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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竹逍遥美学论》荐语

墨润哲思，笔载逍遥，当当代文化界深陷碎片化探索之境，袁竹以一身贯通哲、美、文、画四域的才情，如青崖放鹤，独辟出一条“道艺合一”的精神坦途。他取《易》《儒》《释》《道》之精髓，纳山河万象之灵秀，将千年逍遥哲思，凝于笔墨、融于文心、铸于美学，既为当代人挣脱世俗桎梏点亮明灯，也为中华文脉的当代传承，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而李栎耗时数载淬炼的《袁竹逍遥美学论》，便是解锁这位文化大家精神世界的密钥，以诗性笔触铺展哲思画卷，以画境意趣诠释美学真谛。

 

袁竹之逍遥，藏于笔墨皴擦间。他跳出古法桎梏，独创“豹纹斑”“牛毛纹”皴法，墨块如豹影灵动，线条似牛毛绵长，在“绝似又绝不似”的写意与抽象之间，铺展山水本真，传递自在情怀。其画作如《大圣山》般浑朴大气，似《秋韵》般空灵悠远，笔墨流转间，既有道家“道法自然”的通透，又有文人“乘物以游心”的洒脱，被辑入“大红袍”等权威典籍，成为美术教育的传世范本。

 

袁竹之逍遥，显于哲思文韵中。他以哲思为骨，构建起恢弘的逍遥美学体系，填补千年学术空白，为现代人提供心灵栖居的精神坐标；以文心为魂，著书四十余部，为文学大家立传，《张俊彪论》风靡全球，彰显中国文学评论的国际力量。这份跨界成就，源于他“功夫在画外”的坚守，源于对文化的赤诚，让逍遥从哲学命题，化作可感、可赏、可传的艺术与文学滋养。

 

李栎以知音之懂，以治学之诚，将袁竹的精神世界与学术成就，凝于二十万言之中。此书笔墨含诗，行文如画，既有哲思的深邃，又有艺术的灵韵，既系统阐释袁竹“逍遥天下”的精神追求，又解码其“道艺合一”的文化密码。读之，可赏笔墨之妙，可悟哲思之深，可明传承之责，于字里行间，见当代文化大家的格局与情怀，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

 

一卷在手，墨香浸心，逍遥入怀。《袁竹逍遥美学论》不仅是对一位文化大家的致敬，更是当代文化研究的不朽成果，为每一位追求精神自由、热爱文化艺术的读者，铺就一条通往心灵逍遥、文脉传承的审美之路。

 

袁竹逍遥美学论（连载二）

 

李栎 著

 

作者简介：

李栎，女，籍贯中国四川德阳，知名艺评人。她长期以哲学家、美学家、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袁竹为核心研究对象，先后撰写近百篇论文，作品广泛刊发于“中国作家网”“中国网”“人民日报欧洲网”“国际日报”“搜狐网”“作家网”“四川新闻网·麻辣社区”“四川文化网”“今日头条”及《华人文学》等主流媒体与期刊。为袁竹长篇小说《破茧逐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大道至简》等作序。

 

袁竹所著长篇论著《张俊彪论》，于2026年3月由美国乐山乐水出版社与亚马逊联合出版，以英文、中文繁体字两大语种、五种版本同步全球发行，在亚马逊新书排行榜中表现亮眼：英文电子书稳居第一，英文简装版、精装版及中文繁体字电子书、中文繁体字纸质书均稳居第二，成功跻身国际畅销书行列。李栎围绕相关主题撰写的系列评论文章，经“中国网”“人民日报欧洲网”“国际日报”“搜狐网”“作家网”《华人文学》等平台刊发后，引发业界广泛关注。

 

李栎的首部长篇理论专著《袁竹论》，在“搜狐网”“作家网”“四川文化网”刊载后，反晌强烈。即将推出英文、中文简体字、中文繁体字三种纸质版本，每种版本计50万字以上。

《袁竹逍遥美学论》是作者李栎撰写的第二部长篇理论专著，总字数20万字，该书以“道艺合一”为纲，以“三重境界”为目，系统解构袁竹逍遥美学的理论体系与创作实践，将视野拓展至世界版图，考察逍遥美学如何跨越山海，在俄罗斯、美国等的艺术殿堂中引发共鸣，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符号。最终指向未来——在数字时代，逍遥美学如何以虚拟现实、元宇宙等新媒介，继续照亮人类精神家园。在““搜狐网””“四川文化网”刊载后，深受读者喜爱。

 

（接上期）

 

第二章、溯源：蜀地灵秀，文脉铸魂——袁竹逍遥美学的生成根基

 

蜀地之灵，在山川毓秀间藏天地玄机；文脉之魂，在千年流转中铸精神丰碑。德阳，这座镶嵌在川西平原腹地的明珠，承古蜀之神秘，载三国之雄浑，沐儒风之浩荡，续文心之绵长。袁竹的逍遥美学，绝非空中楼阁的臆想，亦非无源之水的飘萍，而是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的文化沃土，吸吮着古蜀文明、三国风骨、文庙儒韵、李调元文脉的精神养分，在岁月沉淀中淬炼而成，在笔墨实践中升华绽放。它是蜀地灵秀的具象化表达，是千年文脉的当代回响，是艺术家与故土、与先贤、与天地宇宙的精神对话，最终成就了“物我两忘、道艺合一”的逍遥之境——既有山水的苍茫灵秀，又有文脉的厚重深邃；既有笔墨的灵动洒脱，又有哲思的高远空灵。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蜀地有文脉而不辍。袁竹生于斯、长于斯，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一碑一刻、一风一雨，都已融入他的血脉，成为其艺术创作的精神底色与灵感源泉。他的逍遥美学，本质上是蜀地文化基因的艺术外化，是儒家的中正、道家的飘逸、佛家的空灵与巴蜀本土文化的鲜活、神秘、雄浑的完美交融。从三星堆的青铜神影到三国的金戈铁马，从文庙的红墙黄瓦到李调元的文心墨韵，每一段文脉都如一条奔流的江河，滋养着袁竹的艺术生命；每一种文化特质都如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着他逍遥美学的探索之路。本章将溯源而上，循着蜀地文脉的流淌轨迹，探寻袁竹逍遥美学的生成根基，解读这片土地如何以其灵秀之气，铸就医术的精神之魂，如何以其千年文脉，滋养出独树一帜的逍遥之境。

 

一、地域文化基因：蜀地灵秀孕逍遥，千年文脉润丹青

地域者，文脉之根也；文脉者，艺术之魂也。德阳地处川西平原腹地，北接龙门山脉，南连成都平原，东望川中丘陵，西临邛崃山脉，山川形胜间藏尽天地灵气，历史长河中沉淀千年文脉。这里既有古蜀文明的神秘瑰丽，又有三国蜀汉的雄浑豪迈；既有儒家文化的浩荡儒风，又有本土文贤的雅俗情怀。这种多元共生、兼容并蓄的地域文化特质，为袁竹逍遥美学的生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让他的艺术既有“仰观宇宙之大”的宏大视野，又有“俯察品类之盛”的细腻情怀；既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哲学境界，又有“人间烟火、草木深情”的生命温度。

 

（一）古蜀文明：青铜铸玄思，时空启逍遥——逍遥美学的宇宙之基

在中华文明的星河中，古蜀文明如一颗神秘而璀璨的星辰，以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超凡脱俗的创造力，在巴蜀大地上书写了一段“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传奇。三星堆遗址，这座坐落于德阳广汉市鸭子河畔的文明圣地，是古蜀文明的核心载体，也是袁竹逍遥美学最深厚的精神源头之一。它以其神秘的器物、独特的造型、深邃的内涵，为袁竹打开了一扇通往宇宙、穿越时空的大门，赋予其艺术超越具象、直达本质的审美视野，奠定了其逍遥美学“宇宙观照、时空融通”的核心特质。

 

2023年7月，国家最高领导人在考察三星堆博物馆时深刻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四千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揭示了三星堆文明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更彰显了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特地位。三星堆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地域文明，而是中华文明星河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它以其包容性与神秘性，展现了古蜀先民对宇宙、神灵、生命本源的无限追问与艺术化表达，这种精神特质，与袁竹逍遥美学所追求的“超越时空、物我两忘”的境界，有着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

 

漫步三星堆博物馆，仿佛穿越千年时光，置身于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青铜神树顶天立地，枝干虬结，枝叶舒展，顶端的神鸟振翅欲飞，根部的龙蛇蜿蜒缠绕，宛如连接人间、天地、神域的宇宙之梯，承载着古蜀先民“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纵目面具双眼突出，眼眸如炬，鼻梁高挺，嘴角微扬，仿佛能穿透千年的时光迷雾，俯瞰天地万物，洞察宇宙玄机，那是一种超越常人的感知视野，一种“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精神追求。黄金权杖流光溢彩，上面镌刻的鱼、鸟、人像图案，暗藏着古蜀先民对权力、神性与生命的双重崇拜，也彰显着其兼容并蓄的文化胸怀——吸纳不同文化元素，转化为自身独特的精神符号。还有那些青铜尊、青铜罍、玉琮、玉璧，造型古朴而灵动，纹饰繁复而有序，每一件器物都凝聚着古蜀先民的智慧与才情，每一道纹路都承载着他们对宇宙、生命、自然的深刻思考。

 

袁竹出生并成长于这片浸润着古蜀文明的土地，三星堆的文化基因早已如春雨般润物无声地融入他的血脉，成为其艺术世界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底色。有评论家曾言：“袁竹出生在四川德阳市，那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那里既有‘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文明，又有‘天下无双景，人间第一山’的峨眉仙境，这片土地赋予他的，是超越常规的文化视野与精神格局。”的确，三星堆给予袁竹的，从来不止是一方水土的滋养，更是一种精神的启蒙与灵魂的洗礼——它让袁竹明白，艺术的本质不是对具象事物的简单描摹，而是对宇宙本质、生命本源的追问与表达；不是对传统范式的刻板遵循，而是对审美边界的大胆突破与创新。

 

三星堆文明的包容性，是袁竹逍遥美学“兼容并蓄”特质的重要源头。古蜀先民不固守成规，不局限于一隅，广泛吸纳中原文明与周边地域文明的优秀成果，将其与本土文化深度融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古蜀文化体系。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胸怀，深深影响着袁竹的艺术创作。他的逍遥画派，既传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笔墨韵味与精神意境，又融合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审美理念与表现手法；既汲取了儒家、道家、佛家的哲学智慧，又吸纳了民间艺术的鲜活气息与本土文化的精神特质；既坚守传统文脉的根与魂，又突破传统程式的束缚与局限，真正做到了“兼容并蓄、博采众长”，这与三星堆文明的包容性一脉相承。

 

三星堆文明的神秘性，則为袁竹逍遥美学注入了“空灵玄远、超越时空”的精神气质。古蜀先民以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对宇宙、神灵、生命的追问，转化为一件件神秘而灵动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不追求具象的逼真，而追求意境的深邃；不注重形式的规整，而注重精神的表达。这种“重神轻形、重意轻象”的艺术追求，与袁竹的笔墨实践高度契合。袁竹独创的“豹纹斑”“牛毛纹”皴法，便是对三星堆神秘意象的当代诠释与艺术转化——“豹纹斑如天地裂变的纹路，牛毛纹似时空交织的轨迹”，这些纹理既非西方抽象主义的纯粹形式游戏，亦非传统文人画的拟古摹形，而是袁竹探寻自然本质、追问宇宙真理的独特艺术语言。

 

三星堆的“纵目”精神，更是与袁竹逍遥美学“宇宙观照”的审美追求形成了深刻的精神共鸣。那些纵目面具，仿佛是古蜀先民的精神图腾，代表着一种超越常人的感知能力，一种“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宏大视野，一种穿透表象、直抵本真的精神追求。这种视野，与庄子“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逍遥境界何其相似——都是对时空局限的突破，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对宇宙本质的探寻。袁竹将这种古蜀先民的“纵目”精神与道家的逍遥哲学相结合，构建起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这种视角，让他的作品超越了具体的地理空间与时间维度，呈现出一种宏大而空灵的宇宙意境。

 

在袁竹的《大月亮》系列作品中，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种三星堆精神的浸润与逍遥美学的表达。画面中的月亮，不再是天文学意义上的天体，而是精神漫游中的意象，是宇宙律动的象征，是古蜀先民“纵目”视野下的天地奇观。月亮硕大而明亮，笼罩着苍茫的山川、灵动的草木，墨色的浓淡交织间，仿佛能看到时空的流转、宇宙的浩瀚，仿佛能听到古蜀先民与天地对话的低语。画面中的山川，也不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山川，而是宇宙律动中的山水，是精神寄托中的家园，线条的灵动与墨色的厚重，展现出天地的苍茫与灵秀，传递出“天人合一”的哲学意境。这种审美表达，正是三星堆文明赋予袁竹的文化基因的生动体现，也是其逍遥美学“宇宙观照、时空融通”特质的核心彰显。

 

古蜀文明的千年回响，不仅为袁竹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意象与灵感，更塑造了他的精神格局与审美追求。它让袁竹的艺术摆脱了小我抒情的局限，走向了对宇宙、生命、自然的宏大关怀；让他的笔墨摆脱了具象描摹的束缚，走向了对意境、精神、哲思的深层表达。可以说，三星堆文明是袁竹逍遥美学的宇宙之基，它以其神秘的魅力、包容的胸怀、超越的精神，为袁竹的艺术之路点亮了明灯，让他在笔墨实践中，不断探寻逍遥之境，不断升华艺术境界。

 

（二）三国蜀汉：金戈铸风骨，豪情润逍遥——逍遥美学的精神之骨

如果说三星堆赋予袁竹的是超越时空的宇宙视野与神秘意境，那么三国蜀汉文化给予他的，则是融入血脉的雄浑风骨与豪迈情怀。德阳，作为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核心区域，见证了无数金戈铁马的壮阔历史，承载着“忠义、豪情、豁达”的三国精神，这种精神如一股雄浑的力量，融入袁竹的艺术生命，为其逍遥美学注入了刚健有为、心怀天下的精神底色，铸就了其逍遥美学“刚柔并济、担当与超越共生”的精神之骨。

 

