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03年为界，安琪的诗歌写作可以分为“长诗福建”和“短诗北京”两个时期，这些大部分写于新世纪的短诗集中收录于《极地之境》和《美学诊所》等诗集。如果说漳州是积聚安琪文学想象的空间，那么北京则充当了诗人试炼语言的话语场。与表现生命极致状态的那些长诗篇章不同，短诗本身的体式规模、运思方式、空间构成决定了安琪的写作必然要发生思想与美学的多重转变，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表达一种“彻骨的绝望感”[1]，亦如马知遥的论述，安琪向短诗写作的侧重意味着她步入了“成就的快慰和黑暗的降临”[2]的时代。她的文本虽然短促，但往往能够从生活的细节入手，捕捉到女性在现代城市经验中微妙的心灵痛感，并将之诗意提炼进而理性加工，以诸多细小的经验连缀出女性在“地理/心灵”双重漂泊中的外部观察史与内在心灵史，这使得她的写作踏进了一个新的境界。
 
　　安琪曾在博客中写过一篇名为《长诗福建与短诗北京》的文章，单从题目上便可揣测出地理迁徙经验和诗人写作的对应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生存空间与场域的变化往往伴随着其人生的转折，而“北漂”生涯的开始也的确对安琪的创作产生了显著影响。2003年，33岁的安琪告别了稳妥清闲的文化馆工作，她离开了漳州，只身一人到北京闯荡，从此卷入了动荡而刺痛的生活。和普通的北漂一族一样，安琪几度更换工作，也多次更换住处，物质方面的压力和精神上的漂泊感，使她陷入巨大的身心焦虑。她基本关停了自己的长诗写作，而把短诗作为抒发情感的主要依托，如她自己所说：“我的好多诗作都是临屏顺手打出来的，许多诗还是来自于朋友们现场命题，多么古怪的命题我都能把它扯到自己的现实经历。”[3]如果说她的“个人化写作”在今天已经走出了专属其身的独特向度，那么这种向度的缘起则是从她专一“写自己”开始的。
 
　　从安琪来到北京之后写下的一系列短诗可以看出，这些文本基本上都是以漂泊者视角对生活作出的观察与记录。在《极地之境》所收录的343首短诗和《美学诊所》所收录的120首短诗中，可以发现其中半数以上的诗歌都是“地理诗”（或者也可以称为“游历诗”），即诗人在游览或是途径名山大川时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感，进而通过语词的重组加工成的短章。这类诗歌通常是以地点或时间命名，例如《鼓浪屿》《雍和宫》《潭柘寺》等，其内容基本都是摹写旅途中看到的景物，抒发诗人“在路上”的所思所想。观看经验与女诗人的内心情感融合之后，生发出写作者对时空变幻的独特认知。需要言明的是，安琪的“地理诗”写作并非从“北京短诗”时期开始，在她的“福建长诗”时代，依然存有不少“地理诗”的端倪。例如1998-1999年创作的《九寨沟》《西藏》，2000年的《张家界》《九龙江》《泉州记》，2001-2002年的《武夷三日》《西安》等。[4]可见，安琪“地理诗”的创作不仅与诗人生活的变动有关，也是其心理状态的一种自然延伸。
 
