是“我”和“我们”的故事，所以他是见证的，本身就处于对象“之中”。另一方面，作者又是一位诗歌专业的文学博士，是以诗歌评论为业的“专业工作者”，专业精神使得他不可能无限靠近和认同他的考察对象，他又是脱离这一群体、处于论述对象“之外”的。这样，“之中”与“之外”，同行者、参与者与审视者、反思者，“见证式”与“专家式”……《尴尬的一代》在两方面的结合上做得比较好，可谓进退裕如，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尴尬的一代》辐射面很广，包含了生活片段、成长历程、诗歌观念、文本细读等等，一定意义上它既是诗歌史，同时也是思想史、生活史，溢出了此前诗歌史写作的框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好的诗歌研究是与诗歌心息相通的，它与诗歌近在咫尺，而同时又保持着有距离的审视，它应该是有内在复杂性、有张力、有意味的。《尴尬的一代》的作者“身份”也是多重的，颇为微妙而耐人寻味，一方面，它是亲历者，另一方面，又是研究者，所以，在面对自己同代人的诗人诗作时，他有时是引为同类、知己，惺惺相惜，有时则是尖锐批判、不留情面。如此，《尴尬的一代》便不是单面、一览无余的，而是多元、复杂的：它是评论，而又不仅仅是评论；它是研究，而又不仅仅是研究；它不是诗人论，但包含了诗人论；它不是随笔，但包含了随笔……这本书具有了某种跨文体写作的趋向，这或许也与陈超所言“综合性写作”接近。正是在这种双声话语、差异叙述中，中国70后一代的诗歌写作得到了有效、有活力、传神的呈现。
 
70后一代处于历史的夹缝之中，经历多重的社会转型和文化转轨，加之处于当前这个瞬息万变、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他们是可能而且应该创作出优异的作品的。70后的诗歌写作还在路上，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在向艺术高峰攀登的上升的途中，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的人生历练和精神磨难才能创造出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他们还远未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尴尬的一代》对这一代作出的命名是贴切的，传达出了一代人生存和写作的若干内在特征，但它也并不是唯一的，没有穷尽其本质，更没有盖棺论定。说出自己能说出的、应说出的，这便已经足够，重要的是，一代人的写作者（诗人和评论家）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必将继续前行，书写更为璀璨的诗行。
 
作者简介：
 
王士强，1979年生，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现供职于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在《南方文坛》、《北方论丛》、《名作欣赏》、《内蒙古社会科学》、《山西师大学报》、《诗刊》、《诗探索》等处发表文学批评及评论文章多篇，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
 
注释：
[1]霍俊明：《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广西师范大学，2009年7月版。为行文方便，本文中涉及该书时仅题正书名，引文亦不再一一注出，仅注页码。
[2] 陈超：《中国先锋诗歌论·自序》，《中国先锋诗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3页、第2页。
[3] 陈仲义：《撰写新诗史中的“多难问题”——兼及撰写中的“个人眼光”》，《诗探索》理论卷，2005年第3辑。
 
作者：王士强
来源：霍俊明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1438870100oax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