川西平原腹地，山川纵横，地势险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而德阳，更是剑南蜀道的咽喉要冲，是蜀汉政权抵御曹魏、稳固后方的重要屏障。白马关、庞统祠、绵竹关、诸葛瞻父子墓……这些三国遗迹，如一颗颗珍珠，散落于德阳的山川之间，承载着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传颂着一个个忠义豪迈的英雄故事。白马关雄踞龙门山脉南端，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里曾是张飞镇守的要塞，也是庞统中箭身亡的地方，千年以来，金戈铁马的轰鸣声仿佛仍在耳畔回响，见证着蜀汉政权的兴衰荣辱；庞统祠坐落于白马关下，香火绵延千年，殿宇庄严古朴，松柏苍劲挺拔，承载着后人对“凤雏”庞统的敬仰与追思，也彰显着“忠义”精神的千年传承；绵竹关则是蜀汉政权最后的防线，诸葛瞻父子率军在此浴血奋战，宁死不屈，用生命诠释了“忠义”二字的深刻内涵，他们的事迹，成为德阳文化肌理中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成为蜀汉精神的生动写照。

 

三国蜀汉文化的核心精神，在于“忠义”的赤诚、“豪情”的气度、“豁达”的胸襟。这种精神，不是冰冷的历史符号，而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文化滋养，渗透进德阳的每一寸土地，融入德阳人的血脉之中。“忠义”，是蜀汉文化的灵魂，是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诚，是庞统“士为知己者死”的决绝，是诸葛瞻父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豪情”，是蜀汉文化的风骨，是张飞“长坂坡一声断喝，吓退百万曹军”的豪迈，是关羽“温酒斩华雄”的英勇，是蜀汉将士“战死沙场，马革裹尸”的壮烈；“豁达”，是蜀汉文化的胸怀，是刘备“三顾茅庐”的谦逊，是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超然，是蜀汉君臣在逆境中依然坚守理想、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这种三国蜀汉精神，对袁竹的影响，绝非表面的题材选择或符号借用，而是一种深层次的精神气质的内化，一种灵魂层面的共鸣与传承。在袁竹的艺术世界中，我们既能看到道家“逍遥游”的超然境界，又能感受到儒家“厚德载物、心怀天下”的担当情怀；既能看到笔墨的灵动洒脱，又能感受到风骨的雄浑刚健；既能看到意境的空灵恬淡，又能感受到情感的豪迈深沉。这种刚柔并济、虚实相生的艺术特质，正是三国蜀汉精神与道家逍遥哲学完美融合的生动体现。

 

袁竹的创作，从不局限于小我抒情，而是以艺术的方式，关注人类的命运，传递大道的力量，这种博大的胸襟与担当意识，与三国蜀汉文化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忠义精神有着血脉上的关联。他曾说，逍遥画派“让全世界的人们在逍遥画境里看到宇宙的本质，体察到遵道贵德的真谛，从而生成统一的价值观、世界观，让人类思想在趋同融合的道路上，走向美好和谐的未来世界”。这种以艺术关怀苍生、以笔墨传递大道的抱负，正是三国蜀汉文化“忠义”精神在当代艺术领域的回响，是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担当精神的当代传承。袁竹的作品，没有消极颓废的情绪，没有孤高愤世的感慨，而是充满了积极向上、温润和悦的精神力量，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热爱、对人类的关怀，这正是三国蜀汉“豪情”与“豁达”精神的生动写照。

 

更为深层的是，三国蜀汉文化所蕴含的“担当与超越”的辩证智慧，深刻地影响了袁竹的艺术取向，成为其逍遥美学的核心精神内涵之一。诸葛亮六出祁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儒家的担当，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执着与坚守；但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箴言，又何尝不是一种道家式的精神超越，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超然与洒脱。这种在担当与超越之间的自由穿梭，这种“入世”与“出世”的辩证统一，正是三国蜀汉文化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成为袁竹艺术创作的精神指引。

 

在袁竹的山水画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种“担当与超越”的辩证之美。他的山水，既有山川的壮阔与雄浑，仿佛能感受到三国金戈铁马的豪迈气息，彰显着“心怀天下”的担当情怀；又有超然物外的空灵与恬淡，仿佛能体会到诸葛亮“淡泊明志”的超然境界，传递着“物我两忘”的逍遥之趣。画面中的主峰，往往居中而立，沉稳厚重，如君子中正端方，如蜀汉英雄的铮铮风骨，承载着“担当”的精神；而环绕主峰的云雾，灵动飘逸，虚实相间，如道家的逍遥之气，传递着“超越”的意境。线条的刚健与墨色的柔和，构图的严谨与意境的空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和谐的统一，恰如三国蜀汉精神中“担当”与“超越”的辩证共生，也恰如袁竹逍遥美学中“刚柔并济、道艺合一”的艺术追求。

 

袁竹的《圣山仙境》系列作品，便是这种精神的生动诠释。画面中的圣山，巍峨挺拔，雄浑壮阔，仿佛是蜀汉英雄们坚守的家园，是“担当”精神的象征；山间的云雾，飘逸灵动，空灵悠远，仿佛是道家逍遥的意境，是“超越”精神的体现；山间的草木，生机勃勃，鲜活灵动，传递着生命的力量与希望。整幅作品，既有雄浑刚健的风骨，又有空灵洒脱的意境；既有心怀天下的担当，又有物我两忘的逍遥，将三国蜀汉精神与道家逍遥哲学完美融合，展现出袁竹逍遥美学的独特魅力与精神深度。

 

三国蜀汉的雄浑风骨，如一股雄浑的力量，滋养着袁竹的艺术生命，为其逍遥美学铸就了坚实的精神之骨。它让袁竹的逍遥，不再是脱离现实的虚无缥缈，而是有担当、有情怀、有风骨的逍遥；让他的艺术，不再是单纯的笔墨游戏，而是有温度、有力量、有灵魂的艺术。这种精神的滋养，让袁竹在艺术创作中，始终坚守本心，心怀天下，在担当与超越之间，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自由穿梭，最终成就了其逍遥美学“刚柔并济、道艺合一”的独特境界。

 

（三）德阳文庙：儒风铸雅韵，正心润逍遥——逍遥美学的人文之本

蜀地之韵，在山川之灵，更在儒风之盛。德阳文庙，这座被誉为“西川文庙甲天下”的千年圣殿，始建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历经八百余载风雨沧桑，现存建筑为清道光年间格局，占地面积2.08万平方米，拥有古建筑20余处，是中国西部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最具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庙，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不仅是一座祭祀孔子的神圣殿堂，更是一册立体的《论语》，一部凝固的儒风史，一卷流动的文脉图，是德阳人世代崇文重教、守正修身的精神图腾，更是袁竹逍遥美学的人文之本——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儒家的“中庸和谐、修身立德、崇文重教”，如春风化雨般浸润着袁竹的心灵，塑造着他的艺术品格，为其逍遥美学注入了温润典雅、中正平和的人文温度。

 

“天下文庙半天下，西川文庙甲德阳。”这句流传千古的赞誉，不仅彰显了德阳文庙的独特地位，更体现了德阳人对儒家文化的尊崇与传承。德阳文庙的美，不在于建筑的奢华，而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儒风文脉；不在于格局的宏大，而在于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漫步文庙，仿佛置身于儒家文化的殿堂，红墙黄瓦间，流淌着千年的儒风雅韵；古柏苍松间，回荡着先贤的哲思箴言；亭台楼阁间，浸润着温润的人文气息。每一处建筑，每一件器物，每一幅楹联，都承载着儒家文化的精髓，都传递着“崇文重教、守正修身”的精神理念。

 

从“道冠古今”“德配天地”两坊步入文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巍峨肃穆的万仞宫墙。这道高墙，青砖砌就，气势恢宏，象征着孔子学问之高深、道德之崇高，如同一道无形的屏障，将尘世的喧嚣与浮躁隔绝在外，营造出“宁静致远”的精神氛围。站在万仞宫墙前，仿佛能感受到孔子“仁者爱人”的博大胸怀，仿佛能听到先贤们“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谆谆教诲，心灵在这一刻变得宁静而澄澈，浮躁在这一刻得以涤荡而消散。这种宁静致远的氛围，深深影响着袁竹，让他的艺术始终保持着平和温润的气质，让他的笔墨始终传递着从容洒脱的情怀。

 

穿过棂星门，石制牌坊上“二龙戏珠”“双凤朝阳”的雕刻栩栩如生，线条流畅而灵动，寓意着儒家文化“龙凤呈祥、天人合一”的美好愿景。棂星门两侧，古柏苍劲挺拔，枝繁叶茂，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郁郁葱葱，象征着儒家文化的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泮池之上，石桥卧波，碧波荡漾，“泮水芹香”的景致，承载着“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理想，更隐喻着儒家“智水仁山”的哲学意蕴——水之柔，喻君子之谦和；水之动，喻君子之进取；水之清，喻君子之高洁。袁竹常漫步于泮池边，观池水潺潺，思君子之道，这种“智水仁山”的哲学意蕴，逐渐融入他的艺术创作，让他的山水作品既有水的灵动与谦和，又有山的沉稳与高洁。

 

戟门（大成门）庄严厚重，穿斗式梁架、歇山式屋顶、黄色琉璃筒瓦，尽显皇家规制与儒家礼制的威严。门内便是文庙的核心院落，礼乐亭分立两侧，这里曾是演奏祭祀雅乐的圣地，钟磬和鸣、丝竹悠扬，传递着“礼乐合一”的儒家美学精髓。儒家认为，“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礼乐合一，便是天地和谐、人伦有序的最高境界。这种“礼乐合一”的美学理念，深深影响着袁竹的艺术创作，让他的作品始终追求“和谐统一、中正平和”的审美境界，让他的笔墨始终保持着“温润典雅、不偏不倚”的艺术品格。

 

大成殿作为文庙的核心建筑，气势恢宏、庄严肃穆，殿内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像，神态安详、目光深邃，仿佛能洞察天地万物，传递着“仁者爱人”的博大情怀。“万世师表”的巨匾高悬其上，字体雄浑有力，彰显着孔子作为一代圣贤的崇高地位。十二根通天柱撑起的不仅是殿宇的巍峨，更是儒家文化千年不坠的精神脊梁。东西庑廊对称分布，曾是历代先贤先儒的牌位所在，如今成为儒学文化的展厅，东殿讲“仁”，阐释“仁者爱人”的核心要义；西殿谈“礼”，诠释“克己复礼”的伦理规范。殿后荷花池碧波荡漾、假山玲珑、亭台雅致，“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正是儒家“君子人格”的生动象征——身处尘世而坚守本心，历经风雨而不改其洁。

 

德阳文庙的壮丽，从来不止于建筑的恢宏，更在于其背后一座城、几代人对文脉的集体自觉与精神奔赴。清道光年间，德阳官民同心、众志成城，“采办大木，戴月披星”“捐田捐地，踊跃输将”，历时七年建成此庙，每一块砖石都凝结着对“崇文重教”的信仰，每一片瓦当都镌刻着对“圣贤之道”的尊崇。这里不是孔子故里，也非历代州府，却能成为“西川之冠”，根源便在于德阳自古便是忠孝文化厚植之地——“一门三孝”的故事代代相传，诸葛瞻父子魂守绵竹的忠义彪炳史册，秦宓故里的书香绵延不绝。文庙因此超越了单纯的祭祀功能，成为德阳的“精神原乡”，是儒风浸润、文脉赓续的核心载体，千百年来，晨钟暮鼓、书声琅琅，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如春风化雨，深深融入德阳人的血脉之中，塑造着这片土地的精神品格与文化气质。

 

这种儒风文脉，对袁竹的滋养，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是融入生活、刻入骨髓的心灵滋养。生于斯、长于斯的袁竹，从小便在文庙的儒风熏陶中成长——儿时，他常随长辈走进文庙，瞻仰孔子圣像，聆听先贤故事，感受红墙黄瓦间的庄严氛围，聆听庑廊亭台间的钟磬之声；少年时，他在文庙旁的学堂读书，诵读《论语》《孟子》，领悟“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身之道；成年后，他时常漫步文庙，在万仞宫墙下静思，在大成殿前感悟，在荷花池边冥想，在古柏苍松间寻幽，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迷茫的精神找到方向。

 

文庙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碑一刻，都成为滋养他心灵的文化养分。红墙的庄重，让他懂得“守正”——坚守传统文脉的根与魂，坚守艺术的本心与良知；黄瓦的辉煌，让他领悟“明德”——明辨是非善恶，彰显人文精神，传递大道力量；古柏的苍劲，让他学会“坚韧”——在艺术道路上，不畏艰难，持之以恒，追求卓越；荷花的高洁，让他坚守“本心”——不随波逐流，不媚俗迎合，保持艺术家的风骨与操守；泮池的宁静，让他追求“平和”——在笔墨创作中，保持平和的心态，传递温润的气息；礼乐的悠扬，让他感悟“和谐”——在艺术表达中，追求形式与内容的和谐，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儒家文化的核心要义，更是成为袁竹艺术的精神根基与审美内核，塑造着他的艺术品格，滋养着他的逍遥美学，让他的逍遥，不再是单纯的飘逸洒脱，而是有人文温度、有道德坚守、有精神追求的逍遥；让他的艺术，不再是单纯的笔墨意境，而是有文化底蕴、有人文情怀、有道德力量的艺术。

 

1. 仁者爱人：生命关怀与人文温度的笔墨抒写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文化的灵魂，“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强调对生命的尊重、对他人的关爱、对万物的悲悯，追求“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生命境界。这种“仁心”与“大爱”，如同温暖的阳光，照亮了袁竹的艺术世界，让他的作品始终洋溢着浓郁的人文关怀与温润的生命温度，彻底摒弃了传统文人画常见的孤傲冷寂、疏离尘世的弊病，呈现出“亲和自然、关爱生命”的独特品格，成为其逍遥美学最动人的人文底色。

 

袁竹深知，艺术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是对生命的敬畏，是对自然的热爱，是对人文的坚守。他的笔下，没有冰冷的线条，没有冷漠的意境，只有温润的笔墨、鲜活的生命、真挚的情感。他画山，不画其险峻巍峨、令人敬畏的气势，而画其敦厚沉稳、包容万物的胸怀——山峦起伏如仁者脊背，线条温润如君子气度，墨色浑厚如大地滋养，让观者面对山水时，感受到的不是自然的伟力与疏离，而是“仁者乐山”的亲和与慰藉，仿佛投入大地母亲的怀抱，获得心灵的安宁与归属。他画的山，没有剑拔弩张的凌厉，没有孤高孤傲的疏离，而是充满了温情与包容，仿佛能接纳世间万物，能抚慰人心的浮躁，这正是儒家“仁”的精神的生动体现。