　　一、景观标志与情感空间
 
　　《极地之境》既是一部诗集的名字，也是一首诗的名字，这本诗集有一个副标题，即“2003-2012，北京。短诗选”。而诗集《美学诊所》的封面也清楚标明了诗歌创作的时间：“2013-2016”。这或许说明一个问题，即安琪有着强烈的时间和空间意识，她的诗歌都是按照线性的时间顺序对其北漂生活和游历经验进行的记录。同样，在每首诗的末尾，诗人也详细标出了写作的时间与地点，这正是以一种游历者身份写成的诗歌。对于这种写作心态，诗人曾如此表述：“我经常在诗/文中实名写入我某个阶段交往的人/事/物”，即使“有一天我不在了”，人们也能“通过我的文本勾勒出一个叫‘安琪’的人曾经存留人世的痕迹”。[5]游历者的生命轨迹建构在明确的时空坐标系统中，定位了抒情主体的精神存在和思想意识。
梳理安琪来到北京后的行旅轨迹，我们不妨按照其地理抒写的景观标志物进行归类。第一类是城市文化符号，如《在天桥的下午》和《灯市西口夜歌》，前者从行人匆匆的天桥剧场回溯到对旧时光和传统事物的怀想，后者则以极小的篇幅抒写隔绝意识：“夜的公交车一辆，一辆，不认你/不认我，不认这城市/不认这尘世。”公共汽车所环绕的城市行程，再现了城市人周而复始的单调生活：冷漠而僵化，平板而整饬，缺乏希望亦不会绝望。机械规律的生活本相既属于公共汽车，更属于乘坐它的都市人。这一意象深刻地穿透了都市的所有现实，它越是不认识我们，我们便离孤独越近。再如《菜户营桥西》中，仿佛存在着一双潜在的眼睛，它在围绕菜户营桥周边的几个地点游弋徘徊，散点透视着匆忙的人与怪兽般的物质现实。眼睛的主人好像在以调停人的身份组合着貌似脱节的一幕幕剧情，这些剧情作为原生态的普通日常事态，似乎永无结束，抒情者在“左一道右一道的桥”之间望见“月亮像白血病患者惨淡的脸凄清而哀怨”，吐露着主体存在感缺失导致的心灵焦虑。这首诗不仅让人联想起安琪的那首《轮回碑》，她把无数个事态意象堆砌一身，甚至取消了标点，其抒情主体的语言仿佛从癫狂者口中吐出，文字还原为无数声音片段的组合和缺乏明确意义的能指延续，后现代的复调之音使人振聋发聩。这是诗人听到的城市之音，更是她观察到的城市细节。漫游者眼中的城市呈现出碎片化的存在，生活也支离破碎为一个个段落式的情节。此外，在诸多城市意象中，安琪特意写下一些涉及文人故居的纪行诗作，她游走在北京的历史人文空间中，创作了《给曹雪芹》《曹雪芹故居》《陶然亭记》《在昌平》等纪念古人/故人的作品。这些诗作多以引物伤怀的情态出现，其间蕴含着写作者对传统文化和现今生活状态的反思与参悟。通过消亡在传统中的古典文化元素，诗人试图慰藉落寞空虚的精神现实，为心灵找寻片刻的宁静。
 
　　第二类是自然景观，其作品如《昆玉河》《康西草原》《北戴河》《阴山在后》《京东大峡谷》等。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作品集中体现出诗人对大自然的敬畏和莫名的亲近感，往往指向生命的奔放与自由境界。在《康西草原》中，诗人写道：“我说马师傅难道你没有看出/我也是一匹马？”马是自由的象征，是安琪野马般浪漫精神的寄托物，字里行间的从容和对于快马节奏的追求形成鲜明的张力，抒情者流畅平稳的叙述间，潜隐着一种追求开阔的精神气象。可以说，安琪就是那匹快马，她在康西草原奔跑，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飞驰，而这种飞驰的速度，具有企慕的色彩，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节奏的反拨，带有超拔之美。第三类是佛寺庙宇，其作品例如《潭柘寺》《在白塔寺》《云居寺》以及《在法源寺》等。对于安琪来说，宗教的神秘气息以及神佛的宏大气场，给予诗人一种自我反思、自我否定的机遇。如《大觉寺》中写道：“我还没有大彻大悟/我找你找得那么苦……我起身/步态迷离/我离开/心怀期待/我把大觉寺作为我的出发地。”可以看出，此时的大觉寺成为诗人心灵中的一块净土，在这片净土上，诗人生活和写作中的焦虑渐渐得以安抚，抒情者也在神性的庇佑下得到超验性的解脱。神性维度的建立，使诗人意识到人的有限性，并依据对这有限性的理解悟出人的卑微，从而完成精神的自省。再看《雍和宫》一诗，抒情主体在“一个明媚的午后”来到雍和宫，诗人以摄像机的视角捕捉宗教建筑中的菩萨、度母、欢喜佛、殿堂、经书，将之作出具象化的列举，然而诗义结构却在结尾发生反转：“我看见/我被看见//看见和被看见都不会静止不动/看见不会使灵魂安宁/被看见不会使生命真实。”“看”与“被看”结构为一组悖论关系，曲折地彰显出诗人自我的主体性存在。除此之外，游历宗教庙宇给予诗人的体验还有另一重境界，她曾在散文《二进大觉寺》中说：“最理想的死……就是在路上，……在路上的死是最为合情合理的，尤其是在奔向一个目标的路上，尤其是这个目标还是通常所确认的有意义。”[6]诗人借助游历体验触发对生死命题的思考，人生即行路，当诗人意识到这一点时，她的行旅经验便与心灵经验发生哲学化合，诗歌的理趣也应运而生。
 