 

他画水，不画其汹涌澎湃、奔腾咆哮的野性，而画其舒缓柔和、滋养万物的灵性——水流潺潺如智者低语，墨色清润如甘霖普降，线条灵动如生命律动，水的意象在他笔下成为“仁心”的化身，“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传递着包容、谦和、奉献的儒家精神。他画的水，清澈而灵动，柔和而有力，既能滋养草木，又能抚慰心灵，仿佛是仁者的情怀，无声无息间，传递着温暖与力量。在《清泉石上流》这幅作品中，水流潺潺，绕石而过，墨色清润，线条灵动，岸边的草木生机勃勃，飞鸟栖息其间，整个画面充满了温情与生机，传递着“仁者爱人”的人文情怀，让观者在笔墨间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温暖。

 

他画草木花鸟，更满含着对生命的敬畏与礼赞。无论是抽芽的嫩枝、绽放的繁花，还是栖息的飞鸟、游动的游鱼，都充满着蓬勃的生机与鲜活的气息，没有丝毫的萧瑟与枯寂。他的《生机盎然》《万物生长》等作品，以淋漓的笔墨、鲜活的色彩，描绘出大自然中生命的律动与喜悦，每一片叶子都饱含着生长的力量，每一朵花都绽放着生命的芳华，每一只鸟都传递着自由的欢歌——这正是儒家“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哲学思想在艺术中的生动体现。袁竹曾言：“我画山水，是为了让人亲近自然；我画草木，是为了让人敬畏生命；我画万物，是为了传递心中的仁爱。” 这种“以仁心绘万物，以大爱暖人间”的艺术追求，让他的作品拥有了直击人心的力量，观者在笔墨间感受到的不仅是自然之美，更是人性之善、生命之贵，这正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赋予其艺术最宝贵的人文底色。

 

袁竹的“仁心”，不仅体现在对自然万物的描绘中，更体现在他的艺术担当与人文情怀中。他始终坚守“艺术为人民服务”的理念，用笔墨传递温暖，用艺术抚慰人心，他的作品，既有高雅的艺术格调，又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既能让观者获得视觉的审美享受，又能让观者感受到心灵的道德滋养。这种“仁者爱人”的人文情怀，让他的逍遥美学摆脱了虚无缥缈的空灵，变得有温度、有力量、有灵魂，成为一种“心怀大爱、逍遥自在”的美学境界。

 

2. 中庸和谐：中正平和与美善统一的审美境界

“中庸”是儒家的最高道德准则与哲学智慧，“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叩其两端而取其中”，追求“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和谐统一”的境界。这种“中和之美”，成为袁竹艺术最核心的审美原则，让他的作品既无狂怪之姿，又无萎靡之态，既无浓艳之俗，又无枯淡之寡，始终呈现出“中正平和、温润典雅、美善合一”的艺术品格，与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一脉相承，也成为其逍遥美学“和谐共生、道艺合一”的核心内涵。

 

在构图布局上，袁竹坚守儒家“中庸和谐”的美学法则，注重虚实相生、主次分明、疏密得当、动静相宜，追求“平中见奇、稳中求变”的和谐统一。他的山水画构图，既不追求“险、奇、怪”的视觉冲击，也不流于“平、淡、直”的呆板无趣，而是在平衡中寻求变化，在和谐中彰显个性。画面中，主峰居中而立，沉稳厚重，如君子中正端方，承载着画面的精神内核；侧峰左右呼应，错落有致，如群臣拱卫核心，形成主次分明的格局；云雾虚实相间，灵动飘逸，如气韵贯通天地，连接画面的各个部分；溪流蜿蜒曲折，穿绕山间，如血脉流畅周身，为画面注入灵动之气——整个画面构图严谨而不僵化，灵动而不涣散，达到“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完美平衡，营造出“安定、和谐、圆满”的视觉感受，暗合儒家“礼”的秩序感与“和”的审美观。

 

在《天地逍遥游》这幅作品中，这种“中庸和谐”的审美追求体现得淋漓尽致。画面主峰居中，沉稳厚重，两侧侧峰错落呼应，云雾缭绕其间，虚实相生；溪流从山间蜿蜒而出，穿绕草木，灵动飘逸；飞鸟在云雾间穿梭，草木在山间生长，动静相宜。整幅作品，没有夸张的造型，没有艳丽的色彩，没有突兀的构图，却在平淡中彰显出和谐之美，在沉稳中传递出灵动之气，恰如儒家“中庸”的哲学智慧，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让观者在欣赏中感受到心灵的安宁与和谐。

 

在笔墨语言上，袁竹将儒家“文质彬彬”的审美追求发挥到极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笔墨既有“质”的浑厚与朴实，又有“文”的灵动与雅致，刚柔相济、方圆结合、浓淡相宜，实现了“文与质”的和谐统一。线条运用上，中锋行笔，沉稳有力，如“锥画沙、印印泥”，兼具儒家的刚健笃实与文人的含蓄内敛，无丝毫轻浮狂怪之笔；侧锋辅之，灵动多变，如“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兼具道家的飘逸洒脱与民间的率真鲜活，线条在刚与柔、方与圆、粗与细、疾与缓的变化中，实现“中和”之美。墨色运用上，浓墨不滞、淡墨不薄、干墨不枯、湿墨不滥，浓淡干湿焦五色相宜，层次丰富而不杂乱，墨色浑厚而不沉闷，既有水墨的玄淡清雅，又有色彩的温润生机，在“玄素与绚烂”之间找到完美平衡，传递出“平淡天真、温润典雅”的儒家审美意蕴。

 

在精神意境上，袁竹的作品始终追求“美善合一”的至高境界。儒家认为，艺术的最高价值不在于形式的华美，而在于“尽善尽美”——美是形式，善是内容，美善统一才是艺术的真谛。他的作品从不为形式而形式，不为技法而技法，而是以笔墨为载体，以“仁爱”为内核，以“和谐”为旨归，让形式美与精神善完美融合。无论是山水的平和、花鸟的灵动，还是意境的空灵，都蕴含着积极向上、温润和悦、向善向美的精神力量，没有消极颓废、孤高愤世的情绪，更无狂怪丑陋、违背伦理的表达。观者欣赏其画，既能获得视觉的审美享受，又能得到心灵的道德滋养，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儒家“美教化、移风俗、正人心”的艺术精神，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艺术使命。

 

这种“中庸和谐”的审美境界，让袁竹的逍遥美学摆脱了极端与浮躁，变得中正、平和、温润，成为一种“心平气和、逍遥自在”的精神境界。它让袁竹在艺术创作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盲从、不偏激、不浮躁，在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雅与俗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也让他的艺术作品拥有了长久的生命力与深厚的感染力。

 

3. 修身立德：文以载道与人格涵养的艺术践行

儒家历来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修身立德”视为人生之本、艺术之根。“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将“艺”置于道德修养之后，认为艺术是涵养品德、践行道义的载体，主张“文以载道”“诗言志”，要求艺术家首先要“修身立德”，具备高尚的人格与道德情操，才能创作出“德艺双馨”的作品。这种“人品即画品”“艺以载道”的理念，深深影响着袁竹的艺术人生，让他始终坚守“先立人，后立艺；先修德，后修画”的准则，将儒家的修身之道融入艺术创作与生命实践之中，成为其逍遥美学“德艺双馨、道艺合一”的精神支撑。

 

袁竹常说：“画品即人品，笔墨即心迹。艺术家的笔墨之中，藏着他的修养、他的品德、他的格局、他的灵魂。” 他一生以儒家君子为楷模，坚守“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谦和待人、正直处世，始终保持着文人的风骨与君子的操守。面对画坛的浮躁功利、哗众取宠、追逐市场的不良风气，他坚守本心，不为名利所惑，不为世俗所扰，潜心于笔墨耕耘，专注于艺术创新，致力于文脉传承，这种“守正不阿、淡泊明志”的品格，正是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君子气节的生动体现。

 

在艺术创作中，他始终践行“文以载道”的儒家艺术精神，拒绝“为艺术而艺术”的纯形式主义，更摒弃“媚俗迎合、哗众取宠”的功利主义，而是以笔墨为载体，传递儒家的人文精神、道德理想与生命智慧。他的作品《仁者乐山》《德润万物》《中正平和》等，标题本身便彰显着儒家的精神内核；画面之中，山水的敦厚、草木的生机、意境的平和，无不传递着“仁爱、厚德、和谐、中正”的道义力量。他不仅是一位画家，更是一位文化传承者与精神传播者，以丹青为媒，以笔墨为介，将儒家文化的精髓融入当代艺术，让古老的儒风在笔墨丹青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同时，儒家“修身立德”的理念，也让袁竹极为重视自身的文化修养与精神涵养。他深知“艺无止境，学无止境”，一生博览群书、勤学不辍，不仅精研画理、技法，更深入研读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周易》《尚书》《礼记》等传统文化典籍，对儒家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审美精神有着深刻的领悟与内化。他将读书、修身、悟道、作画融为一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修一颗心，绘万物美”，在不断的学习与修行中提升人格境界、丰富精神内涵、升华艺术造诣，真正做到“德艺双修、知行合一”，让其艺术作品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强大的精神力量。

 

袁竹的修身立德，不仅体现在他的艺术创作中，更体现在他的生活实践中。他谦和待人，乐于助人，始终保持着低调谦逊的态度，不张扬、不浮躁，用自己的言行践行着儒家君子的准则；他心系故土，情系百姓，积极参与公益事业，用自己的艺术作品助力文化振兴，传递温暖与力量；他坚守艺术初心，潜心创作，不为名利所累，始终将艺术追求放在首位，用笔墨书写着对生命、对自然、对人文的热爱与敬畏。这种“修身立德”的实践，让他的人格魅力与艺术魅力相得益彰，也让他的逍遥美学拥有了坚实的道德根基，成为一种“以德为魂、以艺为媒”的逍遥之境。

 

4. 崇文重教：守正创新与文脉传承的使命担当

德阳文庙作为“庙学合一”的文化圣地，历来是崇文重教、传道授业的中心，承载着“传承文脉、培育人才、教化万民”的重要使命。这种“崇文重教、守正创新”的精神，深深影响着袁竹，让他不仅是一位艺术创作者，更成为一位文脉传承者与艺术教育者，肩负起“传承巴蜀文脉、弘扬传统文化、培育艺术新人”的时代使命，这种使命担当，也成为其逍遥美学“立足传统、面向未来”的重要内涵。

 

儒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传统，并非一味复古守旧，而是强调在坚守传统根脉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守正”是根基，“创新”是生命。袁竹深谙此道，他的艺术创作始终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坚守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禅学文化与巴蜀文化的根与魂，从不做“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所谓“创新”。他深入研究传统山水画的笔墨技法、构图法则、审美精神，从五代北宋的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到元四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再到明四家、清四僧，无不悉心临摹、深刻领悟，汲取传统文人画的精髓。他对传统笔墨的传承，不是简单的模仿与复制，而是对传统精神的深刻领悟与内化，是对传统笔墨语言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同时，他又不被传统程式所束缚，不囿于古人的笔墨窠臼，而是以儒家“中庸和谐、与时俱进”的智慧，融合道家的自然、佛家的空灵、民间的鲜活，以及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大胆创新，独创“豹纹斑”“牛毛纹”两大皴法，打破传统山水画的笔墨程式，开创“逍遥画派”，实现“传统文脉与当代审美”“东方精神与西方技法”的完美融合。这种“守正创新”的艺术实践，正是儒家“温故而知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思想的当代诠释。

 

袁竹曾言：“传承不是复制，创新不是背叛。真正的艺术，既要守住传统的根与魂，又要开出当代的花与果；既要尊重古人的智慧，又要展现今人的创造。” 他的“逍遥画派”，既有传统山水画的笔墨韵味、精神意境与文化底蕴，又有当代艺术的形式创新、语言突破与时代气息；既坚守着儒家“中正平和、美善合一”的审美内核，又融入了道家“逍遥自由、道法自然”的精神追求，更兼具佛家“空灵澄澈、明心见性”的禅意境界，以及民间艺术“天真烂漫、鲜活生动”的生命活力，成为当代中国画坛“守正创新”的典范。

 

同时，受德阳文庙崇文重教精神的影响，袁竹极为重视艺术教育与文脉传承。他不仅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艺术作品，更致力于传道授业，将自己的笔墨技法、艺术心得与文化感悟无私传授给年轻一代，培养了众多优秀的艺术人才。他多次走进校园、社区、美术馆，举办讲座、展览、公益教学活动，普及传统文化与国画艺术，让更多人感受儒家文化的魅力与中国画的博大精深。作为“逍遥画派”创始人，他积极推动画派的发展与传承，凝聚一批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共同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与创新发展，让巴蜀文脉、儒风雅韵在当代艺术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这种“以艺育人、以文化人、传承文脉、继往开来”的使命担当，正是儒家“崇文重教、教化万民”精神在当代的生动践行。袁竹深知，文脉的传承，不是一代人的事情，而是需要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艺术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创新，而是需要扎根传统、面向未来。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践行着崇文重教的使命，传递着传统文化的力量，让儒家文化的精髓与巴蜀文脉的魅力，在笔墨丹青中得以传承与发扬，也让他的逍遥美学，拥有了更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更广阔的时代价值。

 

（四）李调元文脉：文心铸雅韵，雅俗润逍遥——逍遥美学的文化之桥

在德阳罗江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除了三星堆的神秘、三国的雄浑、文庙的儒风，还有一位清代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匠，用一生的心血，为巴蜀文脉的传承与复兴立下了不朽功勋，他便是李调元。“西蜀多才君第一，升庵殁后雨村出”，这句赞誉，精准地概括了李调元在巴蜀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李调元以其“贯通雅俗、兼容并蓄、守正创新、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核，构筑起独具特色的“李调元文脉”，成为滋养后世巴蜀文人、艺术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成为袁竹逍遥美学的文化之桥——它连接着传统与当代、文人与民间、雅与俗，为袁竹的艺术创作注入了博学通识、雅俗共赏的文化底蕴，让其逍遥美学更具包容性与生命力。

 

李调元（1734-1803），字羹堂，号雨村，乾隆二十八年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广东学政等职，后罢官归乡，潜心著述二十余载。他一生著述达130余种，涵盖经、史、子、集、诗、文、词、曲、赋、诗话、词话、曲话、饮食、民俗、农学等诸多领域，编刊大型丛书《函海》《续函海》，藏书十万卷，筑“万卷楼”以藏之，被誉为“清代四川第一才子”“巴蜀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2020年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他的一生，是博学通识、兼收并蓄的一生，是守正创新、经世致用的一生，是心怀乡土、情系桑梓的一生，他用自己的智慧与才情，为巴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李调元的文化成就，堪称“贯通古今、融汇雅俗、集大成者”。在文学创作上，他著有《童山诗集》《童山文集》《蠢翁词》等，诗文词赋兼善，风格“天才横逸，不假修饰”，既有儒家的敦厚典雅，又有民间的鲜活灵动，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深刻反映巴蜀的风土人情与文化精神。他的诗歌，既有文人的高雅意趣，又有民间的质朴情怀，或咏山川之美，或抒乡土之情，或叹人生之悟，语言自然流畅，情感真挚动人，如“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既有雄浑壮阔的气势，又有细腻深沉的情感，展现出巴蜀文人的独特才情。

 

在文艺理论上，他撰有《雨村诗话》《雨村词话》《雨村曲话》《雨村赋话》等“四书话”，系统梳理中国古典诗词曲赋的发展脉络、创作技法与审美精神，见解独到，影响深远。他尤其重视“性情”与“自然”，主张“诗文贵真，贵自然，贵有我”，反对模拟复古、雕琢堆砌，强调艺术要抒发真情实感、反映生活本真。这种“重真、重自然、重自我”的艺术理念，与袁竹的艺术追求高度契合，成为袁竹艺术创作的重要指引。

 

在文献整理上，他倾尽毕生心血编纂《函海》，“函之如海”，收录自晋至明蜀人所著未见之书、杨升庵未刊之稿及历代珍稀文献，总计四十函165种873卷，保存了大量濒临散佚的巴蜀文献，为巴蜀文化的传承与复兴立下不朽功勋。他编纂《函海》的初心，便是“保存巴蜀文脉，传承本土文化”，这种对本土文脉的敬畏与坚守，深深感染着袁竹，让他始终扎根巴蜀本土，传承本土文脉，将巴蜀文化的精髓融入艺术创作之中。

 

在民间文化上，李调元更是功绩卓著，被誉为“川剧之父”。他系统整理川剧声腔，将弋阳腔、昆曲等融入川剧，奠定“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的基础，整理修订《春秋配》《花田错》等经典剧目，推动川剧从民间散乐发展为成熟剧种；他整理父亲李化楠手稿，编撰《醒园录》，成为中国第一部系统记载川菜烹饪技法的专著，为川菜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他对民间文化的重视与整理，打破了文人与民间的壁垒，让“阳春白雪”的文人雅韵与“下里巴人”的民间鲜活完美融合，这种“贯通雅俗”的文化视野，成为“李调元文脉”的核心精髓。

 

李调元的精神内核，在于“贯通雅俗、兼容并蓄、守正创新、经世致用”。他出身书香门第，深受儒家文化熏陶，饱读经史子集，具备深厚的文人修养与正统的文化根基；但他又不囿于文人的清高与刻板，深入民间，热爱乡土，重视民间文化、民俗艺术、百姓生活，将“阳春白雪”的文人雅韵与“下里巴人”的民间鲜活完美融合。他既坚守传统文化的根脉，又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既重视经典文献的传承，又关注民间文化的保护；既追求艺术的高雅格调，又强调艺术的生活气息与实用价值。这种“雅俗共赏、古今贯通、道器并重、知行合一”的文化品格，构筑起“李调元文脉”的核心精髓，成为滋养后世巴蜀文人、艺术家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成为袁竹艺术创作的重要文化津梁。

 

袁竹与李调元，虽相隔两百余载，却同根于德阳罗江的文脉沃土，同怀对巴蜀文化的赤诚热爱，同守“贯通雅俗、守正创新、文画兼修、乡土情怀”的文化精神，形成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与文脉赓续。李调元的文脉精神，如同一盏明灯，照亮袁竹的艺术之路；而袁竹的艺术实践，则让李调元的文脉精神在当代笔墨中得以复活、传承与发扬光大。这种跨越时空的文脉传承，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精神的共鸣、理念的契合、血脉的相连，成为袁竹逍遥美学最深厚的文化滋养。

 

1. 贯通雅俗：文人风骨与民间鲜活的笔墨融合

李调元文化精神最核心的特质，便是打破雅俗壁垒、贯通文人与民间、融合高雅与质朴。他身为进士出身的文人学者，坚守文人的风骨、学识与格调；但他又扎根民间，热爱乡土，从民间艺术、民俗文化、百姓生活中汲取养分，将文人的高雅意趣与民间的质朴鲜活完美融合，形成“雅俗共赏、文质彬彬”的艺术风格。这种“贯通雅俗”的文化视野与艺术理念，深刻影响着袁竹，让他的艺术彻底突破了传统文人画“孤芳自赏”的桎梏，走出了一条“雅不避俗、俗不伤雅”的创作之路，让逍遥美学既有文人的精神高度，又有民间的生命温度，成为连接文人雅韵与民间烟火的精神纽带。

 

袁竹深谙李调元“雅俗同源、本末共生”的真谛，他深知，真正的艺术从不是象牙塔中的孤品，而是扎根大地、源于生活，既能登大雅之堂，亦能入寻常百姓家。李调元整理川剧、编撰《醒园录》，是将民间的烟火气提炼为文化的雅韵；袁竹则以笔墨为媒，将民间的生机与文人的哲思熔铸为画境，让逍遥美学在雅俗之间自由游走，既有“琴棋书画诗酒花”的雅致，亦有“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鲜活。他的画笔，既能绘出文庙红墙的庄严肃穆、三星堆青铜的神秘玄远，也能描摹田间草木的葱茏、溪涧鱼虾的灵动；既能写出“天地逍遥”的哲思宏论，也能捕捉“烟火寻常”的温情瞬间，恰如李调元的诗文，“雅者不失其韵，俗者不失其真”，在雅俗交融中，彰显出艺术最本真的生命力。

 

春日里，他观罗江两岸的油菜花，金浪翻涌，蜂蝶翩跹，便以“牛毛纹”皴法绘其灵动，以淡墨点染其生机，笔触间既有文人画的含蓄内敛，又有民间艺术的明快鲜活，让寻常的田园景致，生出“春和景明，万物生辉”的诗意；秋日里，他访李调元万卷楼故址，残荷听雨，古木含霜，便以“豹纹斑”皴法写其苍劲，以浓墨衬其沉郁，墨色间既有文人的家国情怀，又有民间的乡土眷恋，让斑驳的故园旧景，承载起“文脉赓续，精神不灭”的哲思。他的画，没有文人的孤傲疏离，也没有民间的粗陋直白，而是将文人的风骨藏于笔墨肌理，将民间的鲜活融于意境之中，如李调元的《童山诗集》，“语浅而意深，形俗而神雅”，让观者在笔墨间，既能品味到“阳春白雪”的雅致，亦能感受到“下里巴人”的温情，这正是“贯通雅俗”的真谛，也是袁竹逍遥美学最动人的烟火底色。

 

这种雅俗交融，更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智慧——逍遥不是脱离尘世的虚无，而是在烟火人间中寻得精神的自由；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供奉，而是在雅俗之间实现心灵的安放。李调元以文人之身，扎根民间，是逍遥；袁竹以笔墨之艺，融合雅俗，亦是逍遥。他们都懂得，真正的高雅，从不是排斥世俗，而是于世俗中坚守本心；真正的逍遥，从不是逃离生活，而是于生活中汲取力量。这种智慧，让袁竹的艺术摆脱了“雅俗对立”的桎梏，达到了“雅俗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也让他的逍遥美学，成为一种接地气、有温度、有深度的美学追求，如诗般灵动，如画般鲜活，如哲般深邃。

 

2. 守正创新：文脉赓续与笔墨突围的精神共鸣

李调元的一生，是“守正”的一生，亦是“创新”的一生。他坚守儒家文化的根脉，饱读经史子集，传承巴蜀文脉，以《函海》留存先贤智慧，以“四书话”梳理文艺精髓，这是“守正”；他突破传统文人的局限，整理民间艺术，革新川剧声腔，编撰川菜典籍，将文人雅韵与民间文化深度融合，这是“创新”。这种“守正不泥古，创新不叛道”的精神，与袁竹的艺术追求高度契合，形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成为袁竹逍遥美学“立足传统、面向当代”的核心支撑，也让他在笔墨实践中，实现了文脉的赓续与笔墨的突围。

 

袁竹的“守正”，正如李调元编纂《函海》般，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坚守巴蜀文脉的精神内核。他深耕传统山水画的笔墨技法，临摹先贤佳作，领悟古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理念，从荆浩的“图真”、董源的“平淡”、倪瓒的“空灵”中汲取养分，坚守文人画“文以载道、诗画合一”的传统，这是对传统文脉的敬畏与传承；他扎根德阳这片土地，将三星堆的神秘、三国的雄浑、文庙的儒风、李调元的文心，一一融入笔墨之中，让每一幅作品都承载着巴蜀文化的基因，这是对本土文脉的坚守与弘扬。正如李调元不遗余力地保存巴蜀文献，袁竹也以笔墨为载体，让千年巴蜀文脉在当代艺术中得以延续，让古老的文化基因焕发出新的生机。

 

而袁竹的“创新”，则如李调元革新川剧、编撰《醒园录》般，不囿于传统程式，敢于突破、勇于探索。他深知，传统文脉的传承，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制与模仿，而是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逍遥美学的生命力，从来不是固守旧法，而是在守正的基础上，开辟新的笔墨境界。于是，他在深耕传统笔墨的基础上，独创“豹纹斑”“牛毛纹”两大皴法，打破了传统山水画“皴法单一、意境雷同”的局限——“豹纹斑”如天地裂变之痕，藏宇宙玄机，显雄浑之气；“牛毛纹”似时空交织之丝，含生命律动，蕴灵动之韵。这两种皴法，既源于传统皴法的精髓，又融入了巴蜀山水的灵秀与三星堆的神秘，更承载着李调元“重自然、重真情”的艺术理念，成为袁竹逍遥美学最具辨识度的笔墨语言。

 

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背叛，而是对传统的升华；不是对西方艺术的盲目借鉴，而是对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袁竹将李调元“经世致用”的理念融入创作，让艺术走出画室，贴近生活、贴近百姓，他的作品既有高雅的艺术格调，又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既能让专业人士感受到笔墨的精妙与哲思的深邃，也能让普通观者感受到自然的美好与生命的力量。他开创的“逍遥画派”，正是“守正创新”精神的生动实践——守传统文脉之正，创当代笔墨之新；守文人风骨之正，创民间鲜活之新；守哲思意境之正，创诗画交融之新。

 

恰如李调元以一生之力，让巴蜀文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袁竹也以笔墨之力，让逍遥美学“立足传统、面向未来”。他们的精神，都是对“守正创新”最生动的诠释——守正，是守住文化的根、艺术的本、精神的魂；创新，是激活文化的脉、艺术的力、精神的韵。这种精神共鸣，让袁竹的逍遥美学，既有历史的厚度，又有时代的温度；既有传统的底蕴，又有创新的活力，达到了“古今贯通、道艺合一”的大师境界。

 

3. 文心载道：诗画合一与哲思升华的逍遥之境

李调元是文人，亦是学者，更是诗人，他以文心载道，以诗文传情，将自己的家国情怀、乡土眷恋、人生感悟，都融入笔墨文章之中；袁竹是画家，亦是文人，更是哲者，他以画心载道，以笔墨传韵，将自己的宇宙观、生命观、审美观，都熔铸于山水意境之中。李调元的“文心”与袁竹的“画心”，跨越两百余载，遥相呼应，都以“载道”为核心，以“诗画”为载体，让文脉得以赓续，让哲思得以升华，最终成就了袁竹逍遥美学“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合一、哲思深邃”的至高境界。

 

李调元主张“诗文贵真，贵自然，贵有我”，反对雕琢堆砌、模拟复古，这种理念深深影响着袁竹的艺术创作。袁竹的画，从不追求形式的华美，而追求意境的深邃；从不注重技法的炫耀，而注重精神的表达，每一幅作品，都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都是他对宇宙、生命、自然的深刻感悟，恰如李调元的诗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于自然中见真情，于质朴中见哲思。他的画，是无声的诗，每一笔墨、每一道线、每一抹色，都蕴含着诗的灵气与韵律；他的诗（画境），是有形的画，每一种意境、每一个意象、每一份情怀，都呈现出画的灵动与深邃，达到了“诗画合一”的传统美学至高境界。

 

在《逍遥山水图》中，袁竹以“豹纹斑”皴法绘主峰，雄浑苍劲，如巨人顶天立地，承载着天地正气；以“牛毛纹”皴法绘溪涧，灵动婉转，如丝带缠绕山间，传递着生命灵气；云雾缭绕，虚实相生，如诗中“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清寂；草木葱茏，生机盎然，如诗中“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的鲜活。整幅画，无一句诗，却处处是诗的意境；无一字哲思，却处处是哲的深邃——主峰的沉稳，是“中庸和谐”的儒家风骨；溪涧的灵动，是“道法自然”的道家情怀；云雾的空灵，是“明心见性”的佛家禅意；草木的生机，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哲思。这种诗画合一、哲思交融的意境，正是袁竹逍遥美学的核心魅力，也是大师级艺术作品的精髓所在。

 

更深层的是，袁竹继承了李调元“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精神，将逍遥美学从“个人精神的逍遥”提升到“人类精神的共鸣”，从“笔墨意境的追求”提升到“文化使命的担当”。李调元编纂《函海》，是为了保存巴蜀文脉，传承先贤智慧；袁竹创作逍遥画，是为了传递大道力量，滋养人类心灵。他曾说：“逍遥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兼济天下；艺术不是自我抒情，而是传递希望。” 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巴蜀山水的灵秀与文脉的厚重，更传递着“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宇宙观，“仁爱向善、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守正创新、文脉赓续”的文化观，让观者在欣赏艺术之美的同时，领悟生命的真谛、文化的力量、逍遥的境界。

 