　　在安琪的地理诗中，其所见之景和所创设出的意象均能随诗人的心路历程与主观情意随意翻飞，上下奔腾，且具有极其广阔的时间意识与空间观念，萦绕字里行间的苍茫壮阔之感，甚至让人在某些特定的时刻缅想起海子。海子有一首以“敦煌”命名的诗歌，诗人从广阔的时空中讲述敦煌的起源，最终将时间与空间交汇为茫茫宇宙中的一个点，而这个点就是诗歌主人公的精神立足点。和这首诗的精神衍变轨迹类近，安琪的不少诗歌都与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她的短诗有大量涉及山水地理行旅的篇章，但它们并不是单纯的风光赞歌，而是融入了诗人的人生体悟和哲理的“感性诗歌”。诗人的眼光并未完全停留在风景本身，她注重寻找外部风景与内在精神的互文联络。更多情况下，诗人是以外乡人的冷峻目光观察世界，带着敏锐的探索眼光去发现美，而诗文中出现的时间和空间，则都被诗人充分人格化了，附着了属于她的精神印记。即使是像《芦沟桥》《西平庄》《水长城》等注重冷静白描的诗篇，看似是诗人主动退至后台，让事相自身说话，诗文仿佛氤氲着“零度写作”的气息，实际上也从另一个向度上深化了“观察者”的角色意识，我们依然可以透过重重事象抵达诗人的心象。
 
　　二、现实和精神的双重漂泊者
 
　　新世纪以来，“北漂一族”已从一个对外来进京求职者的群体称谓衍变成一个带有文化意味的特有名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个人意识逐渐加强，每个人都渴望着实现自我，体现自我的价值。北京作为首都，自然以其各方面的优势，成为全国各地外出谋求发展的有志之士之首选，于是，“北漂”一词应运而生，作为地理迁徙者的安琪也是其中一员。
 
　　和普通的年轻人一样，最初的安琪并不安分。1998年，她在《失语》一诗中曾颇具激愤地写道：“漳州，漳州，我很快就要背井离乡”，在同年的一篇文章中她也如此发问：“一个没有离开家乡的人你能说他/她有故乡吗？我认为没有。”对于当时的安琪而言，故乡于她是羁绊，是阻碍，像祖祖辈辈一样老死家乡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在《女性主义者笔记》这篇文章中，安琪声称自己像男人一般喜欢追求动荡不安的生活，而“北漂”之于诗人，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自我流放，是她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对新事物、新的生活图景主动追求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在现实中经历了种种苦难和悖论，却无法获得排遣，他往往就会为了寻找新的寄托而选择“出走”。除了家乡，哪里可去？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北京无疑是文青心目中文学艺术的殿堂，是实现自我的地方。也许是被关于诸多北京的梦幻叙事所打动，安琪也像任何一个北漂族一样，她怀揣着青春的梦幻感来到北京，然而并不如意的现实却消融了她的梦想，使之在现实的漂泊身份之外，又多了一道心灵漂泊者的醒目标签。
 