这种哲思的升华，让袁竹的逍遥美学摆脱了个人情绪的局限，走向了对人类命运、文化传承、宇宙真理的宏大关怀；让他的艺术作品，摆脱了单纯的笔墨技法与意境营造，成为承载文化、传递哲思、滋养心灵的精神载体。正如李调元以一生的文心，为巴蜀文脉立下不朽功勋，袁竹也以一生的画心，为当代艺术开辟了逍遥之境——他的画，有诗的灵气，有画的意境，有文的底蕴，有哲的深邃，更有大师的胸襟与担当，真正实现了“道艺合一、物我两忘”的逍遥至高境，让千年巴蜀文脉，在当代笔墨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李调元文脉如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滋养着袁竹的艺术生命；袁竹的艺术实践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当代、雅与俗、文与画。这份跨越时空的文脉赓续，不是简单的传承，而是精神的共鸣、理念的契合、灵魂的对话。正是这份共鸣与对话，让袁竹的逍遥美学，既有古蜀文明的宇宙之基、三国蜀汉的精神之骨、德阳文庙的人文之本，又有李调元文脉的文化之桥，四大根基相辅相成、融为一体，铸就了其独树一帜、深邃高远的大师级美学境界，也让袁竹成为当代中国画坛，以笔墨传文脉、以意境载哲思、以逍遥润人心的典范。

 

（五）、多元文化的交汇融合

蜀地之灵，在山水含章；德阳之韵，在文脉共生。当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刺破千年迷雾，当三国的金戈铁马沉淀为历史回响，这片土地的文化肌理，从未止于单一的厚重与神秘。绵竹年画的烟火灵秀、万佛寺的梵音空寂、严仙观的道法自然，如同三条奔流不息的文脉，与古蜀文明的根脉交织缠绕，在岁月的淬炼中，共同构筑起一片多元共生、兼容并蓄的文化沃土。这里的风，裹挟着民间艺术的鲜活；这里的雾，弥漫着佛学禅意的澄明；这里的水，流淌着道教自然的温润。正是这片土地的文化滋养，让袁竹的艺术生命得以生根发芽，让他的逍遥美学得以淬炼成型——那是一种融烟火与清寂、自然与哲思、技法与本心于一体的审美境界，是蜀地多元文脉在当代艺术中的生动回响，是一位艺术家对本土文化最深情的回望与最创造性的升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灵韵而自彰。德阳的文化版图，从来不是孤立的碎片，而是一幅相互映衬、彼此成就的立体长卷。三星堆的神秘诡谲，赋予这片土地超越时空的精神维度；三国文化的雄浑豪迈，铸就这片土地刚健有为的精神底色；而绵竹年画的民间烟火、万佛寺的佛学空灵、严仙观的道教自然，则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温润的烟火气、澄明的哲思力与自在的生命感。它们如同四季的风，各有其韵，却又和谐共生；如同五色的墨，各有其彩，却又交融成画。袁竹生于斯、长于斯，这片土地的每一缕文脉，都如同雨露甘霖，浸润着他的艺术灵魂；每一种文化基因，都如同笔墨底色，塑造着他的审美品格。他的逍遥美学，从来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深植根于德阳多元文化的土壤，是这片土地的文化精神在他笔下的自然流淌与艺术升华，是“天人合一”“虚实相生”的东方哲学在当代水墨中的极致呈现。

 

站在德阳的文化星空下，我们总能在喧嚣与静谧之间，捕捉到那些穿越千年的文化密码。绵竹年画的朱红与明黄，是民间生命力的热烈绽放；万佛寺的晨钟与暮鼓，是佛学禅意的无声启迪；严仙观的苍松与清泉，是道教自然的生动诠释。这三者，分别代表着民间的温度、精神的高度与生命的厚度，它们相互交织、彼此成就，不仅构筑了德阳多元立体的文化生态，更成为袁竹逍遥美学最坚实的生成根基。袁竹的艺术，从来不是对单一文化的模仿与复刻，而是对多元文化的融通与超越——他从民间艺术中汲取生命的鲜活，从佛学思想中领悟精神的澄明，从道教文化中体悟自然的自在，最终将这一切熔铸于笔墨之间，形成了独树一帜、气象万千的逍遥美学。这种美学，既有民间艺术的天真烂漫，又有佛学禅意的空灵通透；既有道教自然的温润亲和，又有文人艺术的哲思深邃，是一种“兼容并蓄、大道至简”的艺术境界，是大师级艺术家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最好诠释。

 

1、绵竹年画：烟火铸灵，笔墨藏真——民间生命的美学觉醒

蜀地之南，绵竹古城，千年烟火，年画传情。这座与德阳毗邻的千年古邑，因年画而闻名天下，因烟火而温润动人。“世界三星堆·安逸游德阳”的城市名片中，绵竹年画正是“安逸”二字最鲜活的民俗注脚，它承载着老百姓最朴素的生活热爱与审美祈愿，如同一条流淌在民间的文化长河，历经千年而不衰，在岁月的打磨中，沉淀出最动人的艺术灵韵。绵竹，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中国年画之乡”，承载着中国民间艺术的鲜活基因，而绵竹年画，这门肇始于北宋、兴盛于明清的古老艺术，以其木版刻印的古朴、手工彩绘的灵动，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苏州桃花坞并称为“中国四大年画”，成为中国民间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更成为滋养袁竹艺术生命的第一缕烟火气息。

 

北宋以降，绵竹年画便在民间生根发芽，彼时的绵竹，作为蜀地重要的商贸重镇，交通便利，人文荟萃，为年画艺术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木版刻印的技法，让年画得以批量流传，走进寻常百姓家；手工彩绘的匠心，让每一幅年画都拥有了独一无二的生命力。不同于宫廷绘画的精致繁复，也不同于文人绘画的含蓄内敛，绵竹年画的美，是直白的、热烈的、鲜活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本真之美。它的线条古拙流畅，如行云流水，不刻意追求工整，却自有章法；它的构图丰富夸张，虚实相生，打破常规的比例束缚，却尽显灵动之气；它的色彩鲜艳明快，朱红、明黄、翠绿、靛蓝，对比强烈却不艳俗，浓墨重彩却不浮躁，如同蜀地的阳光，热烈而温暖，如同民间的笑容，真挚而动人。

 

每一幅绵竹年画，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是一段朴素的祈愿。《门神》的威严庄重，护佑着一方烟火安宁；《喜神》的眉眼弯弯，传递着人间喜乐安康；《福禄寿》的吉祥如意，承载着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十四孝》的温情脉脉，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年画，没有晦涩的表达，没有高深的哲思，却用最直白的画面、最鲜艳的色彩、最朴素的语言，诉说着民间的喜怒哀乐，传递着生命的蓬勃力量。它们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冰冷展品，而是融入百姓生活的精神寄托——春节时，贴一幅年画，便添一分喜庆；婚嫁时，贴一幅年画，便增一分吉祥；乔迁时，贴一幅年画，便纳一分福气。这种与生活紧密相连的艺术特质，让绵竹年画拥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也让它成为民间艺术中最具烟火气的存在。

 

绵竹年画的灵魂，在于它“不受束缚、直抒胸臆”的艺术精神，这种精神，如同种子一般，深深植入袁竹的艺术基因之中，成为他逍遥美学中“生命本真”的核心底色。民间艺人的创作，从来不受“六法”教条的束缚，不囿于“南北宗”的派别之争，他们不懂高深的艺术理论，却深谙生活的真谛；他们没有精湛的学院技法，却拥有最纯粹的创作初心。他们笔下的人物，或喜或怒，或静或动，都源于生活的观察与内心的感受；他们笔下的景致，或浓或淡，或繁或简，都来自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美好的向往。这种“天真烂漫、自由奔放”的创作态度，与袁竹“不拘一格、道法自然”的艺术追求，有着跨越时空的契合与共鸣。

 

袁竹曾言：“艺术的最高境界，不是技法的堆砌，而是本心的流露。”这种观点，正是对绵竹年画艺术精神的深刻体悟与当代表达。他自称“平生不修善果”，并非否定艺术技法的重要性，而是强调艺术创作应超越技法的桎梏，直抵本心的纯粹。他的画，“一超而直入如来境，一跃而到最高境界”，这种超越功利、超越技巧的艺术态度，与绵竹年画艺人“随心而画、随情而作”的创作状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年画艺人画门神，不为彰显技艺，只为护佑安宁；画喜神，不为追求名利，只为传递喜乐。这种“无功利、本真化”的创作初心，正是袁竹一生所追求的艺术境界——他的画作，从不刻意雕琢，从不刻意迎合，而是如同民间艺人一般，将内心的情感、对生命的感悟、对自然的热爱，毫无保留地倾注于笔墨之间，让每一笔、每一划，都充满生命的温度与灵动。

 

绵竹年画对袁竹的滋养，不仅在于精神层面的启发，更在于笔墨语言的潜移默化。年画以线造型、以色彩传情的表现手法，如同春雨润物，悄悄融入袁竹的水墨创作之中，让他的笔墨既有文人画的含蓄内敛，又有民间艺术的率真张力；既有水墨的玄淡清雅，又有年画的热烈生机。在袁竹的作品中，我们总能看到绵竹年画的影子——那些流畅奔放的线条，如同年画艺人手中的刻刀，刚劲有力却又不失灵动，既有古拙之美，又有现代之气；那些浓淡相宜的色彩，如同年画的彩绘，热烈明快却又不失清雅，朱红点缀墨色之间，明黄映衬山水之中，打破了传统水墨“玄淡单一”的色调局限，让画面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与烟火的气息。

 

袁竹笔下的山水，不再是传统文人画中孤高冷峻的景致，而是融入了民间烟火的温润之境；他笔下的草木，不再是单纯的自然意象，而是承载着民间生命力的鲜活个体。他画牡丹，既有年画中牡丹的富贵吉祥，又有文人画中牡丹的清雅脱俗，浓墨重彩间，尽显生命的蓬勃；他画山水，既有年画中山水的灵动夸张，又有文人画中山水的深邃意境，线条流转间，尽显自然的自在。这种将民间艺术与文人艺术完美融合的笔墨语言，正是袁竹逍遥美学的独特之处——他不排斥民间艺术的烟火气，也不固守文人艺术的清高感，而是将二者融通共生，让艺术既有“阳春白雪”的高雅，又有“下里巴人”的亲切，让每一幅作品，都能让观者感受到生命的本真与生活的美好。

 

更深刻的是，绵竹年画所承载的“生命至上、吉祥向善”的审美理想，成为袁竹逍遥美学中“生命关怀”的核心内涵。年画艺人用手中的画笔，描绘着生活的美好，祈愿着生命的安康，这种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深深影响着袁竹的创作。在袁竹的画作中，我们看不到悲凉与绝望，看不到功利与浮躁，只有对生命的珍视、对自然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他的画，如同绵竹年画一般，传递着温暖与希望，传递着吉祥与美好，让观者在笔墨之间，感受到生命的蓬勃力量，体悟到生活的本真美好。这种对生命的深切关怀，正是逍遥美学的精神内核——所谓逍遥，不是逃离生活，而是在生活中找到本真，在烟火中体悟美好，在平凡中彰显生命的价值。

 

千年年画，烟火传情；一笔一画，皆是初心。绵竹年画以其鲜活的生命力、自由的艺术精神、温暖的生命关怀，为袁竹的逍遥美学注入了最朴素、最本真的力量。它让袁竹明白，艺术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而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精神表达；从来不是技法的堆砌，而是本心的流露。这种从民间艺术中汲取的养分，让袁竹的艺术生命始终充满烟火气与生命力，让他的逍遥美学，始终扎根于民间，扎根于生活，成为一种有温度、有力量、有灵魂的艺术境界。

 

2、万佛寺：梵音渡心，空寂生境——佛学禅意的审美升华

蜀地多古刹，德阳万佛寺，便是这片土地上一颗璀璨的禅意明珠。它坐落于德阳市罗江区的深山之中，隐匿于苍松翠柏之间，千百年来，晨钟暮鼓，梵音不绝，香火缭绕，禅意氤氲。作为川西名刹，万佛寺承载着德阳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它不仅是信徒修行的圣地，更是文人雅士体悟禅意、滋养心灵的精神家园。不同于福州旗山万佛寺的荷韵灵动，也不同于上海万佛讲寺的工业禅风，德阳万佛寺的禅意，是纯粹的、静谧的、澄明的，如同深山的清泉，涤荡人心；如同夜空的明月，照亮心灵。佛学思想中的“空性”“禅意”“明心见性”，如同一缕澄明通透的精神之光，穿透千年的岁月，照亮了袁竹的艺术世界，为他的逍遥美学注入了深邃的哲思与空灵的意境。

 

德阳地区的佛教文化，源远流长，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便传入这片土地，历经千年的传承与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禅风。万佛寺作为川西名刹，其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历经千年风雨，几度兴废，却始终保持着“清净无为、禅意盎然”的本色。寺院依山而建，错落有致，红墙黛瓦，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晨钟暮鼓与山间的清风、林间的鸟鸣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禅意入画、梵音入心”的唯美画卷。步入寺院，远离尘世的喧嚣，心灵便会不由自主地沉静下来，香火缭绕中，仿佛能听到岁月的低语；梵音悠扬中，仿佛能体悟到生命的真谛。这种“清净空灵、与世无争”的禅意氛围，深深吸引着袁竹，也成为他艺术创作中“空灵之境”的重要源头。

 

佛学思想的核心，在于“空性”，这种“空”，不是虚无缥缈的空洞，不是一无所有的荒芜，而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辩证统一，是“无物之物，无象之象，复归惚恍”的混沌之境，是“渊兮似或存”的万物踪迹。它强调万物皆有因缘，皆无永恒，唯有破除执念，放下功利，才能体悟到生命的本真，才能达到心灵的澄明。这种“空性”思想，对袁竹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他的水墨意境，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空灵之美——那种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含蓄，那种虚实相生、有无相成的灵动，那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深邃，正是佛学“空性”思想的审美转化。

 

在袁竹的水墨作品中，我们总能感受到一种“空”的美学意境。他的画，不追求繁复的构图，不沉迷于细节的雕琢，而是以简驭繁、以少胜多，用寥寥数笔，便勾勒出天地万物的神韵；他的墨，不追求浓墨重彩的堆砌，而是浓淡相宜、虚实相生，用墨色的变化，营造出空灵悠远的意境。他画山水，远山如黛，近水含烟，留白处，仿佛是云雾缭绕的虚空，又仿佛是无尽的天地，让观者在留白之间，体悟到“空”的韵味；他画草木，疏影横斜，淡墨轻染，枯枝与新芽相映，荒芜与生机并存，让观者在虚实之间，感受到“空性”的辩证。这种空灵之境，不是消极的虚无，而是积极的澄明，是“于空寂中见生机，于虚无中见本真”的哲学境界，是袁竹对佛学“空性”思想的深刻体悟与艺术表达。