　　安琪的很多诗歌都写到了漂泊的精神状态与孤独的个人体认，甚至以“孤独”作为其精神显在的符号特征。她也多频次地涉及对“命运”的抒写，如《一意孤行》等诗歌描述的那样，诗人相信总会有一种高于人的价值存在，而命运，也许就是我们最难以掌控也无法参透的那个终极。因此，她的某些诗歌便投射出宿命论的意味，每当抒情者遇到艰难险阻，想要彻底放弃时，便会预感到有个隐约闪烁在头上的光芒指引着她，给她希望并使她相信命运会带领她走出低谷。冥冥之中对命运的感知，使茫然无措的她接受了这些神性气息的暗示，其躁动不安的精神有所附丽，这种受惠于“天意”指引的诗歌写作，尤以《像杜拉斯一样生活》最具有代表性。2003年，安琪刚到北京不久，刚刚开始从事独立编辑工作，也自感终于在北京找到了施展一技之长的舞台，从而为今后的生活确立了方向和依据。一日下班后，写字楼内人去楼空，安琪一人翻阅着自己这一个月来辛苦工作的“战果”，突然有了写作的冲动，于是迅速写下八首诗歌，其中就包括后来为大家所熟知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这首诗对于安琪意义非凡，甚至可以说是她到北京之后观念转变的明证。全诗笼罩在一种不断加快的速度和分秒必争的节奏感中：“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这种高效率快节奏仿佛子弹弹射一般的语速语调，动态拟现了北漂一族对城市生活的切身感受。在诗句的末尾，抒情者最终没有跟上杜拉斯的节奏，这令其崩溃而颓丧，而这种瞬间产生的情感体验，也是北漂一族心理状态的真实写照。从语势上看，这首诗充满了狂放之气，而深究其里，则投射出现代人的无奈甚至是绝望。“像杜拉斯一样生活”是每一个北漂者心中的乌托邦，但正是这样加速度高压力的生活，似乎又在冥冥之中牵引着诗人，使之在不断遭遇此类狂放与绝望的矛盾情境下，一遍又一遍地激活着自己的潜能，释放着对探索未知之境的渴望。
 
　　在具体操作上，安琪经常主动把自己内化为诗歌中的漂泊者，这个漂泊者可能是在地理迁徙中真实出现的闲逛者，观察周遭的凡俗人群，也可能是诗人通过灵性建构起的想象世界中的心灵漂泊者。她尤其强调塑造“夜”与“梦”的想象空间，要“从夜晚清凉的风中提取我需要的元素”（《夜晚的方向》），在梦幻想象中抵达灵魂的自由瑰奇之境。还可能是像《鸦群飞过九龙江》中描述的那样——“当我混迹鸦群飞过九龙江/我被故乡陌生的空气环抱”，观景人与景物融为一体，现实的漂泊者与精神的漂泊者合二为一。无论是现实的游历还是心灵的神游，我们都可以看到，诗人的棱角并非随着频繁迁徙和生活变动而磨平，而是不断投射着向生活索取意义的野心，她试图与现实和想象世界中的任何事物主动发生话语联系，时刻谋求着彰显自我存在的机会。
 