 

袁竹的作品《空灵》，便是这种佛学意境的极致呈现。画面中，没有繁复的景致，没有艳丽的色彩，只有几缕淡墨，勾勒出远山的轮廓；几滴清水，晕染出云雾的朦胧。留白占据了画面的大半，却并不显得空洞，反而营造出一种“无象之象，无声之声”的空灵之境。远山静默，云雾流转，仿佛能听到山间的清风，能感受到禅意的流淌。这幅画，没有明确的主题，没有具体的物象，却能让观者在静默中，放下心中的执念，涤荡心中的尘埃，与自己的心灵对话，体悟到生命的本真。这种“以空写景，以景传禅”的艺术手法，正是袁竹逍遥美学中“空灵通透”的核心体现——所谓逍遥，便是在空寂中体悟本心，在澄明中获得自在。

 

佛学对袁竹更深层的影响，在于对“明心见性”审美追求的启发。禅宗讲求“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强调超越语言文字的桎梏，打破世俗观念的束缚，直抵心灵的本真状态。这种“直指本心”的追求，与袁竹的艺术创作理念不谋而合。袁竹认为，艺术创作的本质，不是技法的炫耀，不是名利的追逐，而是心灵的表达，是本心的流露。他的创作，从不依赖于繁复的技法堆砌，从不沉迷于表面的雕琢修饰，而是遵循“明心见性”的原则，将内心的感受、对生命的感悟、对禅意的体悟，毫无保留地倾注于笔墨之间，让每一笔、每一划，都成为心灵的独白。

 

他的作品《梵音乐水》，便深刻体现了这种“明心见性”的创作追求。画面中，流水潺潺，梵音悠扬，淡墨勾勒的流水，如同禅意的流淌，灵动而静谧；轻染的墨色，如同梵音的回响，悠远而空灵。水不是水，而是流动的禅意；声不是声，而是心灵的回响。袁竹在创作这幅作品时，没有刻意追求流水的形态，没有刻意刻画梵音的细节，而是凭借内心的体悟，随心而画，随情而作，让笔墨自然流淌，让禅意自然呈现。这种创作状态，正是禅宗“直指本心”的生动体现——不刻意、不执着，顺其自然，本心流露。观者在欣赏这幅作品时，仿佛能听到梵音在耳边回响，能感受到流水在心中流淌，能在空灵的意境中，体悟到心灵的本真，获得精神的安宁。

 

更重要的是，佛学“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精神，为袁竹的逍遥美学注入了温暖的人文关怀。佛教强调“众生平等”“慈悲向善”，这种对生命的敬畏与关怀，深深影响着袁竹的创作。在他的画作中，我们看不到对生命的漠视，看不到对自然的践踏，只有对生命的珍视、对自然的敬畏、对众生的慈悲。他画山水，不仅是为了展现自然的美景，更是为了传递自然的生机与和谐；他画草木，不仅是为了彰显笔墨的韵味，更是为了表达生命的坚韧与美好。这种人文关怀，让袁竹的逍遥美学，不再是单纯的精神追求，而是一种有温度、有担当、有情怀的艺术境界——所谓逍遥，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心怀慈悲，在体悟本心的同时，关怀众生，热爱自然。

 

千年梵音，渡心渡己；一笔禅意，入画入魂。万佛寺的佛学禅意，以其澄明通透的精神之光、直指本心的审美追求、慈悲向善的人文关怀，为袁竹的逍遥美学注入了深邃的哲思与空灵的意境。它让袁竹明白，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心灵的澄明，是本心的流露，是对生命本真的体悟；逍遥的最高境界，是破除执念，放下功利，在空寂中获得自在，在慈悲中实现超越。这种从佛学思想中汲取的精神养分，让袁竹的艺术世界更加深邃、更加空灵、更加有温度，让他的逍遥美学，成为一种兼具哲思与情怀、空灵与温润的艺术境界。

 

3、严仙观：道法自然，温润共生——道教精神的艺术践行

蜀地乃道教发源地之一，而德阳严仙观，便是这片道教沃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坐落于绵竹武都山，相传为汉代易学大师、道学家严君平修道著书之处，有“道教圣地”之称，与“天下第一禅林”祥符寺、川西灵隐三溪寺、千年名刹吉祥寺等著名寺院，共同构成了德阳多元宗教文化的璀璨图景。初唐诗人王勃畅游武都山后，曾为严仙观题写《净慧寺碑铭》，盛赞此地“武都仙镇，灵墟奥域”，足见其钟灵毓秀、仙气氤氲。严仙观所承载的道教文化，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为核心，以亲近自然、尊重生命、体悟大道为追求，与庄子哲学一脉相承，却又更为世俗化、生活化，让道家思想不再是书斋里的玄思妙想，而成为融入日常生活的人生态度与审美追求，为袁竹的逍遥美学注入了温润的自然之气与自在的生命之韵。

 

严仙观的历史，可追溯至汉代，相传严君平在此修道、著书、授徒，留下了《老子注》《道德真经指归》《易经骨髓》等不朽著作，成为“易学在蜀”的标志性人物。严君平一生淡泊名利，不慕仕宦，隐居于武都山，一边修道炼丹，一边为人占卜行医，一边设馆授徒，培养出了扬雄等得意弟子。他的父亲严子唏，更是《汉书》记载的绵竹武都山占卜、修道、酿酒第一人，父子二人共同将道家思想与生活实践相结合，让道教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代代相传。北宋时期，严仙观道士杨世昌善酿蜜酒，善画山水，与苏东坡同游赤壁而扬名于世，其画作《崆峒问道图》成为国家收藏的唯一五代至民国时期道士画作，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进一步丰富了严仙观的文化内涵。

 

历经千年风雨，严仙观依然保持着“道法自然”的本色。道观依山而建，与自然融为一体，苍松翠柏环绕，清泉流水潺潺，亭台楼阁错落，曲径通幽，一步一景，一景一韵。这里没有尘世的喧嚣，没有功利的追逐，只有自然的静谧与生命的灵动。清晨，薄雾缭绕，苍松滴翠，清泉叮咚，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傍晚，夕阳西下，余晖洒满道观，梵音（道乐）悠扬，晚风习习，让人忘却尘世的烦恼，体悟到自然的美好。这种“与自然共生、与天地相融”的环境，正是道教“道法自然”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深深影响着袁竹的审美追求。

 

道教文化的核心，是“道法自然”，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为万物皆有其规律，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当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不是违背自然、征服自然。这种思想，与袁竹的逍遥美学有着深刻的内在契合——袁竹的艺术，从来不是对自然的模仿与复刻，而是对自然的体悟与表达；从来不是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而是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他的画作，始终遵循“道法自然”的原则，将自然的灵动与自在，融入笔墨之间，让每一幅作品，都成为自然的缩影，都传递着自然的神韵。

 

严仙观所代表的道教精神，最独特的之处，在于它的“自然亲和”——它不追求高古冷峻的孤傲，不宣扬虚无缥缈的仙境，而是将道家思想融入日常生活，让自然成为人们心灵的栖息地，让生命成为一种自在的存在。这种自然亲和，对袁竹的艺术产生了独特而深远的影响，让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温润亲和的生命温度，一种自在洒脱的逍遥之气。不同于传统文人画中山水的孤高冷峻、草木的清瘦孤傲，袁竹笔下的山水，是温润的、亲和的，是可游、可居、可赏的；他笔下的草木，是鲜活的、灵动的，是充满生命律动与喜悦的。

 

他画山水，不是为了让人敬畏自然的伟力，而是为了让人亲近自然的怀抱——远山含黛，近水含情，草木葱茏，云雾缭绕，画面中没有压迫感，没有疏离感，只有一种温润的亲切感，仿佛观者置身于山水之间，能感受到清风拂面，能听到清泉叮咚，能体悟到自然的美好与自在。他画草木，不是为了炫技逞能，而是为了传达生命的律动与喜悦——枯枝发芽，新叶舒展，繁花绽放，杂草丛生，每一种生命形态，都被他赋予了独特的韵味，每一笔笔墨，都传递着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正如有评论所言，他的画作总是处于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平和的笔墨舒展，绘制出了致雅的山河形态；恣意的心境挥洒，构建出了淋漓的自然美境”。这种平和、致雅、恣意、淋漓的艺术品格，正是道教“道法自然”精神在当代水墨中的生动写照，也是袁竹逍遥美学中“自然自在”的核心体现。

 

道教“天人合一”的思想，更是让袁竹的艺术达到了“物我两忘、心手相应”的境界。道教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当和谐共生，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袁竹在创作中，始终秉持这种思想，他将自己的心灵与自然融为一体，观察自然、体悟自然、表达自然，让自己的笔墨，成为自然的延伸，让自己的情感，成为自然的回响。他在创作时，从不刻意追求某种效果，从不执着于某种技法，而是顺其自然，随心而画，让笔墨自然流淌，让情感自然流露，仿佛自己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山水、草木、云雾、清风融为一体。

 

这种“天人合一”的创作状态，让袁竹的画作，充满了灵动与自在，充满了自然与温润。他的画，没有刻意的雕琢，没有功利的追求，只有自然的本真与心灵的流露。他画《溪山闲居图》，画面中，一间茅屋，几株苍松，一汪清泉，一位隐士，闲坐于松下，静观流水，神态悠然。没有繁复的景致，没有艳丽的色彩，只有淡墨轻染，线条流畅，却营造出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逍遥之境。这种境界，正是道教“天人合一”思想的艺术表达，也是袁竹逍遥美学的生动体现——所谓逍遥，便是与自然共生，与天地相融，在自然中体悟本心，在自在中实现超越。

 

此外，严仙观所承载的道教“逍遥自在、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也深深影响着袁竹的艺术追求。严君平淡泊名利，隐居山林，修道著书，不慕仕宦，这种“久幽而不改其操”的品格，被扬雄盛赞为“不作苟见，不治苟得，虽随和，无以加之”。这种人生态度，与袁竹的艺术追求不谋而合。袁竹一生潜心艺术，淡泊名利，不迎合世俗，不追逐潮流，始终坚守自己的艺术初心，秉持自己的审美追求，在艺术的世界里，逍遥自在，无拘无束。他的艺术，从来不是为了迎合市场，不是为了追求名利，而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心灵，体悟生命的本真，传递自然的美好。这种“逍遥自在、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让袁竹的艺术，摆脱了功利的束缚，呈现出一种纯粹、本真、自在的艺术境界，也让他的逍遥美学，更加具有精神高度与艺术价值。

 

千年道观，道法长存；一缕仙气，入画入心。严仙观的道教精神，以其“道法自然”的核心追求、“自然亲和”的生命温度、“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逍遥自在”的人生态度，为袁竹的逍遥美学注入了温润的自然之气与自在的生命之韵。它让袁竹明白，艺术的真谛，在于顺应自然、尊重生命、体悟本心；逍遥的真谛，在于淡泊名利、自在洒脱、与自然共生。这种从道教文化中汲取的精神养分，让袁竹的艺术世界更加温润、更加自在、更加有韵味，让他的逍遥美学，成为一种兼具自然之美、生命之韵与哲思之深的艺术境界。

 

4、文脉共生：融多元之韵，铸逍遥之魂——袁竹美学的精神升华

德阳的文化，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多元共生、兼容并蓄的有机整体。三星堆的神秘诡谲，承载着古蜀文明的精神密码；三国文化的雄浑豪迈，铸就着这片土地的精神底色；绵竹年画的烟火灵秀，传递着民间生命的本真美好；万佛寺的梵音空寂，滋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严仙观的道法自然，指引着人们的人生追求。这些多元的文化元素，如同多条奔流不息的文脉，在德阳的土地上交织缠绕、碰撞融合，形成了一幅“多元共生、和谐统一”的文化长卷，也构筑了一座开放而包容的文化熔炉。正是这片土地的多元文化滋养，让袁竹的艺术生命得以茁壮成长，让他的逍遥美学得以淬炼成型、实现升华。

 

“世界三星堆·安逸游德阳”的城市品牌，恰是德阳多元文化融合的生动写照。三星堆作为世界级IP，其神秘的古蜀文明，为德阳的文化注入了超越时空的精神维度，2024年，三星堆累计接待游客超600万人次，门票收入超3亿元，文创产品收入超2亿元，其全球影响力，也让德阳的多元文化得以走向世界。而绵竹年画、万佛寺、严仙观等文化载体，则让德阳的文化更加鲜活、更加温润、更加有温度，它们与三星堆、三国文化相互映衬、彼此成就，共同构成了德阳多元立体的文化生态。袁竹生于斯、长于斯，这片土地的每一种文化，都如同雨露甘霖，浸润着他的艺术灵魂；每一种文化基因，都如同笔墨底色，塑造着他的审美品格。

 

袁竹的逍遥美学，本质上是对德阳多元文化的融通与超越。他不是简单地将民间艺术、佛学思想、道教精神进行拼接与叠加，而是将它们融入自己的艺术灵魂，融入自己的笔墨语言，实现了“多元共生、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他从绵竹年画中汲取生命的鲜活与本真，让自己的艺术充满烟火气与生命力；从万佛寺的佛学思想中汲取禅意的澄明与哲思，让自己的艺术充满空灵之境与精神高度；从严仙观的道教文化中汲取自然的自在与温润，让自己的艺术充满生命温度与逍遥之气。这三者，相互交织、彼此成就，共同铸就了袁竹逍遥美学的精神内核——那是一种融烟火与清寂、自然与哲思、本真与超越于一体的审美境界，是德阳多元文化在当代艺术中的生动回响。

 

这种多元文化的融通，不仅体现在袁竹的绘画创作中，更体现在他的跨领域艺术实践中。袁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更是一位创作了超过千万字文学作品的作家，其文学创作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多种体裁，并构建了系统的艺术理论与文化批评体系。他的长篇小说《逍遥客》，以山水为媒，以哲思为魂，以文字为脉，描绘了一幅当代人寻找心灵归途的长卷，传递着“真正的逍遥，不在远方，就在脚下；真正的成功，不在高处，就在心中”的哲思，这正是德阳多元文化在文学领域的生动表达。这种跨领域的艺术实践，与德阳多元文化交汇的地理人文环境密不可分——在这片文化沃土上成长起来的袁竹，天然地具有融通多元、跨界创造的精神禀赋。

 

袁竹曾言：“我充分吸收了道、儒、释各家思想的精华，对易学传统、理学和心学体系，大乘佛教空有二宗、老庄思想，均有程度不等的吸纳。”这种开放而包容的文化态度，正是德阳这片土地给予他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他能够融通多元文化、铸就逍遥美学的关键所在。他不固守某一种文化的局限，不排斥某一种艺术的养分，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吸纳多元文化的精华，以创造性的思维，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艺术语言，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他的画，既有民间艺术的天真烂漫，又有佛学禅意的空灵通透；既有道教自然的温润亲和，又有文人艺术的哲思深邃；既有古蜀文明的神秘诡谲，又有当代艺术的创新表达。这种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艺术风格，正是袁竹逍遥美学的独特魅力，也是大师级艺术家的风范所在。

 

在袁竹的艺术世界中，三星堆的神秘、三国的雄浑、年画的鲜活、佛学的空灵、道教的自然，如同一曲多声部的交响，相互回响、彼此共鸣。他的画笔，既能勾勒出三星堆青铜神树的神秘诡谲，也能描绘出绵竹年画的烟火灵秀；既能营造出万佛寺的空灵禅意，也能展现出严仙观的自然自在；既能传递出三国文化的雄浑豪迈，也能表达出当代人的精神追求。这种对多元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表达，让袁竹的艺术，超越了地域的局限，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追求。

 

袁竹的逍遥美学，不仅是一种艺术境界，更是一种人生境界。它源于德阳的多元文化滋养，源于对生命本真的体悟，源于对自然的热爱，源于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这种美学，告诉我们：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本心的流露，是精神的自由，是多元的融通；人生的最高境界，是逍遥自在，是淡泊名利，是与自然共生，与天地相融。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袁竹的艺术，如同一股清泉，涤荡人心；如同一缕清风，抚慰心灵；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人们寻找精神归途的道路。他用自己的笔墨，诠释了德阳多元文化的魅力，诠释了东方美学的真谛，诠释了逍遥自在的人生追求，为当代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思考。

 

蜀地灵秀，文脉铸魂；多元共生，逍遥自来。德阳的多元文化，是袁竹逍遥美学的生成根基；袁竹的逍遥美学，是德阳多元文化的当代升华。他的艺术，是对本土文化最深情的回望，是对东方美学最创造性的诠释，是对生命本真最热烈的赞颂。在他的笔墨之间，我们看到了蜀地的山水之美、文化之韵；看到了民间的烟火之气、生命之力；看到了佛学的澄明之境、禅意之韵；看到了道教的自然之美、自在之气。这种融多元之韵、铸逍遥之魂的艺术境界，正是大师级艺术家的标志，也是袁竹艺术生命最动人的光彩。

 

岁月流转，文脉不息；笔墨传情，逍遥永存。袁竹的逍遥美学，如同德阳的多元文化一般，历经岁月的淬炼，愈发深邃、愈发灵动、愈发有温度。它不仅是袁竹个人艺术成就的体现，更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宝贵财富，是东方美学在当代的生动回响。它将永远扎根于蜀地的文化沃土，汲取多元文化的养分，在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不断升华，为人们带来更多的美的享受、精神的启迪与心灵的慰藉。而德阳这片充满灵秀与文脉的土地，也将因为袁竹的艺术，因为这种多元共生的文化精神，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二、成长历程与艺术修行：从痴迷到深耕的蜕变之路

 

（一）、启蒙之光：艺术的种子在童年萌芽

1966年10月，袁竹出生于四川省绵阳地区德阳县大井公社灯塔大队第一生产队——也就是今天的德阳市罗江区金山镇大井村袁家湾。这是一片浸润着巴蜀灵秀的沃土，青山环绕，溪水潺潺，四季分明，物产丰饶。罗江的山，不似五岳那般雄奇险峻，却有着巴蜀山水独有的温润与灵秀；罗江的水，不似江海那般汹涌澎湃，却有着润物无声的细腻与绵长。仿佛从诞生之初，袁竹便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袁竹的艺术天赋，与其家庭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父亲袁兴志，人称“袁厨子”，虽以厨艺谋生，却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常为邻里乡亲书写对联、礼单。母亲刘光琼，面善目慈，心灵手巧，会织衣做鞋绣花剪纸。父亲的挥毫泼墨、母亲的飞针走线，构成了袁竹童年时期最早的艺术课堂。有评论指出，父亲写毛笔字、母亲绣花剪纸，对先生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是他最早的艺术老师。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笔墨纸砚并非寻常之物，但袁竹的父母以自己的方式，为幼小的他打开了一扇通往艺术世界的大门。

 

袁竹的文学艺术天赋自幼便开始显现，他十分喜爱翻看“小人书”（连环画）。那是一个连环画风靡的年代，《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岳飞传》……一本本巴掌大的小书，图文并茂，故事生动，成为无数少年最初的精神食粮。袁竹对小人书的痴迷近乎狂热——他在学校图书室、公社文化站借阅了“几百本‘小人书’”。这种阅读为他日后的艺术修养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这些小人书的画面中，他第一次感受到线条的魅力、构图的神奇、故事与图像的完美结合。

 

更为传奇的是，袁竹五岁那年，父亲坐“飞车”在成都走街串巷卖地瓜，偶遇一穷困潦倒的画家，在其再三恳求下，用地瓜换回了一幅画，落款“南原”。待袁竹长大成人，方知那是国画大师陈子庄的四尺整张《芙蓉锦鸡图》。这幅以地瓜换来的画作，成为袁竹艺术生命中第一件珍贵的收藏，也让他与国画艺术结下了一份奇妙的缘分。至今，他都将这幅《芙蓉锦鸡图》视为“镇宅之宝”。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仿佛是命运在冥冥中为他铺设的艺术之路。

 

小学时期，袁竹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不仅痴迷于绘画，还酷爱电影和电视——晚上跟随本生产队的大哥哥小姐姐，步行二三十里到罗江公社驻地部队、国营企业看坝坝电影《闪闪的红星》《渡江侦察记》等。每天一放学，他就邀约三两个本家兄弟，从就读的大队小学直接步行三四里到公社学校看黑白电视，《霍元甲》《陈真》《加里森敢死队》至今记忆犹新。小学五年级时，他第一次自己作主在公社供销社买了一本肖三著的《毛泽东求学的故事》。这本书对他影响十分大，终身受益。这个细节告诉我们，袁竹从小便有着超越同龄人的求知欲与上进心。

 

初中时期，袁竹的艺术天赋开始得到更为具体的引导。他就读于德阳县大井公社学校，寄宿在校。每个周末回家带上口粮便即刻返校，利用星期天经常观看本校美术老师谢秀泉画画，“一呆就是几小时，有时一整天都不离开，偷经学艺，接下来，自己便避开他人，独自一人‘鬼画桃符’”。这段“偷经学艺”的经历，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少年对艺术的痴迷与执着——他不满足于课堂上的学习，而是主动寻找机会，从老师的一笔一划中揣摩技法的奥秘。与此同时，他的写作兴趣与日俱增，作文在班上作为范文成了“家常便饭”，在学校小有名气。文学与绘画的双重兴趣，在这一时期已经初见端倪，为他日后“跨界创作”埋下了伏笔。

 

（二）、行万里路：青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与艺术探索

青年时期的袁竹，踏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艺术探索之路。他没有进入高等艺术院校接受系统的科班训练，而是以一种更为自由、独特的方式追寻艺术的真谛。他没有走传统画家“拜师学艺—科班深造—成名成家”的常规路径，而是选择了一条“自我修行”的道路。这条路虽布满荆棘，却也赋予了他更大的自由与更开阔的视野。

 

“磨刀不误砍柴工”：广泛的阅读与知识的积累。 袁竹深知，“磨刀不误砍柴工，功夫在画外”。他将大量时间投入到阅读之中，广泛涉猎文学、哲学、史学、美学和艺术类等众多领域的书籍。文学作品中的优美文字和深刻思想，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情感和内涵；哲学著作中的智慧和思考，让他对艺术的本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史学研究让他了解到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发展脉络；美学理论则帮助他构建起自己的审美体系。袁竹自言：“我把大部分精力用在研读小说、诗歌、散文、哲学、美学等上面了。尤其在哲学方面花去了更多的时间。”这种“以学养画”的路径，使他的艺术创作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根基，区别于那些仅凭技法取胜的画家。

 

“以古人为师”：对传统书画的潜心研究。 袁竹的绘画之路始于对传统的潜心研习。青少年时期，他就“心追手摩传统绘画，心驰神往先贤神韵”。他常常沉浸在古今中外名画家的画集中，那些经典之作成为他与艺术大师们跨越时空对话的桥梁。从传统国画的笔墨韵味到西方油画的色彩表现力，从古代名家的意境营造到现代艺术家的创新思维，他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博物馆和美术馆也是他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他能近距离欣赏到名家真迹，感受画家创作时的心境与情感，观察笔触的运用、色彩的搭配以及构图的精妙。

 

袁竹没有固定的师承，却以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为“悟”师，在观摩与体悟中探寻艺术的真谛。他沉醉于莫奈笔下光影的流转，感受梵高画作中炽热的情感，领悟高更作品中原始的生命力；他潜心研读范宽《溪山行旅图》的雄浑大气，品味龚贤笔墨中的苍润厚重，揣摩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作精神。这种跨越时空的学习方式，让他既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又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尤为重要的是，他不是简单模仿，而是在研习中寻求突破——他“不满足于传统绘画范式的束缚，渴望突破常规，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

 

“以造化为师”：游历名山大川与自然写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古训在袁竹身上得到了完美的践行。他热衷于游览名山大川，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巍峨的山峦、奔腾的江河、茂密的森林、宁静的湖泊，这些自然景观的壮美与灵动，都深深触动着他的内心。他用眼睛捕捉大自然的每一个精彩瞬间，用心灵感受自然万物的生命律动。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他领悟到了“道法自然”的深刻内涵，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

 

袁竹的写生不是简单的对景描摹，而是通过观察自然、体悟自然，将自然的本质内化为自己的艺术语言。著名评论家指出：“他是一位极有写生才华的艺术家，观天悟道，牛毛纹与豹纹斑事实上是妙写天垂相的秘籍！”-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袁竹独创皴法的本质——他不是在画室里闭门造车，而是在天地之间“观天悟道”，将自然运行的轨迹、天地变化的纹理，提炼为艺术的语言。豹纹斑如天地裂变的痕迹，牛毛纹似时空流动的轨迹——这些皴法不是对自然表象的模仿，而是对自然本质的揭示，是对“道”的视觉化表达。

 

“以友为镜”：与画家的交流与切磋。 袁竹积极与省内外的画家们交流互动。在与同行们的切磋探讨中，他分享着自己的创作心得和感悟，也倾听着他人的经验和见解。不同的艺术观点相互碰撞，激发出新的思维火花，让他的艺术视野更加开阔，创作思路也更加多元化。这些交流互动，让他不仅从古人和自然中汲取养分，也从同时代的艺术家那里获得启发与激励。

 

青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与不懈探索，为袁竹日后的技法突破与思想沉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并非科班出身，但他通过“磨刀不误砍柴工”的自我修行，形成了“悟性高、视野广、底蕴厚”的独特优势。正如有评论所说，他“一下笔就进入最高境界”。这种境界的形成，源于他广博的知识积累、深厚的哲学修养、开阔的艺术视野以及对自然万物的敏锐感知。

 

（三）、破茧成蝶：中年时期的技法突破与美学体系构建

如果说青年时期的袁竹是一个“广博的吸纳者”，那么步入中年后，他便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创造者”。2014年，袁竹开始了系统的艺术创作与理论探索，他的艺术生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技法突破与美学体系构建并行的“创造期”。

 

技法突破：独创“豹纹斑”“牛毛纹”两大皴法。 袁竹艺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突破，莫过于独创“豹纹斑”与“牛毛纹”两大山水皴法。皴法，是中国山水画中最核心的技法语言，是画家表现山石质感、纹理、光影与空间关系的独特方式。历代山水画大家，无不以独创皴法为立身之本——董源的披麻皴、范宽的雨点皴、李唐的斧劈皴、倪瓒的折带皴……每一种皴法的诞生，都代表着山水画技法的一次重要突破。

 

袁竹的“豹纹斑”与“牛毛纹”，打破了传统山水画皴法的既有格局。“豹纹斑”以其独特的块状肌理，模拟出山岩的光影层次，使画面呈现出一种雄浑壮阔的气势；“牛毛纹”则以细密交错的笔触，描绘出草木生长的韵律和云雾氤氲的朦胧之美，为画面增添了一份细腻与灵动。有评论家赞叹道，袁竹“将山水画成了亘古未见的奇观”。

 

这两种皴法的美学价值，不仅在于技法的创新，更在于它们所承载的哲学意蕴。豹纹斑如天地裂变的纹路，牛毛纹似时空交织的轨迹——这些纹理不是为技巧而技巧的炫技，而是袁竹“观天悟道”的视觉呈现。在《圣山仙境》中，豹纹斑的运用使山体呈现出既坚实又灵动的特质，“仿佛山石本身具有了生命的脉搏”；在《秋水长天》里，牛毛纹的细密交织则营造出“时空流转不息的意境”。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对传统精髓的深度激活与当代转化。

 

美学体系构建：从技法创新到哲学体系。 如果说独创皴法是袁竹美学大厦的基石，那么“逍遥画派”的创立与“逍遥美学”体系的构建，则是这座大厦的完整落成。袁竹的追求远不止于技法的创新——他提出“画以载道”的理念，将艺术创作与哲学思考紧密结合，强调艺术的精神内涵与思想价值。他认为，艺术不应仅仅是形式的追求，更应承载着对人生、社会与宇宙的深刻思考。这种将道家哲思与艺术创作融为一体的实践，使袁竹从一位画家升华为一位思想者。

 

袁竹自觉地将自己的美学体系定位为对老庄逍遥思想的当代转译与升华。他深知，庄子的逍遥，“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超越——超越世俗的功利得失，超越自我的狭隘局限，超越人与自然的对立，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他的使命，便是将这种超越精神通过水墨的语言，传递给当代乃至未来的全人类。他宣称：“逍遥画画以载道，诠释的就是老子的道德经。可以这么说，古有道德经，今有逍遥画。”这种自觉的理论建构，使袁竹的美学体系具有了完整的哲学框架与清晰的价值指向。