　　尽管诗人有过“请允许我把北京当作自己的终点”，想要“成为北京的一块石头”的冲动，希望结束漂泊的生涯。（《在北京，在终点》）但漂泊之于任何一位诗人，恐怕都是构成其精神本质的重要元素，当诗人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漂泊”对其而言便不再是负向的精神情感，而具有了某种正向的价值信息。在《漳河水冻》中，诗人乘车路过漳河，雪中的现实河景冷清寂寥，然而诗人却穿过表象，在河流的历史中感受到它的温度。抒情者看到了西门豹，看到了河边哭泣的女子，看到了修筑水渠的工匠，看到了一条河流的前世今生……从现实发现历史，由历史衍生奇诡的想象，展开精神的漫游，发散漂泊者的人生感悟，仿佛成为安琪写作的一个向度。正如她写下《后海》，却从后海看到了秦淮河的繁华，她以追溯式的文化想象充当观看风景的装置，一次又一次地经历着轮回，贯穿在历史的多个时段之中，发掘隐含其中的隐秘信息。她还对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出走”心向往之，比如她曾多次提到“出埃及记”的典故。以《海上紫陌》为例，诗人写道：“在黑暗中走出埃及就像走出你我。”“走出埃及”象征着自我的救赎，也潜隐着诗人既不能敞开自我又不能实现自我的人格矛盾。无论是“漂泊”还是“出走”，其实都是诗人面对现实采取的一种情感策略，既然现实的速度无法更改，压力难以纾解，那么倒不如通过想象情境的建立，把抒情者置于漂泊的自由境界，令其在消弭时空古今差异的游走中，不断化解着自己身体内那些“极端”的情绪与观念，使自己能够和安居的城市语境和谐相处。
 
　　三、游历文本的价值估衡
 
　　在《忆泰山》中，安琪写道：“如果我不写出泰山，我必被泰山沉沉压死/必死于对曾经游过泰山而一字无成的回忆。”她把写作目之为一种不吐不快的情感释放，这使得她那些涉及“游历”的地理诗篇不仅具有普通游记的功能和作用，记录着诗人这些年的游览经历和游览过程中的深层思考，同时还内蕴着诗人对文化风景的独特采撷和对内在生命的深睿体悟。一方面，诗人屡次提示给读者她的“观看”位置，这些文本包括《七月回福建的列车上》（火车）、《何远之有》（公交车）、《轮渡》（船舶）、《在回京的飞机上回望成都》（飞机）等。交通工具的转换带来观看角度的变化，它往往能提供给我们不一样的新视野。另一方面，游历本身所具有的对未来经验之追求，切合了诗人浪漫而富于幻想的精神特质，它能激发出诗人的主体创造力，将他们引入多元文化的宏观场域。借助地理的游历和灵魂的漂泊，诗人实现了与自然、与城市、与心灵时空的交互与沟通，进而坚定了对诗歌的恒定守望。
 
　　从城市文学的角度言之，“地理诗”既是个人漂泊的一种记录，同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它也具有着“以小见大，以家比国”的作用。中国社会由乡土社会向城市社会演进的过程，也是现代人稳定感不断丧失的过程，城市化的进程使古朴的田园故乡已然不存，充斥其中的是钢筋水泥和混凝土的冰冷气息。打工潮的兴起、人口的迁徙、家庭的离散，使漂泊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的整体性命运，在经历了“上帝死了”、“人死了”的精神变故之后，人类进入了困顿而迷茫的“寻找价值”时期，成为现代派艺术中的“游魂”，读解安琪的诗歌，正应将之放置于这一宏大的精神背景之中。[7]几乎所有具有北漂经历、抑或有着迁徙经验的诗人都抒发过对城市喧嚣和污浊的精神反感，他们身居城市，却喜欢寄情山水，特别珍惜于其间独处的机会，试图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我，捕捉与灵性妙思的机缘，这也是安琪这类短诗的一个特质，而地理上的身体“回乡”，则构成其主要表现。在诗人寄情的《父母国》等诗作中，“乡村”或者说带有地理标记的故乡意象，都充当了诗人反拨城市经验的隐喻工具，潜藏着游子背井离乡后的迷茫与孤独。她的写作策略是将现实中的自然田园、地理乡土背景化、意象化，使之被诗化成为带有明显象征意味的精神喻体，指向人性的纯粹与心灵的洁净。