 

艺术生命的“井喷期”。 人到中年的袁竹，迎来了艺术创作的黄金时期。他“每月少则几副，多则十余副新作问世，不时还有妙不可言的稀世佳作奉献”。他的作品先后在国内外众多展览中亮相，获奖无数，影响日广。从美国纽约曼哈顿世界艺术博览会的国际优秀奖，到中国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的个人画展，从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的展出到全国人大会议中心的献礼联展，袁竹的艺术足迹遍布海内外。

 

袁竹对“道艺合一”的探索，始于对古典逍遥的深刻反思，成于对“道艺合一”的躬身践行，最终实现了“哲艺双辉”的独特定位-。他的文学艺术之路，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更是对东方智慧的当代诠释与传播。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真正的艺术，当有逍遥之境、天地之气、人文之魂，当能跨越时空、贯通中西、滋养人心。在花甲之年时，袁竹不仅拥有哲学家、美学家、作家、画家、文艺评论家，逍遥画派创始人的美誉，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英文版中文繁体字版长篇论著《张俊彪论》，2026年3月，由美国乐山乐水出版社与亚马逊公司联合出版，以五种版本同步在全球发行，英文电子版在亚马逊世界新书排行榜中独占鳌头，英文简装版、精装版及中文繁体字版电子书、中文繁体字纸质版稳居榜单前二，成为国际畅销书。

 

代表作有《中国当代名家画集—— 袁竹》大红袍画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高等美术院校名师教学范本（二）袁竹山水画选》活页教材（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破茧逐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哲学著作《袁竹逍遥哲学三部曲（《易道哲思》《仁源义辨》《无竟之游》）》《缘起与空无》以及长篇论著《李调元论》《鲁迅论》《巴金论》《茅盾论》《郭沬若论》《李劼人论》《铁凝论》《莫言论》《贾平凹论》《梁晓声论》《阿来论》《陈忠实论》《格非论》《徐则臣论》《马识途论》等。他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逾 1200 万字，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网、《精神文明报》等各大媒体平台。歌词《石榴红》获金奖。长篇小说《东升》《平遥世家》《地火长歌》等于 “中国作家网” 长篇连载栏目连载；《黄土的呼唤》《三星堆：青铜恋歌》等三十余部长篇小说于 “起点中文网” 发布；《问道》《四川》《记忆编码》《大道至简》《九根十三钗》《画骨戏恩仇》等二十多部长篇小说于 “纵横中文网” 连载；《三星堆之缘》《戍光志愿雄赳赳》等三部长篇小说于 “晋江文学城” 发布。《一代宗师黄宾虹》《大文豪鲁迅》《艺术大师新凤霞》等长篇有声作品于 “喜马拉雅” 平台上线。此外，《阿来：以藏族文学构建宏伟文学宇宙》《贾平凹作品选：当代文学灵魂的多面映照》等四十余篇文学评论被中国作家网收录转载，其中 “中国作家网 2024 年度十大文学好书” 系列评论引发广泛关注。长篇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宏伟史诗 —— 评张俊彪〈玄幻三部曲〉》发表于《华文月刊》2025 年第 11 期。2026 年 1 月，“搜狐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铁凝论》《贾平凹论》，以及《罗伟章〈谁在敲门〉与当代中国的微观史诗》；同月，“作家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2026 年 2 月，“搜狐网” 发表文学评论专著《梁晓声论》《阿来论》《陈忠实论》《徐则臣论》《莫言论》《巴金论》等。长篇文学评论《穿越现实的梦幻之旅 —— 评张俊彪英文小说〈现实与梦幻〉》发表于《华文月刊》2026 年第 2 期；长篇文学评论《从张俊彪的长篇小说英文版〈现实与梦幻〉：探寻东方文学的世界共鸣》发表于《华人文学》2026 年第 2 期。2026 年 3 月，“搜狐网” 发表哲学著作《缘起与空无》《袁竹逍遥哲学三部曲（《易道哲思》《仁源义辨》《无竟之游》）》，《华文月刊》开始连载文学评论专著《张俊彪论》。

 

三 、思想溯源：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升华

袁竹逍遥美学思想的生成，绝非单一文化源流的简单继承，而是多元文化精神在他生命中深度交汇、有机化合的结果。如果说德阳的地域文化提供了“养料”，成长经历提供了“土壤”，那么对道家、儒家、佛学思想的系统吸收与创造性融合，则构成了滋养其美学大树的核心“根系”。袁竹自述：“我充分吸收了道、儒、释各家思想的精华，对易学传统、理学和心学体系，大乘佛教空有二宗、老庄思想，均有程度不等的吸纳。”这段话清晰地勾勒出他思想谱系的多元格局与融通特质。

 

（—）、道家思想的核心浸润：逍遥之魂

道家思想是袁竹逍遥美学最核心的哲学根基。他对《道德经》《庄子》等道家经典的研读与体悟，贯穿于其整个艺术生涯。

 

“道可道，非常道”的当代阐释。 袁竹将道家最核心的“道”的概念，通过水墨的玄机妙趣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视觉化转译。在他看来，水墨本身就是“道”的最佳载体——水为阴，墨为阳，水墨交融即是阴阳化生；水墨的浓淡干湿变化，即是“道”的运行与显现。他追求的“以画载道”，不是将哲学概念机械地图解为画面符号，而是将“道”的精神内化为创作的灵魂，让每一笔、每一墨都流淌着“道”的韵律与气脉。

 

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境界，是袁竹艺术追求的最高旨趣。庄子通过“鲲鹏之变”“庖丁解牛”“列子御风”等一系列寓言，揭示了超越功利、超越形骸、超越是非的绝对自由之境。袁竹自幼浸润于道家哲思，深耕《庄子》《老子》等经典古籍，不满足于表面的文字解读，而是深入挖掘逍遥精神的哲学内核，体悟其中蕴含的生命智慧与处世之道-。他将这种“无待而游”的精神自由，转化为艺术创作中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在技法上，他以独创的“豹纹斑”“牛毛纹”皴法，突破传统程式的束缚；在境界上，他以“物我两忘”的审美体验，实现精神与天地的同游。

 

“上善若水”的水墨转化。 《道德经》有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在道家哲学中，被视为道的化身——它具有“善利万物”的仁德、“不争”的谦德、“处众人之所恶”的忍德、“几于道”的神德。袁竹将水的七德融入笔墨之中，提出了“水为道之载体”的理念。他的水墨艺术，充分体现了水的流动、包容、渗透、变化等特性——水与墨交融，幻化出万千气象；水与纸相遇，渗透出自然纹理；水与笔相合，流淌出生命的律动。他的画，正如有评论所言，“是‘水作’的道德经”-——用水墨书写道的精神，用水墨传递道的智慧。

 

“道法自然”的审美实践。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四句话层层递进，最终指向“自然”这一最高原则。“道法自然”不是说道效法自然，而是说道的本质就是“自己如此”的本来状态。袁竹将“道法自然”作为其创作的核心准则，坚持“师法自然，顺应天道，拒绝刻意雕琢的‘匠气’”。他的山水画，不是对自然景物的忠实再现，而是通过对自然的深度观察与哲学感悟，将自然的本质内化为自己的艺术语言。他笔下的山川草木，既有自然的真实质感，更有超越自然的哲学意蕴——“源于自然，而又回归于自然；源于心境，而又回归于心境”。

 

（二）、儒家思想的兼容并蓄：担当之骨

袁竹的美学体系虽以道家为灵魂，却并非一味追求出世的超然。儒家思想的“仁爱”“厚德”“担当”精神，构成了其美学体系的另一重要支柱。

 

“仁源义辨”的人文情怀。 袁竹对儒家思想的吸纳，最突出地体现在他对“仁”与“义”这两个核心概念的深刻理解与艺术转化上。他创作了《仁源义辨》这一哲学著作，以学者的赤诚与诗人的敏锐，探寻儒家仁学思想的源流与当代价值-。这种儒家的人文情怀，深刻地影响了袁竹的艺术创作——他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而是以艺术关怀苍生、以笔墨传递大道的“载道者”。他的作品《家国天下》《新征程》等，将逍遥美学与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展现出一种“兼济天下”的担当意识。他对“孝”这一儒家伦理核心命题的思考，也体现出“理性的温情、辩证的思维”，不是盲目礼赞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以一种“与历史、与传统进行深度对话”的方式，重新激活儒家伦理的当代价值-。

 

“厚德载物”的品德修养。 《周易》有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儒家强调以宽厚的德行承载万物、包容天下。袁竹的艺术实践充分体现了这种“厚德载物”的精神——他不仅追求艺术技巧的卓越，更注重艺术的精神内涵与社会价值。他提出“画以载道”，将艺术创作视为传递哲学智慧、关怀人类命运的载体，这与儒家“文以载道”的传统一脉相承。有人指出：“周易，象以载道，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文以载道，袁竹，画以载道。”-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袁竹在儒家文道传统中的定位——他以笔墨延续了“载道”的文化使命，让古老的精神智慧在当代艺术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入世”与“出世”的辩证统一。 儒家讲求“入世”，道家崇尚“出世”，二者在袁竹的美学体系中达成了深刻的辩证统一。他的逍遥美学，不是避世遁隐的消极退守，而是“于喧嚣中守得本心的从容”“于担当中心无挂碍的通透”。正如有人精辟地指出，他的逍遥精神“既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恬淡，亦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时代担当”。这种在入世与出世之间的自由穿梭，正是袁竹逍遥美学区别于单纯道家思想的独特之处——他不是逃离世俗去追求精神的自由，而是在担当社会责任的同时间守精神的自由，在关怀苍生的同时保持心灵的澄明。这种辩证智慧，使他的美学体系既有道家的超然高蹈，又有儒家的厚重敦实，达到了“刚柔并济”的审美境界。

 

（三）、佛学思想的精神滋养：空灵之境

佛学思想，尤其是禅宗的“空性”“禅意”理念，为袁竹的艺术世界注入了空灵通透的精神气质，成为其美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维度。

 

“空性”与水墨意境的交融。 佛学讲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认为世间万象皆是因缘和合的幻象，其本质是“空”。这种“空”不是虚无，而是超越表象、直抵本真的智慧。袁竹的水墨作品，充分体现了这种“空”的美学——他善于运用留白，以虚写实、以无生有，在“无物之物，无象之象”中创造出深远的意境。他的画作《空灵》《梵音乐水》等，标题本身便已昭示了佛学意蕴。在这些作品中，观者感受到的不是具体物象的堆砌，而是一种超越物象的精神氛围——水声、风声、天籁之音仿佛在画中流淌，梵音入画，禅意入墨，让人在静观中进入一种冥想状态。这种艺术效果，正是佛学“空性”思想在水墨中的成功转化。

 

“明心见性”的审美追求。 禅宗讲求“明心见性”，认为人人本具佛性，只需扫除尘埃、回归本心，便能见性成佛。袁竹的创作，同样追求这种“直指本心”的境界——他“不满足于传统绘画范式的束缚”，不走“精工细作”的写实之路，而是追求“笔简而气壮，景少而意浓”的艺术效果。这种“以少胜多”“以简驭繁”的艺术追求，正是“明心见性”思想在审美领域的体现——通过减法，去除繁杂的表象，直抵事物的本质；通过留白，营造空灵的意境，唤醒观者的心灵。

 

“青青翠竹，尽是法身”的东方智慧。 佛家有言：“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这句话揭示了佛学对自然万物的独特理解——每一根翠竹都蕴含着佛的法身，每一朵黄花都显现着般若智慧，自然本身就是觉悟的道场。袁竹的艺术创作，深得此中三昧。他笔下的山川草木，不是西方写实主义意义上的“静物”，而是充满灵性与智慧的精神存在。他画山，山中有道；他画水，水中有禅；他画竹，竹中有佛。这种将自然视为精神载体的创作理念，使他的作品具有了超越视觉审美的精神维度——观画即是参禅，赏景即是悟道。在他的笔墨世界中，艺术与宗教、审美与修行融为一体，达到了“以艺入道”的至高境界。

 

（四）、多元融合的文化智慧：返本开新

道家提供灵魂，儒家提供骨骼，佛学提供神韵——这三种思想资源的有机融合，构成了袁竹逍遥美学完整而自洽的精神谱系。然而，袁竹的思想来源远不止于此。他还“对易学传统、理学和心学体系”进行了深入研习，并“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哲学的诸如黑格尔等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这种“广览博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汲众家之长”的开放态度，使他的美学思想具有了超越单一文化传统的普适价值。

 

袁竹将这种融合多元文化的方法概括为“返本开新”。“返本”，是穿越千年尘烟，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对话；是扎根文化根脉，汲取先贤哲思的精髓；是坚守精神本源，不被世俗功利所裹挟。“开新”，是立足当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诉求，让古老智慧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一“返”一“开”，一“本”一“新”，辩证共生，浑然一体。正是这种“返本开新”的文化智慧，使袁竹的逍遥美学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有鲜活的时代气息，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典范。

 

袁竹的这种多元融合，不是简单拼贴，而是有机化合。他以道家“道法自然”为哲学根基，以儒家“厚德载物”为精神担当，以佛学“明心见性”为审美旨归，以易学“阴阳平衡”为宇宙观照，同时吸纳西方哲学的方法论启示，最终在“逍遥”这个精神原点上达成了多元文化的高度统一。正如他所言：“当代美学必须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对传统的东西进行筛选，去粗取精，批评地继承，然后，以经过改造后的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底，并融合西方文化中一些有益的元素。因为，东西文化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应‘观其会通、而不容偏废’。”这一思想，深刻地揭示了他的文化方法论——在继承中创新，在融合中超越，在多元对话中寻求人类精神的共通与大同。

 

溯源袁竹逍遥美学的生成根基，我们得以窥见一位艺术家的精神家园是如何被建构的。蜀地的灵秀山水孕育了他的艺术禀赋，三星堆的神秘、三国的雄浑、年画的鲜活、佛道的空灵滋养了他的文化血脉，而他对多元思想体系的系统吸纳与创造性转化，则使这份天然的禀赋与地域的滋养升华为自觉的美学追求。正是这份“天时、地利、人和”的完美结合，成就了袁竹作为逍遥画派创始人的独特艺术地位，也为其逍遥美学体系的全面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石。（未完待续）

 

（注：本文已获作者授权发布）