　　 在诗歌《极地之境》中，安琪写道：“你看你看，一个/出走异乡的人到达过/极地，摸到过太阳也被/它的光芒刺痛。”这里的“极地”指比“异乡”更加遥远的地方，而诗的最后，一个“摸”一个“刺”，一个温柔，一个尖锐，诗人明知会被刺痛，却仍毅然决然选择到达极地，选择去触摸太阳，这是一种玉石俱焚的决绝，是悬崖上短兵相接的生猛。这首诗是诗人在返乡后与旧友重逢欢聚所作，也可视为她对漫游与写作经历的整体性认知态度。从与朋友们的重逢切入，看似轻松随意，开心自在，实则另有玄机，在生活的表象之下，暗藏着诗人深入骨髓的心灵史。文本语境中抒情者的朋友们生活安逸，从未经历过诗人当年的悲哀，但这种安逸的生活却未能得到诗人的认同，至少在本诗中没有表现出来。立于安琪的视角，“‘故乡’仍然是暧昧的，不牢靠的，她似乎随时都可能重新出发，她的命运似乎只能是‘在路上’——一旦选择成为异乡人，就永远是异乡人。”[8]向卫国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的确，“极地”是普通人无法踏足的地方，即使到达也无法久居，无论是“异乡人”还是“在路上”，围绕“极地”的漂泊与迁徙永远是安琪诗歌的精神背景，穿透了她的写作版图。这印证了诗人在《秋天回乡》中的语句：“事实上她已是故乡和异乡的弃儿/这是宿命，必然的/如果你也曾抛弃故乡/她就是你！”
 
　　对故乡的血脉记忆和精神“离乡”的纠结与矛盾，借助微小的诗歌闪电得以照彻。当梦想照进现实，曾经的遐想便容易化为泡影，等待诗人的可能是故乡与异乡的双重“抛弃”。如果是早年的安琪，这种感受或许很容易引发诗人产生极端的隔绝经验，不过，随着心态的日渐稳定和经验的日益丰富，安琪对于游历漂泊的经验表达也更为多元。她不再对现实作出简单二元对立式的价值判断，而将日常生活视为触发想象的诗意生发点，最大限度地调动着城乡意象符号的象征魅力，尤其注重从人群经验和物质风暴中疏离出自我的精神存在，在物质与灵魂之间寻找平衡支点，尽可能深入抵达城市个体的独立经验空间，故而诗歌中表达出的情感也呈现出更为立体的特质——或是在不断流动的地理空间中打破文化和地域的樊篱，用更为纯净的思维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审视个体生命的价值[9]，或是通过对城市事态瞬间的凝盼、体味和思索，从浅层的偶发动作找到介入意义深层结构的渠道，寻求向未来不断延伸的意义，甚至依靠极端化的想象情境表达殊异的生命体验……凡此种种，都是安琪试图打磨文本那个内在的“自我”，使之与现实发生关联的一种尝试，也是她将“个人化写作”落于实处的文本实验。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注释：
　　[1]摘引自安琪自印诗集：《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第3页。
　　[2]摘引自安琪自印诗集：《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第3页。
　　[3]沙白、安琪访谈：《未经文字记录的人生不值一过——安琪采访记录》，娜仁琪琪格主编：《诗歌风赏》2015年第2卷。
　　[4]关于这方面的总结，可以参考王洪岳：《作为生活和信仰方式的诗歌写作——安琪长诗研究》，《南方文坛》2013年第1期。
　　[5]安琪：《女性主义者笔记》，《极地之境》，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6]安琪：《二进大觉寺》，载老皮主编诗歌民刊：《诗歌蓝本》2008年卷。
　　[7]参见胡少卿：《一个强劲的灵魂在路上——读安琪短诗集<极地之境>》，《文艺争鸣》2013年第10期。
　　[8]向卫国：《目击道存——论安琪》，《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9]摘引自孟雯：《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安琪诗歌创作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
 
　　原载于《百家评论》，2020年第一期。
 
　　作者：卢桢  张雅晨
　　来源：极地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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